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　妮

　　我读起这本图文并茂的小书，感到书中十岁的主人公，秀兰·邓波儿·王，欢快地跳到我的眼前，给我讲起四十年代中她随母亲到美国与父亲团聚的第一年的经历。

　　出身中国名门的秀兰在国内可能大门不出到美国的第一天便得到思想开化的父亲的准许，独自上街买香烟，结果迷了路。我为她着急。母亲让她学弹钢琴，她马上想到，在中国，连女人学认字都不赞成的爷爷对妈妈当初要学弹钢琴的斥责：“什么？要我闺女当歌女？办不到。”我为秀兰学琴不受阻庆幸。她想与同学一起打棒球，遭到同学的拒绝，嫌她慢，接球前“她得先鞠上一躬”。我为秀兰的“中国礼貌”不适应新环境而着急，收到爷爷寄来的月饼，秀兰抱怨起“美国人不庆祝一年一度最圆的满月”。我又和她一起为“有月饼，没有爷爷”感到一丝伤感。秀兰到底成了一名出色的棒球手，被选为学校的代表上台向全美最受崇拜的棒球运动员罗宾逊献礼。我真为她高兴。她也被同学誉为“棒球王”，那年正是猪年。

　　我渐渐地被这本小书透露出的什么东西感染了，想到：秀兰这一年的经历，不就是不加任何遮掩，不需任何漂亮的词句修饰的实实在在的两种文化的撞击吗！熏陶了秀兰十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通过她这么个黄毛丫头，闪现着自身的价值，又由秀兰和她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父母保持着并时时加进新的内容。这是秀兰的可爱之处，也是她的父母令人尊敬的地方。正如母亲常告诫女儿：“要对得起你的好运气，你生在文明古国的名门，又住在既富裕又充满机会的国家里，要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你配得上这两个世界的精华。”并且秀兰在入学时被母亲称为“你是中国的小大使。”这些对于秀兰，既是荣誉，又是责任，执行起这种责任，则需要克服一大堆障碍：感情上的，生活习惯上的，学习方法上的……对秀兰和她的父母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无大道理可言，这迫使秀兰去学习，弄懂诸如“为什么棒球最适合美国人”这样的问题。不仅为满足好奇，而是为了履行一种责任——保持传统又迎接新环境的挑战。秀兰成功了。她到美国的一年后，成了棒球手，同时依然怀念着故乡用竹竿挑着的大龙和随鼓声跳蹦的狮子；圣诞节有大礼堂开庆祝会，可中秋节却没有供大家聚会的四合院。正因如此，秀兰才感到，他们更有理由在圆月的清辉下回忆合家团聚的欢乐。——这个小大使便是两种文化的载体，也是荣誉与责任的所在。秀兰当得真不容易。

　　我又拿起这本小书，感到它变得重了些，因为那个十岁的秀兰讲了一些连大人也得承认的道理，尽管她讲得那么轻松，轻松的象在唱歌。

　　(《猪年的棒球王》，洛德·包柏漪著，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第一版，2.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