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

　　我与陈侠同志相识在一九四九年，共同做编辑工作达十七年之久。他的工作多在有关教育的方面，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教育学，心理学，时常涉及。在机关里集会或相遇闲谈的时候，在近十年间惠然顾我的时候，我听他谈有关教育方面的看法和想法相当多了。我觉得他是一位认真研究教育的有心人。现在他编集近几年来有关教育的论文、讲稿、发言、随笔，汇为一册，嘱我给写序文。我乐于接受嘱托，可是视力衰退，只能把交来的文稿大略翻看，写几句粗略叙述印象的话。

　　陈侠同志说：“教育工作是有规律可循的，应当按教育规律来办教育，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必然事倍功半，甚至受到自然的惩罚。”(见《自序》)

　　有规律可循，千真万确。单凭感想，单凭忽然间心血来潮，任何工作都做不好，何况关系极为繁复、利害极关重大的教育，至于可循的规律，我盼望教育研究工作者共同协力，精确地一条一条归纳出来。据我的浅见，全面发展是一条规律；愤悱启发是一条规律；好比扶孩子走路，能放手时坚决放手，是一条规律；养成良好习惯，直到终身由之的程度，是一条规律。此外还有好些，不多说了。

　　看到陈侠同志“甚至受到自然的惩罚”的话，不禁猛然一惊：竟然这样严重吗？再一细想，确然如此。所谓“自然的惩罚”，就是不循规律的坏教育给与国家和人民的惩罚。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和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国家和人民受到的惩罚真是够重的了。坏教育即使不如希特勒时期德国和军国主义时期日本那么严重，也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惩罚的后果。举例来说，我国从前的科举制度以选拔皇帝的各级帮手为目标，以死读书写空文章为方法，就牺牲了不知多少白首无成的士子：这不是惩罚是什么？至于工人农民商人的教育，皇家一概不管，一切任其自然：这至少是社会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说是惩罚。由此推想，考虑教育的各种各样问题，除了从积极方面考虑应当如何如何，还得从消极方面考虑不应当如何如何。

　　陈侠同志说：“教育科学是一门年轻的社会科学。在我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教育科学，时间还不很长，而且中间还有曲折。……希望现在教育科学能说明和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希望它能说明和解决得完全正确更是不可能的。这还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继续不断地努力探索。”(见《自序》)

　　把教育看作一门科学，把教育科学这个名称用在机关上的，抗战期间，四川省教育厅有一个教育科学馆，我在里面工作过两年；近年来，教育部首先设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过去的教育科学馆不必说它，我恳切希望现在的教育科学研究所，祝愿该所能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我又恳切希望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把教育看作一门科学，群策群力，密切协作，能尽早说明和解决教育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既是科学，当然要注重探索和试验，注重实践和成效；即兴的感想和个人的偏执在科学研究中并无用处，那是不言而喻的。

　　陈侠同志说，“教师在学校教育中应当起主导作用。”又说：“校长(包括党委书记等)、教师应当是一个教育集体里平等的成员。”(见《谈谈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几个规律》)

　　我以为陈侠同志提出的这两点都极为精要。据我的理解，所谓起主导作用，并不等于我说了算。教师认准了并且遵循了教育规律，凡有关对学生熏陶、启发、训练各方面，时时处处用心着力，这才是起主导作用。至于校长、书记、教师应当平等相处，这是事势的必然。校长、书记、各科教师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的分别，当然必须平等相处。非但必须平等相处，还得在思想认识上，在习惯行动上，在出言吐语上，彼此基本一致，才能收到教育的好效果。要是你东我西，他又不东不西而往南，对学生将产生怎样的坏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陈侠同志说：“一九五八年以来，学制课程变更频繁，教材不能稳定，质量难以提高。学制每变一次，课程的设置和教学的时数都要跟着改变，课程标准和各科教材也就要重编。这样的改变如果确有实验的根据，科学的理由，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过去往往是在缺乏教育科学实验的情况下，听凭‘长官意志对教材改来改去。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见《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回顾和展望》)

　　陈侠同志这一段话，我认为都是事实。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整个教育事业起了本质上的变化，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由于陈侠同志提到的那些事实的影响，成绩未能更大更好：我是这样看的。我想，单凭老经验，切望收速效，出了问题就想改而不甚考虑怎样改才有效，这是谁都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教育尚未被认为是一门科学的时候。现在教育科学这个名称堂而皇之提出来了，除了教育部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各地研究教育科学的机构也有了不少了，广大教师的口头和心头都时常涉及教育科学了。在这样的情势下，陈侠同志所说的过去的那些情况该会迅速减少，终于达到彻底消除吧。

　　一九八二年八月

　　(《论教育规律及其他》，陈侠著，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