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

　　最近十年我在各处发表的文字多用“中国大历史”的名号，确有标奇立异的趋向。原来我提倡采取以长时间，远距离，而尤以超过人身经验的着眼研读历史，其立论必与人不同，既不能掩饰，也无法规避，倒不如开门见山立竿见影的预为提出。

　　其需要大历史或用宏观眼光看历史则由于中国前之发展，已进入一个突破及转折的阶段，其源远流长，当中很多因果关系非近身事例可以阐述得明白，而必须将背景广为铺陈。

　　及至本世纪初期中国尚逗留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其皇权无限，用奉有昊天明命作借口，带有宗教性格，行政之威权称为法，御民之条规则为律，两者互不相涉。后者以“五服”及“十恶”的硬性条款，支持一个“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重要官员多出身科举，以“诗云”“子曰”为进身之阶。考试之前各省派有名额，各员返籍又为“乡宦”，在地方上享有威权，构成上下之联系。这昊天明命既在一九一一年被清算，科举则早在一九○五年被废止。如果诗云子曰以及尊卑男女长幼的序次尚且余韵犹存，也在一九一九年前后的五四运动经过有系统的排斥。旧体系固然与时代脱节，但是没有找到替身之前全面破坏也是一种行险侥幸的办法。今日看来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实为无法避免。因为青黄不接的期间，只有私人军事力量由各人自出心裁榨取经费维持，方能在权力真空中勉强算数。

　　在叙述民国初年时迄今尚有不少历史家指责时人不守法。殊不知一件法律之行得通，必有社会强迫性(socialcompulsion)为之作主，亦即是大势所趋。如果所立法与人民生活习惯相违，其辞句读来如外国文，凡事都要开庭出传票，派法警，贴封条，其行不通也可以预卜了。民国初年全民识字率不及百分之十，传统之税收，向来只能支撑旧式衙门，国库则囊空如洗，如果当日之宪法议会真能算数，也必曾在政治学史中别开门面而创造奇迹了。

　　与历史之发展过于接近，反不易了解其大变动的真谛。举一个例：如果我们生在公元六世纪之末及七世纪之初，既已经历过“五胡乱华”的长期颠簸也不一定会对当前胡汉混血的杨隋王朝或李唐王朝存有好感。纵使均田与府兵符合时代的需要，要是自己被指派征发或退田，也势必认为处处扰民。况且征东则伐高丽，平西又经年与突厥回纥吐蕃交兵，亦非太平盛世所应有。所以今日我们读《唐诗三百首》，还遇着数不清呻吟嗟怨的字句。

　　但是隋唐适逢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大规模结合，开发南方水利不说，其营建长安，东西六里，南北五里，枢轴的驰道宽五百尺，至今西安市的面积只有当日营建的八分之一。公元六二九年各国朝觐使节衣冠五光十色，颜师古请作“王会图”以纪念当日盛况。科举制度在二十世纪成为赘尤，但在隋唐初创时“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亦即不待朝中重臣大官辟荐，官僚组织脱离了贵族的垄断，不受魏晋南北朝以来门第之限制，从此中国社会也愈平民化。历史家钱穆先生提及盛唐即称其“政权无限止的解放”，“政府组织无限止的扩大”。

　　今日之中国也有类似突破之趋势，而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则又过之。我在教书的时候常向美国学生讲到如果今日中国之改革要驾凌在他们或她们头上的话，则上自发针，下至鞋带，当中的思想信仰，婚姻与家庭，亦即是衣食住行全部都须要改变。如果这番更革没有使他们或她们另操一种不同的语言，也必已修订所用的辞汇。再针对上述昊天明命的社会而言，这次改革可算人类史里最大的一次改革。这也是由于我既曾身入其境，事后脱身，对现局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方能平心静气的如是道出。

　　我们长日坐在地球上，必觉得天圆地方，天动地静。于是大历史有似天文学家之望远镜，用之以观测其他星球之相对位置才能体会到我们自身运转之程序与速率。隋唐之勃兴距今一千四百年，它们继北魏拓跋氏的惨淡经营而在公元六百年左右发现各种有利之因素综合荟集，才在典章文物制度中突破以前之限界。历史上类似的成例不多，其来因亘世纪，其后果也超世纪，所以可以用作借镜。

