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洪龄

　　昨日沧桑

　　◎戴洪龄

　　我记事早。那年端午，我四周岁还不到，大弟弟出生了，因为第三胎生了个儿子，父亲自然是高兴的。他乐呵呵地忙进忙出，陶然于恭贺声中。可是，就在这种喜气洋洋的时刻，我却听到了一种恶意的嘀咕：

　　“噫，神气啥呀，伊老底子是只黄皮狗呀！”

　　另有声音应和：“是呀是呀，呶，斜对门里那位，还是只黑皮狗哩！”

　　我一听就知道不是好话。可我又不太明白，到底啥意思呢？什么黑皮狗、黄皮狗？

　　我不知道该去问谁，如果在以前我会问爸爸，可是刚才，爸爸朝我脸上甩了一个巴掌。因为在一片“生儿子啦”的恭喜声中，我却跳着脚大喊：“妹妹！妹妹！我要妹妹，我要妹妹！”于是脸上就挨了一下。我才不问他！

　　很快，我就弄明白了！黄皮狗，原来是指被打倒了的国民党反动派、蒋匪军！而黑皮狗，则是指旧社会里作威作福的坏警察。我并没有问任何人，我自己无师自通地从小人书上和到处张贴的宣传画上得知了的。黄皮狗与黑皮狗都被画得那么丑陋和猥琐，在一只无比巨大的拳头之下或一只同样无比巨大的脚掌之下，黄皮狗与黑皮狗们或被高高地拎起，或被死死地踩踏，它们瑟缩可怜地挣扎……

　　可是爸爸……可是……我的……爸爸……

　　尽管我还小，却已经能从大人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背后，从那些不经意间的撇嘴、挤咕眼之类的小表情、小动作里感受到一种压力与隐忧，父亲身上的政治胎记给了我一种莫名的紧迫感。

　　等我上了学，就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时，我们是半日制，即只上半天的学。而不上学的那半天，老师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温课小组，还指定我家为温课小组的点儿。父母当然支持。考虑到我家楼上安静，少打扰，光线还好，父母就让我们到楼上去做功课。我家住那种简易木板楼，一上一下两间房，各十六七平方。小孩子们绝无二话，高高兴兴脱鞋上楼。

　　就在楼上，做功课的同学很快就发现了压在写字台玻璃板底下的照片，其中就有父亲在装甲坦克上的照片。记忆里，父亲那样的照片有四张，是过去120型的黑白照。四个小伙子位置交叉地站立在坦克上，很帅很酷的样子。温课组的同学们看到这些照片惊叹起来：“哇，你爸爸开坦克啊！哇，你爸爸当过解放军啊！”……我一听就窘了，父亲哪里是解放军呢。在那时，解放军是非常令人尊重和敬仰的，属于“最可爱的人”。许多小男孩的梦想就是：长大当个解放军！

　　我支支吾吾。而那几个同学，嚷嚷了一通还嫌不够，又径直问到父亲本人头上：

　　“阿叔，侬是解放军啊？

　　“阿叔，侬开过坦克啊？

　　“阿叔，侬打过坏人吧？”

　　父亲也大为惊讶大为窘迫大为尴尬。他似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遭遇到这样的提问，面对着仅仅七岁的稚童……

　　这件事，让我的心忐忑了好些天，我生怕人家一次次地追问下去，更怕人家到处散布。还好，这些都没有发生。那时候，真正救了驾的，是孩子们一片纯正无忌的童心。事实上，照片上人的衣服上肯定有国民党的徽章，或许坦克上也有，但是照片很小，辨识不清，还隔着一层厚厚玻璃板；而孩子们更小，根本没想到要去辨识什么。事情算是过去了。

　　但我的父母还是警觉起来，马上找了借口，不再让我们到楼上温习功课了，只让在楼下。随后，我把这件事情忘脑后了。有一次，我与同学跳猴皮筋，其中一位洋洋得意大讲她的当上飞行员的小叔叔，讲她的小叔叔穿上军装拍照，如何如何神气……她在那头眉飞色舞地讲，我在这头听着听着，就想起了爸爸的照片，心头一紧，把猴皮筋扔下不跳了，连忙朝家里奔去。奔上楼，奔到写字台边，却看到玻璃板底下，已然没有了父亲在坦克上的照片！玻璃板底下空空荡荡。

　　记得当时，我竟然是大大地松了口气。

　　那些照片具体是怎样毁的我说不清了。只是现在，我们再也无法领略父亲当年在装甲坦克上的勃发英姿。

　　紧接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来了。

　　与三面红旗一起来的，还有三年自然灾害三年挨饿的日子。

　　与此同时，又有“忆苦思甜”“革命歌曲大家唱”等一系列抵御灾难的、高强度的政治思想教育相伴而来，那年我十岁。

　　那时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听“隔壁戏”。自己家没有收音机，就常常侧着耳朵趴在墙壁上，听邻居家的收音机。而且我只关注“每周一歌”，我就是从“隔壁戏”里，熟知了马玉涛、马国光、贾世俊、王昆、郭兰英、郭颂等一大批当时的著名歌手和歌曲。

　　那时，我自以为学会了所有的革命歌曲，所有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十送红军》《黄河大合唱》《南泥湾》……

　　每当我学会一首新歌，总不免拉开嗓子大唱特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父亲听到了，他接口就来：“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爸爸，你也会唱啊？”

　　爸爸笑了，脸上露出少有的得意之色。

　　然后我唱：“红日照遍了东方——”

　　父亲就接：“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父亲唱起歌来，字正腔圆，绝对有范儿。

　　父亲压低了声音悄悄说：“我年轻的时候，唱的就是这些歌曲嘛，我们部队上教的嘛。”

　　我听了一怔：“他们”部队里，也唱这样的革命的歌曲？

　　有一次父亲径自唱道：

　　“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父亲唱得铿锵激越，而我却不会唱。我惊讶又着急地说：“这首歌挺好的啊，怎么我们老师没教？”

　　直到2013年，我在第六期《收获》杂志上，读黄永玉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竟然看到了这段歌词。而这时，父亲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

　　以后才知道，当年老师没教我们的东西很多很多。

　　当年，老师竭力向我们灌输：红军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嚼树皮，直至神奇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胜利！校长说：“我们要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葆有信心！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校长还说：“我们不能菜篮子里看形势。‘菜篮子里看形势’，那是家庭妇女的短见！”

　　那时候，各家各户的菜篮子委实是清汤寡水，每人每天仅仅二两蔬菜，一个月二两猪肉，一个家庭，每月只能购买半斤（三口之家的小户）到一斤（三口以上的大户）的鱼，而且全部都要凭票凭券。家庭主妇们怎能不怨气冲冲。

　　

　　主人公戴志奎夫妇年轻时代合影

　　我对三年自然灾害有切肤的感受：先是我妹妹得了肾炎，每到她去医院问诊的日子，我就得早早起床，我要抢先一步，专程去医院为她排队挂号。其次妈的脸和腿浮肿了，因为她不吃早饭，轮到她盛粥的时候，锅已经空了，而我的弟弟一边咔咔响地刮着空锅，一边舔着勺子嚷嚷：“我还要吃的，我还要吃……”妈叹了口气，空着肚子走了。不到一年，她的脸和腿都肿了起来，一按一个坑。跟着，我爸则不再请客。本来，我爸每年元旦前后总会请一次客。主要是请一下与他搭班的几位同事。我父母双方在上海都是无亲无故的，平常家里几乎没有客人来往，爸爸请客，就成了我家盛大如同过节般的事情。每到爸爸请客的那天早上，母亲会为我们几个孩子换上干净衣服。爸爸请客那天，小孩子不能上大桌，会给我们碗里夹上许多的菜，让我们在一边的小桌上吃。我们当然愿意爸爸请客，因为请客之后的好几天里，饭桌上油水足足的。可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来，爸爸就不再请客。

　　然而校长说，我们要把眼光放得高一些、远一些，要看到未来，看到共产主义的未来！

　　共产主义好啊，共产主义我晓得的。二年级时，一天放学，猛地发现，家里的面貌陡然一新了！四壁贴满了锃锃亮、簇簇新的宣传画图片。父亲笑眯眯地说，来嘛，看看吧，共产主义就要来了！

　　共产主义就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图片印入我脑中。共产主义一来，人人都会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而外面的世界亢奋着，全国人民正在“赶英超美”，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至于我们小孩子的任务，就是用课余时间拣废铜烂铁，为1070万吨钢铁而奋斗，还要为除四害讲卫生去拍苍蝇。赶上周末的话，则要到郊外，就是现在紧靠着内环线边缘的龙华一带，去那里割猪草。周一早上，再把猪草交到学校的养猪棚里。当时有一个口号：猪多、肥多，肥多、粮多……连我们小学校也养起了猪。

　　就这么兴奋地跃进了一年光景，形势又陡然一变，闹起三年自然灾害了，市面上开始物资紧俏，吃的用的，样样不好买。买东西的地方总是排着长队。上头就发号召，要求全体人民勒紧裤腰带，跟党同心同德，共赴时艰。

　　也因此，全校（也许是全区、全市，抑或是全国）开展了“革命歌曲大家唱”活动。唱红歌的历史于我，可以追溯至此。

　　我学会了许许多多的抗战歌曲，像：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黄河大合唱》里所有的歌曲，我都学会了。像《黄水谣》《黄河怨》，那是颇有难度的女高音独唱曲目，我也会了。只是爸爸唱的这首《向前走，别退后……》，我们老师怎么没教呢？

