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

　　我的老家在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山村，小地名叫大树沟。那个地方正是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二年正月初六（公元1863年）给朝廷的奏折中“甘肃……辖境苦瘠，甲于天下，地广人稀”的代表性地区。

　　我上小学、初中和高中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那一段时光，是我人生非常难忘的阶段，除了上学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印象最深的就是为了吃饱一口饭而期盼、而奋斗！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没有心酸、没有难过、没有抱怨，有的是知足与感恩、思考与奋进。

　　那时候每一天都在饥饿中度过。

　　饥饿的滋味不好受。饥饿是什么滋味？胃里难受！像猫爪子在胃里撕扯，像狗舌头仔细地舔干净肠胃的角角落落。

　　饥饿还有一种滋味，就是馋！看着别人吃饭香吃馍馍香吃啥都是香的，并想尽一切辦法找可以吃的东西吃。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是香喷喷，味道好极了。

　　肚子好像老是空荡荡的，消化力特别旺盛，不知道是食物不经饱，还是小时候的肠胃像鸡胃，农村叫鸡嗉子，仿佛石子砖块秸秆一下肚，都能转瞬间变成营养素和剩余的杂物。

　　放学后照例是去放羊，在放羊前首先是到酸菜缸里捞一碗酸菜，用开水烫过，滴上两三滴快要见底的清油，搛上美美一筷子腌制的咸菜，反复搅拌，三口两口吃完，然后从羊圈中赶出几只羊去山坡上去放。羊儿早都咩、咩、咩的叫着了。躺在草地上，夏日的天空多美啊，天湛蓝湛蓝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白云，像棉花包子，像山峦，像龙，像大棉被……

　　漆缸子里的肉臊子是最好的美味，然而那是高高悬挂在屋梁上的。漆缸子，口径有二十多公分，高一尺，外表是油光润滑的黑漆，有两个不明显的耳朵，用麻绳把两面穿起来，就享受超凡脱俗的待遇，放置在家里髙而粗的屋梁上了。当然，我们垂涎已久的是漆缸子里面装的肉臊子，那可珍贵至极，是一年中全家人的希望和幸福，那是世界上最美最香的肉臊子。不管大人挂得多高，我和姐弟都能通过大凳子上摞小凳子、其中一个人爬上去另外的人抓稳凳子扶着屁股和腰腿的办法，使爬上去的人摘下漆缸子，用手抓着偷吃；或者爬上去的人挣着用手挖出一把把的臊子，直接喂给下面翘首企盼的“同案共犯”。这种作业，一个人是完不成的，必须合作才行。当然那时候是胆战心惊的，生怕正在“作案”的时候大人突然闯进来，因此每一次都不敢多偷，而是经常性地偷。不知不觉，经过多次的作案，那缸中之物是越来越少了。我当时奇怪，看着不翼而飞的漆缸子中的肉臊子，难道大人没有发觉吗？现在想来，当时自己和姐弟们的自作聪明、沾沾自喜，其实都在父母亲的明察秋毫之下，起码在公社大队干部来家做上一碗令我们馋涎欲滴的臊子面的时候，或者一年中的重大节日，如端午节、中秋节，或者家里某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做臊子面的时候，总能发现啊！唉，父母亲是装糊涂啊！……偷吃的东西就是香！那肉臊子，带着皮的小方块特别耐嚼，令人回味无穷；那瘦的小方块也是很有韧性，可是味道完全不同；真舍不得把这人间美味从喉咙里咽下去啊，如果能让甜、咸、香等味道久住口舌与喉咙之间该是多么的幸福啊！可是那时的自己真没有绅士风度，焦渴的大嘴中的口水分泌特别旺盛，那不管肥的瘦的臊子，在口中嚼不了几下，就被洪水冲进了一望无际、干得快裂了的黄土高原。然而力气是大大的增强了，不管是放羊放牛，还是打猪草，帮大人干其他的活儿，力量都是无穷的，仿佛孙悟空吃了太上老君的仙丹。