　　然则公元六○○年左右的改革，纵有少数民族之汉化，纵输入佛教，其畴范仍不离中国传统。现今二十世纪的改革，却确实使一个古老的国家国际化，简概言之：世纪的初期中国尚是一种独特之文化，世纪之末，却表现而为一种经济体系(加上台湾也可称为两种或多重如是之体系)，不仅要向外界类是的经济体系负责，也可能与它们抗衡，其所以如此乃是经过一段长期革命社会业已变质。以前无法普遍的以数目字管理，所以将“读书明理”之士人与目不识丁的无知小民分别待遇，又强调年龄性别的差异，更引用天颜圣旨的矫饰，提倡带宗教性的伦理，施行严刑重罚的约束，才能维持社会秩序，这样的秩序也能持久不变，其所以如此也仍是由于当日全国仍是一个旧式农业社会，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于今则逐渐的进入以商业条例作主，蜕变而为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在铺陈此改造的过程时，我建议将天文望远镜指向十七世纪的英国。

　　表面看来英国十七世纪之人口方由四百万增殖至六百万，所处则孤悬海岛，骤然比较也是与中国风马牛之不相及。可是我们观测其蜕变，注重当中质量，不着重其数量。英国之现代化，曾创造一个古典型的例子。其纪录之详尽和所产生政治经济哲学理论之丰硕都是世无其匹。我甚至可以说学历史的人对十七世纪的英国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很难独具只眼的了解今日之世界。

　　十七世纪英国之动乱在世纪初期由清静教徒发难而展开，至世纪末叶成立英伦银行，发行国债而结束，其历程近百年。克伦威尔弑君之后英国改为民国，因无成果又经过复辟。复辟之后第二个国王又不孚重望而被驱逐，由伦敦商人政客作主邀请王朝驸马荷兰人之威廉第三为王。此中经过与我们一向以为英国人知礼守法蹈矩循规之印象大相迳庭。内战时因之丧生人数逾八万，加以间接殒命之人数，则总数可能多至二十万，此在当日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额。

　　此中头绪纷纭，各大学设有专坛讲座，其情形亦有如中国历史，若要分析其细节则极难全部掌握，而且莫衷一是。要囊括其要旨，则又事势显然：英国十七世纪所有国家社会组织均与时代脱节，及至威廉第三被邀为王之前后，整个国家经过改造。我们可以以上层机构，基层组织及上下间之联系三段看法概述之。

　　所改造之高层机构表现着今后英国政府为一个现代的全能政府，非复以前对各事零星处理之中世纪王朝。既已发行公债，则不必再由国王当卖王室珠宝，人身上对财政负责。自此议会总揽其成，国王有职无权，亦无须以宗教威权约束士民。至今名义上伊莉沙白第二仍为英格兰教堂首长，但在十七世纪末期英王英后早已不过问教堂之事，政教分离已成事实，于是两党政治在十七世纪之末抬头，只待十八世纪权力与义务之分割愈为明显即可使用内阁制。

　　其所以如此乃是全国之基层也经过一番改组。

　　原来英国之封建制度因十四世纪之黑死病人口剧烈减少而不能维持以致整个崩坏。可是关于土地占有始终无确切处置。封建体制土地原不得买卖，但是近三百年出价换手之事经常有之。有时装饰门面，由卖主将所有地土“封”给买主，而责成其对庄园之义务为“每个夏天采办一朵蔷薇花”，或者“供应胡椒一磅”。更引起争执的为“穑夫”(serf，英人称为villein，译为“农奴”极不妥当，现以音译称“穑夫”)问题。他们占有土地称“抄本产业”(copyhold，以持有原庄园纪录之抄本而得名)。抄本产业所有人既非业主，又不算佃户。他们在封建时代对领主之义务已是万别千差，有些确是负担綦重，有的则“在村庄内养一只狗”，“为领主洗羊”，名目轻微。及至十七世纪早已久历沧桑，此时有业主不知地土何在，亦有业主强迫抄本产业所有人“退佃”之情事，耕地则分割至小，其不能有效率使用，增加当日经济危机。而世界局势变化，政府权职亟待扩充，国王除出卖本身掌管之地土外，无从有效率的征收土地税，而将付税责任转嫁商人引起群情愤慨，亦均为内乱之直接间接原因。

　　十七世纪之内战前后两次，勤王军与圆头党在各地进出，彼此又将支助对方者之地土没收拍卖，亦有经过复辟发还赎还情形。过去研究此事及成果之专家均引用阶级斗争之逻辑争辩，迄至第二次大战之前夕仍无定论。此间最大困难乃是十七世纪多数庄园已为抽象之头衔而非实体，纪录难能与地面对照。现今研究土地史之权威查斯克教授(JoanThirsk)及其同僚已不置喙于两方之阶级背景，而着重内战使土地占有规律化整体化。