　　父亲说，会唱这首歌的人很多的嘛，中国人普遍会唱的嘛。桂英，你也会唱吧？”父亲试图从妈那里得到一个印证。

　　妈却说：“我不会。”

　　当时，我妈正在摆弄一家人的午饭——一大锅面糊糊菜汤。锅里水已经哗哗大开，菜——所有昨天剩菜的碗底子，再加半棵切得细碎的卷心菜——已经下锅，我妈专心对付着她手上那一小碗面糊糊，她就是要把这一小碗面糊糊下到那一锅哗哗大开着的水里面，这样，一小碗生的面糊，就能煮成一大锅熟的面糊。

　　父亲在抱怨：“唉，你这个人，怎么连个歌都不会唱嘛？”

　　父亲说话归说话，手上可没闲着，通常他是在给我们补袜子。那时候，尼龙袜还属于较为高级的物品，还没有普及到我们的脚上。我们穿的纱袜线袜，时常一两天就露了口子，怎么办呢，扔是舍不得的，要穿呢，就只好把窟窿补上。而母亲太忙了，她要顾及一家六口的食物与衣服，同时也要上班，虽说生产组里每月工钱只有三十来元，但她看得很重。她每天夜里总要在灯下缝缝连连地直到深夜方才睡去。看到母亲饿得浮肿起来，父亲一改过去甩手掌柜的做派，也认真地过问起家里的衣食起居。恰好父亲被公司安排到郊区开车，后来还不让开车了，要他参与郊区农村的“打沼气”。初始，父亲对这个安排是有怨言的，我听到过他在枕头边上对着母亲抱怨：

　　“娘锡屁，狗娘养的书记！狗娘养的车队长！凭什么要我去郊区啊？凭什么！”

　　分明是一种发配啊。不过怨归怨，去还是要去，因为他绝不能再丢失每月八十来元的那一份薪水。但慢慢地，他不怨了，他发现去郊区可以从农民手上买回一些稀罕的农副产品。尚记得那时，我们几个小孩子，就盼着爸爸轮休回家的时刻，我们总是掐好了时间，眼巴巴地到弄堂口去接他，见到爸爸，我们就争着抢着，帮他把提包拎回家来，然后迫不及待“哗”地一倒，提包里总会有好东西滚将出来，比如：几只红薯，几只洋山芋（土豆），或是一块大手帕里包着的几斤黄豆。还有一次，提包里骨碌碌滚出来几只洋葱和若干大蒜。看到我们一脸失望，父亲就说，洋葱、大蒜是好东西哟，也就是上海人嫌弃，上海人嗲煞罗，说什么臭来兮臭来兮，臭什么臭，他们不要我要！母亲也说，有吃的就好，什么臭不臭的。然后父亲又小心翼翼地从上衣口袋里摸出几个鸡蛋，哇，我们的眼睛都亮了。还有几次，父亲竟从郊区拎回来一大串味道很冲的猪大肠。父亲用冷水、热水交替着把猪大肠冲洗了，又用盐和醋，再次地反复地搓揉。经过那样一番精心洗涤，猪大肠的异味确实少了许多，这才放进大锅里，加上葱姜料酒与桂皮八角一起炖了。那一锅猪大肠，让我们一家人吃得头上冒出汗珠子来了。

　　父亲见母亲太过辛苦，还体贴地包揽下补袜子这宗粗活。他说，这个，我干得来。他自称，在部队里学过。在部队里还打过草鞋呢！这话让我很是疑惑，打草鞋，那似乎是红军、八路军的专长呀，怎么父亲也会？父亲还说，你们不懂，穿草鞋自有穿草鞋的好处，穿了草鞋不会烂脚丫子。父亲甚至说了一句经典话语：艺多不压身。一个孤身在外的人，会的越多越好。但父亲到底是男人家，补袜子的时候，他要将袜子穿在一只“袜托板”上，“袜托板”有似脚的模型，有了“袜托板”，父亲补起袜子来就有了依托。父亲行针运线也是一种大开大阖的样子，对于那些绵软的布帛，父亲实在是大力小用了。他的针线虽说整齐，却又有着向一边倾倒的趋势，不过，这等水平的针线，用来补个袜子倒也无妨。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读到黄永玉写的歌词，就想起了当年，想起父亲边补袜子边唱歌的情状，想起那铿锵的节奏和旋律，还有父亲唱歌时流露出来的激昂神情，以及他带着浓厚川味的嗓音。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一一地涌上心来。

　　父亲生于1920年7月。

　　1938年初春，在老家四川成都，父亲应征入伍。

　　而他一脚踏进的，却是国民党的王牌、蒋介石的嫡系、最为蒋介石倚重最牛气的全副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父亲对我说过他们部队的番号，但在当时，我感觉很是繁琐：什么第几战区、第几集团军、第几……怎么我们的历史书上，就没有“第几战区”这一说法呢？

　　那时，我似乎很不情愿去记住关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些繁复的东西。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简单点吧，就说你是第几军、第几师的？军长、师长是谁？

　　父亲回答：新五军，200师。军长嘛，最初是徐庭瑶，副军长杜聿明。师长就多了，彭壁生、郑洞国、邱清泉……

　　我听了大骇。倒吸着一口口的凉气，战犯啊！不都是校长在大会上痛斥过的战犯吗！在我刚学过的一组沈亚威写的歌颂淮海战役胜况的歌曲：“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息……”在歌里，邱清泉们处处挨打，白痴一样，杜聿明则被毛主席点了名：《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再加上父亲后来还提到过的胡宗南、汤恩伯，都是些什么人啊？都是坏人！属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且，三大战役之后，他们也大都没有好下场，不是惨死，就是被俘，就算侥幸逃掉的，也落了个“夹着尾巴逃跑了”的下场。

　　父亲的青春年华，怎么是和那样的坏蛋们厮混在一起的呀？这也太不光彩啦。

　　“爸爸，你为啥要参加国民党部队呢？”

　　在我的心里，也曾经有过许许多多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好奇，他们住怎样的营房？他们吃怎样的伙食？他们怎样去打仗？我知道父亲是打过仗的。而我又很是忐忑，我的这种好奇，岂非大逆不道？

　　而且在我内心，还有一层没说出来的意思：爸爸，当年你怎么就没去参加革命呢？怎么就没去参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参加新四军呢？

　　父亲回答了：为啥？嘁，你以为我非要参军呀？那是去打仗，打仗懂不懂？娃儿啊，打仗谁不怕？掉脑袋的事情。问题是日本人打来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征兵站的人，站在大街上，手里拿着小喇叭，反反复复地就讲这句话。你们小孩子家哪里知道当时的局势。那个时候，抗战的呼声硬是相当高的嘛，不打走小日本，中国人就要当亡国奴！上头委员长，就是蒋介石，他有号召的嘛：“人无分男女，地无分南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那时十八岁，正当年嘛。再说，找到你头上来了，你怎么能说我不去？我家里四个男丁，我年龄最合适。再说，歌里不是唱了嘛“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日本人打进来了呀！当然啰，也有不少人是躲起来了。有钱人家的少爷，一听到征兵就躲了起来了。人都是怕死的嘛。可是，我往哪里躲？家里就一个老母亲。再说，我那时给人家当学徒，学得也忒没劲了！看看老板，就是我的堂伯，他对我也算不错，教我认字，教我打算盘；他一年到头，整天就是头上顶个瓜皮帽子，身上穿着长袍马褂，整天躬着个腰，这里晃晃，那里晃晃，手里还整天端个水烟袋，抽起来呼噜呼噜地响。就他那个样子，我真是看够了。我是至死也不想让自己活成他那个样子的！十八岁的时候，我是太想走出家门了。所以，当兵就当兵嘛，走就走嘛！

　　父亲还说：“况且这个机械化部队，也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是要经过考核。”那年月文盲多，机械化部队是不要文盲的。

　　父亲并没有正式进过学堂，六岁那年，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我祖父因病过世。当时的父亲，被家里送进私塾，刚念了《三字经》《百家姓》等开蒙读物。由于祖父的过世，他便辍了学。祖父给祖母遗下五个孤儿，我父亲最小，他上头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姐姐几年后也去世了。仅祖母与他们哥几个活了下来。父亲曾被富有的亲戚收养过，但父亲到了别人家里，不吃不喝，直着喉咙嚎哭不休，生生把自己哭成一根藤藤，亲戚养不了他，只好再把他送回祖母身边。稍大一点，他就像他的哥哥们一样，去了亲戚家的书店、绸布店，在那里当学徒。父亲在文化上也算是有了一点儿长进，他能打算盘了，也能囫囵吞枣读下七侠五义一类的旧书。然后，赶上抗战爆发，他就参加了国军。

　　令我奇怪的是，在父亲所唱的抗战歌曲中，竟也包括那首《延安颂》。一次我听他很动听地唱起：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平坦的原野，群山结起了坚固的围屏……

　　我说，咦，这不是《延安颂》嘛，怎么你们也唱？

　　父亲说，那时国共合作嘛。我们驻守华阴、临潼，还跟八路军办事处的人一起打篮球的嘛！父亲又说，同样的，他们来开会，也要唱我们的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那么，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要去那边……

