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下简称《李杜》)是一九七一年出版的郭沫若的著作。郭老在书中谈了不少有益的意见，但也有些惊世骇俗的议论，引起了很大反响。郭老这部著作是启发人们思考许多问题的。
当然，谁也不是先知先觉，时代的风气总会对人们或多或少地有些影响。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狂活动时期，他们控制了舆论，这时占统治地位的极左路线深入到各个角落，流风所及，贤如郭老也难于避免。我们不必为贤者讳，我们今天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目的就是更好地清除极左路线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下面分几个小题来论述。
一评价作家的依据是什么？
评价作家要依据作品，看来是没有疑义的，可是到了具体问题上未必每个评论者都是如此明确的。
文学艺术是认识和掌握世界的一种手段，从这点来看，它与科学技术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文学艺术是诉诸感性的，并且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因此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要真实地、典型地再现现实生活，而且要塑造能够唤起人们审美冲动的美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所展示的客观的社会意义和满足人们审美要求的程度是我们评价艺术作品和作家的主要依据。评价杜甫及其诗作也是如此。他用尽毕生精力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在这些诗中他塑造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许多典型人物形象。这里有农民、士兵、军官、贵族、书生、商人等，并且描绘了这些典型人物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这一切生动地再现了大唐帝国——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过程。他从各个角度描写了人民所受的苦难，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包括爱国主义呼声)。在占杜甫作品绝大部分的抒情诗中塑造了一个与国家、民族、人民同命运、共甘苦的诗人自我形象。他的一生中遭受了许许多多苦难，但是不管生活的道路有多么艰难，他的忧国忧民之志愈挫愈坚，如倾日之葵，朝海之流，永不变其初衷。他的诗深深激动着后代读者，告诉人们在艰难的条件下如何去作一个真正的人。许多对国家、对人民无比忠诚的仁人志士不少是受到杜诗哺育的。北宋末有位民族英雄李纲说得好：“时平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诵其词，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古今绝唱也。”文天祥是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在他为民族献身的艰苦而漫长的道路上任何压迫利诱都没有能够动摇他，他是那样自觉地接受着各种考验，从容不迫地走向光荣的归宿。在这期间杜诗是他重要的精神支柱。他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为代言之。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为此他集杜诗二百首。在《读杜诗》中说：“黄土一丘随处是，故乡归骨任磋跎。”杜诗更坚定了他为国献身的意志。可以说这是杜诗的光荣。如果我们无视杜诗的艺术形象及其在社会实践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只摘其只言片语，零篇碎句，甚至肢解割裂，断章取义，或吹捧，或贬低，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鲁迅先生在四十多年前就对任意歪曲陶潜表示过不满：“倘有取舍，即非完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李杜》之中有不少地方是这样的。例如脍炙人口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屋漏床湿，不能安眠。他从自己的苦难联想到天下人的苦难，进而愿意牺牲自己也盼望人们幸福。这首诗是十分感人的，因为它深深地挖掘了每一个善良的普通人都具备的崇高情感，这种情感在普通人那里也许仅仅是一个念头，一个转瞬即逝的愿望，马上就会被淹没在庸俗琐碎的生活之中，而诗人抓住了这种美好的感情和崇高的愿望生动地在诗中再现了，使读者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从而能够抵御利己主义的尘俗观念的侵袭。直到现在我们读到它时还深深地被激动着。可是郭老无视通篇，却抓住了“盗贼”、“寒士”这两个词指责杜甫谩骂了“贫穷的孩子”(贫下中农子弟)，而要庇荫的却是“寒士”——封建社会的士人(臭知识分子)。当然仅此两条，在那时就是了不起的罪名，那么自然这是充分体现了地主阶级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情感的”。