杨逍

　　法国著名作家、导演让·科克托写过一本关于流放和对流放的恐惧之书，叫《存在之难》，我对这个书名印象深刻。事实上，我始终不愿意将我的写作归结到“存在之难”这个宏大的主题上，我更愿意强调我的大多作品都是在讲述“底层（或者小人物）生活的无助以及挣扎之后的无奈”上，尽管这与“存在之难”比较起来相差无几，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一旦对其冠之以“之难”，则多少就有些让人气馁的失望，甚至绝望。但写了这么多年，当我回头对我的小说略加梳理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我的小说从来都没有那种让人期待的“一抹暖色”。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在尝试着“突围”，但很不幸，多数时候，突围是徒劳的，是消极的。及至后来写作的题材宽泛了一些，再用“无助无奈”来界定我要表达的主题，就显得狭窄了。所以，在面对《衰草》时，我觉得用“存在之难”就很有必要了。

　　2014年年底的时候，因为要整理一本小说集出版，我有意将这几年写过的“箭子川道”和“箭子镇”方面的所有小说抽出来，试图合成一本主题小说（我觉得我已经写了不少）。但细究起来，却是令人难堪的，那些自以为是写了多年的一条川道和一个小镇，竟然支撑不起一个薄薄的集子，我才觉得我口口声声宣称的东西，不过是浅尝辄止罢了。于是，便想着静下心来，好好写写它们。那么，写什么呢？在我已经写过的作品中，箭子川道上的那些最为显眼的东西早已经被我零零散散地涉及了不少，当再次对它们审视的时候，便觉得只能撕开那些曾经一笔带过的表象，深入进去，找到那几个业已被我习以为常，却又有切肤之感的痛点来做陈述。很自然的，两个主题就显得异常突兀：养老和婚姻。对，就是乡村的老无所依和少无所娶——这才是真正的存在之难。是以，我首先写了《衰草》《行走之花》等几个短篇用来表达“老无所依”。但随着写作的深入，我发现，要写的越来越多，要说的话也不能在几个短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便又拓展开来，一口气写了十个中篇，将养老和婚姻这两个问题融合进去，形成了一个长篇，这就是《衰草》给我带来的启发。

　　在乡村文学的地位越来越尴尬的时候，年轻一代仍然坚持着对乡村的书写，这多少都有点自讨苦吃。这些年，有人大胆断言乡村文学将死，提供了两个理论依据，其一是老一辈功成名就的作家们写尽了乡村，年轻人再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的高度，他们会令后辈望而却步;其二便是乡村将亡，城镇化将村庄逼得无处安放，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村庄成了孤魂野鬼，乡村文学也会跟着乡村的消亡而消亡。我一直生活在乡下（除了上大学的几年混在城市之外），亲身感受着乡村的一点一滴变化，也始终坚持着对乡村的书写，这就像是一种写作的义务和责任——至少目前是这样。同时，我也有一个明显的体会，乡村文学越来越不受文学期刊的重视，城市文学开始变得主流起来，因此，上述的论断也似乎变得合情合理。这对像我这样的写作者而言，写作本身就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不合众。但不管怎样，在我看来，在乡村还未真正消亡的现在，保持着一种带有警惕性的书写仍然很有必要，譬如写一条川道，写一个小镇，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事，仿佛从一开始，就非要写它们不可。

　　诚然，老无所依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在当下的这种背景中，却显得日益沉重。在即成的事实中——乡村越来越空，一部分农民进了城，村庄日益衰亡;一部分农村被“城镇化”，由某某村改成了某某镇。但不管怎样变，至少在当下，农村仍然存在，农民的基本属性也仍然存在，农民的生活之难反而因为时代的变迁越发显得异常尖锐。原有的稳固的生活状态被打破之后，农村秩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的认知和理想也因此大相径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在动中求变，而我们的制度和一些相应的后备措施却没有紧紧跟进，这就使得农民的理想和现实出现了矛盾。那么，那些家境不好，或者自身有点问题的年轻人，就面临了婚姻的巨大压力，少无所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而那些逐渐老去的人，在不愿跟随年轻人进城的时候，他们的处境就令人担忧，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存在之难。《衰草》主要写了素有五虎上将美称的周家弟兄五人，在商讨母亲的养老问题时，发生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一连串反应。我想通过“五个之多”来衬托故事的戏剧性和荒诞性，而最终却是以母亲在兄弟们的斗殴中命丧黄泉来结束这种“商讨”，让故事停留在令人唏嘘的悲哀中——这也许就是母亲最为合理的归宿。

　　感谢《小说林》给了《衰草》一个机会，也给了我一个说话的机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