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与中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大海引诱人也毁灭人，或充满敌意，或冷漠无情，是古典神话中神灵争夺世界统辖权的战场，是反射人类秉性的一面明镜，或是《吉尔伽美什》等史诗的终末叙事中吞噬一切的洪流。从《奥德赛》第五卷中作为海怪与宁芙之家的、荷马的葡萄酒色的大海，到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中令人生畏的“鲸之路”;从公元七至十世纪盎格鲁- 撒克逊诗人在大量挽歌中悲悼的、作为流放之地的冰冷大海，到十四世纪中古英语头韵大师“珍珠诗人”笔下作为“地狱子宫”（hellen wombe）的、引发幽闭恐惧症的深海……海是利维坦的居所，也是利维坦本身。
《旧约》中亦有诸多对于海洋之无情和灾难性力量的文字表述：“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创世记》7：11）;“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出埃及记》15：4-5）;“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约伯记》38：8-9）;“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约拿书》2：5）……许多中世纪绘经师将这些文字视觉化成了生动的图像。在表现大洪水与挪亚方舟的彩绘手抄本上，在描摹大海的天青石矿物颜料微粒中，在遍及世界的惊涛骇浪或佯装平静的海底，未被选上方舟的一切造物在一种可怕的均等主义中共同绝望。洪水之海一笔勾销了已经岌岌可危的跨越物种、国界、种族的共情的可能性，人类与动物一样无助地挣扎，一些抄本上的死者甚至与幸存者一样面容安详。就其拉丁文词源“保卫，守护”（arcere）赋予的定義而言，“方舟”一词的普世使命可谓以失败告终。大洪水，十五世纪抄本，今藏法国国家图书馆（BNF MS Fran?ais 28， 66v）
大洪水，十四世纪抄本，今藏大英图书馆（BL Add MS 47682 f. 8r）
中世纪早期的盎格鲁- 撒克逊人对自己身居海中一隅的地理事实有十分确凿的认知，并由此衍生出独特的身份想象和叙事。公元六世纪，可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在《英吉利人教会史》开篇伊始以拉丁文写道：“不列颠是一个大洋中的岛屿（Oceani insula），曾被称作阿尔滨（Albion），它位于西北方，在构成欧洲主体的日耳曼、高卢、西班牙对面，与它们隔着遥远的距离。”比德不是将自己的家园看作世界中心，而是和历代罗马编年史家和地图编绘者一样，将不列颠（Britannia）看作罗马的遥远边地，称它位于“（罗马的）西北方”，而没有说罗马位于不列颠的东南方。罗马才是“定位点”（oriens）、朝圣终点、精神“首都”，而不列颠—阿尔滨—英格兰是政治、宗教、精神上的边地、隔绝之地、孤岛—这种盎格鲁- 撒克逊基督教中心主义在古英语《盎格鲁- 撒克逊编年史》、拉丁文《论不列颠的摧毁和征服》等早期历史著作中也有体现，并且始终基于对不列颠四面环海、远离“世界中心”的认知。公元六世纪左右，不列颠圣徒吉尔达斯（St Gildas）在《论不列颠的摧毁和征服》中反复强调故乡的海洋属性及伴随而来的各种艰险：“与此同时，在这个位于世界一隅、被寒冰和严霜冻僵的岛屿上，基督这位真正的太阳送去了光芒。”这些艰险在约作于八世纪的古英语挽歌《航海者》（The Seafarer ）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人们不知道
陆地上是谁 最受命运青睐，
不知道凄惨哀切的我 如何在冰冷的海面上
居住了一整个冬季 在流亡的众路上，
失去了友好的亲人，
周身挂着冰锥; 冰雹漫天飞舞。
那儿我什么也听不见 除了咆哮的大海，
那凛冽的波涛。 有时我把天鹅的歌声
收集来愉悦自己， 用塘鹅的聒噪
还有麻鹬的尖叫 代替人类的欢笑，
用海鸥的长啸 代替蜜酒的畅饮。
（《航海者》第12—22 行，包慧怡译）
