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小平

　　在我父亲的履历表上，籍贯一栏写着“江苏铜山”四个字。铜山“治在徐州”，是所谓的“府县同城”。我的老家“房上”离“徐州府”大约20里地，当然，是华里。中国古代对于“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时期“一华里”表示的长度不一样，“一华里”等于500米，是1929年才开始的事情。据说这个度量单位，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里制”的特点，又吸收了西方“米制”的元素，是与国际接轨的最先进、最科学的计量单位。

　　我的老家“房上”，又称“房十里”，是说十里之内都是“房上”的地界，“房”也带有“青砖大瓦房”的意思。

　　旧时，皖北一带乡村，“瓦房”是富裕的标志。那是淮河以北，平原深处，掩在“两淮”密集的村落里。淮河流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流域。2017年10月2日，“十一”黄金周的第二天，我带着弟弟们冒雨上了“合徐高速”，一路向北驶往平原腹地。时令已是深秋，路两边的叶子开始泛黄，若是晴天丽日，正该是灿烂如金。丘陵波涛一般涌来，仿佛一种叙事的节奏，延入绵绵的秋雨里。江淮丘陵为岗冲起伏的波状平原，属于平原微丘地貌，有一种“流畅”的美丽。安徽的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地、丘陵与平原南北相间，逶迤排列，北绵淮北平原，东迤江淮丘陵，西卧大别山脉，南迭皖南峰群。

　　而江淮之间的秋色，来得确比江南要更早一些。

　　一

　　大约是1986年，我做了母亲以后，父亲开始频繁地带我去徐州，那不仅是他的家乡，还是他工作过的地方，有很多老战友。工作是地下工作，1948年夏秋之交，他奉命潜入徐州，做淮海战役的前期准备，落脚在我大舅家里。他原是“华野”粟裕的部队，由此转入“地下”，也是从那时起，他有了“苏民”这个追随了他一生的名字。“苏民”是革命时期的时髦，既有对红色“苏维埃”的向往，也有“唤醒民众”之意。

　　最近阅读有关粟裕的回忆录，有资料显示，淮海战役是他打豫东时向中央的提议。而“豫东战役”是在1948年6至7月之间，由此印证了父亲的说法。据父亲说，他进城时，组织上给了他十两烟土做经费。我不相信，烟土是什么东西？腐朽的、罪恶的、封建没落的标志，组织上怎么会给你烟土呢？父亲说你懂什么？又嘱咐我：可不敢出去瞎说啊！那是“文革”期间，父亲被一撸到底，下放到怀远县沙沟公社当农民，有时会和我说一些他早年的经历。我说爸爸，你如果不从部队上下来，官会做得比现在大吧？至少不会被“打倒在地”。

　　父亲的本家侄子、我的堂兄，是他带出去的兵，后来做到了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是大军区。父亲沉默，过了一会儿说，爸爸当连长的时候带的那一连人，如今连一个都没有了。

　　他说的是1942年冬，他带着一连人，路过我的老家“房上”，惊起一村的狗叫。母亲披衣而起，支起鏊子，为战士们烙馍，赶在鸡叫之前把队伍送出了村子。在父亲的讲述中，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十冬腊月，还赤着脚。”父亲回忆说，“哎呀呀，雪下得那叫大啊！一脚下去，就没了迎面骨。这么些年，再没见过那么大的雪了！”

　　“迎面骨”是我老家的说法，指脚踝以上、膝盖以下的一段，“迎面”二字十分传神。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房上”，知道1942年，淮北平原上的大雪。

　　父亲在徐州，先是以轧面条、后是以教书作掩护，潜入车站和机场，绘制军事防务图和徐州城防图。他最终从徐州城里“突”出来时，外围的攻城战役已经打响，满城都张贴着缉拿“共军探子”苏民的布告。“已经‘红了，出不去了！”父亲说，“可前指那边，还等着我的情报。”“红”是指身份暴露，“前指”是指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因为父亲的讲述，这两个特殊的名词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文革”期间，王心刚主演的电影《侦察兵》上映，父亲带着我去看，看到紧张处，父亲小声对我说：“爸爸在徐州，比这惊险多了！”这我怎么能相信呢？我笑笑。看我这样，父亲也就不说什么了。后来，在《拂晓报》当总编的表姐夫对我说：“二平，是真的，你爸爸在徐州，可比电影里惊险，差一点点就出不来了！”