　　哪边？

　　那边，就是去延安那边嘛？

　　没有。

　　（哎呀呀，我在心里叹息。父亲真是没有觉悟啊）

　　父亲又说：其实，他们那边的人倒是阴着找过我好几次，要我把战车开着，开到他们那边去！（在四川话里：‘阴着’即是偷偷的意思）

　　那你怎么不去呢？

　　那怎么可以呢！再说了，这可是要杀头的事情！

　　（哎呀呀……）

　　父亲说，当兵后，受了多半年的基本训练，战车才分到他们手上，多少人眼热啊。在华阴、临潼的时候，他也只是刚刚掌握了装甲车的基本操作要领，刚刚通过考核。

　　父亲说，从我登上战车，长官们就在耳朵边一遍遍地叮咛：要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爱护你的战车！头可断、血可流（这话何其耳熟），战车不可丢！好家伙，我怎么可以把战车开过去！

　　唉——（我在心里不停地哎呀呀）

　　我又问父亲：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来劝说（策反）你的呢？

　　那时候我们一起开会，一起唱歌，一起打球，有一个挺年轻的人，经常坐到我的身边，他起先总是夸我歌唱得好，又东拉西拉地问了一些话，一来二去就熟了。有一次打球过后，看见周围没有人，他就悄悄问我，想不想去延安？

　　那人还说，眼下看，那边是苦一些，不过以后会有大发展的。还说，只要你去了，肯定会特别地优待你！还说，那边官兵一致，非常平等，你去了会很有前途……

　　那你呢？

　　我哪能去呢。

　　父亲讲：我也跟他说了，我们这边也是官兵平等的嘛，长官对我们也是很好的嘛。我们的彭长官，爱唱京戏，看到我们学得荒腔走板，就笑着走到我们中间来，重新一句一句地教我们，直到把我们教会。一点儿架子不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军长老婆。她来部队看望我们军长，就穿一件蓝布旗袍，一点儿胭脂花粉不搽，看上去就像个学堂里的教书先生。她跟着军长一起视察我们训练，她倒是大方，就跟我们的军长胳膊挽着胳膊地一起走了过来。脸上笑盈盈的。我们一群当兵的，看着她，心里是好生的欢喜哟。她就像一个亲切的大姐姐嘛。到了晚上，她还来我们驻扎的营房里，就是她，教给了我们怎样发电报。信，我们都会写，但是打电报不会。她就教我们，怎样用几个字，或十来个字，简单扼要地表达一个意思。比方说，平安到达了某地，或者已经顺利到达，她说，只消发“安抵”就可以了。

　　难怪呵，后来我下了乡，有了探亲假，父亲曾特地嘱咐我，要我用“安抵”两字给家里来个电报，道声平安。而我，压根就没给家里发过电报。因为父亲不知道，下乡时，想要发个电报，必须先请上一天假，去一次县城，要在虎林县的邮局里才能将电报发出去。这样的话，出一趟门，少到家了，也得花上个五元八元的，那可是我四分之一的月工资！再说，有这来回折腾的工夫，写封信，贴张八分钱的邮票，全解决了。

　　只是，那位军长和他的夫人，现在无从问起了，父亲已经故去二十多年。很遗憾，当年听父亲讲述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要去细细探问，只顾在心里哎呀呀地抱怨，抱怨父亲没有觉悟，抱怨他怎么就没有去参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参加革命。

　　后来我上了中学。重点中学。

　　中学与小学是大大不同了，中学全日制，要带中午饭。那时，每天早上六点多，街头有一群疾走的十几岁孩子，他们斜背着书包（不像现在是双肩包），手里拎一只网兜，网兜里装一只饭盒，脚步匆匆往学校赶。这是六十年代上海早晨的一种街景。

　　进中学后，我常常在家里的饭桌上报告学校里的见闻：

　　我校干部子弟特多。他们的父母亲，都是社会各阶层的头头脑脑，有的甚至是这个城市的父母官。我校的干部子弟，一听他们说话就知道了。

　　因为干部子弟是不说上海话的，他们说普通话。他们任何场合都说普通话。而他们的普通话，又是很怪的，是一口带着阿拉上海腔的普通话。在干部子弟集堆的地方，听上去就是一片‘巴啦巴啦’的声响，好像有谁往那里撒了一把炒蹦豆子似的，响得生生脆脆。只要听到‘巴啦巴啦’的腔调，你就可以确定，此人非干部子弟莫属。

　　我校一位女生，她从来不戴红领巾，因为她没有入过队。她的胸前总是挂一个金质的十字项链。不过她的英文特别好，据说她从小就会说英文。（“文革”中有大字报揭发，她的妈妈当过马歇尔的秘书。马歇尔知道吧，就是被《毛选》点了名的美国人）还有，听说她没有爸爸。还有，她一直没写入团申请书……

　　在我小的时候，老师和社会教导我们：人除了有一具肉体生命，还得有一个政治生命。这政治生命是比肉体生命更为重要的生命！没有政治生命的人是行尸走肉，活得毫无价值。为了让自己的生命散发光彩，一个人，从小就应该抓紧人生的三件大事：入队、入团、入党。入队的问题，一般小学里二三年级就解决了。也有解决得晚的，比如我老公，他几乎是在小学毕业的前一天，才得以加入少年先锋队。之所以晚，纯是因为老师嫌他表现不好：上课爱睡觉，下课爱打闹，不爱参加集体活动；殊不知，凡集体活动，比如野游，那都是要花钱的，而凡要花钱的活动，我老公一律不参加，因为他家没钱。所以我老公他佩戴红领巾的历史仅仅一天。第二天，学校里放假了，而他们那班毕业生也都升入中学。这样，我老公的红领巾就被他撕成一条一条，拴在小竹竿上，用来招引鸽子。我老公入队，实质上是他老师恩赐的。他的这段光荣历史，现在已成他们班同学晚年闲谈的笑料。

　　至于入团，那要等进了中学之后。一般中学里，入团早的人，总是与表现好、觉悟高、为人正派、受人推崇与拥戴等等的因素相关联。当你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之后，就会期盼着团组织早早地来请你去听“团课”。说来惭愧，本人因为上学期间没有听过团课，所以现在也无法更详尽地说清楚“听团课”是怎么一回事。总之在那时，如果放学后，某位同学因为要去“听团课”而留下来，不能立马回家了，那是会招来一些“羡慕嫉妒恨”的。这说明，那个同学快要被吸纳到团组织里去了

　　至于入党，总是要到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再说了吧。

　　据说高中里也有个把党员学生，但那是少之又少、很特殊的个别人。一般人不作此想。如此，进了中学，入团的事情，就是功课之外一件关乎自己政治生命的大事。而不写“入团申请书”，那是什么意思？有谁胆敢藐视团组织呢？故此，那些不写入团申请的同学，对外通常宣称自己还差得远，不够条件。

　　记得我曾在饭桌炫耀（真是好笑，你炫耀什么？那原本与你浑不搭界）：我校某某，他爸是陈毅部下，现在是市委的XXX。解放南京的时候，就是他爸带领着部队，第一个冲进总统府……学校里开家长会，他的父母来不了，隔几天有人坐了一辆小轿子来到学校，是来找他班主任老师谈话的，据说来人只是他爸的一个秘书。当时，有许多同学围着小轿车，围了半天、议了半天……

　　我还在饭桌上说：我校某某的作文，得了个特优！老师在他的作文本上画了许多许多红圈圈，老师的评语也写得特别好。这篇作文不但被贴在年级的语文园地上，老师还专门指定朗读好的同学，在学校广播室里朗读了这篇范文。尚记得作文里有这样的抒发：“我的爸爸，曾经跟着林彪元帅‘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他们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他们为新中国的解放浴血奋战……”这篇范文被朗读得声情并茂、气势磅礴，就像收音机里播放出来的一样！而且，两周之后，那位同学就被批准入团了。这件事，一时成为校园美谈。

　　读初二时，社会上大搞忆苦思甜，让我们参观七十六号（汪伪）牢房，写家史、忆家史，成了一阵风潮。至于出身不好（资本家、地富反坏右）的同学，老师和团支部会频频找他们谈心，要在谈心中，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并让他们做出明确表态：自己将怎样与家庭划清界线。

　　许是我说过的话，有意无意地触动了父亲的神经，在有一天的饭桌上，父亲突然感慨起来：“那个时候，要是我真的把战车开了过去，那么现在，起码也弄个师级干部当当了吧。”不想母亲当即斥责：“别做梦了，要是吃了枪子儿死掉了呢，当个屁啊。”父亲的神情骤然间变得沮丧：“那个时候，朗个晓得后来的事嘛。”在那一瞬间，父亲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我心里暗想，延安那边是艰苦的，以小米加步枪闻名天下。那父亲他们呢？我便问：“你们部队里吃的一定不错吧？伙食很好？”

　　哪里！我到部队上，吃的第一顿饭，是菜饭，就是在米里面加上一点窝笋叶子的菜饭，一滴油水都没有。这狗日的！

　　我们从成都上了军车，上车前发我们两块“锅盔”，说是路上填填饥。我们就靠着两块锅盔、一壶水，顶了大半天。下车来到湖南湘潭，部队上给我们吃的第一顿饭，硬是没有一滴油水的窝笋叶子烂菜饭！狗日的，至死我都不能忘记。这狗日的窝笋叶子烂菜饭！二十多年后，父亲说到那顿饭，依旧是愤愤不已。

