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在中国名声不佳，不过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关于读书的某些议论似还不可一笔抹煞。他在四十年代谈到读书问题时说，写作和阅读存在着辩证关系，作者和读者必须相互依靠。读书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而是读者在作者引导下的一种再创造。萨特关于这问题的进一步引申和论述且不去管它，引多了也许会使我们不自觉地陷入“存在主义的泥坑”——但仅就这一点而言，颇有道理，尤其对于我们这些以劝人读书为业的编辑来说。

　　《读书》创办有年，每逢年尾岁末，我们也经常反躬自问：读书干什么？如果是为了“颜如玉，黄金屋”，我们就应当告诉读者怎样更快地得到它们；要是目的在于消遣，那就该在刊物的娱乐性上下功夫；要是为了考大学、得文凭，刊物也得有另一种编法；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求知，那当然是好事，但似乎很含混：怎样求知，求什么知……

　　我们想要追求的境界，倒正是萨特拈出的那个“读者的再创造”。消极被动地读书，虽然可以继承某些人类的精神遗产，但本身没有创造。这种读书，时间久了会使人感到乏味，更主要的是于社会、人类无益(或益处较少)。作为帮助读书的刊物的编辑，责任就是帮助自己的读者进行这种“再创造”，影响他，作用他，使他产生“再创造”的欲求，完成“再创造”的过程。

　　有的读者对我们说，你们的文章是“言在书中，意在书外”，这也许就是我们经常采用的一种激励“再创造”的方法。读了一本书，浮想联翩，往往看的是“书内”，想的是“书外”。这不是坏事。包括本期在内大多数文章，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