　　挖辣辣，那是万物复苏的时候，拿上小铲子，挖起小绿叶下面的细长白根，攒上一两把，两只手相对着搓几下，上面的泥土就干净了，急急忙忙跑回家，撒上一点盐，再在掌心反复揉搓，就可以下肚了。味道好辣好辣，胃里好空好空。

　　铲仡佬（音gelao，学名蒲公英），早春二月或者是阳春三月，确切时间是记不清了，那时候地埂畔、山路边、小河旁、山坡上，生长着很多的仡佬，叶子是锯齿形的，有一两寸长，经过了一个冬天的孕育，攒足了营养和力气，颜色绿油油的，身体非常健壮，刚冒出地皮的还有一些嫩黄。我和学伴们，都是 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和本家，拿一把小铲子，胳膊弯挎一个小筐，哼着在学校学会的各种歌曲，像《学习雷锋好榜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到绿草茵茵的地方去铲仡佬。小铲子从仡佬的底部平铲过去，一朵有七八瓣叶子的仡佬就成群结队地进入小筐。仡佬不能生吃，需要用水煮一下，然后用筷子捞出，稍微凉一下，再调一撮韭菜做成的咸菜，滴几滴红辣椒油，然后大快朵颐。

　　仅仅吃辣辣、仡佬、苦菜，胃中还嫌不足，要是有一疙瘩馍馍和在一起吃，该有多好啊！

　　当然也有意外，就是有一次高峰学校的陈世珍校长给我吃了最好吃的甜醅子。陈校长来自方圆的大镇内官营，他非常敬业和爱护学生，治校有方、管理严格，在高峰学校、高峰乡乃至全县教育界享有至高的声望，大家对他非常敬畏。是哪位家长给他送了一碗用当地特产莜麦新做的甜醅子，他在喝了一遍用凉开水冲过的甜醅子水以后，将剩下的半干半湿的一碗甜醅子全部给了我，让我辘辘直叫的饥肠不仅有了饱腹感，更有暖烘烘的热流传遍全身。甜醅子，现在是城市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平常小吃，可在那时，却是只有端午节才能偶尔吃到的稀罕之物。那味道，甜甜的、酸酸的，既有浓浓的汁液，又有可嚼可咽的柔软颗粒，吃上一碗，口舌生津，香甜半年，回味一生。为什么叫我吃而不是别的同学？是因为我偶尔撞上，抑或是他有意为之？总之我那时的学习成绩在全校是佼佼者。我顺利地升入高中，后来考入大学，我认为与陈校长的甜醅子的奖励和其他老师的谆谆教导、循循善诱的鼓励有很大关系……

　　有愿望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有各种各样的馍馍。

　　各种各样的馍馍果然来了。有白面、黑面和着麸皮的蒸馍馍、花卷、饼子，有荞面、豆面、谷子面、糜子面做的碗坨子、干炕子等。后来，出现了干透了的锅盔、馒头、饼子、花卷等纯白面的馍馍。以上各种馍馍，大多不完整，是或大或小的碎块，新鲜的发霉长了一两厘米的白毛，干燥的有些有褐色的霉点。当这些馍馍从母亲和哥哥姐姐的白布袋中倾倒而出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如获至宝，大饱口福。

　　起初，馍馍是要来的。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大树沟还有邻近的麻地湾、牛家湾、贡马、窑儿湾等村的农民，就开始走出本社本村外出要馍馍了。

　　要馍馍的队伍，由零零星星的几户几人到几乎各家各户，由年龄大的、中年人到老带少，区域由个别村社发展到滚雪球般的普遍。我们庄里也来过外庄外社的要馍馍的人，有老年人拄着棍子领着小孩的，有中年妇女领着腼腆少妇的，也有年轻人单独行动的，问他们要馍馍的原因，都说是遭了年成，那时候暴雨非常平凡，鸡蛋大的冰雹可以让全大队和生产队的希望化为泡影，仅靠几两救济粮是明显不够的。