　　当然，后来也是要让我们打打牙祭的。十天半月的，会让我们打一次牙祭。打牙祭就是见荤腥了，有肉吃了。

　　再后来，发我们军饷了，嘴巴馋不过的时候，就伙上几个弟兄，一起去下个小馆子，吃它一顿。不过，那也是要在平安无事的日子里，一旦有了战况，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天天就是行军打仗，到了晚上，倒头就睡。

　　我问：你们那时住的营房，是什么样子的？

　　父亲说：营房嘛，要听上头安排。军人嘛，一切行动听指挥。

　　在湖南的时候，营房里还是有床铺的。后来，部队到东到西的不固定，经常就是住进一间空空的大屋子，也有时是庙、寺院什么的，在那样的屋子里，床铺就不会有了，被子就背在自己身上，到了屋里，打个地铺就睡下啦！好的时候，就到外面村子里抱来一大堆稻草或麦秸，然后就把被子铺在草上。那时候年轻啊，真是贪睡！也不在乎什么环境、条件，在露天地里睡觉，也是稀松平常的事。记得在河南乡下，天很晚了，我们去敲老乡家的门，人家硬是不给开，敲急了，里面传出女人颤巍巍的声音：“老总啊，俺家里没人啊。”

　　“咦，她不是人嘛？”

　　父亲笑了。他似乎早就料到我必定会有这么样的一问。

　　“这就是当时当地的民俗风俗啊！只要男人不在家，家里就等于没人！死都不会给你开门。”

　　“那你们怎么办？”

　　“怎么办？首先一个不能扰民！这是军纪。就只好找个背风的地方，或是墙根底下，或是小土包子底下，就在露天地里，一个班十来个人，大伙儿裹着被子挤作一团，将将就就的，就是一宿啰。”

　　父亲说：在部队里，一切行动要听从号令。睡觉前会吹军号，起床也吹军号，父亲的话给了我一番想象：野外，夜幕沉沉，晚息的军号此起彼落……

　　父亲说，一把军号会吹出许多种意思来。父亲曾用嘴巴给我们模仿过各种号音，早晨出操，或是部队开拔，出发打仗，等等，所有的行动，都得听号令。在那个时候，军号一响，我们的神经就绷紧了，耳朵根马上就竖了起来。

　　父亲还说：更有意思的是，吃了那顿狗日的没有油水的窝笋叶子烂菜饭之后的第二天，出了早操、点过名之后，一个教官站到我们面前，他竟是专门来教我们背诵古文的：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

　　长官手里挥动着鞭子：“背出来！背出来！一定要好好地背出来！这里讲了怎样做人的道理。 ”

　　我父亲这一生，会背三段古文，除了上面的这段，他还会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也是孟子的。父亲说，长官对这段话的讲解是：照这三句话做，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

　　父亲会背的第三段，却是文天祥的诗——《正气歌》。《正气歌》较长，父亲却能一口气背诵到底：“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我长大后读到这首诗，知道它强调做人的节操与忠贞。而父亲讲，他们教官说了，中国自古以来，最为尊贵的人都写进这首诗里了。

　　小时候家里有一本《正气歌》字帖，中楷的。每当我们临帖写字，如果父亲恰巧就在边上，他瞄一眼我们正写着的字，常常就会不由自主地接口吟诵。

　　犹记得父亲背诵古文和唱歌的时候，会有很隆重很庄严的神情，绝不是松松垮垮随随便便的样子，一般他会站立起来，即便不站立，他坐在那里，也会不期然地把双肩向后，用力地一抻。这样用力地一抻，胸就挺起来了，头也抬起来了，然后他的脖子就梗直了，然后开始他的歌唱或背诵。这双肩向后用力一抻的姿势，大约是他身上残留着的最后一点军人的姿势吧。

　　稍大，我和妹妹睡楼下，却时常能听到楼上父母的枕边话。

　　娘锡屁，公司里动不动开大会，我们书记一开口就革命革命……

　　娘锡屁，当年部队上，我们长官训话，张嘴也是革命革命……说实在话，现在的书记硬是赶不上当年的长官，书记讲话就是照稿念，当年的长官，在部队千万人前面一站，张嘴就是：前五百年，后五百年，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我们听了硬是服气！

　　我父亲成为上海人之后，操一口串了味儿的、夹杂许多上海腔的四川话。父亲的四川话，本就是接近于普通话的西南官话，没有什么难懂的。

　　父亲还说，当兵第一天，长官训话第一句：“从现在起，你们就是革命军人了。不再是老百姓了。”

　　娘锡屁，革命！反革命！又是革命阵营、又是反革命阵营……

　　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曾经在父亲心中纠结不已。父亲就这样纠结着，在嘟嘟囔囔中睡了过去。

　　父亲很会唱歌，嗓子颇好。他不但会唱所有的抗战歌曲，还会唱《满江红》《苏武牧羊》，还有那首《送别》：长亭外、古道旁……此外，他也会唱一些当时的流行曲，像《桃花江是美人江》《毛毛雨》《特别快车》……他甚至会唱几首艺术歌曲，比如《渔光曲》《教我如何不想她》，还有一首歌，是最早版本的电影《夜半歌声》里的插曲，歌名我现在也说不清了，只记得开首一句是：“娘啊，我像小鸟回不了啊，回不了……”八十年代，费翔的一首《故乡的云》，竟让父亲老怀大开。父亲很久没有唱歌的兴致了，而那次，他嫌《故乡的云》没听够，让我弟弟又弄来磁带，在那个砖头块似的录音机里反复播放，没事的时候，他会用已经苍老的嗓音轻轻哼唱。事实上，父亲想家了啊。他自十八岁离家后，仅仅回过成都一次。那是1982年，是在他十八岁离开家乡整整三十四年之后。

　　我后来多次去四川出差，每当父亲听说我是从四川那边过来的，他问这问那笑得合不拢嘴。

　　现在回想，在父亲那里，唱抗战歌曲、背诵古文，都是作为父亲他这个人的整体的文化结构而存在着。这一切，不也都是当年的国民党部队、当年的新五军、当年的200师，给予父亲的一种思想文化的教育吗？平心而论，这样的教育，水准不低。

　　父亲天生热心肠，母亲说他爱管闲事。父亲其实还有一种四川人的幽默和风趣，但在上海的弄堂里，却是无人领会。而家里人则害怕父亲乱说话。父亲是个炮仗脾气，点火就着。说话也不会拐弯抹角，嘴上少个把门的，我们都怕他因言惹祸。“文革”中，邻居家的国林和国英，他们读的是同一所中学，却分别参加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一派叫做“永远红”，另一派叫做“代代红”。这兄妹俩，即使在家里，也常常要为不同的观点争辩不休。一天傍晚，他们又在争辩，父亲就走了过去，拉着他们各自佩带的袖章，哈哈大笑地说：“滑稽唻嘛，你们这算是啥子两派嘛，你们明明就是一派的啰！你们看看嘛，这‘代代’不就是‘永远’？而‘永远’，正好就是‘代代’嘛！可是你们，硬是要分成两派啰！唉，你们朗个搞起的嘛！”

　　国林、国英立刻窘了脸，嘴里则说：“啥人要侬管啦，侬讨厌煞啦！”一边还使劲儿地想甩脱被父亲拉着袖章的胳膊。

　　幸好我妈在场，她一看苗头不对，虎起脸，推搡着把父亲弄进家门：现在什么形势，革命小将的天下！又转过身来，满脸堆笑地向国林、国英赔不是：“你们不要理他，他是老糊涂。什么都不懂的！”这时国林国英的父亲出了面：“其实啊，人家老戴还真没说错！现在的小鬼，昏了头！在学堂里一天到晚瞎斗一气，老师也斗，校长也斗，书也不读了，搞什么名堂啊？”这番话由孩子们的父亲说出来，才算真正平息了争端解了围。

　　那时，我家对门当过伪警察的“黑皮狗”，由其单位造反派监督，在狭窄的弄堂里给自己贴出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赫然写着：认罪书。这让我父母很是紧张，难道“黄皮狗”也要来一张？

　　还好没有。

　　非但没有，不久后的某一日，父亲兴冲冲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块红袖标，竟然是“工人造反派”！跟国林国英父亲的一样！

　　父亲还说：单位里头头还表扬我了！我这几年里没请过一天假，没缺过一天班，硬是没出过一次纰漏！这两年街头乱哄哄，公司里纰漏出得胡天野地，桩桩件件人命关天！像我这样一点不肇事的有几个？我都没有报名申请，他们就让我参加了造反派。

　　不过父亲还是心有不满：娘锡屁，不实惠、不实惠，现在就给个红袖标，弄得奖金都泡汤啰！

　　那时，社会上斥骂蒋介石为“蒋该死”、“蒋光头”，父亲听了大不高兴，他在枕头边对母亲说：他该不该死也不是你们这么骂一骂就会死掉的嘛。

　　这是什么话，我妈当即斥责了他：“这话可不能到外面说呀！想杀头啊！想让我们一家子陪你吃牢饭啊！”

　　在我小的时候，社会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是漫画式的，蒋介石的头像画得像个骷髅头，在电影或连环画里，国民党蒋匪帮也画得青面獠牙，多半是歪戴帽子斜瞪眼一类，一副十恶不赦的丑态。父亲看了，竟有些生气，他把连环画一扔：“那不是我们部队。”父亲说，“我们的部队，军纪何等严明！”

