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遥

　　一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西方的文化也伴随着形形色色的媒介物，越来越迅猛地倾注到我们的思想意识中。就今天人们的认识水平看，恐怕不会再象近代史上有些人那样，把近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从作为一种文明的总体中肢解出来，变成一种超“道”和“体”的“器”和“用”了。我们已经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要振兴民族、发展经济，一定要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积极主动地去研究西方文化，引进有益的成果，甚至迎接它的挑战。

　　作为意识形态结晶的哲学思想，当然是首当其冲。近几年来，出版了不少论述现代西方哲学的论文和专著。就以“通史”或较全面地综合形式而论，已有五、六本之多。它们大都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客观全面地分析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来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而由此找出其发展的规律，开展有说服力的分析和批判。其目的在于开拓人们的思路，丰富、发展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依笔者看，就“怎样研究现代外国哲学”这个非常关键的方法论问题的阐述看来，葛力先生主编的《现代外国哲学》、尤其是葛先生撰写的“绪论”一章中，讲得更为明确和得理。

　　葛先生致力于西方哲学史以及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多年，非常熟悉近现代西方哲学资料，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召开的全国存在主义讨论会上，笔者听到葛力先生在发言中，提出“在哲学水平上的批驳”的观点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这是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要进一步向前推进，在方法论上所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近来得知葛先生在他主编的《现代外国哲学》一书中对此问题有较详尽的阐述，遂从先生手中借得样书一本，先睹为快。细细琢磨，其中的确不乏新意。且不揣学浅，写下一点体会。

　　我想，我们研究外国文化，特别是外国哲学，除了批判之外(这无疑是重要的)，就是吸收。列宁曾经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8页)列宁说的“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就我们今天看来，并没有把外国哲学思想排斥在外。列宁所说的“改造”，包含了“为我所用”的辩证法的“扬弃”。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从黑格尔这个“唯心主义最多”的西方唯心主义集大成者那里，发掘出那样多的理论财富，无疑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当然，对待西方哲学，现在看来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能否吸收，而是在怎样吸收，以及吸收什么的方法论问题。许多其他著述在这个问题上大都“浅尝辄止”，而葛先生则较为透彻地论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二

