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 来

　　夏羊先生是我的中学老师。我走上文学之路，与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有很大关系。我大学毕业走入社会后，又和他成了忘年之交，几十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直到2006 年他逝世后，把他送到墓地。他比我年长十七八岁。如果健在，现在也是位百岁诗翁，堪称文学前辈。我始终对他怀着感恩和崇敬之心，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想起他的为人和建树，感慨万端。

　　夏羊先生原名张祖训，字伊三；早期用过的笔名还有柳风、芭林、羊缨等。1922 年，他生于甘肃定西县城一家逐渐中落的书香门第。他生逢一个动荡的大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汹涌澎湃。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风云变幻的年代。席卷而来的革命思潮，很快波及到神州各个角落，自然也影响到少年夏羊的成长。虽然他的启蒙教育还是背诗书、对对子、练写字，但他上高小时，已经接触到新的思想文化之风。进步的老师已经在课堂上宣传鲁迅、冰心的文章。虽然那些思想内容他不是全懂，但崭新的感受刺激着少年夏羊追求进步的心灵。1938 年，高小毕业，他便和几个同学一起徒步去省城兰州报考兰州工业职业学校。后来又考入甘肃学院附中，接着又考入西北师范学院。期间，他受教于李嘉言、黎锦熙、焦菊隐、于赓虞、刘让言等学者，深获教益。他的视野豁然开朗，新思想、新生活迎面扑来。他生性活泼，爱好文艺、体育，有时候还和同学或青年教师一起排演节目。世间有两个词的距离是最近的,一个是“青春”,一个是“诗歌”。只有正义感、同情心、自信力和美结合起来，才会熔铸成诗歌的魂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青年夏羊风华正茂、潇洒干练的样貌。他与他的诗完全一致、是可以互相印证的。他和同学办起了墙报《燃烧》，和愤怒的中华民族一起高高举起火把,成为一名战斗者。1942 年2 月间,他在当时的兰州《民国日报》发表了处女作《野鸽》。这首散文诗，是他和同学们为了躲避日寇的轰炸，搬迁到郊外乡村费家营时写的。当萧瑟的风刀子般摧残草树万物，山峦呈现出灰暗的面孔，而大群的野鸽却闪着迷人的、明亮的光，久久飞旋于天际。他见景生情。于是，用这个意象，表达自己心中对光明与自由的向往和憧憬。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拾，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放开喉咙，大声歌唱。大地上抗日的烽火熊熊燃烧，天空中救亡诗歌的群星灿烂夺目。他追随着闻一多、艾青、田间、绿原、阿垅、鲁藜、冀汸等等崛起于一时的抗战诗人，在边远的兰州，发出了自己愤怒的呐喊。1942 年至1949 年解放，他在兰州《民国日报》《西北日报》《兰州日报》《和平日报》等报的副刊以及北京、西安、重庆、内蒙古等外省市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散文诗，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高潮。《致战死者》《回响》《夜里，风压过去了》《燃烧的城》《罪犯》《生命》《口哨》《致人面兽》《早晨的访客》《低头的人》《有一天》《追火者》《落雨了》《森林在哗响》《沉默》《北国的羊群》《空屋》《穷街》《我们是山里长大的》等等，仅从这些诗的题目上，你就可以感受到一颗滚烫的心在燃烧，渴望着直面人生、干预生活的勇气；就可以闻到一股股浓烈的泥土味和火药味。爱国！抗日！为光明的明天而斗争！1945 年，他写过一首宣言式的短诗《问》：

　　火柴，为了火把熄灭，

　　星星，为了黎明凋落，

　　野草，为了春天受冻，

　　我，为了写好诗，

　　艰险地寻找真实的生活！

　　《唿哨的季风》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诗集，特别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作品，极具认知价值。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真实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按照“真、善、美”三原则：真，是指真实的认知价值；善，是指道德的评判价值；美，是指创造的艺术价值。在艺术上，尽管拿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似乎显得比较朴拙青涩，但是也许造型粗粝尖锐、节奏急促紧张、语言质朴率直的审美取向，正是当时的审美标准和时代的要求。青年夏羊当时思想没有任何羁绊和负担，棱角分明，朝气蓬勃，相当随意,相当自信,鄙弃多余的雕琢和粉饰,显得更加真诚自然。回顾历史，在陇原文学园地中,夏羊的起步是最早的,创作时间也是最长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是他的第一个创作高潮期，也是他的黄金年华。反观这一时期陇原文学的总体生态，除少数几个因国难避居甘肃的外省作家诗人，本土文学则是草疏苗弱，一片尚未开垦的萧疏景象：从事写作的人寥寥无几，能在全国文坛上弄出点响动的作家诗人，更是凤毛麟角。夏羊的出现，以及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出现的崭新的文学现象，使荒疏萧条的现状受到了挑战。他对文学的痴爱、毅力和忘我精神是感人至深的。如何让诗歌的种子在陇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蓬勃繁荣；什么是文学，怎么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他一生的课题和使命。像一头拓荒牛一样，他努力了几十年，探索了几十年，苦斗了几十年，耕耘不辍。晚年更是同疾病顽强地抗争，为深爱的文学事业赢得宝贵的时间，始终未曾中断对诗歌艺术的思考和探索。1947 年他写的《蚯蚓》就是真实的自我写照：