　　哎呀呀，这是什么话？爸爸也真是的。母亲曾悄悄叮嘱我：“要看紧你爸呀，他嘴不好。他这个人吃亏都在他那张嘴巴上。”

　　他还对母亲说：老蒋字写得不比毛主席差。老蒋的字硬，很有力道，瘦瘦的，就像他那个人。

　　父亲还说，我们军长是好人，非常好。

　　“怎么个好？”母亲问。

　　父亲想了想说：“有学问。一讲起话来，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的，听他讲一次话，就像上了一堂课。”

　　顿了顿，父亲又说：“不娶姨太太。”

　　我们家那种简易的木板楼是不隔音的，在我没有入睡前，父母在楼上的谈话都会一句句灌入我耳朵里。

　　父亲曾盛赞宋氏三姐妹：三人都梳个巴巴头——父亲把女人脑后的发髻称作巴巴头，三人都穿旗袍，三人说起话来，都是上海腔，又软又糯。六十年代，王光美曾作为国家主席夫人陪同出访，她穿旗袍的照片上了报纸。“文革”中她也因此被斗得死去活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父亲偏要在那个时候说：宋美龄穿旗袍的样子最好看了，别人都比她不过。

　　每当这个时候，我妈总要很严厉地警告他：不要到外面瞎讲！不要多管闲事！母亲特别强调：祸从口出。

　　父亲喏喏称是：我晓得，我晓得。我不过是对你讲讲的嘛。

　　父亲也痛骂国民党腐败：打老虎！打老虎！打得物价疯涨，拎几捆钱出去，也买不来半袋子米！

　　父亲还说：新社会把妓女、烟馆、赌场，全部统统地铲除了！涤荡一切污泥浊水！好得很！国民党硬是不能比。

　　父亲属于性格直爽脾气暴躁的人，他说话快、吃饭快、走路快，一切都是快快快。太快了未免毛糙。这一点我很受了他的影响，致使我此生与优雅无缘。

　　父亲也骂人，也说脏话，但他却不会骂“草泥马”一类的标准国骂，他经常骂的是：狗日的。“狗日的、狗日的、这狗日的！这狗娘养的。”还有就是：“格龟儿子！”

　　父亲的骂人、说脏话，似乎还秉承了他的最高长官的风格，那句著名的“娘稀匹”，到他嘴里，是变了种的“娘锡屁”。再加上他重浊的四川乡音，让我家周边那些听惯了吴侬软语的江浙人的耳朵，感觉上是十分的硌涩和生猛。似乎整个弄堂里，就数我父亲的骂人是最恶毒、最难听、最讨厌的。而别的男人嘴里，那种三字经式的“国骂”或“沪骂”，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口头禅，大可以不当一回事。可是到了我父亲嘴里，一句“狗日的”和“龟儿子”就格外惹人厌恶，要遭到更多的白眼与侧目。很小的时候，我已留意到弄堂里人对父亲的排斥性的厌恶态度，我曾悄悄地拉着父亲的衣角：“爸爸，侬不要骂人呀。”父亲回头来，奇怪地看了看我：“我没有骂人呀。我哪里骂人了！”

　　唉——

　　我后来下了乡。探亲回家不免要跟连队同仁聚会碰头，有一次聚在一起，说到了农场里的春播大会战、夏锄大会战等话题，同事走后，父亲问我：“你们刚才说的什么大会战？”我想了想：“噢，不就是春播大会战吗？”父亲又问：“什么大会战？”我说：“春播啊。”父亲问道：“什么叫春播大会战？”我就告诉他，在农场里，每年开了春，在播种之前，就要开一次动员大会，各班组都要在会上表态，连队甚至会杀几头猪，让全连聚餐一顿，猪肉也会卖一些给连队职工。然后，就要集中力量，大干一场。通常，这就叫春播大会战。到了夏天，要进行农田管理、要锄草了，就叫夏锄大会战，然后麦收，就叫麦收大会战，再来秋天收玉米，就叫秋收大会战！父亲听得瞪起眼睛，显出十分的惊讶：“这个，就叫大会战啊！”“是呀，你不信呀？”父亲呵呵地笑了：“不是不信，就是有点奇怪。你们的‘会战’就是这么个样子的‘会战’啊！一年四季的会战？”父亲还掰起了手指头，帮我历数了一遍农场里的各种会战，又问道：“那么，冬天有没有会战？”

　　“有啊。冬天嘛，会有水利大会战、还有积肥大会战……”

　　父亲听了，又是呵呵地一通大笑：“不就是种个地嘛，也弄出一个个‘大会战’来，想我们当年，那才叫真正的‘大会战’！”

　　“你们是什么会战？”我问。

　　我母亲听见，连忙打岔：“好了好了，又扯些陈年烂谷子。”

　　因为是下乡探亲期间，时间太匆忙，当时没有顾得上去弄清父亲参加过什么会战。说老实话，我心里也有一些怕，怕去弄清。父亲的老底，我并不是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怕去弄清楚。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他被公司关了半个多月，我怎么敢随意触碰那些伤疤。

　　一直到近些年，两岸关系和缓了，对国民党的评价也渐渐公允。我已经能从网络上、从电视节目上，了解到父亲他们部队当年的作战经历和行动路线了。只不过，这一切，都已经是进入历史的陈年往事。淮海战役曾经叫作“徐蚌大会战”，之前，还有过“武汉大会战”“长沙大会战”……而我的父亲，正是历史的亲历者，一个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了抗日战争的人。想当年，父亲竟是参加了赫赫有名的“昆仑关大会战”！

　　

　　昆仑关会战中的中国军队

　　父亲没有正面跟我谈论过他参与的那场战役。而我却清楚记得，他在母亲的枕头边，无数次地谈起过“广西那一仗”。

　　广西那一仗，打得苦啊，死了多多少少人哟！上面硬是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拿下昆仑关！还要我们战车先行。我们的任务是正面攻打。

　　命令一发，我们的战车就得开出去，不顾一切往前冲……

　　日本人的火力太猛了！炮弹嗖嗖嗖地叫着，但我们也必须执行命令。军号一吹，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开足了马力向前冲！幸好我开着战车，我要是步兵，早翘辫子了！

　　小日本够狠！他们装备硬是比我们好。打起仗来，装备顶重要！

　　我们打得炮筒子发烫，都不敢摸，烫！打了十几个小时不能停下来，上面没有命令，你就必须打，一直打一直打，把所有的炮弹全部打光。

　　参战前，我们都宣过誓：血战到底！不成功便成仁！

　　成仁是什么？成仁就是去死。把你的命交出去，就是成仁。

　　广西那个地方穷，没有公路，尽是山路。老百姓的住房都是竹子编的，那里别的东西没有，就是竹子多、甘蔗多。那里的地名，叫得也怪，几塘几塘，我们的战车就从二塘出发、扫过四塘、五塘、一直开到九塘……

　　我们战车的任务是开路，打头阵！步兵就跟在我们战车后面。即便跟在后面，有战车挡着，也死很多很多人啰！一发炮弹炸在你边上，不死人是不可能的。人被炸得稀碎，胳膊腿都飞上天啰！地面上，我们跟日本人是炮对炮地打，什么叫枪林弹雨，这就叫枪林弹雨。而上面，天空高头，也在打！飞机对飞机打！战车开过的地方，看到的都是死尸，一片一片的死尸。

　　这一仗打过之后，那万把人的军团，打得只剩下二三百人了！凑起来一个营都不够。开庆功会的时候，我们这边又是喝酒又是猜拳行令，高兴得很。他们那边，一点气氛没有，那些活着的人，至死都不肯吃不肯喝，最后，他们鬼哭狼嚎抱成一团……那是男人的哭啊，听听就难受啰。

　　广西一仗，来来回回打了半个多月。父亲第一次参战。他说怕死人啰，枪炮声就炸响在你耳朵边，声音大得吓死人啰！脚杆子打颤啰！后来几天，脚杆子不打颤了，豁出去了，听天由命啰。

　　父亲说，幸好有一层钢铁壳子保着，要是没有那个车子，要是没有那层钢铁壳子，恐怕小命早就报销啰！

　　就是开着战车，也是很难很难，因为路不好，路上尽是小石头子儿，车子开得不快，长官就发火了，长官一火，就是一顿痛骂，我们天天提心吊胆的。后来老蒋发了狠，命令我们：十天必须拿下！不拿下就要问罪……我们怎么办，只好拼了命地向前冲啰。

　　父亲还说，我们连长也是个好人。有一天出发前，连长给他递上一支烟，连长说：抽嘛，抽一口定定神嘛。父亲说，他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学会了抽烟。

　　连长显然感觉到了新兵们的紧张与害怕，连长说，打仗这种事，开头都是要怕的。但是，又怕不得！在这种时候，越怕会越糟糕。仗一旦打开了，就必须勇敢！连长跺着脚说：是个男人，你就不能熊！不能做孬种！连长还说：事情往往是，你越熊就越孬！连长说，但是，勇敢也不是鲁莽。猛张飞还粗中有细呐！鲁莽只是匹夫之勇。所以，打起仗来还必须学会机敏！机敏，就是要学会随机应变、机敏，也就是要学会在艰难的境况下，顾好你自己的小命！父亲说，连长这番话，我至死不能忘记。