　　先谈谈怎样吸收。

　　要正确地吸收外国哲学中有价值的东西，我想正如葛先生所说：“要在哲学的水平上批驳错误的意见”(《现代外国哲学》，第4页)。只有在哲学的水平上批驳错误的意见，才能同论敌站在一个水平上，细加厘别；进而高出论敌的水平，决定取舍。现代外国哲学作为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就其整体看，可以看成是“错误的意见”；从根本上说来，肯定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所能包容的。然而，哲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思潮、社会心理和科技发展及其趋势的概括，加上哲学家个人的复杂社会背景和性格气质，则又产生了它自己的特征。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为西方社会强大支柱的社会管理和经济理论，尚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何况哲学乎！因此，如葛先生所说，在如何吸收的问题上，首先“要掌握足够的材料”，有了大量的材料，才能作出比较，才有缜密的分析，才能避免匆遽下结论。这是“在哲学的水平上”批判与分析的基础。第二，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作出不是“化归论”的正确的评价，避免化归论，实质上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避免把哲学体系的论旨完全化归为阶级利益的反映。构成一种哲学体系和思想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除去历史、社会条件的制约外，还有思想的继承关系，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原理”。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区分一个哲学家的学术观点与政治观点。例如，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霍布斯，居然推崇专制制度；带有浓厚贵族气味及唯心史观的卢梭，却又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对一般平民抱有相当的同情。列宁曾说过在黑格尔这个最唯心的哲学中，唯物主义最多；这虽然矛盾，但却是“事实”。他曾在《哲学笔记》一书中对黑格尔哲学多次写下“妙极了”，“好极了”等批语，并认为“应当拿一切抽象的真理(指黑格尔哲学。——引者注)来代替庸俗的宗教！”(《哲学笔记》，第410页)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这绝非是偶然的。列宁在谈到费尔巴哈的功利主义时，甚至这样评价道：它“是和自然界、和人的理性相一致的哲学原则，它反对神学的虚伪、宗教的和思辨的幻想、政治上的独裁……非常重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56页)第三，作为怎样吸收外国哲学这个方法论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在哲学水平上，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批驳其唯心主义的实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这一问题作了经典性的表述。葛力先生举出了这样一个例证，可以引起人们的思考：按石里克的观点来看，贝克莱并不否认物体世界的实在性，只是解释我们所谓事物的实在性的意义何在。与贝克莱一样，石里克本人也没有宣称星云山河为虚幻，只不过是断定一个命题的意义等同于它的证实与实验；凡是不能证实的命题则无意义。这就把关于一事物实在性的论断变成为涉及经验规律的联结的陈述。石里克力图表明，无论是贝克莱或是他本人，都在常识的范围内肯定外在事物的存在，却都在哲学范围内提出疑问，予以澄清和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的水平上”批判、继承和发展黑格尔哲学，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们并不仅仅把黑格尔哲学象费尔巴哈所常常表现出的那样，把它放在一个常识的水平上，“机智地”而不是“深刻地”加以讽刺和挖苦。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有一段论述黑格尔哲学实质的经典表述：“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他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他并不满足于记录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的活动。”(《马恩全集》第三卷，第16页)这就说明了：一、黑格尔哲学是集唯心主义大成的哲学，它的产生有深远的哲学思想背景；二、黑格尔哲学是思辨的或概念的哲学，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概念的存在才是真正客观的和必然的，才能成为哲学的出发点和研究的对象；三、这些作为概念的东西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它们实际上揭示出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全部运动，即它们是辩证的并具有深刻内容的“具体概念”。正是在这个准确把握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另一个地方，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们说：“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只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然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成思辨的问题。思辨哲学歪曲我的问题，并且象教义回答那样，借我的嘴来说它的问题，它当然也能够象教义回答那样，对我的每一问题都准备好现成的答案。”(《马恩全集》第二卷，第115页)这种对黑格尔体系包罗一切唯智主义的批判，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正说明了，同是对黑格尔的批判，费尔巴哈走向了机械唯物主义与新宗教，而马克思则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近从康德开始，远自柏拉图，西方唯心主义哲学都在认识论的水平上，提出了“思维怎样把握存在”这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意义何在？我想，这个问题的讨论总伴随着认识论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化。当然，它们对“客观世界的实在性”这一唯物主义论断的否定态度，其唯心主义的实质和后果是需要深入批判的；然而，这种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倘若建筑在尚未明了他们论题的原委的基础上，除了把科学意义上的批判变成“大字报”式的批判，把论敌推向一个非哲学理论思维的“常识”的水平外，不可能在“思维如何把握存在”这个认识论根本问题的哲学水平上，真正有所开拓和进展。不能在同一水平上，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真正的对话；没有对话，互相封闭，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批判，也无从吸收任何有益的东西。交流、批判和吸收是一辩证的统一体。缺少任何一项，都很难说是“站在哲学的水平上”。

　　当然，尽议论“怎样吸收现代外国哲学”这个问题，会失诸空泛。更重要的是究竟“吸收什么东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讨论起来，现有的不少著述往往都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缺乏应有的说理和分析。葛先生在《现代外国哲学》一书“绪论”中，倒是比较详尽地深掘了一下。