　　沉默得屏住了呼吸，

　　有机械般大的力量。

　　用肌体蠕动，无言地

　　翻松了坚硬的泥土;

　　好让阳光和雨把湿润

　　注进大地多皱的皮肤。

　　悲哀田野的瘠贫，

　　当生命的时间停止时，

　　便把自己完整的体壳，

　　全化成丰沃的肥料。

　　你生活在紧张的劳作里，

　　你死在热烈的沉默里。

　　在文学活动中，他与兰州当时的“危险分子”闫栋材、李泊、武村等革命作家、诗人、编辑,以及曼芝等同窗好友、进步的文学青年，都有密切的交往；同时，与赵燕翼、清波等少数几位四十年代先后走上写作之路的本土作家遥相呼应，写诗歌，写小说，写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打破了陇原文艺园地“万马齐喑”的状态。到了五十年代，随着解放的炮声，大批从解放区进城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好像一股强劲的、旺盛的新鲜血液，注入陇原大地的文艺事业，形成了一支宏大的、战斗力相当可观的文艺队伍。解放后，兰州很快成立了文艺工作者自己的组织“文协”。夏羊先生即被邀请参加。1954 年，他参加了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主席团成员，参与了大会的各项工作。会后，他回到定西，我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到他家看他。他向我们饶有兴趣地详细描述了会议期间的种种见闻，栩栩如生。那种喜悦兴奋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解放后，他满腔热情地参加并歌唱了各项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他的总基调就是衷心地拥护，“高昂的欢呼”。他的诗歌题材,涉及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飞速发展的铁路事业，高亢的深谷夯歌，桥梁架设，引洮工程，寻矿采矿，绿化荒山，等等，一一展现在他的彩笔之下；广大农村出现的种种新生事物,如改良土壤，治理荒沙,培育良种,消灭病虫害，改田还林等等，他也是不遗余力地放声地歌唱。他张开双臂拥抱热气腾腾的新生活。1956年1 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组诗《水土保持诗抄》。这组诗无疑是夏羊先生五十年代发表的最重要的作品。组诗包括《命令洪水站住脚》《紫花苜蓿之歌》《运红胶土的姑娘》《培地埂的小伙子》四首短诗。这组诗的灵感是在一次关于水土保持的动员会上获得的。听了报告后，长期身处干旱黄土地的他,对水土保持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切的认知。对家乡的生活，也更加充满了美好的展望与憧憬，便立即调动起所有的生活积蓄，加上富有诗意的艺术想象，经过精细的酝酿，创作出了这组很有分量的好诗。应该说这就是他五十年代的代表作，代表了他当时的思想基调、基本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此外，《红军编织歌》《南梁山歌》《访会师楼》《俄界篝火》《腊子口》等革命历史题材的诗，也是有代表性的。《哭武村》是他为悼念解放前夕被反动派杀害的武村烈士而作，也应该归于这类。1953 年发表在《新观察》上的《边远的山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满腔热情描绘了国家建设的繁荣景象和美好蓝图；1957年《星星》发表的《山巅人家》，自然天成，营造了一种高远深邃的意境，毫无雕琢的痕迹，表现了诗人宁静平和的精神面貌，也不失一首艺术性相当高的诗。五十年代，夏羊先生的诗歌创作形成了又一个高潮，而且向着更高的水平顽强冲刺。只是由于教学工作的性质和健康状况的不佳，加之年事增高，常年过着足不出户的书斋生活,致使他在后期的创作中，渐渐出现了力不从心的困惑。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深深感到他对火热生活的热爱和向往，时时为尽力贴近地气、尽力贴近读者做着不懈的努力。夏羊先生终生清贫廉洁，勤俭朴实，除了勤勤恳恳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外，他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与文艺界交往、辅导青年作者等方面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心血，是无法估计的。1958 年夏羊先生加入省作家协会。1960 年入党。1980年，定西地区文联成立，选夏羊先生为副主席，后来又选为主席,《黄土地》（前身为《定西文艺》）创刊。1983 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他瘦弱的身躯肩负着多么沉重的担子啊！而他并非仅仅是一位诗人。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位具有强烈诗人气质的文化人。文学方面，于诗，他新体旧体“两体”俱佳，兼具小说、散文、随笔；戏剧方面,他不但会编大型剧目，独幕剧、地方戏曲都编，而且还粉墨登场，有时还扮演旦角；他还能演奏好几种乐器；翰墨方面，书法、绘画、篆刻样样拿得出手。文质彬彬的芭林，竟然是个多才多艺、身手不凡的“全科文人”。文化知识很少有他不知道不通晓的。他有多方面的修养和特长。几十年来，他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光荣的。1982 年定西地区文联召开夏羊先生文学创作40 周年研讨会，我写了《这火是有希望的》一文，衷心地向老师致敬。他离开我们已经多年；我们仍然珍视着他的宝贵遗产。我们会和他一样，视人民为阳光和土地,和人民甘苦与共；我们会和他一样，与时代精神融为江河湖海，放声歌唱；我们会和他一样，像一根火柴,为了火把的熊熊燃烧，甘愿熄灭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