　　但是子弹不长眼，那一天，小日本的一发炮弹就在父亲的战车边炸开了，一下子炸死好几个步兵，幸好，父亲的车子没有炸得粉碎，却也炸坏了后面的履轮，这下子坏事啰，车子抛锚啰，开不动啰！怎么办？几个人只好下车，战车后面几个没有炸死的、负了伤的步兵，也都慌了，他们商议着：总不能站在战车边上傻等吧，得找地方躲一躲啰。总算找到旁边山崖上的一个洞子，他们就往洞子里面钻，谁曾想，洞子里已经躲不少人了，都是当兵的。一问，有的已经在洞子里躲四五天了。

　　这一躲，就到第二天下午了，没吃的没喝的，曾经想到外面庄稼地里踅摸点吃的来，哪怕是拔几根甘蔗来嚼嚼也好的嘛。可是，溜出去的人，一看到田地里横七竖八躺着的死尸，老远就闻到一股子恶臭的味道，还怎么吃？

　　外面的枪炮声渐渐小了下来，不像先前那么猛烈了，就又出去探看，眼巴巴望了一阵子，终于看到远远的有一辆军车开了过来，车上就有我们的师长彭壁生！这才知道，仗已经打胜了，昆仑关拿下了！彭师长说，现在要清点战场了。

　　乍一见到彭师长，有人竟害怕起来，那几个在洞子里躲得时间久的人，缩头缩脑，他们就怕长官问话。出发前，长官是讲了的：畏战者，杀！逃脱战场者，杀！……现在，开始害怕追究责任了。还好，彭师长也没有追问什么，他只是关注地问道：“战车怎么样了？”然后他就特别仔细地查看了我们那辆坏了的战车，查看之后，反倒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幸好幸好，坏得不狠，可以修好。又看着他们说：你们活着就很好啰！这次的伤亡太厉害啰！以后，你们就是部队的种子啰！

　　彭师长这番话，让大家都松了口气。

　　彭师长还说，你们上我的车吧，车上有吃的，你们大伙儿分一下。

　　现在，我从网上查阅到：昆仑关那一仗，是中国钢军对日本钢军的硬仗。日本中村正雄率领的是一支打趴过俄国人的钢军，但是，他们却被中国的新五军打趴下了。中国军队一举歼灭日本五千余人，而父亲他们自身也是伤亡惨重，死亡的人数是日本的三倍。

　　然而，他们真正做到了：用自己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

　　如果时间能够倒退，我想，我也可以在作文里骄傲地写道：我的父亲也曾经出生入死，曾经跟日本鬼子枪对枪、刀对刀地拼过命！

　　昆仑关一役，杜聿明官升一级。郑洞国和邱清泉，军功卓著。就是郑洞国的一发炮弹，炸死了日本的中村正雄，而邱清泉的嘴巴被打豁了，负了重伤，他们都是当时广为宣传的英雄人物。

　　昆仑关一仗之后，父亲的200师被称为血战之师！但是，作为具体指挥这场战役的第38集团军的总司令徐庭瑶，竟还被蒋介石撤职查办了。表面上，是因为战车损坏过多，人员伤亡过大，指挥不力。实质的原因，却因徐庭瑶曾是桂系何应钦的手下。徐就成了国民党里派系斗争的牺牲品。然而当年的父亲，对于这些内情并不清楚，毕竟他才二十来岁，入伍才两年，大头兵一个。他所记得的是：仗打胜了，上面奖励他们，一下子发了三倍的军饷！“第一次有这么多钱啊！”父亲高兴极了，马上将钱全数寄给成都的老母亲。几十年后，我却从堂姐那里得知，祖母把父亲寄给她的钱，珍藏在枕头里，因为她吃过钱庄的亏，再不肯相信钱庄、银行，她只死死地把钱掖着藏着。她还说，这些钱是给她的小幺儿日后结婚成家用的。等到五十年代，当祖母把钱从枕头里掏出来的时候，已经成为过期失效的一张张废纸。

　　父亲说，那些日子，他们吃到了许许多多的粽子。特别是肉粽子。那是广西人民的劳军之物。当时的父亲，他就知道广西人包的粽子真是好吃！扁扁长长，像个小枕头。小时候一到端午节，只要母亲包粽子，父亲就会挑剔粽子的形状，上海人包的粽子多是三角式的，也有人包一种小脚粽，前面一个尖脚，后面厚厚墩墩的一块，像极了过去女人的小脚，所以叫小脚粽，可是父亲偏就认定，粽子要包成枕头式的。他不断地提起广西人包的粽子：那粽子清香清香的，个头很大，肉粽里肉块也大，粽子就放在一个箩筐里，随便吃，想吃多少吃多少。

　　随后父亲所在战车团，先是驻扎在昆明附近，不久又开到中印边境的伽蓝姆基地。正是在伽蓝姆基地，父亲首次接触到满口“哈罗哈罗”的山姆大叔。父亲这才意识到：要是读过一点书就好了，要是会一点外语就好了。

　　有一天，父亲正帮司务长搬菜，一个高个子美国大兵摇摇晃晃走了来。他双手拢起，抱着一堆罐头，嘴巴里唔喇唔喇的也不知说了些什么。只见他比画着，指指菜，又指指罐头，终于弄懂了，他是想用罐头交换一些蔬菜。这也挺好嘛，换就换嘛。成交之后，那个老美很是高兴，还弯下腰来与小个子的父亲贴贴脸，嘴里又说了一连串父亲听不懂的洋话。这种交换，后来又进行过多次。在那段时间，那个老美只要见到父亲，总会很亲切地扬起手臂“嗨”地招呼一声。

　　父亲说，别看这些老美平时吊儿郎当，根本见不到他们有什么刻苦的操练，整天就是吹着口哨，快快乐乐地晃悠着。不过一旦有事了，他们是绝不含糊的。一次，他们一辆车子的引擎着火，只见一个老美，硬生生把自己的手直接伸进火里面，关闭了发动机。之后，那老美又用自己的左手扑灭了右手上的明火，他痛得双脚直跳，一边使劲儿地甩着那只右手，一边嘴里嗷嗷地喊叫着，还孩子气地朝着那只烧伤了的右手，大口大口地吹气，显然是痛极了。老美果敢的行为，给父亲留下难忘的印象。

　　老美们物质丰富，许多罐头食品，吃不了的，就用来交换东西。他们换来的是些佛像、串珠、各式花哨的小饰物，等等。似乎就是从那时开始，军中的一些人，趁机做起了捣腾物资的买卖，像药品、柴油、汽油、甚至军火，都是当时的紧俏物资。

　　那些人真是敢做啊！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戴个金丝眼镜，却是专程赶了过来干走私的勾当。

　　“那你们就没向上面反映吗？”我曾经这样问他。

　　父亲说：“怎么没有反映！私底下，我们当兵的气得嗷嗷叫，吵吵得很凶啰！上面还专门派一个调查员，可是，结果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啰。我们接到一个命令，就有新的行动了，部队要马上开拔，怎么能知道结果呢？反正弄到最后，国民党完蛋了嘛，被共产党打倒啰！”

　　我母亲在一旁还很英明地总结：“它这叫不打自倒。”

　　国民党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只不过，贪婪敛财的人恐怕没有想到，那其实是在往自己的头上套绞索呢。正是这种腐败，酝酿着日后的全体覆灭性的大灾难。

　　父亲说，其实，见到人家弄钱，我们很眼红啊。我们当兵的，太穷了。一个个两手空空，但我们弄不来钱啊。首先一个，跟洋人说不上话，这就瘪茄子了。再一个，也没有权。没权就弄不出东西来，拿什么跟人家交换？父亲说，那个时候，整天就看着一些人，鬼鬼祟祟、神出鬼没，我们看着就生气，就骂娘！可是除了生气骂娘，我们又能拿他们怎么办？我们是作战部队，可是就连作战部队里，也有人跟着参与了走私！不过，那得是团级以上的人。都是偷偷摸摸的。被上面发现了可是不得了！据说也有给抓起来的，说要军法处置！要法办！但是，最后到底怎么办的？就不知道了。

　　父亲还说，到了最后，我们也得到了一点点“好处”。

　　是些什么好处呢？是几套老美们不想要了的军服。一件件又肥又大，简直要把我装下了。另外还发了一床新的军被和军毯。还有一只帆布的行军床。你们小时候不都睡过的吗。

　　是的，那个行军床夏天就放在弄堂里乘凉，那上面有我家孩子的尿渍。

　　之所以会发行军床，是因为滇西南一带非常的潮湿。在那里，是再不能睡到露天地里去了。况且蛇又多，蚊蝇虫蠓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在那里的老美，都是每人一只行军床，外加一顶小蚊帐。发给父亲他们的行军床，显然是沾了老美的光。至于小蚊帐，免了罢。父亲说，我们一到晚上，就会点燃艾草，用烟熏。不过，就算有了行军床，父亲他们一个个都还是长了满身的疥癣。

