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恒进

　　崔德志同志的七场话剧《报春花》(载《剧本》一九七九年第四期)，我先读了剧本，接着又看演出。我去晚了，戏已开演，匆匆找着位置坐下。舞台上说了句什么，挨着我的一个不相识的观众，转过脸来朝我会心的笑了一下，然后又转过脸去全神贯注地看着台上。过了一会儿，他又用肘子抵了我一下，便使劲地鼓起掌来。后来，好久他没有动静，我转过脸去看他，他哭了，眼里噙着泪花。

　　我想，这个戏就象她的名字一样，初读，平平常常，并无奇异之处，再看，便觉其质朴之中，深藏着美丽和幽香。作者并没有大声疾呼，也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但他从生活出发，从新长征途中的社会现实出发，写真实的人，真实的环境，真实的细节，真实的生活和斗争，说出了长期以来积压在千百万人心灵深处想说而不能说出的话，因而在观众心中激起久难平息的爱和恨的波涛，唤起人们对现实生活，对人生的许多联想，引人深思，耐人寻味，有着强烈的慑人心魄的力量。

　　剧本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某纺织厂在提高产品质量中，能不能树立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母亲是右派)，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默默无闻的一心一意为新长征献身的青年女工白洁为模范这一中心事件而展开冲突的。曾经遭受“四人帮”迫害，现在又重新工作的厂党委书记李健认为：搞四个现代化就象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楼，得把每个有用的人，每块能用的砖都使用上；树立白洁当标兵，就会在全厂产品质量上，拨亮一盏灯，照红一大片。而副书记吴一萍却死抱住反动的血统论的流毒不放，认为树立白洁就是丧失立场，迷失方向。剧本通过李健和吴一萍这两个老战友错综复杂的性格冲突，向一切老干部和革命同志提出：在新长征途中是当促进派呢？还是当绊脚石？又怎样当促进派呢？此外，剧本还通过围绕白洁的斗争以及各种家庭、爱情的纠葛，告诉人们，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怎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怎样坚持思想解放，一切从实际出发，与反动的血统论和一切阻碍四化的僵化停滞思想作不调和的斗争？怎样正确对待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是让他们建立在相互了解，有着共同理想的基础之上，还是看他们是不是成份纯洁，门当户对？作品立意新颖，主题深刻，触及了我们今天社会生活的许多问题，表现了作家认识生活，干预生活的卓越胆识。

　　在这个戏里，作者用细致生动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特别是党委书记李健和青年女工白洁，以其独特的性格色彩和崭新的思想风貌，给人留下十分难忘的印象，成为近年来我国话剧舞台上非常突出的两个人物形象。

　　党委书记李健是剧本着力塑造的一心一意搞四化的领导干部的形象。他在四人帮时期，挨过批斗，下放多年，爱人也被活活打死。四人帮被粉碎后，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尽管这些年他伤痕累累，但是他胸怀宽阔，不算旧帐，很少谈论过去，而是高瞻远瞩，忧国忧民，始终想着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心扑向未来。他勤于学习、思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敢说敢作。他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及时解除对受四人帮某些影响的韩卫东的审查，让他发挥专长，为四化作出贡献。他不怕风险，力排众议，坚持树立所谓“家庭问题严重”、“社会关系复杂”的先进青年工人白洁当“排头兵”。他坚持原则，大公无私，只要不符合四化的要求，哪怕就是自己的女儿也坚决不同意让她当劳模。他任人唯贤，大胆提拔敢讲真话，事事对人民负责的由贵担任供销科长。他深深认识到“只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挽救党和国家的命运”。决心把自己这把老骨头扔到新长征路上。女儿的反对，战友的阻拦，群众的担心，都不能动摇他这一崇高的信念。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他写成救世主，写成高不可攀的英雄。他身为领导，却又那样平易近人，不露锋芒。对战友热情诚挚，对失去母亲的独生女儿关怀体贴，时而象爹，时而象娘。他意志坚定，斗争坚决，但也有深思、忧虑，甚至动摇的时候。他既不安于现状，但也从不想入非非，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他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但朝气蓬勃，闪耀着时代的光彩。作者在李健身上寄托着理想，党需要这样的好干部，人民需要这样的带头人，这样的干部越多，实现“四化”就越快。这一典型，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在青年女工白洁身上，作者倾注了更大的热情，作了极为精心细致的刻划，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十分优美而动人的典型。白洁，人如其名，不但外表美丽，心灵也象水晶一样透明洁白。她善良，温顺，朴实无华。只知道织布，织好布，织几万米无疵布，连手都磨出了血沟，也一声不吭。就象路边的报春花一样，在寒风中抖索着，散发着清清的芳香。

