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　旺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写过好几本这方面的书：《未来冲击》(一九七○年)，《经济痉挛症报告书》(一九七五年)，《第三次浪潮》(一九八○年)，和去年出版的《预测和假设》等。《第三次浪潮》的内容，我国的科技、经济、社会各界都比较熟悉了。《预测和假设》也陆续在译出发表，可是，《未来冲击》还没有上到我们书桌。这一本近三十万字的巨著，是托君蕴积多年、勃发而为文的啼声初试，其内容和口吻，都有急不可耐之势(正因如此，读者倒要加一点明辨慎思的功夫)，实为随后八○年、八三年二书的基础和长编，虽然写在十几年前，却正是新的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之际，包含了许多我们未曾听过的事实、数据、议论，柳暗花明，如行山阴道上。解人可于此中多所获益。我曾参与此书的译校，惜其暂不应市，因请刊载《引言》如次，亦稍存一家之言，供我品鉴披拣耳。——译者

　　《未来冲击》这本书写的是，人在大变动包围中将如之何？写的是我们能否善处未来。

　　谈论未来世界者多矣，惜多带物质的噪音，此书则否，通篇关心的是来日的“软部”，亦即人道方面。更有进者，它还注意到我们走向未来的过程。书中所述，无非日常的平凡事物，诸如我们始用终弃的产品，行迹所至的地方，赖以为生的企业，浮生偶遇的过客。它探讨友谊、家庭的前途，五光十色的文化流派和生活方式，而广及政治、体育、低空跳伞、性事，等等。

　　使这种种汇聚在一起的(在书中和生活中)，是沛然而作的变革浪潮；其来势之猛，实已到了足以溃决庙堂，否定价值，毁拔根基的地步。变革，就是未来入侵我们生活的征程，必须加以全神贯注的注视，不但要从历史的高度来纵览，也要从生于斯食于斯的芸芸众生的立足处，来仔细体察。

　　我们时代变革之速，本身便是一支最根本的力量，锋镝所及，对于人身、心理，乃至社会，无不施其影响，对此，本书有详尽的论述。我在书中着力指出(希望做到了这一点)，除非人类能很快学会控制个人和社会的变化速度，否则，我们在适应形势上，难免要吃大亏。

　　我一九六五年在《地平线》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杜撰了“未来冲击”(FutureShock)一词，用以形容人在短时间内遇到过激的变化所引起的紧张情绪和迷失感。此意既立，我便抱着极大的兴趣，五年中奔走于几十处大学、研究所、试验室、政府机构之门，浏览了无数的文章和资料，访问了几百位有关变化和应变能力问题的各科专家。我见到的人中有诺贝尔奖金获奖者，有嬉皮士、医生、精神病大夫、哲学家、商界、教育界，以及职业未来学家，彼辈无不深表对变革的关切，对适应的烦虑，对运命的悚栗。这段时间的收获，可以归结为两点不易之论，都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未来冲击已经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危险，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时症，有越来越多的人染上了它。这种心理生物学上的现象，可以用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术语呼之为变革症。

　　第二，使我吃惊不已的是，我们大家(无论拥护和制造社会大变革的人，或似乎招呼我们设法应付这种变革的人)对应变问题，所知何其之少。也有一些严肃的知识分子高唱“教育人们适应变革”，“让大家为未来作准备”，然而，怎样去做，却不甚了了。

　　人类现在正经历有史以来最是瞬息万变的境遇，可怜我们却依旧昏昏然不知所措！

　　我们的心理学家和政界人士，对于某些人和某些集团之一味反对改革至于不可理喻的程度，往往大惑不解。决心整顿机构的公司首脑，立意革新教学的教育专家，倡议和平解决种族纠纷的市长，或迟或早总不免遇到顽固的抵制，可是我们不知这种势力来自何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边有人力避变革，一边却也有渴望变革，为之大声疾呼的。这又是为什么？我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但却发现，我们对于应变问题根本就没有一套象样的理论。这样，又上哪里去找答案呢？

　　因此，本书的目的便在于帮助我们同变革打交道，也就是说，通过进一步认识人对变革的反应，使我们得以有效地应付个人和社会双方的变革。为此，我在书中提出了一种视野宽阔、立意新鲜的适应变革的理论。

　　这个理论，同时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往往忽略了的重要问题，这就是：人们研究变革，几乎毫无例外只集中于变革的前景，而绝少涉及发展的速度。我在书中指出，变革速度的某些问题，有时竟与变革方向无关，但重要性则每每过之。要理解应变论，非掌握这一点不可。凡谈变革的“内容”，必须把变革速度也作为一条来谈。