　　其实早在那一年的10月，父亲就已经“红”了，只是任务还没完成，不能撤。他最后是带着情报，潜入到徐州警备司令部警备大队长的家中，才躲过了大搜捕。父親说兵临城下，何去何从，你可要看清楚！那警备大队长说：“逢侠，你说了不算，你得让你们管事的和我说！”父亲本名“潘逢侠”，和此人有点“拐弯子”的亲戚，所以才能找到他。父亲说我就是管事的，我是代表中共地下组织和你说话！这以后父亲在警备大队长的亲自护送下，长衫礼帽，翩然出城，城下一揖而别道：苏民说话算话！1951年“镇反”，此人在徐州监狱反复申诉，说解放徐州我是立了大功的，当年苏民对我有过承诺，共产党不能说话不算话！父亲为此专门去了一趟徐州，为他作证，结果被批为“右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父亲说战役即将打响，情报急待送出，而且当时我也代表组织，许过人家！但这个人最后还是被枪毙了，死前大骂苏民背信弃义，共产党说话不算话。

　　父亲带着三张图：铁路枢纽图、徐州机场图、徐州城防图赶到“前指”时，部队已经打到了城下。父亲跟着前来接应的人，趟着大雪进到一个庄子，见到了粟裕和披着棉衣的邓小平。父亲当时赤着脚，鞋也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后来，大约是1959年冬，邓小平不知是专程还是路过宿县，提出要到双堆集淮海战役烈士墓去看看，由父亲陪同。邓小平居然还记得，他是打徐州时送情报的小潘。双堆战役打得十分艰苦，死了很多人，而当时所谓的烈士墓，也就是一片乱坟岗。从双堆回来后，父亲以及陪同的同志和邓小平照了一张合影，因为这张照片，父亲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父亲曾无数次地和我提起，那也不知是个什么庄子，也不知叫个啥名啊！他说我出了城一路往南，跑了差不多整整一夜，总跑了有七八十里地，到天快明的时候，才见到了来迎我的人。

　　不知为什么，他晚年非常想知道那个村子的名字。1997年冬，我在皖北一带拍摄纪录片，到了曾是淮海战役前敌指挥部的淮北市濉溪县小李庄，当时就想，父亲当年到的有可能是这个村子。可惜父亲这时已经去世三年多了。

　　我那时还不知道萧县蔡洼。1948年12月16日，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进驻蔡洼杨家台子，设立淮海战役前线指挥部，第二天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相继赶到，召开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会议。会议休息期间，随军记者在蔡洼杨家台子为五位首长拍下了唯一一张合影。在此后的28天里，“总前委”一直设在蔡洼，一直到1948年1月12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蔡洼在徐州之南，离徐州大约40公里，正是父亲所说的距离。

　　二

　　在我的老家“房上”，潘姓是大姓，但父亲却只有兄弟二人。他们兄弟的感情很好，父亲活着的时候，他的哥哥、我们称作“大爷”的，每一两年总要到城里来一趟，住上十天半个月。1994年春上，父亲去世，安葬之后，我们姐弟六人回了一趟老家。大爷跟前跟后，一个劲地掉眼泪，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后来终于开口了，他说平啦，我“老”的时候，“五”得回来啊！我们老家把“去世”简称“老”，含有寿终正寝的意思。从民俗单元上说，这里属于“黄淮海”地区，更靠近中原文化。南宋以来，淮河一直向着黄海拓展着自己的疆陆，河流的造地能力非常大。他说的“五”，是我的弟弟鹏程，大排行老五，但在我们这一房兄弟中，他排行老大。我说大爷，到时候我也回来。他想了想，说你忙，你就不用回了，让“五”来吧。他看重男丁，虽说在我们家一向是我主事，他也仍然希望他过世的时候，是弟弟们而不是我回来奔丧。那样，他的丧事会很风光。