　　因为内战无连亘不断之战线，各地情形不同，乡绅备马招兵，农户各随其主，即土地没收发还亦无一定法则，只有强者占先，弱者受屈，本地有力之人士得势，遥领地土之产权人遭殃。既以暴力解决问题亦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但是英国耕地经过此番炮火洗礼以后渐上条理则有目共见。原有抄本产业在以后逐渐被淘汰，其所有人不升为业主，即沦为佃户。“圈地”(enclosure)原已在背景上进行，至此加速。一六九二年的土地税得款二百万镑为历来所未有。今日英国耕地大块整饬，仍由十七世纪创始。十八世纪付费公路(turnpike)之修筑使农产品推销于全国市场，银行开设于村镇之间，仍受基层改组之赐。

　　至于重订上下之联系则大致以法庭审案之方法完成，此亦即是英国传统，以司法机关立法。

　　英国内地之法律，一向以普通法(commonlaw)作主。此是一种硬性法律，一切根据中世纪农业习惯，凡以前未开成例之事今后亦不得创始。赶集限于原有之市场，虽人口产品交通情形更变，亦不得调整迁移。典当则须立即将所涉及产业交付债权人，动产无遗传之规定。普通法庭亦过问于合同，却对欺骗及监守自盗等无有效之处置，亦无保险及宣告破产之办法。至十七世纪，以上情形过度的不合实际，由国王之特权法庭用“公平”(equity，或称“衡平”)之名义破例修正一二，已引起反感，亦为内战原因之一。

　　一六六○年复辟前后普通法庭亦迫于需要，偶然引用公平之原则，初时为破例圆通办法，以后积少成多，公平法亦创有成例。一六八九年贺尔特(JohnHolt)为首席法官，更决定今后涉及商人之事概照商业习惯处理，于是两种法律交流。背景上军备税制之改革成功，法律又经革新，一切社会上之经济因素均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农业与工商业间已无隔阂，英国已如一个城市国家一切都能用数目字管理，开始显现着一个现代国家形貌。其他国家现代化之程序不同，但从旧社会至新社会，无一不须全部重新构造，当中有难易，但是创建高层组织，翻转基层结构，及重订上下之联系无法避免。我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书中列举十一个国家现代化之程序，以中国殿后。即每个都经过此上下中改变之程序。

　　对中国讲近百年来的大颠簸又不仅改革，而且牵涉到东西文化的全面汇合，因之进程愈艰难。中国的长期革命虽然在二十世纪达到最高潮，却已在十九世纪肇其端倪。一八四○年之鸦片战争前夕，巴麦士东爵士(PalmerstoneLord)鼓动对华宣战，不说英人来华贩毒，却指摘满清官员在处理鸦片问题时态度暖昧游离，等于有意陷入法网。虽说表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格，却也征示着中国之需要改革，不仅限于政治军事，也及于社会法律经济。

　　一八四二年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但是整个国家朝野上下反应极微。又直到一八六○年之英法联军之役，更眼见西人组织之常胜军协助击败太平天国才猛省到欧美之船坚炮利。因之而产生的自强运动，也只接收西方之科技，而无意改组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又直到甲午中日战争战败才想到政治体系之重要，因之从造船制炮议及修宪法编预算。可是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维新不成反招惹朝中保守人士之反动而且牵引出来义和团事件及辛丑条约。这样才使有志之士看穿，旧体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无可救药。才有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放弃两千余年来的君主体制。

　　以今日的眼光看来，以上情节也不仅是当时人之懵懂顽固。只因为须要改革范围之大和程度之深，不能一蹴而就。除非内外压力煎逼，难能预期的躐入次一阶段，除非开设同文馆翻译外洋书籍，派遣留学生，亦无法广泛的获知外间情貌。所以大历史具有连贯性，也有整体性。我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和《放宽历史的视界》两书都强调中国历史从前至后的联贯。各朝代也不是单独存在的有机体，而是其因果关系可以一脉贯穿。

　　上述十九世纪的大事也非全部耽误时光，以致再蹈覆辙一错再错。而系鸦片战争，自强运动，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互相连锁，成为一连串梯次式之反应。压力愈强，反应才加剧。最后则除了彻底破坏，无法进入一个突破和转折的局面。

　　这样看来前述新体制尚未产生，旧体制则已推翻，虽说行险侥幸，事势上又无法避免。因为新旧距离之大，所有维新之建议均威胁旧体制之存在，而所有旧体制之原则与精义也都有阻碍维新的趋向。

　　背景如是，又有了二十世纪环境之煎逼，中国只能用约七十年的时间，渡过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六十九年。又以同等的时间，遂行英国在十七世纪之蜕变，而人口则早已超过当日英国百余倍，也可以想见改造的过程中变乱频仍不分皂白有时玉石俱焚其为祸之烈了。

