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

　　

　　少年时代的阅读，塑造人的命运。一个穷苦的订书厂学徒，在工作间歇苦读，日后成为物理学家法拉第;一个高官子弟，在自家豪华的图书室里畅游，日后成为作家纳博科夫。这样的例子，从古至今数不胜数，建筑大师阿尔托（Alvar Aalto）也是其中一个典型。

　　阿尔托的童年和少年，都在芬兰中部只有三四千人口的小镇度过。他进入赫尔辛基理工学院读大学的第二年（一九一七年），芬兰才摆脱俄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当时的首都也不过七八万人口。大学毕业后不久，阿尔托前往意大利蜜月旅行，才第一次踏进欧洲大陆的文化宝库。三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阿尔托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 I B A）每年颁发给一位建筑师的金奖—前一年的获奖者是包豪斯的缔造者、德国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两年后是知名度同样高的密斯。

　　偏远小国的小镇少年，如何成长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学术界公认的七八位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建筑大师，他们的早年经历中都有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成长在文化发达的大都市、事业起步期得到前辈名家的指引、毕业于顶级的高等学府。阿尔托是唯一的例外，他的青少年时代无法获得这些有利条件。正因如此，他的成功道路往往被贴上“天才”的标签。

　　建筑师晚年的密友、芬兰作家希尔特（Goran Schildt）在他去世之后，出版了一部内容详尽的《阿尔托传》。从书中记录的许多点滴事迹和言论，可以梳理出天才的“配方”里某些关键的配料。其中之一就是持续毕生的勤奋阅读，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文化结晶里汲取养分。和其他几位建筑大师相比，阅读—尤其少年时代开启心智的阅读，在阿尔托的成功配方里占据更高的份额。

　　阿尔托高中毕业后选择建筑系的关键原因，是十岁时候在家里订购的杂志上，看到芬兰建筑师沙里宁绘制的几幅建筑透视图，从此被深深地吸引。大学毕业之后，他也曾短暂地跟随格罗皮乌斯、柯布西耶为代表的主流风格：新时代的建筑应当像机器一样理性、纯净。在试探性的几步之后，他就自信地转向另一种建筑价值观，设计手法也随之独特起来。某些文学、哲学方面的书籍，在小镇少年的头脑里播下的种子，十几年后发芽长大，在关键时刻为青年建筑师提供了养分。其中一位至关重要的播种者，阿尔托直到晚年仍心怀崇敬。

　　一九六二年，正值赫鲁晓夫政府“解冻”的高峰期，苏联建筑师协会盛情邀请阿尔托来访。在莫斯科完成了例行的学术活动之后，阿尔托提出一个怪异的请求：参观克鲁泡特金故居—其童年生活过的房子。他特意强调，自己的伯父是克鲁泡特金的好朋友。苏联同行们满腹疑惑，但还是陪同贵客实现了他的愿望。事实上，阿尔托根本没有那样的伯父，他只是不想费口舌解释，为什么忽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挂念这位“无政府主义王子”（A n a r c h i s tPrince）。

　　在贵族出身而勇于反叛的俄国革命家当中，克鲁泡特金是反叛的落差最大的一位。他的先祖，是罗曼诺夫王朝之前统治古罗斯的留里克大公，传至他的父亲仍是亲王。克鲁泡特金从专门培养高级贵族子弟的军事学校毕业之后，曾有志于做地理学家。他在远东地区和芬兰北部考察山脉和冰川，发表过颇有分量的研究论文。

　　然而，正如他日后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在西伯利亚度过的五年岁月，使我得以完全认识了生活与人性。我丧失了以前所具有的对于国家纪律的信仰，准备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三十岁的克鲁泡特金，拒绝了俄国地理学会聘请他担任秘书长，同时放弃贵族继承權，加入圣彼得堡的秘密革命团体。此后被捕入狱，越狱逃脱，辗转流亡于瑞士和法国，直到定居英国，在安稳的生活环境中，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不久，流亡近四十年的克鲁泡特金回到祖国，一九二一年在莫斯科附近病逝。

　　十九世纪末，痛恨社会黑暗而提出救世理论的思想家为数众多，克鲁泡特金或许是其中人生经历最丰富多样的一位。他亲身接触过俄国的宫廷、西伯利亚的官吏、远东的渔猎部落、芬兰的农民、瑞士的钟表匠、法国的工人、英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年近六十岁的克鲁泡特金，用英文发表了《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aRevolutionist ，1899）。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在该书的序言里写道：“很少有人像克鲁泡特金那样，详细地知道一切社会阶层。”俄国作家米尔斯基（M i r s k y），在其用英文撰写的《俄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1927）里评价《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是“一流的传记，是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之后最杰出的回忆录作品”。值得强调的是，这部《俄国文学史》被异常苛刻的纳博科夫评价为“包括俄语在内，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的俄国文学史”。