　　我小时候总要做一件事，就是拆衣服。所拆的衣服就是父亲过去的工作服，我当时把那种军服叫作工作服。父亲的那些衣服，都是牛仔式的，有的衣服反面还有USA的字样。不过料子很结实。但这种式样的衣服，拆起来很是费事，而且拆出来的布料，又都切割得零零碎碎，这是为牛仔式的剪裁特点决定了的。母亲还抱怨：好好的一块布，为什么要剪成七零八碎呀！她还说，一件衣服，做那么多的口袋作啥呢？横一只竖一只的，真是搞不懂。母亲哪里懂得什么牛仔式呢。她就知道，别人家长辈们不再穿了的长衫、大褂改成孩子们的衣服，长衫大褂拆出来，都是很整块的衣料，很合用，而父亲的牛仔式就麻烦了，拆起来费事不说，用起来又是拼又是接的……可是，我们又必拆。父亲说，抗战胜利了，老美们扔下那些累赘物，走人了。上头就一下子发给我们当兵的每人好几套服装，算是把仓库清空了。还发了一个大大的军用旅行包，也是美式的，让我们装行李用。那个美式旅行包后来也被拆了，给我们几个孩子做了书包，但为了掩人耳目，又将黄色的染成藏蓝色。

　　父亲手头唯一积攒的一小笔钱，还是来自部队的奖励。不过那场仗的规模与激烈程度，与昆仑关不能相比。日本已是强弩之末。那一仗打胜后，他们又一次受到了嘉奖。父亲心里很是感激那次嘉奖，他说，那笔钱，再加上他后来赚到的钱，才使他得以付出在上海租房子时必须要预付的顶费。父亲觉得，他能够在上海滩租下那一楼一底的木屋，已经是很不错了。唯这样，他才得以从长江之头的成都，飘零到长江之末的淞沪之滨，在上海安顿下来，有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小家。

　　1945年，抗战胜利了。

　　当时，国内政局动荡、国共两党谈谈打打，关系很是微妙。像父亲这样的微末之流，自然不用去思考那些重大的、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父亲当时的想法是，年岁不小了，该成家了。指望部队里提升，是不现实的，他倒也很希望尽快复员或退伍回家。但部队上不让，就只好继续随着部队流动。

　　父亲他们经香港、广州、杭州，辗转于长江一线，内战已经越打越凶。1948年秋天，父亲生了一场大病——伤寒。父亲之前就得过伤寒，这回，在一次风雨交加的急行军之后，又病倒了。在军医手上治疗了一阵子，算是很有些起色了。有一天，父亲去军医那儿拿药，军医却把他拉到了一旁：“戴志奎，你想不想跟我到上海去治病？”

　　当然好啊。可是父亲说，那，该怎么去上海呢？

　　军医说，请假的事我会替你办。不过到时候，你也要帮我一点小忙。我有些东西，你要帮我捎在车上。

　　父亲说，还要开着车子过去？军医说，当然啰！

　　父亲说，叫我上哪弄车子？

　　军医拍拍父亲的肩膀：这个不用你操心，到时候，你只管开车，别的事就交给我了。还有，你自己也好生准备一下，把你自己重要的东西都打点好，到时候，统统带走。父亲答应了。当时父亲尚没有想到，这将会是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的命运转折。

　　第二天一大早，军医领着父亲去开来一辆旧的道奇车。又让父亲开着车去了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在那里，军医让父亲帮他搬了许多东西上车。父亲说，他的东西真是非常非常的多呀！我都搬出一身汗来了。再傻我也知道，那都是些走私货嘛。但我已经应承他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父亲当时也曾摇着头嘟囔一句：“这下子，你有得大钱赚啰！”那军医心里有数，他拍拍父亲的肩膀，立马往他衣服口袋塞了一把钱，父亲就不好再说什么。随后，军医又叫上几个较重的病号，然后，父亲就把车子就开了出去。一路上，军医指挥着父亲，凡是有哨卡的地方，都是军医下车交涉，他会亮出他的蓝派司，哨卡的人看过之后，挥挥手，车子就通过了。这一下，父亲就把车子开进了大上海。

　　到了上海，军医让父亲把车上的东西卸到某地某人的家里，然后，又把几个病号转交给上海北区水电路上的一个兵站。

　　然后，军医请父亲吃了一顿饭。他问：志奎老弟，你个人今后有什么打算呢？父亲说，我能有什么打算呢？我最想的事情，就是快点成个家。奔三十的人啰，再不结婚，就王老五啰！军医点点头，又说，你难道不想给自己找份工作？

　　父亲瞪起眼睛：想啊，怎么会不想？可是，上哪找工作？

　　军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申报》，交与父亲。然后，军医拍拍父亲肩膀说：在这种时候，谁能不为自己做些打算呀！你在部队时间不短了吧？父亲说，整整十年零九个月啰。军医又是点头又是摇头，又问：有军功么？父亲说，个人的没有，集体的有。军医说，这就难啰！你入伍时间够长，十一年啊！混到现在，不过是个上等兵或特等兵吧。其实老蒋对你们也够重视，他自己两个儿子，一个，前一阵就放在徐庭瑶身边，一个就是你们战车一团团长。可人家是德国留学的，你拿什么跟人家比。再说老蒋他自己，现在也是下野的人啰。唉，这年头真是乱啊。这么说来，我们就该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打算啦。告诉你吧，我是要往香港去的。我看你就留在上海吧，像你这样的身手，在上海找个工作不难。你若想找工作，就要多多留意上海的《申报》，那上面会有招聘信息的。

　　父亲说：那，那我们不回？我们这样——这样走了，部队那头怎么交代啊？要是被抓了起来，那是要法办的呀！

　　军医哈哈大笑：你看看你看看，忒傻了吧！是我把你带出来的，我肯定会向部队方面有所交代。那一大堆的东西，你以为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么？不是，是好多人的。走到如今这一步，也是各个方面早早安排好了的！就连你这个人，也是你们连长、团长亲自向我推荐的，都说你忠诚可靠……总之，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志奎老弟，我可是一片好意啊，看你这人实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以后的一切，就要看你自己啦！首先一个，你要在上海找到工作，能把自己安顿下来。你自己安顿好了，找个对象成个家，那是不成问题的。不过这一切，我就帮不了你啦，要看你自己的啦。当然，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说罢，军医又往父亲手上塞了一卷钞票，又拍了拍父亲的肩膀。

　　父亲明白了。

　　其实，眼下这结果，曾经是父亲很想去做，却又不敢去想、不敢去做的。没想到，现在居然成了事实。他自己都很惊讶，这是真的么？父亲就是这样进入了大上海的。

　　父亲来到上海最初的半个月，就住在水电路的兵站里。当时国民党面临崩溃，真是太乱了，那个兵站，人来人往的，根本就没有严格的管理。

　　几天之后，父亲果然在报上看到了招聘信息，他去参加了公交公司驾驶员的应聘，并且一举成功。从此，他就当上了一名开公交车的司机。

　　纵观父亲的历史，也就只有两段经历，一段，是在国民党部队服役，差不多有十一年。此外，就是在上海公交公司当司机，开公交车，一直到1980年8月他年满六十岁退休。

　　1949年初，蒋氏父子仓皇辞庙。

　　与此同时，父亲所在的战车二团一营，也受命要从上海乘船去台湾。那时，徐庭瑶又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区的司令官了。父亲的一帮弟兄们，都涌到了水电路上的兵站里，并且联系到了父亲。

　　父亲说，真是前后脚啊，我前脚刚刚离开那里，住进了公交公司的宿舍，他们后脚就到了上海，也住到了水电路上。

　　那帮兄弟们，听说父亲已经在上海找到了工作，已经是公交公司的司机了，他们是好生的羡慕和眼热啊！都说父亲交好运了，甚至还拜托父亲帮忙给找一份工作。但是，难了。一来，公交公司突然死死地关闭了招聘的大门，二来，国民党部队那头也下了严令，严禁下面的士兵们开小差溜号。这一下，父亲就只好与那些相处了十多年的老伙计们分手道别了。在过去的十一年里，他们之间有着在生死线上共同打滚的经历，可谓是交情匪浅！现在，怎么忍心说走就走呢？他们的亲人都还在老家眼巴巴等待着他们的归来呢！这一走，势必又一次抛下家中的父老，何时才能再回来，何时才能再相见？

　　如此的别离，如此的结局，都是当时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料想到的啊。

　　父亲是眼睁睁看着那艘轮船从黄浦江上开了出去。眼睁睁看着那些同生共死的弟兄们从他的视线里消失、远去。只不过在当时，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此一别，会是一次永诀，永远的生死离别。更没有想到，这海峡两岸，会一隔三四十年，老死不相往来。

　　父亲七十二岁去世。

　　清理遗物时，我发现了父亲用过的两个小本子。一个类似于通讯录。上面有几位亲戚的地址、工作单位、电话号码。但是，就在这个小本子的空白处，我发现了父亲写的几首诗。

　　也许父亲觉得这些诗写得不好，他从来没有拿出来示过人。我们几个子女，谁也不知道，父亲还写过诗。

　　笑问客从何处来

　　漂泊游子把家还

　　蹉跎四十眼前影

　　蓉城新颜令我叹

　　风雨送春

　　落花有恨

　　蹉跎怜我

　　报国无门

　　三十岁以后，父亲活得很不舒展，甚至有点窝囊。在国民党部队里，他好歹也是受了精忠报国的教育，解放后，共产党执政，对他来说是改换了门庭，但他仍然保持着一番报效国家的心愿。当时他三十来岁，精力正旺。然而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却是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尽管那也是中国历史上，工人阶级最为扬眉吐气的年代，尽管父亲也是劳动人民，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但他却因政治历史问题，活得像个残次品一般。五十年代唯一的一次涨工资，没有父亲；一旦需要支内支边了，公司就找到他：你不是四川人吗？二郎山不是你老家吗？怎么样？考虑考虑？父亲回家一说，我妈坚决反对。这事才算作罢。

