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英秀

　　H师院三十年校庆，嘱我这个老校友写一篇回忆性文章。我感觉颇为恍惚。三十年，对我的母校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大好事，她终以令人瞩目的成长宣告了三十而立。而对于我，数字昭现的却是另一种真相：这么快，我就到了回首往事的年纪了？时光，是多么地不经挥霍。

　　那一年的某一天，记不清是几号星期几了，我来到H师院报到。H市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但迎面而来的风，依然使刚刚离开温润的南部家乡小城的我，感到了凛冽的意味。空旷的校园里，远远近近地开着些高原之花，虽挂着明艳的颜色，却无一例外地呈现出颓萎之势。它们之前并未经历太多的好日子。六月，草才泛青，九月，风霜已至。事实上，这听上去令人颇感遗憾的物候，使那片土地上的太多事物，在接近坚硬和寒冷的同时，更接近美，更接近美的本质：汹涌而来，惊鸿而逝。当然，我要走过许多时间，才能越来越懂得这个道理。在二十七年前，那些早凋的花事，还未呈现出应有的意义，它们似乎仅仅是以一种修辞学的存在，衬托了我怅寥的心情。

　　新生注册早就结束了，所以我的手续办得不够顺畅，总之无非是敲开了一扇一扇部门之门，盖上了一些这样那样的章子之类。终于在晚自习时间，来到了我所在的班级教室。那里，灯光下，四十多个同学已赫然表现出熟稔且和睦的气象——没错，我迟到整整一周了。一周时间，足以使一群年轻的心靠拢、碰撞，生发出热切的友情，二人结伴，三五成群，构划重新出发的梦想。而缺席的这一周对我则意味着一次考验，从失败的高考衍生而来的一道单选题：要么上H师院，要么高三复读。家长亲友希望我选后者，他们坚持认为那样的高考成绩反映的不是我的实力，而是确证了我自高二第二学期以来的误入歧途：我广读闲书，荒废课业。我常常捧着日记本，莫名忧伤。我沉湎于听歌唱歌，倒腾磁带。在备考的最后阶段，我竟然一集不落地看完了被称之为“经典八七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并且，由此开始，不合时宜地提前踏进追星时代。我是那么地迷恋扮演林黛玉的陈晓旭，为了得到一张她的剧照卡片，我背着书包从小城的东头游荡到最西头。以上种种，都使曾对我寄予厚望的人们在愤怒之余重生期待，如果我能悬崖勒马，如果我能卧薪尝胆，那么，在下一年，我肯定会收获到一张不一样的录取通知书。但任何来自他者的一厢情愿的假设都是危险的，他们深谙此道，于是，选择权最终还是被掷回到我自己手中。我几乎没花完三天时间，便交出了背负众望的答案。前来报到的路上，我意绪灰黯，但一点也不后悔。我当然向往更显赫的大学，但一想到为此还要重复与数学题纠缠的恶梦，便宁愿壮士断腕，自绝于一切可能的灿烂前程——二十七年前的那个秋天，十八岁的我就那样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的重大抉择。就是这样，从一开始，每一步细小的足迹，都在证明我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缺乏远大目标和拼搏精神的人。我随遇而安，从不预设有难度的人生。但我又固执于自己内心的某种东西。如果说，我曾貌似主动地有效地参与到了自己的命运中，那么，一切便只是为了那点东西。我可以忍受生活，但我不能放弃仅有。

　　入学一个多月后，我参加了学校的现场作文比赛。感谢文学社在多年后编辑的纪念册，让我在今天还能重温自己二十七年前青涩的造句：“应该说，这不是中学时代玫瑰色的梦的所在。一排低低的涂着淡绿色的房子，称之为图书馆。两排简陋的二层楼，是你的教室，你要在这里学《诗经》，还要听康德，读艾略特。可梦中那高高矗立的富丽堂皇的教学楼呢？那关于学术讨论、专题讲座的五颜六色的海报呢？那激烈的思辨，热情的呼唤呢？哈姆雷特的忧郁，堂吉诃德的疯狂……你曾想过许多，许多，而如今只有淡淡的回味……”

