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长我三岁，但哥哥个子比我稍矮，长得也不算老气，不熟悉的人常常把我当成哥哥，把他当成弟弟。有人曾经探究过哥哥个矮的原因，以为是长身体时挑过担的，可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哥哥上学一直上到高中毕业，在家又是老大，头一个男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很偏爱，根本舍不得让他肩头上搁担子。高中毕业后，就拜托亲戚帮忙，送他到轮船上去学开机了。
不过，哥哥从小的聪明却是远近闻名的。上学时，他的成绩很好，字也写得好。他还会拉二胡、吹笛子。二胡原本是叔公买给儿子学的，可叔公那笨拙的儿子学了一年多拉出来的还是那不成调的“杀老鼠”的声音，气得叔公差点把二胡掼掉。正好哥哥到他家去玩，出于好奇，拿起二胡拉着玩，哪知一天时间不到，哥哥竟将《东方红》拉得有板有眼。叔公把他那不争气的儿子骂了一顿，然后将二胡送给了哥哥。从此哥哥放学回来，书包一撂就拉二胡，没有老师教，哥哥就到书店里去买了二胡演奏方面的书，自己摸索。只几个月时间，就拉得婉转动听了。后来，哥哥又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吹笛子，一支用拾荒积攒的钱换来的竹笛被他每天带在身边，上学路上吹，放学路上吹，晚上上下自修时也吹。由于哥哥会拉二胡、吹笛子，一时变得很吃香。学校里搞文娱活动，要他参加，大队里成立文艺宣传队，排节目春节期间演出也要他参加。看到哥哥坐在台边，一会儿拉二胡，一会儿吹笛子，那台子中间表演的人都要按着他的调儿唱，合着他的节拍跳，我和弟弟们觉得很神奇，心里羡慕得要死。
论成绩，哥哥是应该能考上大学的。但在哥哥高中毕业的时候，国家还未恢复高考制度，哥哥只得回乡务农。那时，农村人有一点办法的都要想主意送子女进厂或到什么单位找个工作，尽管是临时工，尽管有的学徒期还要拿钱自培，尽管工资只有十几块，但谁都削尖了脑袋找关系，开后门，只为的是子女能跳出“农”门，有个出息。而如果不能把子女送出去，就意味着父母无能。当时有种说法，女的嫁人，宁可嫁个五十岁拎皮包的，也不嫁个二十岁扶犁耖的。没得工作，在家种死田，找老婆都难。在这种压力下，为哥哥找一份工作，就成了父母的头等大事，就成了全家的头等大事。终于，一个亲戚愿意介绍哥哥到航运站的轮船上去学开机，先自己带生活费自培，技术学到手考到操作证后，再想办法先做临时工，然后争取定为合同工。这样一步一步的来，只要好好干，估计弄个工作不成问题。亲戚真心帮忙，为哥哥设计好这“三部曲”，又很快跟航运站的领导说好。可头路找好了，工作落实下来了，还要大队同意放才行。为此父亲又想尽办法，做通大队支书的工作，最终将离开学校，在家做了几个月农活、皮肤已晒黑了的哥哥送上了航运站的轮船。之后，哥哥果然按照亲戚设计好的“三部曲”，从自培，到临时工，到合同工，工作基本稳定了下来。由一个可能去扶犁耖的农民而成为了一个“拎皮包”的工人，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从而没有费事的就娶上了老婆。
哥哥在船上一干就是十年。
船上的生活单调、清苦，也寂寞，工作的地方是在一个整日轰隆作响的充满油污废气的机舱里，睡觉的地方是在一个2平方大的抬头就碰到顶的狭窄船棚里。从船头到船尾，从左舷到右舷，活动的空间长不过二十米、宽不过六、七米，长年累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几乎就与外界隔绝。每到晚上，船在河边停下来，哥哥就拿出他的二胡，坐在船头拉起来。夜很静，船灯月色映照下的河面波光点点。哥哥最喜欢拉的是阿炳的《二泉映月》，那琴声如泣如诉，每一个音符都像重锤击打着人的心尖。让人心悲、心酸、心忧、心伤，让人心痛、心怒、心喜、心乐。哥哥拉得很沉醉，他双眼微闭，身体随着右臂运弓的幅度而前倾后仰。他的身心完全进入乐曲的旋律中去了。他的孤独寂寞的心境，他的思乡念家的情怀，他对妻儿的一腔爱意，都融和在那琴声曲韵之中倾泻而出了。有时，他会把这首乐曲反复拉上几遍，拉到最后，禁不住泪流满面。这时的哥哥，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已经不是一个身穿工作服、两手油污的机舱的“老鬼”，他完全是一个“音乐家”！