　　从文学、历史到地理、动物等多个学科，克鲁泡特金都有系统的研究，再加上可与赫尔岑相提并论的优美文笔，使他撰写的文章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兼具扎实的例证、清晰的逻辑和感人的温情。克鲁泡特金的大多数著作，在英文或法文原著面世一两年之后，就会出现瑞典语译本。阿尔托从小就是瑞典语、芬兰语这两种母语并用。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被这位俄国贵族的传奇人生和无政府主义学说所吸引。

　　克鲁泡特金为一九一0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了“无政府主义”（A n a r c h i s m）词条。他提出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是“反抗权威”（contrary to authority）。“无”的对象，或者说反抗的对象，是一个严格控制着所有个体的威权。“理想的社会和谐，产生于不同人群、地域和职业之间自由的约定。”克鲁泡特金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1902），具体阐述了他所倡导的无政府主义。书中大量的实证，从鸟类、灵长类动物到原始部落、爱斯基摩人，再到欧洲中世纪的城邦，层层递进，全都指向同一个观点：在动物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个体之间的“互助”和相互竞争同等重要。某些数量的个体通过“互助”的过程，形成一定程度自立的小团体，才能在庞大的整体当中健康地生存。反过来，因为个体和整体之间存在稳固的中间层次，整体也得以稳定而持久地存在。

　　克鲁泡特金极力推崇欧洲中世纪的职业行会（G u i l d）和独立城市：“中世纪的行会是充分的有机的生命，这是只有具备完整的生活机能才能够产生的。” 他把中世纪独立的城市称作“行会的行会”，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自立组织：“中世纪的城市试图在比村落公社大得多的规模上，组织一个在消费和生产以及一切社会生活方面进行互助和互援的紧密组合，不把国家的枷锁强加于人，却使属于艺术、技术、科学、商业和政治组织的每一个独立阶层的个人，都能充分自由地发挥创造才能。”欧洲中世纪的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职业行会、独立城市这些互助团体的繁荣。克鲁泡特金雄辩地证明，“个体—群体—整体”的均衡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

　　当托尔斯泰希望以宗教情怀拯救社会，当英国思想家斯宾塞冷静地宣扬“丛林法则”，克鲁泡特金奉献了另一种医治社会的药方。这种互助无政府主义思想不但不是混乱、无序的代名词，反而是一种深刻的、有效的组织方式，与暴力、暗杀更是毫不相干。克鲁泡特金本人很可能预料不到，自己的理论居然会深刻地影响一位建筑大师，通过他的建筑作品影响社会。

　　一九六五年，在佛罗伦萨尊贵的斯特罗齐宫，举办了盛大的阿尔托作品回顾展。早先获此殊荣的建筑大师，仅有赖特和柯布西耶两位。在展览开幕式上，意大利著名评论家拉基安蒂（C a r l oR a g g h i a n t i）把阿尔托比作“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能够向鸟兽布道的基督教圣徒。显然，这种评价带有意大利式的浪漫夸张，然而真正了解阿尔托作品风格的人，都能理解拉基安蒂想要强调什么。阿尔托的建筑风格被称作“有机建筑”（Organic Architecture），他就像圣弗朗西斯，能够使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通行的语言。

　　一九七二年，希尔特对阿尔托（距离去世只有四年）做了一次录音访谈，由芬兰广播公司制作成节目播出。利用这个机会，阿尔托向公众介绍他对于社会和建筑的思考，也对“有机建筑”做了生动形象的解释：

　　划分为某种形式的群组和元素，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界里随处发生的那样。即使在最简单的植物群落里，个体也不是间距均匀地生长。个体总是属于某个局部的群体，这些群体再组成更大的整体。个体的健康生长，依赖整体的和谐，同时也依赖局部群体适宜的规模。唯有这种局部和整体的均衡，才是我们妥善地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

　　在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看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思想。阿尔托相信，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以及作为人类社会一部分的建筑，遵循共通的规律。那就是“唯有局部和整体的均衡，才是我们妥善地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如果建筑的整体直接由许多单个构件组成，就像是没有中间层级的人类社会，所有单个的人直接拼合成抽象的社会整体，服从单一的威权秩序。纯净的、扁平化的建筑整体，难以融合进变化微妙的周边环境，同时也难以满足复杂的使用功能。

　　“有机建筑”不是肤浅地让建筑造型像山水、花瓣或者水滴，或者堆砌木材、石材这些天然材料，而是在最深刻、最抽象的層面模仿自然规律。“有机建筑”的实质在于，一座建筑的整体分区，依据不同功能或者周边环境，自然而然地分成几个各具特征的部分，然后再组合成整体。例如，一座图书馆建筑既有阅览大厅，也有职员办公;用地的某一侧有公路，而另一侧是树林……阿尔托设计的建筑，无论住宅、学校、图书馆或者教堂，无论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空间，都是由特征鲜明的“局部”组成协调的“整体”。建筑的不同部分不是相互抵触，也不是简单地并置。它们保持明显的独立，不必“屈从”于单一的秩序，散发着灵动、松弛的气息。