且不说这两词的解释站不住脚，即如郭老所释，指责也还是不能成立的。我们还要看看这首诗在一千多年的传诵中的实践效果。北宋的王安石诗曾说：“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可见杜甫这首诗是一直在鼓舞人们为了人民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的！又如《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中塑造了一个对国家充满了责任心(成都是防异族——吐蕃侵扰的前线)、豪爽、热情的老农的形象，表现出诗人和农民的融洽关系，也反映封建国家差役的繁重(严武是个例外)。可是郭老却抓住题目说这首诗美化了严武，而杜甫是为了得到报酬——“一言而赏至百万”，才写这首诗的。在关于杜甫是否是“人民诗人”的问题上(当然这可以讨论)，也仅仅是抓住《喜雨》中的“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和《夔府咏怀》中的“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解释也有误，详见后)的几句诗就作出否定的结论。我以为这个结论是要通过研究其全部作品，并依据其作品的艺术形象所体现的主要倾向来作出的。
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用对作家世界观的分析，代替对作品的分析，特别是在分析古典文学作品的时候。《李杜》的“关于杜甫”的部分前六章就是这样。作者分析了杜甫的地主“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都属于对诗人主观世界和生活习惯的分析。不用说这些分析往往并不妥当，即使完全正确，也不能代替对作品所提供的形象的客观社会意义的分析。作家世界观虽然和作品有联系(特别是抒情诗)，但毕竟是两回事。大家熟知的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列宁论托尔斯泰都说明了他们的作品的客观意义和他们世界观特别是政治观点、哲学观点的矛盾。几乎每个优秀的古代作家都有这个问题。杜甫自幼把诗作为“吾家事”来作，这不仅是因为家学，而且也是时代的风气使然。后来由于生活动乱，诗人被抛到人民的队伍里，他就用诗来描写时事，甚至可以说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的一千多首诗再现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不可避免的过程，更没有料到他的诗会给后来的忧国忧民之士那么大的鼓舞。又如《北征》，诗人是当作奏章来写的，可是他的如椽巨笔描绘了战争动乱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表达了辗转于战火中的人民的希望。
在分析作家思想的时候，也不能用考证他的家世出身和所受教育的影响来代替。作家象普通人一样，他们的思想首先是由自己的社会实践、生活道路决定的。我们常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个社会存在首先就是指人们实践性的社会活动。所以薄有田产的杜甫的地主官僚家庭会给他思想打上一定的烙印，“奉儒守官”的儒家教育也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影响，但决定他思想的，还是十载长安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与辛酸，是“三年饥走荒山道”和人民共同饱尝的战乱、饥饿之苦，是“田父要皆立，邻家问不违”的和农民亲密无间的生活，这些，正是这些，是杜甫思想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不是《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名句的改写，而是严酷的现实生活在他头脑中的反映。“长
二不能苛求古代作家
研究古代作家要把他放回到本来的时代，不能用现代的标准衡量。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因此后人总是有较多的根据去指责古代人的。我们自认为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站在古人肩上对他们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是何等快意，然而这样作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既不能揭示对于后代作家有启示意义的真理，也不能帮助人们从古代作品中获得艺术享受。这样作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我以为是失败的。对于古代作家是不能苛求的，应该把作家放到时代座标上和他的前代及当代去比较。不应该指责他比后代少作了些什么，应该看他比前代多作了些什么。不要苛求作家去完成他当时所不能完成的使命。
