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超

　　随着大卫·哈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声名鹊起，作为一门“小”学科的人文地理学被更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所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城市研究乃至文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广泛阅读哈维等人文地理学家的论著，致力于学科的交叉和渗透。但是，很多人忽视和忘记了另一位与哈维齐名且更有传奇色彩的地理学家——被称为“野比尔”的威廉·邦奇（William Bunge，1928-2013）。

　　“野比尔”这个绰号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邦奇桀骜不驯、不走寻常路的个性。也许正因此，邦奇虽然在学术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命途潦倒，最后竟没有在大学谋得一个稳定教职。直到他生命的后期，才有地理学家慢慢关注他并给予高度评价。他的学术和人生经历被重新研究，他的书籍也被重新出版，他一下子从一个学术边缘人成为主流关注的对象。

　　我关注邦奇，一方面与自身对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兴趣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一个人相关——著名经济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学者、英国科学院院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杰出学者巴恩斯（Trevor Barnes）。巴恩斯谦逊平和，平易近人，我在加拿大访学期间主要与他合作，私下里亲切地叫他“老巴”。老巴已经六十五岁，著述颇丰，其中至少有三篇专论邦奇其人其作，而且发表于地理学知名刊物（如二0一七年发表于《环境与规划A》（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的《边缘人和他的核心贡献：邦奇的创造性空间与美国地理学》以及二0一六年发表在《加拿大地理学家》（Canadian Geographer）上的《奇异组合：哈特向和邦奇》，本文一些素材即来自这两篇文章），这也是很罕见的。在一封与我谈及地理学的艺术性以及创造性的邮件中，老巴特意提到了邦奇，并将他写的关于邦奇与创造地理学的文章发给我，使我着实喜出望外，因为我早已对邦奇感兴趣，却苦于资料限制。深入了解后，越发觉得邦奇是一个个性鲜明、可亲可敬的“英雄”人物，他的学术成就、影响与传奇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学科和历史也是来自生活，是鲜活的人物、事迹而不是枯燥的大事年表。也许只有传奇人物才能真正明白传奇人物，所谓“英雄惜英雄”。老巴和邦奇之间可能就是如此。所有杰出的作品，无论是文学艺术的，还是科学的，其实都在或明或暗地阐述命运这一主题。命运是我们想把握却不能把握的东西。命运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创造，邦奇就是一位极富个性和创造力的地理学家。

　　二十世纪后半期，美国乃至世界地理学出了两个伟大人物：哈维和邦奇。这两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强调并投身“革命”——计量革命和激进地理学的革命，理论立场都至少曾转变两次。计量革命倡导将数学为代表的科学方法引入地理学，追求地理研究的一般法则;激进地理学家则主张地理学和地理学者应该关注、介入、改变并影响社会。既然名之为“革命”，就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一个学者发动两次根本性的变革也是非常罕见的，因而这两人都被载入史册。但与哈维的名声大噪、影响广布不同的是，邦奇受到的关注并不多。中国地理学界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他，遑论其他学科。邦奇先是作为计量革命的先锋和代表人物，后来亲身投入底特律内城的社区改造活动，长期在菲茨杰拉德社区以亲身实践来创造新的地理学。他不仅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虽然有一些著名地理学家，比如古德柴尔德、哈格斯特朗评价他为“天才和专业的佼佼者”，但他还是长期被主流所排斥。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地理学者终于认识到他的学术价值，邦奇也由边缘人成为核心，这本身就是传奇。

　　学科或理论“革命”无疑是创造性极强的学术贡献。但是，理论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呢？这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问题。以往的对创造性的研究中，往往忽视地点或地理的因素。老巴以邦奇的事迹为案例，提出了地理学理论创新其实都是地方化（place-based）的重要观点。英籍匈牙利作家、学者亚瑟·库斯勒曾提出关于艺术和科学的创造性理论，认为创造性活动发生在两种不同类知识的交界地带，而只有让自己的视野和思想开放，善于进行不同类事物的关联，并在不同条件下把它们像做化学实验那样“把试剂摇到一起”，条件与思想成熟后，创新就产生。