　　我表达了自己浅尝辄止的人生失意，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几乎也是H师院建校之初最早的几届学生普遍的一种校园情绪。时至今日，那简单的文字或许已具备了某种“校史”的价值，因为，如今的H师院，教学楼自然是恢宏的，图书馆是博雅的，体育场是阔达的，再不会有哪个孩子像二十七年前的我们纠结于校园环境的鄙陋。年轻的心习惯于让目光投向理想之地，但脚步却被现实的泥淖重重地绊住。对自己失望，也对外界失望，这双重的失望使我与母校最初的遇合成为一种疑似创伤性体验。尽管如此，出发是必须的。我的作文在一个悒郁的开头之后，还是有了很励志的“正能量”叙述：“那么一片静静的杨树林，你总是随意走走，就会发现许多和你佩戴着同样校徽的人。捧着高等数学冥思苦想的，拿着外语单词比比划划的，吟着唐诗宋词摇头晃脑的，背着藏文神采飘逸的……”

　　是的，太多的远行都是从那里启程的。怎样的荒寂，终究敌不过青春的热望，同样势不可挡的，是从本能而渐趋自觉的热爱，朦胧但却热切的追求。通往教室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极为简陋的土桥。常常，桥是冷的，桥下的小河是结着冰的，但冰层下总有水的流动。坏天气都无法冻结那凄凉的激情。走过了最初失重般的挫败感，我又一天天快乐起来，眼前似乎有一个方向越来越清晰起来——慢慢地，我觉得理想这个词，又是我可以说出口的了。其实，我所想望的，是怎样的卑微啊！走过急功近利的高中阶段，我要的不过是安静地自由地读一切我愿意读的书，在文字的缝隙中与更辽远的“别处”，与更广大的人生相遇。而我的母校，创业时代的H师院，是那样地适宜于安放我的心愿。她静静地坐落在离H市区五六里远的马莲滩上，四面除了连绵的山，便是刮过山头的风。通往市区的路上，只有路，没有车。一辆辛苦借来的自行车总载着三个以上的男同学，而一些女同学曾不止一次地横在马路上，勇敢地拦下呼啸而来的大卡车，央求司机把她们捎到汽车站。多年以后，在H市全面进入公共交通的时代考到母校的学弟学妹们，大概永远也想象不到我们曾拥有的另类浪漫：一辆藏族牧民的马车，或者牦牛车路过校门口，然后，载上一群欢天喜地的大学生，浩浩荡荡地开往大街。

　　就是这样，这样的硬件条件保障了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学习、读书，而免受外部世界的诱惑。事实上，那时候的H市大街上，可以构成诱惑的事物屈指可数，它们分别是：坐落于前后两街的两个百货商店，政府招待所斜对面的电影院，和大大小小的清真饭馆。当然，也包括羚羊塑像旁十字路口的新华书店。那里的书总是少得可怜，售货员织毛线的姿势三年间没有变过。尽管如此，必须上街的理由还是层出不穷。既然千辛万苦地到达目的地了，那就得高效率地使用。通常是先逛商店，然后去更远的军区或地质队洗澡，那是全H市仅有的两家对外营业的澡堂。虽然天气冷，但女孩子们暗中攀比着讲卫生的好习惯。澡堂里当然不可能有吹风机，如果是冬天，出得门来每个人的头上肩上便立即挂上了无数根硬邦邦的冰溜子。我起初被那种怪异的美打动过，很快便见怪不怪了。电影是晚上才有的，但我们除了星期六，另外六个晚上必须要上晚自习，所以，电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邂逅。每次上街保证可以完成的只有吃饭这一项。一碗清汤牛肉面，我们吃得和过节一样热闹。当然，真正过节时，我们也吃炒肉面。那年夏天，我收到了一篇散文的稿费。如果不算高中時登载在《少年文史报》的作文，那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于是，周围的同学纷纷要求请客。已经是下午了，没能遇到进城的牧民马车，大家一路步行到盘旋路一家叫“桥头饭馆”的清真店。吃牛肉面吗？掌柜问。我豪迈地摇头，吃炒肉面。炒肉面加工啦？掌柜又问。这下子，同学们的脸都瞅向了我，我心一横：加工。