《李杜》的作者对于杜甫所提出的种种苛求不仅是古代作家不能完成的，甚至也不是现代作家所能胜任的。例如谈到杜甫的《咏怀五百字》时说杜甫描写了阶级矛盾，但又说：“既认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立场上为谁服务！”在谈到《新安吏》时说：“使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应该怎样解救这种灾难？”讨论到《无家别》时甚至要求给“何以为蒸黎”这个问题找出答案。如果作不到这些，诗人的同情便是廉价的同情，也就不是安慰人民而是安慰自己。这样的指责是不切实际的。这不仅是杜甫时代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封建社会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农民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不能为自己以至为全社会指出一条解放的大道(这个问题较复杂不详述)，如何能要求作家为人们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呢？也许郭老会说为什么不写人们的反抗呢？首先，我们不能把没有描写人民反抗的文学作品一概骂倒。如果没有描写人民反抗的文学作品都在扫荡之列，那么我们的文学史几乎等于空白。即如写农民反抗的《水浒》，最后还写了起义者被招安呢！我以为文艺家首要的任务在于忠实地、典型地再现现实生活。每天发生在人们身边的大量事物，人们不一定都有深刻的认识，甚至许多人麻痹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文艺家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再现现实生活，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唤起人们，使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处境而奋斗。不仅文艺家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解决方案同样也是生活的反映。当现实生活还不存在有答案的时候怎么能叫作者去虚构、编造一些答案呢！象科学的推论要遵循一定逻辑程序一样，现实生活也是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的。作家不可能脱离这个逻辑虚构不可能存在的事物。文艺家的虚构决不能超出当时人类认识水平之外。十七世纪法国的布瓦洛说：“你能想象比太阳更大的太阳，却不能想象比太阳更亮的。”正说明了这一点。试想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经过了一百多年安定生活的中原地区的人民突然受到异族的侵扰，人们颠沛流离，辗转沟壑，受尽兵燹之害，摆在人民面前的是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把异族侵略者赶出去。因此肃宗在灵武继位，表示要恢复中原，因而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张巡颜真卿等人保土抗敌的斗争也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这个时候杜甫写出的新娘鼓励丈夫：“勿以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老翁的自誓：“尸积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方为乐土，安敢尚盘桓。”这些并非是地主“理想化的人民”；而是抗敌斗争中涌现的真实。《通鉴》中不就记录着“卫州妇人侯四娘，滑州妇人唐四娘，甘州妇人王二娘，相与歃血请赴行营讨贼”吗？人民了解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尽管他们需要忍受痛苦，他们也知道统治阶级不公平地把抵御异族侵略的担子完全放在他们的肩上，完全不顾他们死活地拉
当然杜甫是生活在八世纪的诗人，他的出身和时代必然会给他的思想带来许多局限。我们说他是伟大的，这是把他和前代诗人和当代诗人相比。他的思想决离不开他的时代。因此对功名的欲望，以门阀自矜，受宗教思想的影响，正说明多么伟大的人物也决不能完全飘浮在高空，一点不受时代风气的影响，特立而独行的。
三关于苏涣
这里想说明两点：是否封建时代的背叛者都值得表彰？哥舒晃的广州政变是否有积极意义？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只要看到史书上记到某某盗或某某贼一定要表彰为农民起义，看到有点叛逆性格的人物一定要大加吹捧。苏涣由于他的活动(年轻时在巴中号曰白跖，后参加哥舒晃叛乱)和变律诗，郭老把他封为有“造反精神”的勇士，因而应被追认为“人民诗人”。关于苏涣“名曰白跖”时的行为如何，史料缺乏，难以判断。不过从他遗下的四首诗中有两句说“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不得意就要打家劫舍，让谁也不得安生。最后他充当了哥舒晃叛乱活动的“谋主”。哥舒晃是少数民族，他杀了当地刺史吕崇贲，割据州郡，实是安史之乱的继续，中唐藩镇割据之先声。这样的造反怎么能说“是完全有理的”呢？苏涣是对封建统治者不满的，从他的诗中也可以看出他有一股不平之气。但是由于他对国家人民缺乏责任感，于是就无所而不为。这正象宋代华州狂士张元一样，由于科场不利，于是就高吟“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一时飞”，西窜夏国投靠异邦，杀元吴为患边疆。所以有叛逆性格的人如果缺乏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也会干出坏事来的。