　　于是我咳嗽一声，大声吩咐道：到时候，别管多忙，你们都得回来！

　　弟弟们齐声回答：知道了！

　　我在我们家说话是有权威的，所以后来接到大爷病危的电话后，他最看重的我们家长子“五”，已经在我之前赶回去了。他是当天夜里11点钟过世的，“五”在他的床前守着。知道我的另外两个弟弟正在来的路上，他平静地合上了双眼，走得很安详。

　　那是2003年，大爷虚龄90，无论是在我们潘氏一族，还是在“房上”一村中，都是高寿了，是农村所谓的“喜丧”。就办得很大，大到一进村口，就听到唢呐喧天，鼓乐齐鸣，进到庄子里，更是感到一个庄子里的人似乎都忙起来了。灵棚更是扎得五彩缤纷，大红大绿，符合“老丧变喜”的定位；除了我的叔伯妹妹、大爷的两个亲闺女哭得死去活来以外，其余的人并不见悲伤。我匆匆从出差的城市赶到，先按乡下规矩，在大爷的灵前趴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不等我站起身来，边上的几个妇女，就大声教导我说：“哭啊，哭啊！快拉长了腔，哭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拉长了腔”哭，只一个劲掉眼泪；她们却已经坐成一排，有腔有调地哭起来了。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嚎啕”，民间所谓的“哭丧”。农村白事中有专司此道者，为的是渲染悲痛的气氛，装点丧家的门面，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很难有如此声势浩大的表达。

　　曾听我奶奶说过，我“老爷爷”的丧事也是一场“喜丧”，然而一场丧事办下来，家道却败落了。我们老家把曾祖父叫“老爷爷”，他活到82岁，在当时的乡村是高寿，所以“老殡”出得很排场。他的儿子、我的爷爷是个“场面人”，朋友很多，朋友们听说了，就都赶过来“奠”，这叫“奔丧”。“丧事”是要“奔”的，而“喜事”却要“送帖”才能到场。结果“老爷爷”的丧事，前后开了300多桌流水席，开着开着，馍就没了，我表姑就得现牵着两匹牲口去集上驮面。出完殡，我奶奶卖掉了东湖里的四亩半好地，才把窟窿堵上。过去，农村里的白事“人情”，也就是三个制钱的烧纸，俗话叫做“素纸钱”，所以很多人家出完一场“老殡”，就连饭都吃不上了。

　　但大爷的丧事办得再风光，也抵不上我这回在马兰集遇见的这一家，这家“老殡”出的，那叫一个排场！几十辆“小宝车”浩浩荡荡，从徐州城里请来的戏班子，一路鼓乐飞扬。“小宝车”专指小轿车，是我老家的叫法。现在的农村，差不多人家的门前都停着一辆小轿车，虽说不是什么好车，也值个八九头十万吧。但孝子们都在哪儿呢？怎么不见有人披麻戴孝、哭丧打幡啊？记得大爷“老”的那会儿，送葬的队伍总有好几百人，一律披麻戴孝，儿孙辈打“白幡”，曾孙辈打“鹅头幡”，玄孙辈打“鹰头幡”，一人一根“哭丧棒”，声势甚是悲怆。就是那一回我知道了，曾孙辈和玄孙辈的孝帽子上是要“缀红”的，要不怎么叫个“喜丧”！但不过短短十几年间，这些古老的丧俗就不见了。

　　“乡土中国”几千年，这几十年变化最大。大约五六岁时，我跟着奶奶回了一趟老家，是在离“房上”十里的桃山集下的车。大爷推着一辆独轮车来接我们，空旷的土路上，不时有“吱扭吱扭”的獨轮车迎面驶过。那是乡村单调而欢快的音乐，已经响了上千年了。而今天，我们的车子风驰电掣，近300公里的路程，半天就到达。记得那回一到家，大爷就拿出半瓶子棉籽油，说娘，看！给你攒下的油！奶奶说广元你个憨种，让我说你啥好？娘在城里，啥吃不着啊？大爷就不好意思地笑了。大爷“会过”，他在我们家，炒菜不舍得放油，说油是“引子”，有个意思就行了，还能当水喝啊？“会过”是我们老家方言，俭省的意思。他夏天调黄瓜，爱说“点一滴”香油，“点”字用在这里，绝了！他吃烙馍卷大葱，那棵葱一边吃一边抽，一张烙馍吃完了，大葱还剩下多半棵。这原是我们那一带乡村流传很广的故事，可大爷就真的这么“会过”。他的大号叫“潘逢军”，小名“广元”，我常听奶奶这么唤他。但父亲的小名是什么呢？我一直不知道，他17岁那年从屋后翻过墙头，跑出去投了“八路”，解放后就几乎没有回来过。这趟回到老家来，我找了很多人，打听父亲的小名，竟无一人知晓。知道父亲小名的人，都早已不在人世了。