铿锵的头韵和醒目的行间停顿串起了一系列独属于海洋的严苛属性。如果说充满“人类的欢笑”“蜜酒的畅饮”和宫廷诗人琴音的“厅堂”（古英语sele/seld/heal/halle）是盎格鲁- 撒克逊人心中荣耀、光明、温暖与安全的象征，是英雄受到隆重款待并讲述自己冒险征程之地、个体的社会属性得到肯定之处、一切世俗价值的积极展开之处，甚至被看作文明的中心本身—《贝奥武甫》中的“雄鹿之厅”（Heort）就是个中典例—那么浩瀚无垠、无给养无人烟，唯有“凛冽的波涛”“天鹅的歌声”“塘鹅的聒噪”“麻鹬的尖叫”“海鸥的长啸”与旅人相伴、时刻唤醒人心最深处的旷野恐惧症的海洋，可以被当仁不让地看成一座“反厅堂”（anti-hall），其长宽与地平线相齐，浩渺难测。《航海者》的基督徒作者会在诗篇后半段向我们暗示，离开大地上的厅堂是为了最终进入天上的“厅堂”，而我们称为“反厅堂”的茫茫大海是人生（现实的或象征的）朝圣路上必要的自我剥夺之地。公元四世纪遁世派教父和隐修士有他们的沙漠，七至九世纪盎格鲁- 撒克逊航海者则有他们的汪洋。两种严苛的地貌背后是同一种自我放逐和禁欲主义的思维模式：尘世荣光不可驻（sictransit gloria mundi），没有一座陆地上的城市堪当人类的恒久居所，永不朽坏的家园唯有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离家是为了寻家，航海是为了返乡;沿途越是经历重重艰难险阻（海上旅行的孤独和磨难成了人生多舛的绝佳象征），来世进入天堂的归家时刻就越发完满和甜蜜。
古英语挽歌《航海者》，《埃克塞特抄本》，今藏埃克塞特大教堂图书馆
约作于公元六五0至七五0年、有五份九或十世纪抄本传世的拉丁文《各类怪物之书》（Liber monstrorum de diversis generibus ）被归于一位匿名盎格鲁- 撒克逊作者名下。牛津大学古英语文学教授安迪·奥切德（Andy Orchard）认为这位作者熟悉古英语《贝奥武甫》手稿中《东方奇谭》和《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书信》背后的拉丁文素材，肯定了他在怪物分类学方面的成就（列出并详略有当地描述了约一百二十种怪物）。但此刻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遍布《各类怪物之书》（以下简称《怪物之书》）各处的航海意象，及其与心灵、智性和文本之脆弱性之間的隐喻关联。《怪物之书》第一卷开篇写道：“你问起地球各处隐秘的安排……我会认为那些谎言不该对任何人重复，要不是你的请求如狂风，将我从高耸的船尾楼吹落，船只在深海怪物之间颤抖不已。我将这一[ 描述怪物的]任务比作幽黯的大海，因为没有明确的方法可以证明，那些经由诗人和哲学家们镀金的话语而传遍世界的传说是真相还是谎言。”中世纪文学中常见的“自谦”母题（humility topos）被海洋意象重新包装，身兼作者身份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将对自己手艺的不自信和对作品主题（怪物）的质疑一并看作“幽黯大海”的一部分;对一名基督徒作者而言，写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怪物志，在方方面面都是一项危险的文本生产任务，“我”将自己临案提笔前的心境比作深海怪物之间颤抖的船只，可谓匠心独具。
下一节中作者又写道：“如今人类繁衍滋生，地球上的陆地都被充斥，群星之下少有怪物出生。我们曾读到，在世界的多数角落里，怪物已被人类彻底根除和战胜，现在它们被扔下海滩，被掷入惊涛骇浪，凭借陡峭的极地之巅的搅动，它们已经从地球的最边缘和每一处，被抛进了海流的浩渺深渊。”海洋在这里被看作一个永难填满的怪物回收空间，可以方便地容纳所有被人类的想象定义为非我族类且具有威胁性的“它们”，为陆地进行清洗异族、净化家园的工作。如此接纳一切陆地拒绝接纳之物的大海，堪比一座集中抛弃传染病人或疯子的超大型中世纪疯人城（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称这类城市为“反朝圣地”），是一面映射盎格鲁- 撒克逊人心灵中禁忌、他者、惩戒、隔离等概念的巨镜。斯库拉和塞壬，十五世纪，今藏盖蒂博物馆（MS Ludwig XIII ⅩⅢ 5， v1， fol. 68v. ）
