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莉 闻 如

　　与文字长相厮守的人
——《创作评谭》文学杂志社主编王晓莉访谈录

　　◎王晓莉 闻 如

　　王晓莉：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现居南昌。1989年进入江西省文联《星火》文学杂志社工作。先后担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2011年担任江西省文联《创作评谭》文学杂志社主编，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出版有个人散文集《双鱼》《红尘笔记》《笨拙的土豆》。八人合集《怀揣植物的人》《当代先锋散文十家》等。作品入选《21世纪散文典藏2000—2010》《21世纪2005年度散文选》《21世纪2006年度散文选》《2006中国散文年选》《新世纪散文选》《散文2007精选集》《散文2009精选集》等多种国家级选本。作品曾两次获江西省谷雨文学奖、《散文选刊》“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天津百花文学散文奖入围奖等。

　　闻 如：南昌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闻 如：知道《小说林》“名刊名编访谈”这个栏目吗？有读过吗？

　　王晓莉：知道。我一直很关注文学编辑同行们的活动与思想。《小说林》这个栏目便成了一个了解的窗口。我所供职的杂志确实是江西省非常重要的文学阵地，但我也知道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著名名刊。之所以接受这个问答，是源于我编辑生涯中结下的一段文字友谊。因为最近还在生病中，有些回答也许并不准确，思考也许欠周全。抱歉得很。

　　闻 如：先说说怎么当上编辑的吧。据我所知，很少人做编辑是出于最初的理想。你呢？

　　王晓莉：理想可以天马行空，职业有时却由不得选择。特别是对一个年轻人而言。我起先做编辑，也是出于职业的选择。

　　由于从小嗜爱阅读，中学时代我的理想其实是做一名可以写作的图书管理员，以至报考武汉大学时第一志愿就是图书馆系（我以为图书馆系毕业出来就是做图书管理员）。结果我读了中文。大学毕业后，有几个月工作落实不下来。看到周围同学纷纷上班，我也很着急。在几家单位遭遇婉拒后（有一家行政单位说不需要女性），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托了个熟人带我去江西省文联求职。见了当时省文联机关文学刊物《星火》的主编。主编说，写几个字吧。于是写了几个字，主编看看说，嗯，字写得不错。这就留下个不错的印象了。过了一两个月，通知来了，说我可以去《星火》杂志上班了。于是，做梦般地成了一个文学编辑。说是“做梦般”，是因一时也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大学毕业，你不能总待在家里，总得有份工作生存。

　　闻 如：没想到的是，你这编辑一当就是二十六年。

　　王晓莉：是的，这就说明这职业还是适合我的。同时我与这职业还是有很深的缘分的。

　　《星火》文学月刊创办于1951年，是江西省最有名的老牌文学刊物，可以说江西每一代文学写作者都从这里起步、起飞。我起初分在诗歌散文组。跟着李耕、秦梦莺两位省内卓有声望的老编辑学习。李耕先生还是国内散文诗界居于金字塔尖的作家。那时还没有电脑化办公，我的任务是对来稿做最初的拆阅与筛选，觉得可行的稿子便提交给两位老编辑。不行的稿件，便一一给作者回复。这个“一一”的意思，就是“每稿必复”。工作量还是挺大的。虽然回信有的只有短短几行字，但是编者与作者之间这种文字的传递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与非常多的作者建立了持续的、良好的联系，其中有许多发展成了后来的友谊。这个工作流程的美好与重要，是直到后来“无纸化办公”的逐渐推广，我才看清楚的。因为当我们打开电子信箱，电子“剪刀”一咔，一删除，那篇稿件就从你的眼前彻底消失，作者与你的联系也就彻底中断了，什么痕迹也没留下。

　　1989年直到1990年前半段，对于我的编辑生涯虽然只是不长的一段时间，却极具意义。那时文学的黄金时代虽然已近尾声，却犹未结束。人们从内心深处热爱文学、追求哲理、拥抱理想。80年代的理想主义、人文主义仍焕发出熠熠光耀，人们的精神状态仍是明媚向上的。我有幸承接了这最后的照耀。可以说，这光泽也一直时隐时现在我的编辑生涯中，从未中止。它令我内心有一样标准，我知道最好的文学、最好的杂志、最好的编辑是怎样的。

　　闻 如：一直在《星火》杂志编诗歌散文吗？

　　王晓莉：没有。后来杂志有一段时间改版，于是编辑故事和小小说。2007后编辑中短篇小说。到了2011年，我又调到文联另一个文学杂志《创作评谭》，连文学评论也编。可以说，文学的所有体裁都编过。从责任编辑做起，我干过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直至主编。我甚至还画过版。杂志社所有的流程我都熟悉。截至目前，我没有从事过第二种职业。

