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东岗西路668号在哪里？红星路二段85号在哪里？农展馆南里10号在哪里？若是我这么问圈内的朋友，估计有人会心照不宣地看着我笑：别卖关子啦，讲你的故事吧！

　　这三个地址，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构成了一个美妙的三角形，二十多年来，我似乎一直在这三个真实和虚幻的点之间穿梭，游走。

　　现在，让我先从东岗西路668号说起吧！

　　1995年秋天，我背着一卷行李，来到黄河穿城而过的兰州求学。此前，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些同学都想去外省，而我毅然选择了兰州。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除了分数的缘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却是：一本我喜欢的刊物和一些和我崇拜的诗人都在这个城市。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过80年代末期轰轰烈烈的大学生诗歌运动，但我上高中的时候，那股热潮的余温还在持续温暖着许多有理想的年轻人。

　　上高中的时候，在静宁一中由文庙改建而成的老图书馆里，我无意中看到了一本刊物，名字叫《飞天》，那时候懵懂，心下暗想，《飞天》不是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的仙女么，怎么会是一本刊物呢？但这些傻傻的疑问，随机就被阅读带来的快感所遮蔽。最喜欢的还是诗歌类栏目，“青年诗坛”、“大学生诗苑”里面刊发的作品，有些虽然不是很懂，但感觉挺美。短暂的课外活动时间就要结束了，我迅速翻了几本以前的杂志，并记住了栏目的编辑：老乡、何来，也郑重其事地将刊物的地址记在随身的小本子上：兰州市东岗西路668号！

　　此后，这个地址如同蛊一般，种在了我的内心深处。学校是一个理工科院校，我学的专业和我的文学爱好相差十万八千里。初到兰州，安顿好生活和学习之后，我开始逃课泡图书馆。众多的刊物之中，我一眼就找出了《飞天》，如饥似渴地读，那些美妙的句子常常让我忘了身在何处。等值班的阿姨来催的时候，偌大的阅览室里基本上只剩我一个人了。

　　虽然都在兰州，但东岗西路668号对我似乎是一个遥远的存在。我曾无数次拿着地图，研究从我上学的龚家湾到城关区怎么走，才能找到那个我内心默念多年的门牌号，敲开那扇如同殿堂一般的门。而内心终究是怯怯的，那时候我还是处在校园写作的阶段，没有丝毫的方向感，只是在夜深人静之后，一个人点着蜡烛，在纸上涂抹着青春风花雪月的心迹。1996年春天，在几家报纸副刊上陆续发了一些豆腐块之后，渐渐地找回了一点自信心，我才鼓起勇气给老乡先生寄了我的几首诗歌练习。此后，就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等待的煎熬中度过。

　　大概过了一月之后，同学从邮箱里取回一个牛皮信封来，上面赫然印着《飞天》红色的大字和那个熟悉的门牌号码，一摸，厚厚的。但还是迫不及待得拆开来，是手写体的退稿信：“满强小友，诗看了，稍嫌稚嫩，若有日后有满意的作品，可再寄，有空来编辑部坐坐”。下面署名：李老乡。虽然是退稿，但对我来说，等同于一针强心剂，毕竟，说明我所尊重的师长看过我的作品了。1997年春天，我又整理了自己的一些练习，誊写在稿纸上，选了一个没课的下午，从龚家湾坐105路车到西关十字，又换了106，到广场东口下车，步行了十来分钟，终于找见了那个蓝底白字的门牌号：东岗西路668号！

　　怀着不安和忐忑，敲开了《飞天》诗歌编辑部的门，看到一个长发干瘦的老头埋头在一堆稿件中间，我自报家门，并怯怯地递上了自己的诗稿。老乡先生倒没有架子，起身给我倒了一杯茶。他自己也在喝，很浓的龙井，茶叶占去了杯子的一大半。他看完我的稿子，说了一些意见。他的口音有些怪，再加上我有些紧张，时隔多年，具体内容有些模糊了，大意是要好好写之类，还给我举了人邻、娜夜、叶舟的例子。我心里怯，着急回去，老乡先生坚持让我把那杯明前的新茶喝完。后来，有两首短诗刊在了1997年7期的“大学生诗苑”栏目。拿到样刊的时候，我特意到校门外的牛肉面馆里给自己加个鸡蛋，要了瓶啤酒，小小庆贺了一下！要知道《飞天》“大学生诗苑”当年可是在全国响当当的栏目，许多人都以在这个栏目发表诗歌为荣。1998年7月，我毕业离开兰州的时候，何来老师又在“青年诗坛”上发了我的三首小诗，题目叫做《朋友们要走的夏天》。