　　村子里的变化，实在是大！我堂妹招待我们，自己根本不做饭，饭菜都是从饭店里端，据她说她已经好些年不蒸馍了。“嘁！卖蒸馍的花车天天打家门口过，费那个事干什么？”我在村头上还见过卖烤鸭的花车、卖烤鱼烤肉的花车、卖各种卤菜的花车，确实都是五颜六色。老人们感慨说：“现如今的新媳妇也都不会做饭了，哪像俺那会儿啊！”我从小没有娘，为了日后能“说”个好婆家，几岁起我奶奶就教我针线茶饭，尤其是教我烙馍。我烙馍的速度很快，几秒钟就擀一张，能跟上“穰柴火”。所谓“穰柴火”，是指麦穰豆叶之类，火很大，不麻利的媳妇跟不上。1987年冬，我在淮北平原上整整浪游了一个冬春，靠着一把剪子一根皮尺，就没愁过吃喝。进了庄，一般是先找户人家，支上台子大裁大剪，而后就坐在鏊子前，帮人家烙馍。都围上来看，说啧啧啧，这是哪来的媳妇啊？十里八乡就没见过这么麻利的手脚！“现在？”我堂妹很诧异，“现在谁还烙馍啊？熏死个人了！”

　　乡村中的沧桑之变，有时也不过几十年。麻姑说，有一年她路过蓬莱，看见海水又浅了许多，也许过不了多久，这里就又要变成陆地了。她曾经三见东海变成桑田，所以麻姑她并不惊慌。突然就想起那一年，我走到濉溪县雷山乡一个名叫“大荣岑”的小村子，一进村我就问，这村里是不是“荣岑”两家是大姓啊？都笑我，说闺女，你是城里人吧？早年间，荣姓和岑姓确是俺庄的大姓，可如今，这庄里已经没有一户人家姓岑或是姓荣了！而且30年前的大姓单姓，如今也只剩下一户，是一个孤老太太，吃着队里的“五保”，也还是天天吃斋念佛。按说姓单的不该绝户，因为他一门人不问男女老幼，人人吃斋念佛。但还是绝了，一绝就绝得干干净净，这在乡村有个专门的说法，叫作“斋绝子”。剩下的这个孤老太太，每天吃了饭就扛着一柄小铁铲，漫山遍野地转悠，看见路边田头有暴露的白骨，就掩埋起来。老太太扛的那柄小铁铲，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作“阴骨铲”。这是泽及子孙的大恩德啊，为什么还能“绝户”呢？

　　行走在这片平原之上，我见识了无数个姓氏的兴亡。这里的村庄多以姓氏为名，如大王庄、徐口子、北蒋町、小李家……但走的地方多了，才知道宋町也可能没有一户姓宋、北蒋町也可能没有一户姓蒋。不知在如今的“房上”，潘姓还是不是庄里的大姓？也不知我那些潘姓子侄以及他们的孙男弟女，如今都散落在哪座城市？他们还会不会回到生他养他的村庄？在漫长的“两淮”村落史中，不知有多少姓氏兴起来了又沉下去了，而中国人的生命感，就是在这样的村落兴衰中弥漫成大沧桑。

　　三

　　回乡的日子变得缓慢，虽然只是一两天，时间也如同静止。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留下日渐衰弱的老人和妇女，以及幼小的孩子。村庄安静得很，巷道上几乎没有行人。我堂妹家的房子正对着“房上小学”的大门，“十一”长假期间，学校里门窗紧闭，空空荡荡。这是70多年前父亲办起来的学校，所以我们姐弟几人规规矩矩，站在小学校的大门前，照了一张合影。