　　所幸今日局势逐渐澄清，我们已可看出：在过去约七十年中，国民党及蒋介石所领导的抗战，强不可能为可能，替新中国创造一个高层机构，包括政府军队税收，法币之行使征兵程序等，使胡适所说的中国从一个中世纪国家硬拼而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共及毛泽东则遂行土地改革，重新构造基层组织，剔除过去放债收租农户被盘剥，耕地及人力均无从有效使用之局面。(台湾因一九五三年之“耕者有其田法案”收到类是之功效，亦强迫使农业之剩余转用于工商业。)而今两岸尽力通商，亦即希望在公平而自由交换中，厘定各人权力义务以造成上下联系，使中国全部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作为永久体制。至增进人民生活，尚其余事。

　　凡一件大事既已发生，又不可逆转则我们无庸强调其改造期间之痛苦。而且只在缕述其积极性格时，才能对历史存信心，而接受其仲裁。中国抗战过程中纠集三百万至五百万之兵力在统一军令之下，以全国为战场，与强敌作殊死战八年，已是洪荒之所未有。而随着内战展开，土地改革之范围纵深也超过隋唐之均田。于今经济改革发动迁土改业之居民动辙以亿计，大城市之天空线可以在三五年内改观，此不可能全是无意之凑合；背景上必有群众运动在。亦即符合卢梭和黑格尔所说“全民公众之志愿”(generalWill)，只能事后以天文观测的形式看出，不能全部事前筹牟策划，有如“摸石头过河”。

　　五十年前史迪威将军曾在他的战时日记里写出：“中国人首先安置屋顶，只赋予必要及极少的基础与支持，既然谁也看不透地下的情形，又何苦为它操心？我们倒只好苦干，尽力于低层及地下的工作，使这房屋站得住脚。”所说即当日初创高层机构而无新时代的基层组织支持之情形。我当年当下级军官十年就确切的知道此中苦肉计有之，空城计有之。中国并非组成一个现代国家才对日作战，而是乘着抗战的机缘补苴罅漏的组成一个现代国家。抗战期间物资的缺陷不说，即军中之统御经理亦不能有条理的做去。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及他见军阀旧部庞炳勋即当场说起：“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此因新社会尚未产生，各人无法预度一切都能依赖权力义务相互支配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落实情形，而仍依赖“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教条也。李之《回忆录》有时读来颇像《三国演义》。

　　对方中共之成功大部由于他们放弃另起炉灶制造高层机构之想法，因此容易与旧社会习惯绝缘。于是在战时摈弃都市文化，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络，又经常发动干部开会讨论，以代替职业性之官僚组织，亦不沾染金融经济。土地改革之后又经过“文化大革命”之阶段，全民吃大锅饭穿蓝布袄才积集得一段国家资本，为邓小平“摸石头过河”执行改革之本钱。(据北京国务院一个机构的估计，三十年内由农村挣节的剩余即值人民币六千亿，一九八五年价格。)

　　所以创造高层机构，重订基层组织和敷设上下之联系都是撼天动地的工作。因为时间紧迫必相排斥。也仍有彼此呼应，互相支持的功效。分拆来看不能避免彼此的敌对心理，拼合起来则完成中国的长期革命。

　　历史家非预言家，他无从斩钉截铁的述及何等事必会发生，何等事必不会发生。但是历史是今后行动之基点；既为大历史，则有群众运动的长远意义在。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顺着这成果的行动易，与公众志愿反向的行动难。以往付出高代价之牺牲则不容易平白的被否定，因之而违反世界潮流将全局破坏一切重来。

　　我们提及今日之中国已突破环境，绝非所有问题都已解决；而是面临新环境内中必有新问题。也有人说及今日中国之发展已进入资本主义之阶段。在我看来，或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这名目上及程度上之争辩已属次要，也缺乏长远意义。从技术的角度看来：新社会须要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任用，技术上之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保险法庭顾问等全般活用，换言之，各种经济因素均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之先决条件及法律上之保障。此时各种障碍及弊病必多，所以延揽人心实为当务之急，过时无效的意识型态可干脆放弃，以便在历史之理解上产生共识，作为经济改革之张本。

　　这当然不是说我个人所写历史即代表全部真理，我只希望我所提倡的大历史观有示范的作用。宣扬用宏观的眼光看历史也不是排斥其他看法，只是我们长期在梦呓的状态里突然醒来，已见到长远隧道尾端之曙光，因之提议历史家分析各项问题之前，先有一个大规模之综合。我自己所引用之资料只能挂一漏万，当中必有错误及不当之处，还待高明修正。但请向前修订切勿向后修订。

　　这也就是说我纵有标奇立异的趋向却未曾以标奇立异当作最终之目的。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五日于美国NewPal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