四对杜诗的一些错误理解
错误可分两种。一种是由于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因而对杜诗作了歪曲；一种是沿袭错误的旧注。这里仅举几例，以见一斑。
1.《遣遇》诗是揭露横征暴敛、苛差劳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的。丈夫死于百役，可是寡妇仍难免此灾，这是怎么造成的呢？诗人激愤地说：“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这本来是很明白的，把矛头指向上层统治者，而作者却说这是“归罪于在下的奸猾小吏”，而在上的“贵人是仁慈的”。为了说明这点，郭老在引诗时删去了“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铅刀”，“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其实这四句很重要，它指明了这些灾难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既然是普遍的(“闻见事略同”)，怎能怨下面小吏呢？所以“岂不仁”是愤激之词。这一点连封建词臣仇兆鳌都是有所感觉的：“豪吏侵夺，贵人独可坐视乎！”“曰‘岂不仁，讽刺隐然。”
2.《上水遣怀》是从岳州到潭州路上写的，这时诗人在饥饿中辗转，仅存一息。他回忆起自己的一生的遭遇，十分悲愤，而且他眼前遇到的一些少年辈又对诗人十分无礼。他想到古代贤人屈原、贾谊也曾到过这里，因而写道：“中间屈贾辈，谗毁竟自取；郁没二悲魂，萧条犹在否？”郭老说：“这冷淡严格的态度有点惊人，照他看来，屈原、贾谊遭到谗毁是活该，是咎由自取。”这里分明是诗人以屈贾自况，否则吊问“二悲魂”“萧条犹在否”干什么？谗毁自取是统治阶级对一切由于他们的迫害而横被灾祸的人的训斥，杜甫不是也受到这种训斥吗？封建史臣不是说他“性褊狭”吗？所以这里既非自我责备，更不是指责屈贾，而是把矛头指向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此诗中对那些少年新贵的指麾无礼也气愤地说：“后生血气豪，举动见老丑。”如照郭老的诠释，这里一定是赞美那些少年后生的豪举而自哀自艾自己的老丑了。
3.《官定后戏赠》是一首自嘲的诗。本来诗人怀抱稷契之志，经过千辛万苦却得到一个“河西尉”的小官。这是直接镇压人民，负责“分判众曹，收率课调”(《新唐书·百官志》)的小官。杜甫的好友高适就作过这种官，后来他不干了，赋诗言志说：“鞭挞黎庶令人悲。”当鞭挞的职责完成得不好时，自己也难免受到鞭挞。高适一定对杜甫讲过这一点，所以杜甫在送高适的诗中说：“脱身尉簿中，始与
4.《夔州咏怀》中的“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的解释是沿袭旧注造成的错误。“绿林”并非一定指农民起义，凡是反叛朝廷者都可以这样称呼。当时农民起义很少，给社会带来动乱的主要是藩镇割据和异族的侵扰。“云梦”一句用《史记》“高祖伪游云梦”的典故。汉高祖此行为了防止韩信的叛乱。此句意为象高祖那样顺利防止和平息叛乱是不可能了，非如郭老所说的用《左传》定公四年“楚子于云中遇盗”之典；如用此典则应是“悔难追”而不是“欲难追”了。后二句意为应处处学勾践卧薪尝胆，这样就要减轻百姓负担，因为他们的疾苦已经可察于眉宇之间了(“民之疾苦可察于眉宇之间”，典出《东方朔传》)。
5.对《新婚别》，郭老指责诗人是以“地主生活习惯写‘贫家女”的。根据是“贫家女”不能脱离劳动，何至于“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古代妇女在太平时候很少参加室外劳动。男耕女织就是这种分工的概括。直到解放前北方农村还是如此。至于“父母养我时”这两句也证明不了新妇的地主阶级的生活习惯。地主豪门深宅大院，何须躲藏。正因为是贫家女，没有阃内外之别，所以才须“日夜令我藏”。
五由于疏忽而引史失实
1.开篇引《通鉴》“肃宗宝应元年八月……”(第123页)。宝应是代宗年号。
2.第125页言杜甫在左拾遗任内以疏救废相房
3.第39页说，张
4.第117页引了《诗经·七月》的几句诗“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并说“这歌颂秋收的快乐多么开心！”其实《七月》一诗充分描绘了农奴一年所受的苦难。他们冬天“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春天是“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经过了一年的辛苦，岁终还要“跻彼公堂”为农奴主祝福。这里本身就有许多眼泪，那里来的“快乐”和“开心”。
5.第154页言天宝九年杜甫年三十九岁，曾经直接进献《雕赋》。其实献《雕赋》应在献《三大礼赋》之后，序有明文：“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献《三大礼赋》是天宝十年，献《雕赋》约在天宝十二、三年。
6.最后所附年表中言，天宝五年杜甫与王维、岑参、郑虔等交游。查此时郑虔被贬在外，何由交游？
以上谈了一些对郭老《李杜》一书的异议，笔者读书不多，定有许多不妥之处，望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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