　　威廉·奥格本①在他著名的文化落后论中说到过，社会上的不同阶层，由于面临的变化速度不平衡，因而产生种种社会难题。未来冲击的概念，以及由此派生的应变论都强烈主张：不但社会各阶层面临的变革速度必须取得平衡，就是环境变化的步调和人类反应的步调，也必须如此，这是因为，未来冲击恰恰产生于两者之间日见扩大的差距。

　　然而本书目的又不只以提出一种理论为足，它还旁及方法问题。从前人们研究往事，为的是鉴古而讽今，我却把光阴宝鉴反过来照去，窃以为，若能看清未来的景象，对今天也是极其有价值的。实在说，如果我们不以未来作为思考的基点，那么，要想理解我们个人的问题和众人的问题，都会越来越困难。我在书中侧重探讨了如何运用未来，及其作用。

　　最后一点，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书旨在于精微处(亦即关键处)下功夫，来改变读者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书中要谈到)，我们如果要善处日新月异的形势，就必须对未来采取一种新姿态，别出蹊径，独具慧眼，善察未来在当前的作用。我写此书，就是想增强读者的未来意识，至于效果如何，只看诸君事后怎样去思考未来，推测未来，面对未来了。

　　情况大率如此，但还想谈几点本书的局限性。其一是，情况易于失时。有经验的记者都有这种经验：采访一件发展迅速的新闻，往往还来不及落笔成文，事态和意义就变了。现在整个世界变化之速，亦复如是。因此，一部花费好几年写成的书，从研究、写完到出版，其中必有一些情况过时了，诸如甲校的教授转到了乙校，与丙派有关的某政客改属丁派，等等。

　　我著此书，虽然也曾力求运用最新资料，但问世时必然仍有一些数据、情况成了明日黄花。(这原是许多书所难免的，只是作者不提罢了。)不过，说起数据之易于过时，倒引出另一层重要的意思，因为这恰好印证了本书关于世事多变的论点。今后，作家要想紧跟现实的步伐，是越来越困难了。我们还欠缺“只争朝夕”构思、研究、撰写，一举而出书的本领。所以，读者但请留心大问题便是，幸毋斤斤于细节。

　　另一点是关于“将要”这个动词。须知，没有哪个严肃的未来学者会搞什么“预言”，这是电视节目和报纸上星相栏的任务。以今日世事之烦诡，未来的绝对真相，岂是我辈所可得知。据说，有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中国格言曰：“预言至难，预言未来尤难。”②

　　这就是说，任何一句有关未来的表述，都应该系上一串但书：“倘若”，“而且”，“但是”，“另一方面”，诸如此类。但这本书要是到处安上这种字眼，那就把读者带进或然的迷阵中了。我没有这么做。我宁取振振有词、义无反顾的姿态，相信慧心如我书的读者，是可以谅解这点行文上的关节的。因此，凡见书中有“将要”二字时，都请默诵一个“大概”或“依我看”的限制语。同样，说到未来岁月会发生什么事，也只合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

　　但是，对未来无法确凿言之，并不能为缄默作借口。有“过硬材料”，当然拿来用；如果没有，那么，富于责任感的作家(甚至科学家)便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依靠别的证据来进行工作，包括从印象和传闻中得来的数据和有识之士的看法。我一向这样做，而无所愧作。

　　探讨未来(至少象本书这样探讨法)，重要的是要看得开阔，想得深远，而不是追求什么百分之百的“正确性”。理论正不必因其为百分之百正确而致大用，而有错的东西，也不无裨益。中世纪的地学家画的那些世界舆图何尝不是粗糙极了，到处都有实质性的谬误，在整个地球都已测绘妥贴的今天，恐怕只能博人一粲。但是，如果没有那些故籍，当年的大探险家是无论如何也发现不成什么新大陆的。我们现在能有好得多、准得多的地图，正是前人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驰骋其对未知的大胆想象，才搞出来的啊。

　　我辈探索未来之人，颇似古时的地理学者；我也本着这样的精神，将这未来冲击的概念和人类的应变理论奉献于世。它绝非断案文章，而只是新的现实世界的一幅初成的示意图，其间充满高速激变诱发出来的种种险境和嘉想。

　　①威廉·奥格本(WilliamOgburn，一八八六——)，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变革论》、《社会学手册》。他认为，在社会变革中，比起物质文化的急剧变化来，非物质文化具有迟滞性，因而提出文化落后的理论。——译注

　　②原句未明，此为意译。——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