　　“天气很晴朗，然而很坏”。这仍然是我那篇竞赛作文中的话。我总是关注一场突降的太阳雨，一份迟来的花信，学校宣传栏前的松树总是要死不活地暧昧着，以及学校马路对面那大片油菜和青稞的长势，等等诸如此类的身外之事。我的心里，每一天都充盈着来自细小事物的悲喜。是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从来都做不到。早上去上课，天干净得如剔透的碧玉，十二点走出教室时，却被大雪浓雾遮住了回宿舍去食堂的路。雪总是说下就下，就像在六月，雨还没说来就来了。H市的天，姑娘的心，说变就变，一些男生摇着头叹息，那沧桑的样子，好像他们真的有幸经历过姑娘的变心似的。雪总是下了一场又一场，雪总是静静地从中午落到晚上。下雪的时候，我们的校园像一座天籁之城，散发着迷幻的气息。我们欢笑着撞进白茫茫的雪雾，脚下的皮靴在厚厚的雪地上咯吱咯吱地响，隔着毛线手套，我们牵在一起的手感受着对方指尖的冰凉。然后，我们门窗紧闭。下雪天，睡觉天，我们说。但到头来，用于睡觉的时间总是很少。我们说话，我们把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说话上。我们也探求话题的意义，以及谈论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说话本身。我们从一场又一场雪，说到它们在春的节气里化为汩汩溪流，我们终于说到了夏天。高原之夏，H师院的校园之夏，在走过了许多的地方，见过了许多的好风景之后，在今天，我依然认为它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夏天。

　　但一贯精于姗姗来迟的它，在那一年的降临确是猝然的。夏天来了，我们肆意挥洒的夏日快乐，却不复再来。我们不是不知道毕业是必来的一场考验，我们不是对别离缺乏准备，但尽管如此，那个最后之夏还是有着令人心碎的颜色。

　　我们，是女生楼303室六个相亲相爱的女孩。亲爱的303，亲爱的她们。后来，我在小说散文里一次次地写到它和她们。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当年，在那些遍地开花的说话中，我们有过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规格不同的重逢计划，我们甚至讨论了从宏观调控到细节安排的全过程。但整整二十四年过去了。二十四年里，我们从未实现过哪怕一次的六人齐聚。她们中的两个，自打毕业后我再没见过。这样地不能相濡以沫，是二十四年前我们终于松开彼此的手时，绝然想象不到的。但我依然相信着，我们从来不曾相忘于江湖。

　　“那些美丽的雪花/曾被我们握在掌心/现在伸开双手/满把都是泪水”。不知为什么，二十四年里，当我想起303，想起那些永远年轻美好的脸，我便想起那一场又一场无边无际的白雪，想起信子的这首诗。

　　阿桑、信子是两个诗人。从一开始，他们就是诗人。阿桑信子，信子阿桑，所有人都这么说，这么叫，好像这两个名字天生是二位一体的。他们是政法系两个年轻的老师。我入学伊始，便听到了他们的名字。为什么，诗人在政法系而不在中文系？这使我长久地耿耿于怀。但校园那么空，我总能远远地逢着他们。阿桑疏朗而儒雅，信子清冽且忧郁。阿桑信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他们以诗人的典型姿势走过校园时，身后便倏地踏出来一条前赴后继的道路。没有人可以拒绝诗歌，在那样的年纪，那样的年代，并且，在那样的地方。诗歌使我们庸常的日常熠熠生辉，使我们寒冷而边缘的校园不再孤陋寡闻，我们举办征文，搞篝火朗诵会，我们与别的大学文学社团通讯交流，我们一点点地凑钱，油印一份几十页的小册子。我们先有了一个文学社，后又创办了另一个，我受命写了发刊词，因资料流失，所以我再看不到自己在那篇发刊词中的豪言壮语了，大致无非是自己的书包自己的饭盒自己的青春之类的话吧？它们肯定是无以复加的稚嫩，浅薄，修藻，印证着一个初学写作者全部的笔力不逮。但今天，如果我与它们相遇，我定然不会感到脸红。就是因为它们，因为与它们有关的遭遇，我二十多年后的凝眸回望才如此地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从来不会有被浪费的才华，而所有的孤独和寒冷，都是值得经历的。