　　贰

　　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回到了小城静宁，因为在《飞天》等一些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幸运地谋了一份与文字有关的工作。白天，我是兢兢业业写本报讯的小记者，晚上的自由时光，又交给了诗歌。几年过去，陆续在《诗刊》、《星星》等刊物上发了一些作品。但我发现，我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路子，在高手林立的甘肃诗坛，没有自己的风格，就不会有多大的出路。

　　这种苦闷和思考一直在内心集聚着。大概是2003年吧，县文联和《飞天》联合搞了一个“走进苹果之乡”的笔会。老乡、何来、马青山、张存学老师都来了。在仁大乡南门村的一户农民家里，吃完手工浆水面之后，和马青山老师聊起我的苦闷来，他当时已经出版过诗集《一朵云的春天》，也是我喜欢和尊重的诗人。马老师说，你是在这里长大的，就写你最熟悉的东西岂不更好？

　　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在我心里激起了波澜。笔会结束之后，我回想了一下自己的写作历程，从高中时代正式发表第一首诗，已经十年的光景了。这十年，我见什么写什么，爱情，城市，旅途见闻……我原来是犯了“不够专一”的毛病。我在这个名叫李家山的村庄里长大，我的亲人至今生活在那里，这里的草木山川，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血液和骨骼里，为什么不写写呢？

　　飘荡的心一但落到了实处，就不会迷茫和纠结。我开始了《村庄史》系列的写作，写胡麻、玉米，写年迈劳作的父母亲，写破败的场院，写只扫门前雪的邻居，写忠心耿耿站在田地里的稻草人……2006年开春，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兰州的。电话的那头问：你是李满强吗？我说是。他又说：我是马青山，我们最近开了一个“陇军方阵”栏目，重点推介有潜力的70后作家诗人，你准备一下，把你的作品连同简介、评论发给过来。

　　接完电话，我有些恍惚，感觉有些不真实，作为一个基层的写作者，这是生平第一次接到约稿，谁会内心不激动呢？按捺下内心的激动之后，我就开始认真的准备作品，把自己比较满意的，选了一组，附上湖北诗友王征珂的诗歌评论文字，一起寄给了马老师。2006年4月的《飞天》就以诗歌配简介、照片、评论的方式刊发了我的组诗《村庄史》。这组诗对我来说，既是肯定，也是推介。帮助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此后，我继续“村庄史”系列的写作，2006年11期的《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也刊发了一组;2008年，村庄史系列帮助我入选了诗刊社24届青春诗会。十年之后，还是因为这组诗歌，我有幸在甘肃镇原领取了“《飞天》十年文学奖”，可以说，这是我写作二十年来，获得的最重要的奖项。

　　有年在静宁的活动上，给马青山老师敬酒，我发自肺腑地说：“没有《飞天》，就没有《村庄史》，也没有现在的李满强。”马老师端着酒杯，笑嘻嘻地看着我：“那还是因为你们聪明嘛，聪明的人一点就透，悟性不够了，说再多也是白说。”随机，我们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而我内心想说的是，我不是一个聪明人，一个写作者，除了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如果遇不到知己和伯乐，纵使你再有才华，都难逃被遮蔽和淹没的命运。

　　这几年，马老师的诗少了，当了主编之后，可能忙于统筹和协调，没时间写作。但他书法却是越来越好，常常是喝酒之后，大家让他写字，凡是索字的，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文朋诗友，他都耐着性子，一一满足要求，且分文不取。我暗自猜想，他是不写诗，但内化成一首安静风雅的好诗了罢！

　　叁

　　不仅仅是甘肃诗坛的许多健将，都是从《飞天》走出去的，放眼西北乃至全国，许多诗人都与《飞天》有着渊源和联系。

　　我手头有着厚厚的12卷本《飞天·六十年典藏》，当我翻开“大学生诗苑”卷，一些熟悉的名字立刻让我激动起来：叶延滨、程光炜、王家新、徐敬亚、于坚、陈先发、宋琳、雷平阳、路也、聂作平……这个名单还可以列的很长。