大约是在一九八六年的春节后，哥哥忽然跟爸爸、妈妈提出来想离船。爸爸坚决反对，说你已在船上干了10年，说不定哪一天就可以转正，离船回来你干什么？哪碗饭好吃？哪个钱好赚？妈妈心里也不同意，但嘴上还是说，你自己把主张拿定了，你也成家立业了，离船好离，再去就不可能了，到时后悔就晚了。哥哥却铁了心似的，他说，哪怕今天我离船，明天可以转正，我也不后悔，哪怕回来种田也不后悔。船上我实在是蹲够了啊！话已至此，爸爸妈妈也不好勉强，只得随他自作主张。不过，爸爸还是恨恨地骂了句：没出息的东西，将来懊悔的日子在后头！
离船回家后，哥哥确实走过了一段弯路。但他却从未后悔过。凭借自己的聪明灵巧，他先后学会修无线电、修电动机，并且摆过摊、开过店。但终因半路出家，技术不精，生意未能做出。后来又跟父亲一起行船贩卖砖瓦，因捉砖头体力消耗大，而哥哥个小体弱不适应，心中也不甘心就干这样的体力活，加之父亲又时不时地说一两句埋怨的话，心里也不舒服，不到一年时间就又上了岸。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哥哥人生的低潮，哥哥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哥哥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干活，割麦、栽秧、挑担，这些过去很少干过或从没干过的活儿，他都主动去干，咬紧牙关坚持干。歇下来的时候，他仍不忘他心爱的二胡，常常坐在门口的小院里，拉上一曲。高兴了，还会自拉自唱，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但长期这样，总不是个办法，总要找个事情做做。我那时在文化站工作，站上办了个弹簧厂，厂里从温州购回了一台万能自动卷簧机，需要找个开机的人。我就将这事告诉了哥哥，问他愿不愿去。哥哥答应去试试。从此，哥哥就开起了卷簧机，跟弹簧打起了交道。哥哥因为学过机械，又比较聪明灵巧，也肯钻，时间不长，就不但会开，而且会修。后来厂里又买了几十台小型卷簧机，还专门送哥哥到温州去学习培训。回来后，哥哥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还取得了助理工程师职称。方圆几十里以内的弹簧厂，只要卷簧机坏了，就都来找哥哥去修，一时哥哥变得很吃香，成为弹簧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以至于这家厂想要，那家厂想挖。但哥哥始终坚持在文化站弹簧厂工作，直到后来企业改制，他才离开文化站，自己买了几台机，在家里开了个个体弹簧厂，为别人加工弹簧，同时帮另外几家弹簧厂修修机，一年到头倒也忙个不停。收入也不少，几年时间就起了楼房，比在外面混强多了。而其时，国家实行企业改革，哥哥原来所在的航运公司也改制、裁员，一些原来跟哥哥一起的已经转了正的人也被一帐算清，下岗回家。哥哥当初的选择，倒有一点先见之明了。
2003年，我回家过年。到除夕这一天的上午，哥哥那小厂里的机器声还在响着。晚上，我们弟兄几个和爸爸妈妈一起吃团圆饭。哥哥告诉我，今年形势不错，要是年年都像今年就好了。我举起酒杯，对哥哥说：“明年肯定会胜过今年！来，祝你一年更比一年好！干杯！”我们两杯相碰，一饮而尽。哥哥抑制不住心头的高兴，多喝了几杯，已有几分醉意。他将二胡拿出来，坐在酒桌旁就拉起来，一边拉，一边唱，活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也被哥哥的情绪所感染，也跟在后面唱起来，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童年那天真烂漫的美好时光。