　　先是到本乡和近邻的乡村讨要，如红庄、大寨子、连儿湾和临洮的乡村。

　　同村的陈永红说，有一次从家里出发的时候穿了一双新鞋，走着走着鞋底磨透了，鞋帮也裂了，没有办法只有赤脚走，走到连儿湾的时候几个脚指头冻僵了，完全不听使唤，路也走不成了，在一个好心人家里的热炕上缓了好半天才缓过来。腊月三十回到家，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只有半袋子，洋芋只有两小筐子，感叹这个年莫过活着（没有办法过）。

　　后来要馍馍的足迹越来越远，简直是走州过县了，本省的永昌、张掖、高台、酒泉，远一点的甚至到了外省的西宁、宝鸡、咸阳、洛阳、郑州等地。那些干透了的各种白面馍馍就是从这些地方要来的。

　　干透了的馍馍直接嚼着吃是嚼不动的，将其使劲掰碎搁入大粗碗，用滚开水泡上，过上一会儿，干馍馍吸足了水分，就变得松软了。深深吸一口气，那些来自迢迢远道的五谷精华就灌入焦渴已久的肠胃，营养和滋润青春年少急需养分的躯体，生发出生命本源体旺盛蓬勃的阳刚之气。有的时候，一大锅碎面的面汤太清太淡，将这些馍馍泡入面汤中，弥补正餐面条不足的缺憾。在放羊放牛还有上学的时候，口袋中装入几块干馍馍，蘸着清清的溪水或者学校旁边、中梁山树林子里的泉水吃。没有水的时候，只好拼命用手掰和用牙齿慢慢咬着吃。

　　纯粹的要馍馍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三四年。到七十年代末的幾年，主要是去陕西背粮。当时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已经开始普遍推广使用化肥，有尿素、硝酸铵、氨水、土磷肥。氨水是用密闭的大铁桶装的，只要打开顶部的小盖子，一股剧烈的气体直冲鼻子，刺激得人打喷嚏、流眼泪，头晕眼花。土磷肥是散装的，生产队用十二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从公社供销社转运到生产队的仓库。氨水和土磷肥生产队比较喜欢，知道它们是帮助长果实的，就心甘情愿地施进各种庄稼地里。我们那个地方属于南山二阴地区，雨水较足，当时全县就有“宁叫高峰烂，不叫全县旱”的说法，因此大家都爱用磷肥，不爱使用长叶子长秆子的氮肥，也就是尿素和硝铵。有好多社员偷偷地背着公社干部，把尿素、硝铵倒在两块地中间的地埂子上，致使地埂边上的冰草、野蒿子、马齿苋疯长一气，比不施化肥的杂草高出许多。

　　穷极思变。这时候村里的几个头脑比较活泛的人，像李进林、王珍妈妈、黄桂英、连克俊、郭志江等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信息，自发地约上三五个人组成一个团队，背着当地不需要的尿素、硝铵，辗转几百上千里路，爬火车去到农业较发达、急需化肥的陕西关中平原，进行物物交换，换回包谷、红薯干和麦子等。我们的老一代人普遍经历过陕西背粮，我们这一代靠着陕西背回的粮食度过艰难岁月的人，对陕西背粮的情景历历在目、迄今难忘。

　　背粮的区域有陇海铁路沿线的宝鸡地区的千阳、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县，咸阳地区的眉县、杨凌、兴平，西安的长安、临潼，还有河南的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地，主要集中在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一代。

　　我对于铁路沿线车站的耳濡目染，当时就来自大人们口里叙述和用汗水、眼泪测量的实际情景……日后我乘坐火车每一次经过天水、宝鸡、武功、咸阳、西安等一个个熟悉的地名和车站，这些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普通的、生冷的、没有感触的地方，于我却是亲切的、温暖的、有感情的——是关中平原的包谷和甘薯、馍馍养活了我和我的父老乡亲，是关中平原的乡亲帮助了特殊困难时期的甘肃老乡。