　　刚进公司，父亲还当过工会干事。不久，共产党接管了公司，领导层换了人马，他这个工会干事就不得当了。可父亲老天真，居然还报名参加工会小组长的竞选。

　　父亲年轻时好玩，篮球、足球样样喜欢。总以为凭自己的能力与热情，参与一下工会工作，应该是绰绰有余。但他不知道，这个工会小组长，名义上让大家报名参选，实质上，名单早已由上级内定了，最后当上工会小组长的是一名复员军人，车队长在介绍他时说，该同志1946年参加新四军……父亲心里很不服气，气呼呼地对我妈说：比他早十多年，老子就抗战了。父亲终究是白热乎了一场。其实他是有所不知，像他这样的人，已经从抗战时期的精英沦落到社会边缘，没有把他归入到残渣余孽里面，已经是很客气的了。

　　记得父亲曾有过一条白色镶红边的运动短裤，他珍藏着，用一张很干净的白纸包着，放在柜子，平时是不穿的。父亲大约是想留着，等待有机会登上运动场的时候，再来穿它的吧。可惜，那条镶红边的运动裤再没用武之地了。

　　父亲酷爱足球，五十年代没有电视转播，看球赛要到江湾五角场去看现场。江湾在上海的东北角，我家住上海的西南角，整整一条大对角线。每到有比赛的时候，他必定早早买了门票。想来那时的门票不贵，而身为公交人，坐车也不用花钱。去看球赛那天，他又必定让母亲给他炒上一饭盒子蛋炒饭，他就是一边吃着自带的蛋炒饭，一边看球赛。这劲头绝对令现在的球迷自叹弗如！一直到三年自然灾害，这一爱好被迫中断。八十年代，年维泗当了国足教练，父亲在电视上见到，竟然像见到久违的老友一样：“喔，是他啊，他行的！他行的！”父亲竟然还能讲出当年他是怎么踢进的球！

　　父亲因为年少丧父，一直没有享受过温暖和煦的家庭生活的照拂。待他自己成家后，似乎有一种信心与决心，他要把自己的小家庭搞好，要把自己的子女培养好。但是，就是这样一份普通人的微末的心愿，也未能尽如人意。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父亲曾亲手写过一副对联，上联的大意是：自立更生，下联则是：勤俭持家，横批：愤发图强。记得父亲还曾和我商量，是用“奋”字好呢？还是用“愤”字好？最后他决定用“愤”字。似乎“愤”字里更加多地包含了一种痛下决心的意味。因为对联是父亲自己亲手写的，父亲又远非书法家，对联上的毛笔字也许写得不是很好，因而招得邻居们都来我家门前观看一番，还指指点点的，我们为此感到不好意思，并埋怨父亲多事，要贴，买一副不就得了，写什么写啊。现在回想，在那副对联里，其实是有着父亲的一种“心气儿”！那时，父亲对自己的小家庭的建设，曾经抱有很多的憧憬啊！

　　父亲一生中，也有过一段极短暂的快乐时光，那是在他刚刚进入上海尚没有成家的时候。那时他经济上没有负担，外界的社会压力也不大，初到上海，工作之余，除了打篮球踢足球，他看了不少电影。而他最喜爱的电影则是《太太万岁》。父亲说出《太太万岁》这个片名时，市面上根本就不上演。父亲并不知道文艺界发生过的种种事情，他只是随兴而发有感而发地说《太太万岁》是他看过的最好看的电影。演员石挥是他最欣赏的明星。过去的舞厅、酒吧，父亲是不去的。赌场，也发誓不去。那么看电影，于父亲而言，就是一种贴切而又时髦的消遣。父亲只为了《太太万岁》里的市民趣味而喜欢。然而父亲这一生的经历，倒是极像写《太太万岁》的张爱玲总结出来的一句话：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结婚后的父亲，就是现下的新好男人。我还没满月，他就把我抱了出去，带着我坐车、兜风。还给我买来许多漂亮的衣服。这令我妈很不满意，嫌他买来的婴儿成衣太贵了，好看是好看的，但从价格上讲，太不划算。可是父亲执意要买，在当时，他觉得他买得起。他还带着我，去照相馆拍了许多的照片。

　　尽管父亲是那么希望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可是“文革”一来，孩子们的学业全部中断，我和妹妹下乡到遥远的黑龙江。留在上海的，也只不过当了个小青工，后来也难逃下岗的命运。我父亲直到退休、直到去世，一直住在当年他亲自租下的那个一楼一底的房子里。这种房子在五十年代，还颇得蚂蚁族们的欢心，因为一家一户地住着，看起来很是清爽。但后来，各家各户的子女们都长大成人，住不开了，就纷纷加盖阁楼，又在大小弄堂里，搭出了许多违章建筑，把个原本清爽的弄堂，搞得十分杂乱。再加上那房子本身，在父亲租赁时，虽是新盖不久，现在经由四十多年的风雨剥蚀，完全颓败，成贫民窟了。但是在上海，当年分房的难度人所共知，我小弟一直到三十六岁上，才得以成家，个中缘由，就是房子。父亲非常难过，他临死之前，就是因为艰难地爬上楼梯，想去看一看我小弟正在改建收拾着的新房，因而导致了心力衰竭，然后就去世了。我妈说，父亲咽气之前，长长地叹了三口气。可见，他的心里有着多少的牵挂、多少的不甘啊！

　　卅四离别各西东

　　岁月催我为老翁

　　入梦回回寻归途

　　情牵扬子南北中

　　秋届东篱菊紫红

　　艇上彩蝶舞东风

　　寂寂有谁把酒醉

　　凭栏望断来去鸿

　　我惊讶地看着父亲写的诗。

　　真是没想到啊，父亲居然用这些诗，总结了自己的人生，抒写了自己的胸臆。

　　我知道父亲之所以不把这些诗拿出来示人，因为他知道诗是一种高贵的东西，而他对自己的写诗，是没有什么自信的。父亲的诗虽然无甚文采，然而对于自己的人生，却是有着一番沉重的自省与思考。

　　父亲的另一个本子，也很有意思。那上面写着一些名言警句，比如：“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我小的时候，就曾把它写在自己的笔记本里。把这句名言写进笔记本里的人一定有很多很多，而父亲也写了！这说明，父亲那时还正年轻，竟还有着用共产主义精神来砥砺自己，想过好社会主义的关，想接受一个共产主义的全新观念。这个本子，就记录下父亲苦心孤诣、孜孜以求试图改造自己的思想痕迹。

　　那个本子里空白的地方很多，却有一处，父亲用笔很粗重地写了几个字：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前后都是空白的，翻过一页，在开首部位，只写了1970年11月16日，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看了很是奇怪，我似乎觉得，父亲在那个日子里，一定是想要写下点什么的，却又终于什么都没写。

　　可是，那是个什么日子呢？在那个日子里，父亲又究竟怎么了呢？

　　我问母亲。母亲看着本子终于想起，那年秋天，父亲公司里清理阶级队伍，父亲参加了学习班。开头是上半天班，还有半天去学习，听听文件，晚上尚可以回家。后来，就被关起来了，不让回家了。关了半个多月，才放他出来，对了，就是11月16日，那正是他被放出来的日子。

　　啊？

　　对着父亲的本子，我的心无法不沉重起来。父亲当时有多郁闷啊，他都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了。“文革”中，他们公司一个副总被批斗致死。所以他知道，一旦被关押起来，不让你回家，这种事情，绝对不是好玩的——父亲的内心深处是恐惧的。可是，他又能对此说些什么呢？后来，父亲终于被释放回家，他心中除了大骇之余，竟仍然是感恩的！想想自己，被关了一场，居然还没有死掉！

　　当然，他似乎也不知道应该去感恩谁了。不过，既然是感恩，就唯有颂圣罢。这“万岁”二字，看起来是颂圣，但“万岁”的背后，恰恰是他的恐惧啊。

　　“文革”本身就是一场红色恐怖。1966年，一些干部子弟就曾经在学校里刷出“红色恐怖万岁”的大字标语。

　　2014年《读书》第四期，《以本雅明的视线》一文写道：“优胜者的历史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暴力，那些有生之年受压迫、被遗忘的人，在历史的‘凯歌’中再次被碾碎，人类所继承的现实，满载着不被表征、不被承认的灵魂。”本雅明还说：“纪念无名者比纪念名人更困难，历史的建构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

　　父亲就是无名者之一。就因为他籍籍无名，他的抗战打日本的经历，几乎是不被认可的。还因为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国军为抗战所付出的一切，也在历史中沉默了很久。历史是不会安慰人的，历史也不会对无名者们说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之类的空话废话。历史把他们遗忘了。等到历史再度记起他们，他们又大都不在了。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许多的往事，往事许多的色彩，也大都消退在时光隧道里了。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现在，满大街响彻着强劲的摇滚，满大街晃动着旗袍和牛仔装，这种牛仔装，不就是小时候被我拆掉的父亲的工作服吗？现在，它们被冠以新潮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卷土重来。这世界真的变了，它越变越年轻，越变越新潮。

　　人生易老天难老啊！

　　

　　主人公戴志奎晚年

　　在《小说林》当了二十多年编辑，很喜欢文学编辑这个职业，因此深知想要做好一本刊物，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已发表作品四百多万字。为哈尔滨作家协会副主席。2011年退休。

　　戴洪龄，1950年出生于上海。1968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六团五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