不过，哥哥从小的聪明却是远近闻名的。上学时，他的成绩很好，字也写得好。他还会拉二胡、吹笛子。二胡原本是叔公买给儿子学的，可叔公那笨拙的儿子学了一年多拉出来的还是那不成调的“杀老鼠”的声音，气得叔公差点把二胡掼掉。正好哥哥到他家去玩，出于好奇，拿起二胡拉着玩，哪知一天时间不到，哥哥竟将《东方红》拉得有板有眼。叔公把他那不争气的儿子骂了一顿，然后将二胡送给了哥哥。从此哥哥放学回来，书包一撂就拉二胡，没有老师教，哥哥就到书店里去买了二胡演奏方面的书，自己摸索。只几个月时间，就拉得婉转动听了。后来，哥哥又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吹笛子，一支用拾荒积攒的钱换来的竹笛被他每天带在身边，上学路上吹，放学路上吹，晚上上下自修时也吹。由于哥哥会拉二胡、吹笛子，一时变得很吃香。学校里搞文娱活动，要他参加，大队里成立文艺宣传队，排节目春节期间演出也要他参加。看到哥哥坐在台边，一会儿拉二胡，一会儿吹笛子，那台子中间表演的人都要按着他的调儿唱，合着他的节拍跳，我和弟弟们觉得很神奇，心里羡慕得要死。
论成绩，哥哥是应该能考上大学的。但在哥哥高中毕业的时候，国家还未恢复高考制度，哥哥只得回乡务农。那时，农村人有一点办法的都要想主意送子女进厂或到什么单位找个工作，尽管是临时工，尽管有的学徒期还要拿钱自培，尽管工资只有十几块，但谁都削尖了脑袋找关系，开后门，只为的是子女能跳出“农”门，有个出息。而如果不能把子女送出去，就意味着父母无能。当时有种说法，女的嫁人，宁可嫁个五十岁拎皮包的，也不嫁个二十岁扶犁耖的。没得工作，在家种死田，找老婆都难。在这种压力下，为哥哥找一份工作，就成了父母的头等大事，就成了全家的头等大事。终于，一个亲戚愿意介绍哥哥到航运站的轮船上去学开机，先自己带生活费自培，技术学到手考到操作证后，再想办法先做临时工，然后争取定为合同工。这样一步一步的来，只要好好干，估计弄个工作不成问题。亲戚真心帮忙，为哥哥设计好这“三部曲”，又很快跟航运站的领导说好。可头路找好了，工作落实下来了，还要大队同意放才行。为此父亲又想尽办法，做通大队支书的工作，最终将离开学校，在家做了几个月农活、皮肤已晒黑了的哥哥送上了航运站的轮船。之后，哥哥果然按照亲戚设计好的“三部曲”，从自培，到临时工，到合同工，工作基本稳定了下来。由一个可能去扶犁耖的农民而成为了一个“拎皮包”的工人，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从而没有费事的就娶上了老婆。
哥哥在船上一干就是十年。
船上的生活单调、清苦，也寂寞，工作的地方是在一个整日轰隆作响的充满油污废气的机舱里，睡觉的地方是在一个2平方大的抬头就碰到顶的狭窄船棚里。从船头到船尾，从左舷到右舷，活动的空间长不过二十米、宽不过六、七米，长年累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几乎就与外界隔绝。每到晚上，船在河边停下来，哥哥就拿出他的二胡，坐在船头拉起来。夜很静，船灯月色映照下的河面波光点点。哥哥最喜欢拉的是阿炳的《二泉映月》，那琴声如泣如诉，每一个音符都像重锤击打着人的心尖。让人心悲、心酸、心忧、心伤，让人心痛、心怒、心喜、心乐。哥哥拉得很沉醉，他双眼微闭，身体随着右臂运弓的幅度而前倾后仰。他的身心完全进入乐曲的旋律中去了。他的孤独寂寞的心境，他的思乡念家的情怀，他对妻儿的一腔爱意，都融和在那琴声曲韵之中倾泻而出了。有时，他会把这首乐曲反复拉上几遍，拉到最后，禁不住泪流满面。这时的哥哥，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已经不是一个身穿工作服、两手油污的机舱的“老鬼”，他完全是一个“音乐家”！