　　1942年冬，父亲左臂负伤，胳膊肿得水桶一般粗，连续多日高烧不退。部队里的卫生员去附近老乡家找来一把锯子，要给他截肢，父亲死活不肯。倒不是怕疼，而是觉得锯了一条胳膊，就成了残废，他当时才19岁，正是爱漂亮的年纪。就这样，他还捧着一条胳臂出去侦察。父亲说漫天大雪，他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地“喃雪”，心口才不烧得那么难受了。由于久不收口，腐烂见骨，部队上只好让他回家养伤。腊月二十三，父亲由洪泽湖转道“邳睢铜”根据地，然后跟在郝家庄一个私盐贩子的驴驮子后头，“天合黑”的时候，到了我母亲的娘家马兰，当夜把组织关系交给了路东区委书记朱冬岩。“邳”是邳县，“睢”是睢宁，“铜”是铜山。我的家乡，兴大年初一上老坟地烧纸，那天父亲刚在坟头上趴下，就让马兰的伪军打了埋伏。我奶奶后来说，是东院“三老头”告的密。但这“三老头”是谁呢？奶奶语焉不详。路东区委得知父亲被捕后，指示他利用家庭关系“取保释放”，结果是俺庄地主章孝召出钱、我奶奶的同宗兄弟马老克出面，把他保了出来。

　　取保释放后，父亲就窝在村里，这时形势就很紧张了，遍地是鬼子的据点。父亲就找到章孝召，让他出头向几户地主征集麦穰、秫秸和梁棒，办一所小学校，由父亲担任校长，做职业掩护。章孝召就拿大头，几户刘姓地主拿小头，出资盖了九间正屋，修了一个篮球场。这就是最初的“房上小学”。此后，程庄、袁洼、万庄、依桥这些周围庄上的孩子，就都来我们庄上学。2003年秋天，大爷去世以后，我带着几个弟弟回来，在这所小学校站了很久。校舍扩充了，已经远不止九间，草顶也换成了瓦顶，但是篮球场没变，还一如当年的模样。记得当时门前挂的牌子，是“房上中心小学”。

　　而十多年后的今天，它虽然不再是“中心小学”，校舍却全部换成了楼房，不但窗明几净，电脑、电教设施齐全，还有泥红色的塑胶跑道，球场也建成了现代化的篮球场。这些年来，乡村中变化最大的就是学校。但是越来越多的孩子随父母进了城，很多学校都空了。这几年，媒体上不时有“希望小学”被裁撤的消息，如果扩大到整个农村小学，锐减的趋势就更加惊人了。1985年，全国的农村小学是83万所，到了2007年，减少到34万所，大约有59%的学校消失了。如今，又是忽忽十年过去，不知在中国农村，还剩下多少所小学校？父亲在1943年建起来的“房上小学”，还能存在多久呢？

　　而在今天的“房上”，也几乎没人知道“地主章孝召”。他和他的家族，在“邳睢铜”一带曾是多么显赫啊！他的祖上做过清朝的云贵督，在地方上很有些势力，据说过去徐州府的哪一任道台来了，都先去他家“拜门子”。章孝召有些新派，在徐州读过鼎明中学，据父亲说，文墨不错。但父亲又说，那是所“私立学堂”，有钱就能上，又念了一段顺口溜：“没有法，九一八；没有能，上鼎明；没有局，上私徐。”鼎明、九一八和私立徐中，都是徐州有名的私立学堂，“没有局”是我家乡土话，没有办法的意思。江苏第七师范和铜山师范，因为是公立学校，一学期只交两块钱学杂费，还管吃，所以当时很难考。父亲读的，就是公立运河乡村师范学校。

　　这个人我见过，高高瘦瘦，穿戴整洁，是个乡村知识分子。小时候他多次来我家，凭着和父亲的交情，给生產队买过化肥和马车。1979年冬，我和父亲回老家，曾专门到他家里坐了坐，父亲给了他40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记得那一回，他称呼父亲“侠爷”。