　　1983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王戈在《树上的鸟儿》中写道：“下车了一批，上车了一批……猛不防，嗵的一声，一个老头儿将一条沉重的口袋放在他面前……老人自我介绍起来：甘肃人，背的洋芋，到汉中换点大米过年……”看来，那时候到陕西背粮已经成为甘肃大部分地方的流行风尚。

　　背粮的时候住在哪儿？大哥和许多亲身经历过的人说，主要是住在换粮食村庄附近的火车站候车室，候车室的木头长凳子就是他们夜眠休整的床。那时的铁路候车室就是陕西背粮的老乡们的家，是候车室遮住了风雨、挡住了严寒、减弱了酷暑，给出门谋生计的老乡们提供了基本的“住所”，使他们在走村串社腰酸腿疼、饥肠辘辘身心困顿、夜色降临倦鸟也该归林的时候有了一个心里比较踏实的落脚的窝，一个临时的温暖的“家”。衣服是破棉衣加一件汗垢煮透了的对襟衬衣（俗名汗褟子），一年四季都是这个行头。夏天还好过一些，到深秋和冬天的时候，在候车室就冻得瑟瑟发抖了。有时候也到陕西农村的庄前屋后和打麦场上的麦垛边歇宿。那时人口管理严格，本地人对外地人心存戒心，担心这些要饭的外地人危及他们的安全或者偷盗，天黑以前是不允许进村落脚的。等太阳落山、天黑下来之后，他们偷偷地溜进村子，或屋后，或麦垛中，熟睡一觉，以缓解一天徒步跋涉的辛劳。大哥张勤说有一天夜里渴极了，半夜爬起来看见光亮亮的一池清水，就放开肚皮直接捧着喝。第二天起来发现是堆满牲畜粪便、沤得发绿的污水坑。有一次过宝鸡所属的一个县的浯河，水看起来浅浅的，但在挽起裤角赤足过河的时候，发现平静的河水快到了腰部，那里的河道看起来不宽但走起来却要走半天。

　　吃什么？逮着什么吃什么。主要是家家户户送的各种干粮，碰到他们中午正在吃饭的时候，有的人家还会端出一碗或者半碗和有蔬菜、土豆、肉星星的拉条子。经常性地到县城人民食堂吃顾客们剩下的馒头花卷，面条、水饺和包子，也顾不得人家的口巴子（嘴巴咬过的痕迹），好的时候还有半碗烩菜和白白的大米饭。在几个顾客吃饭的时候，三五个背粮的人眼睛直勾勾地瞅着他们每一筷子的起起落落，当其中一个放下筷子的时候，手脚快的人会捷足先登，捧起剩余的饭菜吃个精光，完全顾及不了客人们可怜或鄙视的目光。抢剩饭还需要脸皮厚、胆子大，下手要快，有时候也不管本团队的年长者。总体上来说，他们的团队是团结的、顾全大局的，抢得多的分些给胆子小面皮薄的、老的护着小的、小的照顾着老的。也有些好心人，看见这些面黄肌瘦的外地人，不管自己吃饱吃不饱，匆匆吃上两口，就装作吃饱了，把饭菜故意留下了，也许他们家里也并不宽裕。

　　大部分时候是爬火车。爬火车远远没有电影《铁道游击队》里游击队员的潇洒和灵敏。去的时候，每个人至少要身背分别装了八十斤重的两袋子化肥，来的时候每人平均要肩扛换回的一两百斤粮食。煤车（货车）拉到哪儿算哪儿，只要是陕西地界的大站小站，他们随便在哪儿下车都能走进农家，实现“物物交换”，完成背粮的大半使命。

　　绝处逢生，山重水复无路可走时也会柳暗花明。他们怎么进的村，怎么找到可以交换的人家，怎么背起汗水浸透融化了一部分的化肥，又怎么千辛万苦地背回粮食，完美地完成这一壮举，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仿佛是唐僧取经般的神话，而在他们手里，竟然就像轻松地走了一回内官营街道。

