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作东

　　苏力先生在《读书》今年第二期上发表了《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一文，对近来传媒中频频出现的“犯罪嫌疑人”一词提出非议，觉得它听起来“别扭”，是类似美国“政治正确”的把戏。我也一直对充满政治性的语言禁忌不以为然，但具体到刑事被告在法庭判决有罪前的称谓问题上，仔细想一想，还是觉得称“犯罪嫌疑人”比称“罪犯”好。

　　作者假定了几种极端的情况：入室行窃者被群众或警察当场抓获，警察从贪污嫌疑人家里搜出大量的黄金美元，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不能称之为“罪犯”？如果办案实践中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犯罪嫌疑人”的称谓真的是多此一举，纯属法学家的语言游戏，但实践中更大量的案例并非都是这样的黑白分明证据确凿。即使是上面两种情况，也存在着误会、栽赃陷害或另有隐情的可能。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就是承认警察、群众也可能出错，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犯罪(这也很重要)。这绝不仅是一个语言措辞问题，而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从本质上说，在未经法庭审查(包括双方举证、辩论过程)并判定有罪之前，刑事被告只是“嫌疑人”。这也体现出“无罪推定”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潜台词是“宁可放走一千，不可错杀一人”。它保证了公民不致受到法律的侵害。

　　“犯罪嫌疑人”的称谓、定性还有一个现实意义，那就是对警察机关的权力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制约。众所周知，警察机关是行使暴力的国家机器，在社会中权力很大(中外皆然)，这种过大的公权反过来也最容易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生活中很多人“怕”警察，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如果警察可以自行将被抓的人称为“罪犯”，那么公众将会有更强的受威胁感。相反，“犯罪嫌疑人”的定性避免了警察权力的过份集中，警察不能说了算，另外还有说理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警察以“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来称呼被他逮捕或传唤的人时，他滥用权力的倾向将会有所抑制，他应会提醒自己认真搜集证据。

　　苏力先生不仅对“犯罪嫌疑人”这个词听起来“别扭”，还担心新闻记者说起来“别扭”，有被强迫的感觉。笔者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却并未感到这一点，倒是前些年，在广播电视里听到某公安部门抓到一“罪犯”的新闻时，心里常犯嘀咕：你怎么就能断定该人是“罪犯”？若如此，还要法庭上的举证和辩论做什么？依法量刑了事。诚然，“犯罪嫌疑人”这一法律术语用在某些特定情形，如当场抓获的抢劫、行凶者，确实可能不顺耳，但我相信记者们有足够多的语词和表达方式来代替这一法律术语。这只是一个中文水平的问题。新闻报道作为正式的、公开的公众舆论，为避免造成武断和失实，也为促进中国社会亟需的法律意识的提高，受一点措辞上的麻烦也算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