　　老巴认为库斯勒没有考虑地理或地方在形成创造性思想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他打算发展库斯勒的框架，添加地理等要素，并把创新发生的地方划分为边缘和中心，认为恰恰是远离正统地理学的边缘性大学、地方支撑了邦奇的研究，使其研究不断趋于成熟，避免了在核心处的传统势力和权威的阻力。尽管邦奇在两次创造性活动中似乎都是边缘人物，得不到所谓主流认可，后来其著作却成为地理学的经典。

　　邦奇于一九二八年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拉克罗斯。一九四六至一九五0年在贝洛伊特学院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应征入伍，并在一九五0至一九五二年期间担任与核战争有关的培训师。其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导师正是赫赫有名的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师徒俩恩怨纠葛不断。哈特向是一个内敛、挑剔、苛刻、谨守规则的人，而邦奇恰恰相反，是一个随心所欲、粗枝大叶、野性难驯和挑战规则的人。一九五六年硕士毕业后，邦奇本来已经直接在地理系读哈特向的博士，但一次重要考试竟然没及格，原因则主要在于哈特向投了反对票，导致邦奇被退学，这对心高气傲的邦奇是沉重的一击。在后来的通信中，哈特向表示主要在于邦奇的地理观念有问题，没抓住重要的东西。邦奇则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并针锋相对地回应哈特向：他抓住的恰恰是重要的东西，就被退学而言，他的过错绝没有威斯康星老师的愚蠢那么严重。

　　那么，到底两人各自认为的重要或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哈特向曾经在一九三九年出版《地理学中的性质》，被公认为地理学的经典之作，也由此奠定了其在专业领域的权威地位。他在书中提出了区域研究是地理学的核心，得到许多地理学家的认同。但是，区域地理过于强调特殊性，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尤其是一名叫舍费尔的名不见经传的地理学家，一九五三年在著名的《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哈特向与区域学派，认为地理学应该走实证和计量化的路子，以探讨一般性的法则为要务。保守顽固的哈特向迅速回击，并获得了当时欧美主流地理学家的支持。邦奇犯的恰恰是这种“路线”错误，他读了舍费尔的论文，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这当然为哈特向所不容。所以，邦奇在地理学的主流阵地——保守的美国东北部，特别是中西部大学——不被待见。一九五八年，博士计划失败之后，他跑到了处于边缘地带的华盛顿大学。当时，华盛顿大学刚好有一批人，以青年教师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为首的众多男性研究生形成一个研究队伍，邦奇把它称为“加里森突袭队”（The Garrison Raiders，这个名字也反映了邦奇的反叛精神）。邦奇根据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理论地理学》成为该团队的重要文献，它试图为地理学寻找一般理论与法则，掀起了计量革命的浪潮。西雅图和华盛顿大学也由地理研究的边缘地方与单位逐渐成为计量革命的中心。邦奇并没有因此交上好运。他的博士论文要出版，审查人却又是他的老师——哈特向。果然，哈特向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认为邦奇写了一本“错误连篇，该被烧掉的书”。邦奇决心克服困难，哪怕是自费出版。他求助于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后者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并支持其出版。最终，穷困潦倒的邦奇博士，由其父亲——一个抵押经纪商（提供整个家庭一半收入来源）——资助出版了《理论地理学》。出版費一千八百美元，印了八百册，而且是由瑞典隆德大学出版的。边缘人在边缘的地方出版了被边缘化的伟大著作。