　　诗人路也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1990年，她上大三，给《飞天》的张书绅老师寄了一组稿子，后来在“大学生诗苑”刊发了。发完之后一直没收到样刊。后来，她觉得让张老师重新给她寄样刊过于麻烦。有次她在山东大学图书馆文科阅览室，正好看到刊有她作品的那期《飞天》，就心生一计，悄悄地用手中的杂志给把当期《飞天》给‘换下了书架，然后带着那本《飞天》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图书馆。路也说她至今还保留着那本样刊，上面还盖着“山东大学图书馆”的蓝色方形印章。时隔多年，路也说起这事来，记忆犹新：“我拿一本自己的杂志去换，是为了给自己在道德上有个交待，其实，换汤不换药，是干了坏事！”而在我看来，这不算什么坏事，古人尚且说“偷书不算窃书”，何况是换书呢！更何况，换来的是一本有自己作品的《飞天》，设若是我，我肯定也会这么做。至多，也算是一件雅事和美好回忆吧！

　　诗人于坚在一篇采访中深情地回忆道：《飞天》是八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最早的阵地。1982年前后，中国当代诗歌的现代潮在各个大学风起云涌，但大学生诗人们没有地方公开他们的作品。这时，《飞天》在编辑张书绅先生的主持下，开辟了《飞天》“大学生诗苑”。国内大学的大学生诗人们纷纷在此专栏发表作品，这在当时是唯一可以集中发表他们诗歌的公开刊物。后来被批评家们称为“第三代诗歌”的许多重要诗人都在这个刊物发表了作品。《飞天》甚至促成了一种叫做“生活流”的诗歌流派。《飞天》以其远见卓识推动了当代诗歌的历史进程，这是历史不能忘记的。我在大学时期开始在《飞天》发表诗歌，我那些一直被视为非诗的在公开刊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飞天》的宽容使我真正感到，文化上铁板一块的时代在松动了。我第一次发表的组诗《圭山组曲》就获得了“飞天大学生诗歌奖”，50元，我请云南大学银杏文学社的全体社员大吃了一顿。那个时代，《飞天》成为大学生诗歌的一个圣地……”

　　给予《飞天》诗歌栏目高度评价的，除了诗人，还有著名评论家谢冕和吴思敬等等。

　　当我从这些赞誉文字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甘肃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诗人，被誉为“诗歌大省”？为什么在1980年代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能开风气之先，给年轻诗人以公开的阵地和地位，甚至能影响新诗的潮流和走向？直到后来的一次旅行，我才似乎找到了一些个人认为是理由的理由。

　　2015年9月下旬，我和几个朋友作为“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成员，跟随甘肃省文学院（也在东岗西路668号）主办的“精准扶贫河西采风团”一行，从兰州出发，经武威、张掖、嘉峪关，一直走到伟大的敦煌。一路之上，牛羊散漫的秋日草原，镜子般明亮的雪山，稻黍和玉米等待收割的綠洲，广阔无垠的沙漠戈壁……我们从兰州出发的时候，树叶还是绿绿的，但到敦煌的时候，有幸遭遇了那年的第一场雪。当我在莫高窟那些飞天壁画前驻足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也许，正是甘肃这种多元、雄厚、包容、宽阔的地域气质，造就了甘肃诗人们低调、内敛纯净的人文特质，选择在安静中完成自己的道路;也孕育出了《飞天》这样独特、有前瞻性、文化使命和担当的文学品牌，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甘肃深厚人文积淀长出的茎叶与花朵。

　　后来和朋友聊起这个事来，都认为《飞天》一直有着良好的诗歌编辑传统，每隔一两年，总要编辑推出一期诗歌专号。累计出版过“世纪末的花名册”“走进青春诗会的甘肃诗人”“甘肃诗人诗歌大展”等等。虽然是一个省级刊物，但丝毫没有狭隘的地方观念，诗歌栏目每期刊发的作品，外地诗人都占60%左右。在一个人人都向往北上广的时代，地处西部的兰州市东岗西路668号的三楼的一群人，仍然张开了臂膀，欢迎和拥抱来自祖国各地的每一位优秀的诗歌朝圣者。

　　在这篇文字的末尾，让我们重新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上来。东岗西路668号，对你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另外两个门牌号，分别是《星星》诗刊和《诗刊》的地址。当下，电子邮件和QQ、微信的普遍使用，已经很少有人去邮寄信件和稿件了。而我是一个怀旧的人，那些从少年时代印在我脑海里的地址，以及他们给予的温暖，将和我的故乡李家山一样，成为我生命中永远无法磨灭的地址。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