　　转运粮食是一件难度较大的事。三五个人的团队前后接应，一趟接一趟地搬到车站，碰到停靠的煤车，不管车站和车上工作人员的反复警告，奋不顾身地背、扛、抬、拖到黑乎乎的平板车或者敞开的车厢中。煤车上什么东西都有，最多的是煤炭，其次是木材，还有一些包装严实的货物。越过定西车站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煤车在定西不停，有时候在夜间困得实在不行而睡过了头，这样就在梁家坪、高崖车站卸下粮食，又像蚂蚁搬家似地搬上东去的煤车，折回到定西卸粮。煤车有时候在一些小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夜，他们只有耐心地等待。

　　少部分时候也坐票车（客车）。他们一般都没有票，不到万不得已不买（补）票。上车是硬挤上去的，不是轻省的单个人而是瞻前顾后、帮助其他成员上下多次地把粮食搬上车。将几袋十几袋粮食放到座位下、车厢连接处后，就是提心吊胆地接受查票。像他们一样的背粮者比比皆是，列车长、乘警、列车员多的时候是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们一马。有的列车员看起来很凶，但做起来也是柔肠一片，罚他们打扫车厢的卫生。他们接到这个任务，好似接到大赦，或者给予了奖励，打扫卫生分外认真仔细，坐票车也理直气壮了许多，毕竟他们是勤劳善良的老百姓，知道白占公家的便宜是理亏的。遇到上级检查或者个别执法如山的人，在苦苦哀求无效和遭到扣留粮食的威胁后，他们会从夹袄中，或者跑到厕所从缝在棉裤里的夹层中，掏出零零碎碎的毛毛钱和分币，无奈地补票。

　　最难肠的是千辛万苦换回的粮食在火车站被市管会没收。那沉甸甸的包谷、薯干关联着全家的大半年甚至全年的生存，当然是不能轻易也绝对不能放弃的。于是只好采取没有办法的辦法。一是哭，女同志尤其擅长，先是假装着哭，哭诉着家里的老人娃娃一大家子没有饭吃，哭着哭着就变成了真哭，如泣如诉、痛彻心扉，令执法人员手足无措，最后只有放行加警告了；二是缠，反复地缠，不管市管会的人员怎么讲道理讲政策，他们就是不走，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不出七天，在他们锲而不舍的执著磨缠下，最终结果也是放行。当长辈和哥哥姐姐们讲述、交流怎么要回粮食的经验时，他们很是欣慰、开心，但我分明看见他们眼角的泪花儿呼之欲出。

　　背粮的乡亲们对经过的车站如数家珍，煤车到了“虢镇”车站就属于陕西地界，距离背粮目的地近在咫尺了；换了粮食往回走，到了一个叫“拓石”的小站就是甘肃了，不仅距离家近了许多，仿佛背粮也成功了一半，心里也踏实了。拓石是由陕西进入甘肃的第一个火车站（后来我查了资料，其实拓石是陕西甘肃交界、属于陕西的一个车站，但是当时的乡亲们误认为拓石就是甘肃境内火车第一站）。母亲说，拓石车站在山沟里，两面的山很高很陡，山上长的树很大很密，有一次半夜到了拓石煤车停下不走了，四面黑黝黝的啥都看不见，山上的狼老娃（野狼）很瘆人地叫着，害怕极了。

　　到陕西背粮，开始是用化肥换，后来用当地出产的党参、当归等药材换，或者是到西安、郑州等市场上变卖了药材，用现金籴粮食。这比肩扛身背先进了一大步，也轻省了好多啊！

　　大哥说，除了背粮，还去过外地“挣钱”，当时还没有“打工”、“农民工”这一说。

　　在银川，帮一个老头家割稻子，只割了半天，老头就悄悄给每人塞了五块钱，做了一顿较丰盛的饭，又偷着儿媳妇给我们一人装了一碗米打发我们走，我们就道了谢离开了。后来想明白是因为老头在家里做不了主，儿媳妇是想省下工钱，不想雇外人。