　　三

　　面对西方哲学众多的流派，复杂纷繁的问题，怎样梳理出一个脉络，来作为借鉴或吸收的参照？我们同意葛先生提出的一个值得思索的概念：“意识的结构”。

　　什么是“意识的结构”呢？葛先生说：“分析一个哲学体系和一个哲学家的世界观时，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妨以意识为对象，区分开其中的层次，……称之为意识的结构。”又说：“多层次的意识结构包含多种因素的思想内容，这些因素容有主次之分，犹如在层次方面上下有别一样。”(《现代外国哲学》，第15页)意识的结构，实质上是指出作为对象的意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费尔巴哈曾经说过，认知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当人反映客观外界的事物与事件时，他是作为一个知、情、意的整体在活动。仅就哲学作为理论思维的形态这个主要特征(绝不是完全的特征)看来，人的意识乃是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的统一。梯利曾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出：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划分只是在一定意义上而说的。从哲学史本身的发展来看，有的哲学家重视理性、演绎，在他那里，理性、演绎是主要因素，位于意识结构的上层。但他并非完全排斥经验、实验；经验、实验不过是次要因素，位于意识结构的下层而已。这两个层次在许多哲学家那里都是并列存在的。以笛卡尔为例，一方面，他的唯物主义被马克思称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财产”，另一方面，他又以其特有的唯理主义形式，推论出上帝的存在。意识结构的多层次性在笛卡尔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也因此对现代外国哲学的影响较大，各个体系都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取其所需。

　　同样，作为经验论者的休谟，却夹杂着许多唯理主义的成分。休谟说“人类之所以高出于畜类，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理性优越。”(《人性论》，第653页)而理性并非只是经验，休谟主要指的是反省和推论的理性。休谟说：“只有思想才能发现人格同一性，即当思想反省构成心灵的过去一系列知觉，感觉到各个观念联系起来，并且自然地互相吸引，这时它发现了人格的同一性。”(同上书，第673页)正是这些深藏在休谟思想深处的东西，构成了他的意识结构的多种层次。因此，葛先生说：“从意识结构来看，强行勾勒经验主义的纯粹类型，同样会背离客观的事实。”(《现代外国哲学》，第16页)

　　当然，在所有哲学家的意识结构中，总有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成分。随着社会、历史条件不断变化的影响，哲学家思想的结构必然重组。原来并行的两种结构，就不再并驾齐驱了。在矛盾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其中一种就会处于主导地位，引导他的思想，改变他的思路。这种情况，几乎在所有的哲学家身上都是存在的。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哲学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思想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转变，而显示其思想发展的阶段性；从结构功能上看，这就是意识结构的重组。只是在有的哲学家那里意识结构的层次明显，有的较为隐蔽。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具有明显的结构层次，即具有二元或多元哲学倾向的哲学家，往往成为哲学发展的契机，对哲学的发展似乎更为重要。单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康德这三个二元倾向甚浓的哲学家，几乎就可勾勒出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几个“大圆圈”。这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中，更显得出有层次，有矛盾，有能够启迪后人的问题。用系统方法来看，他们的意识结构层次更能与发展变化、纷纭繁复的大千世界“同构”。

　　因而，我们同意葛先生的看法，把“意识的结构”概念引入哲学史，特别是其中关于认识论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助益。第一，它可以强化分析的手段，消除简单化的流弊，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这实质上是借助系统论和控制论的一些科学成果，来更有说服力地分析哲学家及其思想。第二，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要提高人们的认识论水平，也应当充实它的内容，强调运用结构概念。研究任何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如果注意有以“x”为主要层次的一般的抽象思维模式，考察一下原来仅有的不甚明了的思维结构，并以此为原型直接制定一些命题或间接作出各式各样的变化陈述，以及这些结构应用到实践上的一些后果，将会发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失去平衡的认识论根源。这样，从分析西方哲学中得出的结构概念，反过来又会在分析现代外国哲学及现实认识论问题中，具有方法论意义。

　　四

　　由此看来，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吸收一些现代外国哲学的东西。

　　首先是研究各流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们之间的矛盾的关系，以便我们从中吸收有用的东西。列宁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的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313页)哲学史上有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以及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后来的哲学发展多是吸收了这些批判正反两个方面的东西。就现代外国哲学来讲，皮尔士批判休谟，提出了科学推理的概念，认为科学推理根本上不依赖于归纳法，更不能指望获得于习惯，等等。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不可知论的哲学基础。摩尔与罗素批判了詹姆士实用主义把真理性混同于有用性，这至少有利于我们区别皮尔士和詹姆士的思想，帮助我们弄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矛头所向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这无疑深化了我们的认识。