　　“个体总是属于某个局部的群体，这些群体再组成更大的整体。”阿尔托晚年建成的一系列公共建筑，充分体现了他的“有机建筑”原则。位于芬兰东南部的“三十字教堂”（Church of Three Crosses，1958），总计八百个座席的信众大厅清晰地划分成三个空间。根据举行活动的内容、集会的人数，借助可滑动的隔断墙（平日巧妙地隐藏在墙体内的凹槽里），三个空间可以完全独立地使用，也可以灵活地合并成较大的空间。基于功能而生成的这三个空间，直接反映在建筑的造型和外立面上。

　　位于德国北部的“沃尔夫斯堡市文化中心”（Wo l f s b u r g C u l t u r a lC e n t e r，一九六二年建成，一九00年更名为“阿尔托文化中心”），是多种使用功能的复合体，也是典型的“局部和整体的均衡”。梯形的图书馆空间开敞舒展，五间大小各异的报告厅像聚拢的手指，许多规整的小空间紧凑地拼合成办公室的组团。三种主要功能的空间，自然而然地形态各异。墙面上的窗、屋顶的天窗，也都随着功能组团不同而相应地改变。

　　针对单独的图书馆建筑，阿尔托提出一种独特的空间模式：阅览大厅是由多个手指状的小空间拼合成不规则的扇形，管理人员的办公空间是多个规整的矩形组成曲尺形，两个功能组团相互独立，通过简洁的几何构图手法结合为一体。例如，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天使山修道院图书馆（Mount Angel Abbey Library，1970）。“三十字教堂”的平面图与外观

　　面对柯布西耶、密斯等建筑大师引领的主流，阿尔托始终是坚定的少数派。二者之间的分歧，犹如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无政府主义”，前者信奉对立与淘汰，后者崇尚协调与共生。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里写道：“霍布斯、斯宾塞只是注意到战争、残忍和压迫行为的编年史家所说的历史，……他们就下结论说，人类只不过是组织散漫的生物，永远准备彼此战斗，只是由于某种权威力量的干预，才阻止了人类这样做。”

　　在某种程度上，柯布西耶和密斯也像斯宾塞那样，过分强调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许多建筑呈现的繁琐和零乱。他们希望新时代的建筑具有统一的、理性的秩序，唯有这样才能超越古代“腐朽”的建筑。他们的建筑设计原则，与阿尔托的“有机建筑”针锋相对。一面墙、一根柱子或者一个小空间，几乎所有个体都间距均匀地生长。个体并不属于某个局部的群体，“整体”成为神圣不可亵渎的咒语，消灭那些具有独立特征的“局部”。

　　柯布西耶以混凝土打造的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一九五九），密斯以玻璃打造的伊利诺伊工学院建筑系馆（一九五五）、柏林新国家画廊（一九六八），都是边长数十米的长方体，完整无缺，仿佛单一的威权统治着、监督着许多匀质化的个体。只有细节构件附着于“整体”，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局部”。这种散发着理性气息的建筑价值观，依然在当今建筑界占据着重要地位。许多地标性的建筑，仍然以不同的具体手法重现这种“整体”的中央集权。例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新馆（一九九五），完全相同的四座塔楼，占据长方形广场的四角，形成一个纯净的空间整体。日本的仙台媒体中心（二000），集成了诸多炫耀高科技的细节，整体形态同样是一个纯净的方盒子。这些名作的设计者，显然并不认同“唯有局部和整体的均衡，才是我们妥善地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

　　拥有“局部”的建筑和只有“整体”的建筑，各自是一部无字的书，向每天使用或走过的人们宣讲某种社会价值观，进而约束人们的行为，影响人们的思想。当今的中国，许多建筑师喜爱阿尔托独特的建筑风格，但是很少有人了解他巧妙的手法背后有哪些坚定的支撑。事实上，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很早就传入中国。巴金翻译《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中译本名为《我的自传》），一九三○年首次出版。他笔名的“金”，即取自克鲁泡特金。在一九三九年的再版序言里，巴金写道：“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书，也是在我的知识发展上给了绝大影响的一部书。”《互助论》则有周佛海（一九二一）、朱洗（一九三九）和李平沤（一九六三）的多种译本，曾经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话题。

　　人类的文化，究竟如何编织成巨大的、坚实的网？从中世纪直到电子化时代，书籍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叠叠记录着前人思想的纸，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貌似无关的不同知识领域。它们不断激发后人的灵感，催生新一代巨人。

　　仅以此文纪念克鲁泡特金逝世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