　　在酒泉地区的一个叫清水的地方给别人打墼子（建房用的土坯，相当于砖），先用水浇透，和成泥，反复搅拌，然后用沙子沾过，填进墼圈子，最后打开模具，另外再换地方重新填充重新打。有一家给了我们工钱，每人50元。有一家嫌我们做的质量不好，不给钱，我们只能吃亏走人。

　　在大沙坪洗砂场，差点让坍塌的山体埋掉。老板是皋兰人，给他爸买了肉，张寿也搛了几片，老板眼睛直瞪。

　　去靖远煤矿打工，把全年的收入精华三十斤清油卖掉，凑了几十块钱做盘缠。张寿、陈永红等从井下爬出来的时候，只有两个眼睛和嘴巴在动，其他地方都墨黑，完全不像个人。我只想回家，想着无论如何，即使饿死，这个钱也不挣了。同一个生产队的有些人还去过陕西韩城煤矿下井背煤，然而干的时间都不长。

　　今冬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在一个庄里人的丧事上我碰到陕西背粮的元老、当时跟着父亲的十几岁耍娃子陈永红。他的年纪应该是六十左右了，但他的头发油黑，中等个子，精神抖擞，穿着厚厚的黄色棉大衣，笼着手站在大门口当迎宾。乡里迎宾的职责是眼望着大路上来吊唁的人，等他们快到东家大门口的时候，高亢而悠长地喊一声：“亲亲到，上香——”然后院子里就响起唢呐声、孝子的啼哭声，迎宾送他们进大门、进灵堂祭奠亡人。从我记事起几十年来，陈永红似乎一直就是这么个样子，乐观、年轻，见了谁都是笑哈哈的。我问大树沟的要馍馍和陕西背粮持续了几年？他说，前后总共五六年，到1980年包产到组时出去的人已经不多了，到1981年包产到户的时候，庄里的人基本不出去了。回忆起往事，他说比起以前腊月三十晚上的“莫过活”，现在日子好多了，以后生活宽裕就宽裕点过，生活窄扁了就窄扁点过，无论如何，与陕西背粮的时候是没法比了。一男一女两个孙子扯着他的后腿在摇晃，缠着要和他耍耍。他笑容灿烂，幸福感洋溢在他的脸上。

　　我姑且把要馍馍、用化肥到陕西换粮食、出售药材籴粮食和离开乡土、“外出挣钱”买粮都纳入“陕西背粮”这一事件。因为都是特殊的生活困难时期的事情，本质上不可区分不可割裂。同时也可以看出以激发生产劳动者积极性、创造力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陕西背粮的老一辈中，李进林、连克俊、郭志江、王珍妈妈等已经作古。母亲头发全部变白了，推算起来，1978年的时候她才三十九岁，正当中年。背粮的儿女辈中，陈永红、张勤、王珍、张民、陈俊等现在已经六十出头，孙子上了幼儿园和小学，他们这一代吃喝无忧无虑、穿着时髦光鲜，完全没有了太爷太太、爷爷奶奶，甚至爸爸妈妈辈的生活窘迫。

　　陕西背粮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当时波及的地区，不止大树沟、高峰、定西，包括陇中为主的大部分地县。

　　咀嚼回味曾经有过的坎坷和困难，能促使人不忘来时的路，凝练为成长历程中的宝贵经验，升华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的精神境界。八十年代初期我上大学的时候，全国正在进行人生观的热烈讨论，那个时期思想活跃，大学生们都在为实现个人价值、为自己活着还是为他人为社会活着争辩得沸沸扬扬、言之凿凿、不亦乐乎，然而最终雷锋精神又一次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张华、张海迪、蒋筑英等用亲身经历折服了那一代渴望知识、期盼为社会做贡献的青年们风风火火的赤子之心，从而创造了在希望的田野上青春与时代风雷激荡、拼搏与奉献交相辉映的金色八十年代。

　　不忘初心，对执政党而言是震耳欲聋的警钟，又何尝不是催人奋进、开启新时代的晨钟！

　　对于个人而言，知足、惜福、感恩、报恩，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应该是一辈子的理想信念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