　　就是这样，诗歌，文学，肯定是我大学生活的核心内容，它与以下几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我在H师院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曾长久或短暂地影响到我在当时或之后的成长：我们年轻的才刚新婚的写作老师的车祸身亡;在外地实习途中，一个男同学以失踪的极端形式表达的青春叛逆;社会实践去四川，在峨眉山，我因过分执著于一树杜鹃花而掉队，其实只几百米山路之隔，但同学们焦急的呼喊使群山回荡着我的名字;我参加的某次校园歌手大赛，和最终夭亡的舞蹈《高原迪斯科》。

　　课堂的收益总是很多。老师们很年轻，甚至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们还没来得及成为副教授、教授，而硕士、博士在我们时代的H师院简直是天外的名词。但单薄的学术阅历并不妨碍这些年轻人成为好的老师。教文学概论的全老师引经据典，妙语连珠;教哲学课的杨老师有着极严谨通透的表达，她在课堂上从来不苟言笑。二十多年后的北京，在中国作协为我和另外几个作家举办的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上，我与杨老师不期而遇。当我们惊喜地认出彼此，我发现她原来活泼而率性;教外国文学的安老师说“爱神阿芙洛狄忒”这几个字时，脸上总划过少年般的羞涩。他正在成为后来人们眼中那个有思想有情怀的人;教现代文学的赛老师，是一个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的藏人，他温文尔雅，举手投足都是学院风范。他也是诗人，中文系有许多爱诗的同学围绕在他身边，他与他们亦师亦友，谈诗论文，翩然同行。我知道那样的校园风景，在今天的大学，已是很难看到的了。

　　此刻，当我的笔写下有关赛老师的片段时，我的心是沉痛的。但回忆中，他的表情一如往常的投入，好像他还站在讲台上，动情地讲述着鲁迅的《秋夜》;他的笑容一如往常的温煦，仿若他还坐在他那张办公桌前，抑扬顿挫地朗诵着新写的古体诗;他的目光一如往常的沉静，似乎那样的生死诀别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似乎这十余年的阴阳之隔原本虚设，似乎他还好好地走在老地方——你看，这就是一个英年早逝的老师，一个纯净赤诚的人，留给我们的永远。在怀念的人群中，没有谁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去。

　　“在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温柔”。是的，当我不能忘记，当我又一次忆起暮色苍茫的草原，我忍不住把目光投向浩渺的远处。但我知道我无力穿透时光，就算一遍遍沉陷于深重的懷旧，我也只能以停留复远行的方式，重新抵达或不断告别那些匆忙逝去的故事，也只能以这篇薄薄的文字表达对母校H师院三十年庆典的热诚祝福。事实上，毕业后的二十四年里，我不止一次地走进她。事实上，十二年前，我才最后一次离开她。但她发展的迅猛和壮阔，超出了人们的一般性预期。在2012年，2013年，我曾连续两次随全国作家采风团路过她，我还曾在H市参加活动逗留多次，我的母校，她其实一直伫立在我的视野中。虽然我已不能从林立的高楼大厦中找到我们的303，但我不怕我认不出她今天的模样，在她的校园里，依然有我怀想的面容。若我归去，他们一定会安然地牵起我的手，说，喏，这是我们当年走过的路。

　　以上追忆，是H师院的萍给我布置的命题作业。为了她再三的催约，惯于偷懒的我终于写成了二十四年来第一篇献给母校的文字。多么巧，二十四年前，毕业离校的前夜，我在母校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写给她的。我们303最小的女孩，写诗的跳劲舞的萍。我在自己的彩照背面题字：“我走了，我把为离别流过那么多泪水的你，留在这里了。”萍，她还保存着那张绿衣长裙的年轻的我吗？今天的她会为那样煽情的赠言哑然失笑吗？那时候，青春氤氲，出发的路明明暗暗，似乎通向无穷远，我们不曾预料到，其实有些人，有些事，是没法留在那里的。也许就在下一个街角，所有珍重道别的，都会翩然复来，微笑相拥。就算不能在现时态中实现重逢，就算重逢已是白首，那些镌刻在心里的，也一直是我们经历着的人生。

　　那么，来，让我们一起走向那条旧路。没有什么比今天的我们携手走到那条旧路上，更安慰人心。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