类似的，《怪物之书》第一卷也以航海隐喻收尾：“你用请求的巨浪反复拍击我、要我描述的巨大怪物就是这些，而那些，则是我从传说的泡沫洪流中采集来放在海岸上的。”作者自比一名信息打捞员，从危险而不可靠的文本源头（“传说的泡沫洪流”）中艰难地收集素材，根据自己的准则编订成书，而这一切努力（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绝非为了满足作者本人的好奇或虚荣，仅仅是为了回应一位身份不明的第二人称收信者的恳求（“你用请求的巨浪反复拍击我”）。在这位盎格鲁- 撒克逊作者笔下，文辞的力量—无论其背后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是恳求、命令或猎奇—具有与它所服务的主题相似的“海洋性”：暗流汹涌、界限不明、险象环生、难以抗拒。
剑桥大学中世纪文学荣休教授迈克尔·拉皮济（Michael Lapidge）认为《怪物之书》的作者熟读盎格鲁- 撒克逊时期杰出的学者作家奥德海姆（Aldhelm of Malmesbury，约卒于七一0年）;一些中世纪盛期学者甚至直接将《怪物之书》归于奥德海姆名下。最新的语文学与修辞学证据普遍不支持后一种看法，但奥德海姆的可能影响的确难以排除，尤其当我们聚焦于其拉丁文作品《论童贞》（De Virginitate ）中的海洋意象时。与《怪物之书》第一卷的首尾类似，《论童贞》同样被航海隐喻一头一尾裹卷：“仿佛尘世的危险化作恐怖的暴风雨的涡流向他们袭来，他们从西西里的斯库拉和深不见底的漩涡间穿过，匆忙向修院生活这座海港驶去，由基督担任他们的舵手，他们安全抵达，尽管船只的木材受了损伤。”篇首的这段文字娴熟地化用荷马（但只点出了巨岩斯库拉的名字，将卡律布狄斯仅仅称为“漩涡”），却以“基督舵手”取代了异教英雄奥德修斯，将个人的灵性生活比作风雨摇曳、海怪出没的大洋上一段凶险的航程，终点是由修道院象征的退隐生活（我们已在挽歌《航海者》中见过类似的隐修主义）。篇末，奥德海姆将自己的写作生涯比作一段险象环生的航程：“我那脆弱的智力是一条碎裂的小舟，被恐怖的暴风雨的涡流摇晃，手臂奋力划桨，终于静静抵达渴望已久的海港……依靠基督在天上的帮助，相信我们帆桁上被顺风鼓胀的船帆……会安全通过语法错误的斯库拉和用词不雅的深渊，不会颤抖于l 音误置的撞岩和m 音误置的漩涡，[ 这些怪物]会让没有语法学家担任舵手的莽撞人士惨遭语病的船难。”这里，我们看到“舵手”一职由篇首的“基督”换作由“语法学家”担任，而“文之危”再次密集使用“海之险”的语言来铺成，以至于每种文法错误都化身为对应的海怪，令水手—作家（此处即奥德海姆本人）即使有神恩和学识的庇护，依然战战兢兢，临渊履冰。鲸与水手，十二世纪动物寓言集，今藏牛津大学饱蠹楼（B o d l e i a n L i b r a r y，MSAshmole 1511， Fol. 86v.）
《怪物之书》第一卷聚焦于奇人，第二卷罗列怪兽（包括各类想象的海怪或真实的水兽，前者包括鱼狗、鱼马、海虎、海驴等，后者包括鲸、鳄鱼等），篇幅最短的第三卷单独处理蛇类（包括生活在沙漠或山谷里的白胡椒蛇、宝石蛇，以及生活在海洋或河流中的海德拉巨蟒、冥河九盘蛇等）。不过即使在第一卷里，海洋元素也远远不止出现于篇首与篇末，比如在这两则迷人的轶事中：“巨人曾经生长到如此惊人的体型，据说能徒步涉过所有的大海。书中记载，他们的骨头经常在海滩上被发现，在大地的隐秘处，这是他们硕大体型的证据”;“我们还听说，有个胸部尚未发育的[巨人]女孩被发现于欧洲西部的海岸，海浪将她从大洋里冲上了陆地;人们用石头标记了她的体型。她身长五十英尺，肩宽七英尺。她穿着紫色的斗篷……头部受了致命伤”。这两则叙事与其说是关于奇人，莫如说关乎远方—这些不速之客奇异到连志怪录作者都要凭借“书中记载”“我们听到”这类措辞为自己免责，而海洋是全世界远方的通用名片。异域永远与道听途说捆绑，这些从陌生海域被冲到本地海滩的漂流客虽不能亲自开口，其巨型尸体或骸骨却构成某种“明证”，暗示地球上还存在着擅长航海的盎格鲁- 撒克逊水手从未抵达、或许也从不曾被绘入地图的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就在某处遥远大洋的彼方。对古盎格鲁- 撒克逊人而言，大海始终是他者和异质性的象征，无论是作为试炼信仰的“反厅堂”、深邃可怖的怪物回收站、输送远方奇人的流动介质，还是文本和诗艺之不确定性的系统隐喻。这些以古英语或拉丁文书写的匿名作者正是借助海洋这面流动之镜，不断拓宽和加深自己对何为陆地、何为故乡、何为自身的理解，以越来越丰富的方式将“海洋性”赋予笔端的万物。
（本文《怪物之书》和《论童贞》引文由作者自拉丁文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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