　　闻 如：这算是一种遗憾吗？

　　王晓莉：算是宿命吧。而且也觉得这个职业对我而言正正好。安静、内在的丰富、与文字不厌的缘分。都在其中。

　　闻 如：那么你对编辑职业一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理解。请多谈谈。

　　王晓莉：1.我定义的编辑,是发现者，寻找者，他的工作有些像探矿队员，四处搜寻之后方有可能如获至宝。当编辑在纸堆中寻到一篇上好作品，他仿佛看见了这篇作品后面那个已经或即将属于文学的人，他的欣喜不言而喻。这时，他又成了受馈赠者。他接受到的，是一份文学的馈赠。

　　同时，我一直觉得编辑是作品的完成者之一。作品写成后，实际只完成了一半或一大半。它必得经过发表出来，与读者见面，才算最终地完成。而最后这一环，正是通过编辑实现的。编辑的重要不可小觑。很多文学爱好者津津乐道于雷蒙得·卡佛与他的编辑戈登·利什之间的恩怨。利什欣赏卡佛，但对卡佛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都予以删修。现在公认的是，卡佛的“极简主义”文风是利什删出来的。某种程度上，利什成就了卡佛。但到了卡佛已功成名就的晚期，他试图反抗自己的编辑这样大刀阔斧的风格。他直到去世之前还在制止经过利什删修的自己的作品《新手》出版。

　　当然这个例子是一个极致。但我其实非常感动于这样的编辑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是恩是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彼此成就了对方。

　　2.编辑应该像狗一样有个灵敏的鼻子。编辑的“嗅觉”很重要。

　　很多老编辑都有这样的体会，拿到稿子后，看上开头一段或是在中间随意挑选一节阅读之后，对这个作者的基本功、他的遣词造句风格，他字里行间是否有光泽是否潜伏才华等等，就会有个基本的判断。这就像一个服装师拿到一块布料，木工师傅瞄上几眼眼前的木料，就会心中有数一样，源于一种熟能生巧的职业“感觉”，大致是错不了的。同时，眼尖的师傅，往往还能从这一小截“料”上看到是否有制作成大作品的前途。具体到文学稿件，用我们文学编辑的行话来说，就是一看就知道，眼前的这个人“能写出来”还是根本“写不出来”。

　　从这个角度言，编辑必须是个极其敏锐的人。迟钝的、昏昏欲睡的人，当不了好编辑。

　　3.做一个编辑不必要求一定也要写作。但是对写作的理解却一定要与写作者同步。他对写作的理解必须尽量做到口味纯正、尽量接近最高的文学真理——这有点像传记文学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作者必须对传主达到最高的理解，好的传记作品才可能诞生。

　　编辑对于写作过程、写作者的状态是一定要了解、理解的。特别是相对成熟的写作者，他所写下的每一行字其实都是由于文章内在的需求所产生的，都有他的理由。因此，除非编辑有特别的画龙点睛式的建议贡献出来，我并不赞同很多编辑所提倡的亲自操刀为作者来稿进行大量修改。因为编辑的职责是披沙沥金，把大量差作品剔除出去，把好作品好作者推荐给读者。他并不是批改中学生作文，以提高学生普遍作文能力为己任的老师。所以，在编辑过程中，我觉得编辑一定要尽量融入作者营造的气场，体会这气场是否纯正、是否强大、是否动人。若是，则恭喜你，你遇到一篇好作品了。若是气场芜杂、微弱，这篇作品即使做再多的修改，也是接近于无意义的。

　　4.编辑和编辑有着不一样的使命。

　　我曾经与一名企业报纸副刊的编辑聊天。他的报纸副刊所选用的企业员工的作品，在我看来有些是不入流或是不太够发表水平的。但是他跟我说，阅读稿件时，我总是抱着希望看下去。这篇不行，也许下一篇就行了呢？而且偌大一个七八千人的企业，能写、会写的也就只有几十个吧。可得珍惜呀。