　　她年纪轻轻，屡遭不幸，却绝不自暴自弃，愤世嫉俗，一直茹苦含辛，洁身自立，相信党，相信人民。她孤弱无助，沉默少言，但又十分正直坚强。她曾经在老干部李健因挨批斗而生命垂危时，勇敢地给他喂了急救药。当吴晓峰因悼念周总理而被四人帮抓进监狱后，她不借冒着风险，假称是他的未婚妻而去狱中探望他。她忍辱负重，与世无争，处处让着别人，当她的爱情生活遭到极大的挫折后，她虽心如刀绞，但依旧十分平静，忍痛退却。她的身上凝聚着中国妇女许多最优美的品德。

　　但现实生活竟是那样的不公正。她是一朵芳香的鲜花，却象一颗小草遭人遗弃，她比谁都更努力更认真地工作，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却又永远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遭到打击歧视。

　　白洁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是多年来反动的血统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流毒影响造成的一个十分令人痛心的悲剧典型。生活的风雨在她洁白的心灵上刻上了道道阴影，她用一种惶惑不安的心理，怯生生地对待生活，对待人生。为了不使她所热爱的党委书记兼厂长李健受到顽固的习惯势力的攻击，她自己给自己抹黑，把别人的次布算在自己头上。为了不使志同道合的情人吴晓峰和其母亲吴一萍闹翻，违心地拒绝了吴晓峰对她的求爱，而宁愿自己痛苦一生。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其性格竟被扭曲到这样一种变态的程度，这是多么发人深思的事情啊！

　　我是不同意那种指责作者把白洁的思想写得过于压抑的说法的。我认为压抑是白洁性格的必然逻辑，也正是这个性格的力量所在。我甚至觉得，如果作者最后不安排个大团圆的场面，而是让吴晓峰向白洁求爱，白洁并未答应他，更没有那“海枯石烂心不变”的誓言，而是默默地看着他，仿佛在想着什么，然后走开了，也许更发人深思。白洁的这一特殊性格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一个早上就可以改变的。李红兰也并不一定放弃对吴晓峰的追求，更不会轻易去向白洁道歉。作者是太同情白洁了。但是生活是严峻的，白洁的周围决不会是一片喝采声的，留一点东西让读者去思索，也许更有意思。

　　另一个必需提到的人物就是那个厂党委副书记吴一萍，这是一个思想僵化的典型。她虽然也是受过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但又深受林彪、四人帮路线流毒的沾染。在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一切只按本本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她对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都很不理解，甚至认为这是个策略。她事事坚持“原则”，当自己的儿子因悼念周总理而被四人帮定为反革命时，立即划清界限，严加批判。她始终坚持“正确”(应当说是极左)的立场，不惜打击一心一意扑在四化上的青年女工白洁，而扶植老出次布的李红兰去当劳模。她和李健相反，心中完全没有党和人民的利益，当推销员由贵告诉她因为布的质量不好，用户开始退货了。她却无动于衷地说：“我们的产品都是包销的嘛！”她自认为“对党没有三心二意，事事照办，一生是忠于党的”。其实她早就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这种人表面上冠冕堂皇，振振有词，实际上自私自利，卑俗得很。他们想死抱住过了时的旧条条旧框框不放，用一种消极的、甚至是阴暗的心理来看待亿万人民参加的伟大长征，已经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历史将证明，他们一类人的悲剧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不改，人民就会请他们让开。

　　我们说这个戏好，也并非说她十全十美。如果苛求的话，似乎觉得全剧的中心事件比较单薄，李健的性格也还不够丰满，特别是吴一萍，作者好象还不太熟悉此类人物，写得浅了一些，有些地方不太真实。另外，象李健爱人因重用白洁母亲而被打死，今天李健重用白洁，又面临同样的危险，这样的戏剧巧合，总有点牵强之感，并不能加强冲突的力量。

　　从二十年代开始，在我国兴起的话剧运动，有着光荣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形成了中国话剧的独特风格。解放以来话剧创作的几次突破，也莫不是以一批大胆干预生活，为人民而呐喊的优秀作品为标志的。粉碎四人帮以来，话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已经出现了可喜的突破，而《未来在召唤》和《报春花》这两个姐妹篇的出现，就是这一突破的重要标志。话剧应当是说真话的艺术，作家必须坚持政治上的党性原则和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不断探索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敢讲真话，敢于同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进行斗争，这才是艺术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报春花》给我们的启示和教育是很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