　　即使《理论地理学》出版后好评有加，也并没改善邦奇的生活。一九六0年，邦奇到爱荷华大学（也就是他所推崇的舍费尔所在的大学）做访问学者，但与当时的系主任麦卡迪起了冲突。原因也是关于哈特向。麦卡迪阻止他发表攻击哈特向的文章，认为会惹麻烦;而邦奇则登报指控麦卡迪断章取义，侵犯他的学术自由。这自然被爱荷大学所不容。一九六一年，他去了底特律的维恩州立大学任助理教授。经济窘迫加上想住得离大学近些，他最终落脚在菲茨杰拉德社区，那里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都是黑人，这又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社区。邦奇不想坐在办公室里看窗外的社区，而是想投身进去。他很同情社区居民的状况，虽然坚持他的理论地理学研究，但他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社区实践上。一九七一年，他出版了另一部极富创造性的著作《菲茨杰拉德：革命的地理学》（Fitzgerald：Geography of a Revolution ），以自己的专业投身于社区改造和运动，主张市民权利和社会正义，指出种族主义、歧视和贫困才是城市问题的根源。但这部著作也被一些地理学家如刘易斯斥为“劣质之作”。同时，因为同情共产主义，参加黑人社区运动和反越战等活动，邦奇后来没有获得维恩州立大学的终身教职。他的一些同事也认为他很不好相处，所以给他起了“野比尔”（Wild Bill）的绰号。其实，他的讲座深受学生欢迎，但他看不起那些投机和从事政治的同事，只能在一九六九年被迫离开。

　　邦奇与哈特向虽然反目，但一直保持通信。这大量的通信内容既有邦奇对哈特向的恭维，也有争辩乃至人身攻击。一九七六年，也许是久受压抑，邦奇写信给威斯康星地理系的系主任克拉克（Andrew Clark），但他不知克拉克已于数月前去世，于是该信被转交给哈特向，正是这封信把故事推向高潮。邦奇在此信中对哈特向极尽谩骂与丑化，说哈特向是一个残忍、报复心强、让同事惧怕、玩弄阴谋诡计的人，并且说“我们应该在他的墓地撒尿”。哈特向则回复了七大页纸，对邦奇一一进行反驳，并称这是一封可怕的信件，他甚至没有读完就把它退回。邦奇后来携全家移居加拿大，曾任教西安大略大学和约克大学，都不是终身教职，他还开过出租车，最后定居在魁北克小镇，活了八十五岁，于二0一三年逝世，并没有多少人隆重地悼念他。好在还有老巴这些人一直记念他，并认为他是真正的英雄和具有卓越创造力的地理学家。

　　邦奇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很值得我们反思。比如，我们是否创造过一个面向社区的教育，而不是把教育仅仅限定在课堂、教材、学生;城乡规划和人文地理实践应该面向社区，扎根社区，了解社区，投身社区，关注弱势群体和底层的社会空间，因为“他们”就是“我们”。邦奇所做的事情，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也不难，却很少有人为之，这也正是我们敬佩邦奇之处。归纳起来，一是理论有创见，不愿循规蹈矩和服从权威;二是以专家和市民的身份亲身投入社区实践，而不是站在外围给居民做规划或站在高处指手画脚。其实，学者所面对的无非就是这两件事：理论与实践。但很少有人像邦奇那样去做。邦奇做了，符合学术精神，结果却连一个一般大学的教职都谋不到，这与时代背景有关，也与根深蒂固的人性缺点或弱点有关。它反映了美国政治氛围对学术的钳制，学术权威对学术的压制，学科传统对学术的牵制。无论怎样，历史会留下和尊重真正的学术，最有力的不是权力和利益，而是思想。正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言：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逐渐侵蚀力之大。

　　凯恩斯说得很好，但遗憾的是没有提及地理学家。地理学家的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在激进地理层面，前有克鲁泡特金和雷克吕奠定的传统，后有哈维和邦奇的创造性理论和实践。历史是延续和传承的。我们不应该忽略和忘记邦奇这样的地理学家。他以亲身经历表明：紧密联系社会和进行社区重建才是现在地理学的主旨和未来地理学的希望。当时如此，现在亦如此;美國如此，中国亦如此;邦奇如此，我们亦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