　　他的话令我触动，同时也有共鸣。植物生于江南，得天独厚，郁郁葱葱。而植物长于沙漠，却要经过无比的挣扎与努力，且依然瘦弱贫瘠。但它们的价值是同一的。甚至后者更有其存在的必要——只有一棵在沙漠中依然经久生存的草，才可证明生命是何其有力量。作为省级文学刊物的编辑，我也常常苦于看不到好稿件。当我翻阅《收获》《人民文学》时，很容易就感觉到这些刊物的好稿如云。而当下的省级杂志却明显好稿不足。加之经费、稿费也有限等等，这也是导致流失部分好稿件资源流失的原因。同为编辑，也许那些名刊大刊总是处于“被求”状态——被好作者好作品求着在刊物上发表。而我们乃至更低一层级的编辑，却往往是处于“求”稿状态——寻求好稿好作者成了最重要的任务。但这从未妨碍我们的工作。作为省级文学期刊编辑，任务就是发现、扶植省内文学新秀，为本省文学打个厚实广大的“底子”。当一茬一茬好作者成为省内文学中坚，并走向全国的时候，省级期刊编辑的价值就体现了出来。

　　所以，同为编辑，使命与价值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闻 如：啊，聊了这么多当编辑的体会。那么我们来到当下吧。当前文学杂志的生存普遍受到冲击或威胁。你怎么看？有忧虑或是仍然乐观吗？

　　王晓莉：我的信念就是，文学不死，文学杂志就不会死。但是在时代的前行中，科技的发达、人们精神的愈加丰富或说光怪陆离、以及体制的种种改革与变化，这一切一定会促使文学期刊走向一个新的整合或变化。比如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同人刊物的出现，小众的、但是更为专业与精致的。比如我也相信会有一小部分年轻时执著文学，而在中年后经商或从政的人，在有充盈的经济基础或是话语权之后，他们会用另一种形式回到文学，回到文学刊物。算是圆梦。

　　闻 如：你也写作多年。那么聊聊编辑与写作的关系吧。

　　王晓莉：我的编辑职业与写作生涯几乎是同步的。编了多少年，就写了多少年。两者绞缠一处。完全就是一个与文字做伴、乃至长相厮守的人。

　　一个自己也写作的编辑，在阅读他人稿件时有时想法是很有趣的。当看到好稿，我会想，自己也来上这么一篇该有多好；同时，当我看到坏稿件时，我本能的想法是，还不如我自己来写上一篇呢。所以，我相信编辑稿件的过程，是一个会不断刺激我的写作欲的过程。但是也是因为阅读了太多的作品，何为好作品何为滥文字我心里一清二楚得很，这也就很容易造成“眼高手低”“读远大于写”的毛病。往往会在这样的心理障碍前止步：你还是不要轻易下手吧。不要在过多的文章垃圾上制造出新的一堆来。

　　所以我一直是个低产写作者。但是我也并不着急。文字是生命陪伴，这就够了。慢慢来，好东西在后头。我常常这样跟自己的作者朋友和我自己说。

　　另一重体会是，通过日积月累的写作，我可以更为理解自己所编辑的那些稿件，作者们是如何在一盏灯下孜孜以求，达摩面壁般完成的。我也曾体验过自己的稿被其他编辑删到偏离本意或是消失了“原味”的时候，心里的那份不痛快。这使我本能地更为尊重每一篇来稿——我前面也说过，我不太愿意过多地删修来稿，也正是出于此——对于成熟的写作者而言，每行字，每个标点都是有它诞生的理由的。有时它貌似是不合语法规范的，但是从内在的情感的流露、从个人性情的释放上论，它又是极其合理的。这时，作为一个编辑，就必须支持这种“不规范”，保护这篇作品的完整与独特。因为从根子上来说，写作者正是通过这“独特”与他人区别开来的。

　　同时，通过编辑作品，我也认清了自己写作的边界。我知道什么是自己不可以碰的，什么是自己可以操刀的。有段时间我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状况非常关注，收集报纸、电视上关于留守儿童的故事与报道，心里念念不忘。但是后来我编辑了诸多这个题材的作品，其中有写的非常好的、打动我的东西。我发现，这些稿件写的好的作者全都是有农村生活经历，对农村生活深怀经验与感情的人。他们所截取的细节，很多是一般人的想象力难以企及的——它必是来源于亲历的生活。而我不仅未在农村生活过，甚至还没有机会接触到任何一个活生生的留守儿童。我渐渐打消写这个题材的念头。把关注、忧虑、悲悯留在自己身边所熟悉的那些小人物身上，甚至留在自己身上吧。仅仅有理性的部分，也许可以写论文或是哲学思想，但对文学而言，是下不了笔的。

　　可以说，我写作的边界篱笆墙，有一部分是在编辑工作中扎起来的。我在墙边眺望一会儿远处风景，然后低下头，干自己熟悉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