　　第二，围绕现代西方哲学所专心致志讨论的某一个问题，溯本求源，细加分析，也可推动认识向前发展。现代外国哲学，在认识论方面，除了继续讨论传统认识论“如何获得知识”这个老问题外，更注意知识的确定性问题。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到波普尔的证伪，放在一个大系统中，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反馈作用，实质上会深化认识论问题。由知识的确定性问题牵涉到的知识的构成问题，更能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现代西方哲学开始重新思考康德哲学中的一些合理因素。有人认为康德认为一切完满的知识都包含经验的因素和有系统的理论因素相互联系或综合的这个思想，应当得到公正地对待。特别是由康德开始的近现代哲学中，强调理性对感觉、知性的统摄活动，更能解释一些因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哲学问题。近现代物理学史上的四个伟大的科学家，即牛顿、麦克斯韦、吉布斯和爱因斯坦，都是通过理性思维以及数学方法取得卓越而实际上非常有用的发现的。他们自己并非在经验方面是出色的观察者和实验者。吉布斯和爱国斯坦一生都没有作过任何重要的实验。即使牛顿，我们也不能附会什么“苹果落地”的传说。他们首先遇到理论上的困扰，在运用过去的科学概念来构想和联结所知事实所产生的问题时遇到困扰。只有通过修正或彻底改变传统理论，以圆融一致和实际上比较有效的方法论述一切事实，才能导致伟大的发现。爱因斯坦认为：“十分有力地吸引住我的特殊目标，是物理学领域中的逻辑的统一。”(《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229页)在经验和理论结合时，他认为理论起主要作用。我们如果用奎因提出的解释知识和科学的整体概念及概念系统，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在奎因看来，“整个科学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在场的周围同经验的冲突，引起理论的再调整。”(《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奎因所说的力场就是知识与科学的系统，其中包含按照同经验相联系或普遍性的程度而划分的多种类型的命题，处于边缘的是同经验密切结合的命题，缺乏普遍性。由此类推，达到中心地带，则是最有普遍性、即带有规律性的命题。只要经验提供新材料，整个体系中命题的真值都要改动。这正如著名的物理学家玻姆所说：“科学发展史极其普遍地表明，科学是沿两条路线向前发展的。首先是依靠着新事实的发现，它最终导致新型的概念和理论；其次，也依靠着用新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大范围内的已知事实，它最终导致新型的实验，从而发现新的事实。”(《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与机遇》，第117页)它的含义不外是发展康德—爱因斯坦及许多科学哲学家的见解，明确提出另一条新的认识论途径，即新概念和新理论能够引导人们寻求新经验、新事物。玻姆的这个看法能够给予我们这样的启发：认识的情况是复杂的，认识论的构成不应当只有由感觉、观察和实验开始的唯一的单系列进程，在一定程度下还须包容发端于概念和理论的其他轨道。活生生的感觉实际上包含有历史—文化的成分，以及属于理性范畴的许多东西。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是全部世界史的成果。从这里我们也可领悟出人的认识的连续性、历史性、整体性，这些思想都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因此，我们认为，葛先生谈到的许多关于西方哲学的看法，都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同理，当前在西方占统治地位，注重认识论问题的分析哲学的许多看法，都可以作为我们可以吸取的东西来参考。分析哲学家回避或拒斥本体论问题，以他们特有的哲学方法来看待哲学。他们涉及到思维——尤其是概念的运用和命题的制定及其意义，这些比较细致的认识论问题，说明了在认识论中，在微观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也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分析哲学家所运用的方法，至少可以帮助人们认清内涵含糊的概念和意义分歧的命题。这至少可以在逻辑上达到思维的清晰和论辩的统一。这就有助于我们站在同一个水平上，展开对话和辩驳。在哲学根本问题上与唯心主义划清界限的同时，可以吸收它们在认识论上的一些成果。列宁说唯心主义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我想是说它在根本上由于其唯心主义，不能导致实践之果；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它是人类认识之树上一朵真实的花，把它从理论上或哲学中完全抛弃。

　　总之，研究和吸收现代外国哲学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葛力先生在《现代外国哲学》的绪论中提出的一些看法，能够引起人们的思索。有助于打开思路，解放思想。中国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序言中又曾引过《诗经·大雅》中的诗句：“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我想，这些都说出了我们哲学工作者“在哲学的水平上”分析和批判(哲学的批判——扬弃)外国哲学以及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