大约是在一九八六年的春节后，哥哥忽然跟爸爸、妈妈提出来想离船。爸爸坚决反对，说你已在船上干了10年，说不定哪一天就可以转正，离船回来你干什么？哪碗饭好吃？哪个钱好赚？妈妈心里也不同意，但嘴上还是说，你自己把主张拿定了，你也成家立业了，离船好离，再去就不可能了，到时后悔就晚了。哥哥却铁了心似的，他说，哪怕今天我离船，明天可以转正，我也不后悔，哪怕回来种田也不后悔。船上我实在是蹲够了啊！话已至此，爸爸妈妈也不好勉强，只得随他自作主张。不过，爸爸还是恨恨地骂了句：没出息的东西，将来懊悔的日子在后头！
离船回家后，哥哥确实走过了一段弯路。但他却从未后悔过。凭借自己的聪明灵巧，他先后学会修无线电、修电动机，并且摆过摊、开过店。但终因半路出家，技术不精，生意未能做出。后来又跟父亲一起行船贩卖砖瓦，因捉砖头体力消耗大，而哥哥个小体弱不适应，心中也不甘心就干这样的体力活，加之父亲又时不时地说一两句埋怨的话，心里也不舒服，不到一年时间就又上了岸。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哥哥人生的低潮，哥哥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哥哥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干活，割麦、栽秧、挑担，这些过去很少干过或从没干过的活儿，他都主动去干，咬紧牙关坚持干。歇下来的时候，他仍不忘他心爱的二胡，常常坐在门口的小院里，拉上一曲。高兴了，还会自拉自唱，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但长期这样，总不是个办法，总要找个事情做做。我那时在文化站工作，站上办了个弹簧厂，厂里从温州购回了一台万能自动卷簧机，需要找个开机的人。我就将这事告诉了哥哥，问他愿不愿去。哥哥答应去试试。从此，哥哥就开起了卷簧机，跟弹簧打起了交道。哥哥因为学过机械，又比较聪明灵巧，也肯钻，时间不长，就不但会开，而且会修。后来厂里又买了几十台小型卷簧机，还专门送哥哥到温州去学习培训。回来后，哥哥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还取得了助理工程师职称。方圆几十里以内的弹簧厂，只要卷簧机坏了，就都来找哥哥去修，一时哥哥变得很吃香，成为弹簧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以至于这家厂想要，那家厂想挖。但哥哥始终坚持在文化站弹簧厂工作，直到后来企业改制，他才离开文化站，自己买了几台机，在家里开了个个体弹簧厂，为别人加工弹簧，同时帮另外几家弹簧厂修修机，一年到头倒也忙个不停。收入也不少，几年时间就起了楼房，比在外面混强多了。而其时，国家实行企业改革，哥哥原来所在的航运公司也改制、裁员，一些原来跟哥哥一起的已经转了正的人也被一帐算清，下岗回家。哥哥当初的选择，倒有一点先见之明了。
2003年，我回家过年。到除夕这一天的上午，哥哥那小厂里的机器声还在响着。晚上，我们弟兄几个和爸爸妈妈一起吃团圆饭。哥哥告诉我，今年形势不错，要是年年都像今年就好了。我举起酒杯，对哥哥说：“明年肯定会胜过今年！来，祝你一年更比一年好！干杯！”我们两杯相碰，一饮而尽。哥哥抑制不住心头的高兴，多喝了几杯，已有几分醉意。他将二胡拿出来，坐在酒桌旁就拉起来，一边拉，一边唱，活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也被哥哥的情绪所感染，也跟在后面唱起来，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童年那天真烂漫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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