　　人民公社时代，地主章孝召是俺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常常被拉着，十里八乡地游斗。没想到这段近在眼前的阶级斗争史，也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而乡村中也不再有马老克这样的人物。

　　马老克是程庄人，没听说大号叫什么。我奶奶活着的时候，常说你“克舅老爷”如何如何仗义，我对他很熟悉。旧社会，一个庄子或是一个集面，总有几个热心出头的人，排解个纠纷，说和个人情，在各色人等中都“磨得开”，马老克就是这样的人。在马兰集、曹村、桃山集一带，不论谁家有事，也不论啥事，只要马老克到场，凭着一张脸就能把事情给平了，所以在我们那一片官称“克爷”。

　　得知父亲被马兰的伪军捕了去，马老克就急慌慌赶了来，说姐，你可千万别上火，我这就找人去！他后来找到马兰的伪军大队副，吹吹拍拍，连嚼带骂，又使了一些银钱，把父亲保了出来。1956年审干，父亲的这次被捕被列为重点审查，因为出面作保的马老克政治面貌不清，背景复杂。有人说苏民你看看，保你的都是什么人？地痞流氓，革命对象，你说得清楚吗？父亲低着头，不作辩解。

　　马老克能喝酒，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声，若是遇上红白喜事，他能一气连打几十桌通关。那时桃山集是十天四个小集，小空集他背一个三斤重的小酒嘟噜子，大空集他背一个五斤重的大酒嘟噜子，在集上吃罢喝罢，再打满满一嘟噜子酒回家。1943年，形势好转后，路东区委曾接连抓了几个汉奸二鬼子，有人去找马老克说和，看见他正抱着酒嘟噜子，喝得烂醉如泥。

　　四

　　“马兰集”是我母亲的娘家。

　　乡间老话：三辈子不离姥娘门，是说亲戚间的“走动”，也是说“长相”。但我长得像我父亲，几乎没有遗传“姥娘门”。30多岁我做了母亲之后，有一回我姐姐给我看我生母的照片，我的生母前额光洁，面相温和，和我的张牙舞爪有很大区别。而且母亲也不是“小眼”，不像父亲，在老家以“小眼”著称。而“小眼”是我最显著的标志，它来自父亲强大的基因。

　　我三岁丧母，不要说对姥娘家，就是对我生母也记忆模糊。记得第一次去马兰，大概是我四五岁时，我奶奶领着我走上一座小桥，迎面走过来一个妇女，奶奶让我喊她“干娘”。后来，奶奶常和我絮叨，我的“麻脸干娘”如何如何，又说，多亏脸上那几粒“俏白麻子”，没那几粒麻子，她可没这么俊俏！

　　那个年代，天花还在乡间流行，脸上有麻子的人很多。若是满脸黑麻子，当然不会好看；若是只有几粒白麻子，就会显得很“俊俏”。1950年8月，我国境内彻底消灭了天花，今天，“俏白麻子”这样的形容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我奶奶也姓马，她的娘家是不是也在马兰呢？我不知道。她是有“大号”的，大号叫“马正英”，这在我们那一片乡村可是少之又少。按说她嫁到潘家来，就该称作“潘马氏”，若是她娘家人，则直呼她为“老潘”。我的一个堂姐潘淑云嫁到了袁洼胡家之后，我们就改称她“老胡”了。我奶奶能够堂而皇之以“大号”行于乡间，是因为她人“强梁”， “梁”是栋梁的“梁”，我家乡特有的形容词。她在家“居小”，上头有一哥一姐，但都没有她能“担事”。据她晚年自述，因为能干，她娘家一直留她到19岁才让她出嫁。这在当时的乡村，已经是很大很大的老姑娘了。她娘家是个小中农，有十多亩地和一片果木林子。不知道是什么果木，大约是桃。她的娘家哥、也就是我的舅老爷，长得人高马大，却胆小怕事，年年夏天看园子，还得靠她壮胆。有一回来了个贼，把园子弄得“呼啦呼啦”直响，她哥吓得缩在棚子里边，不敢朝外看；她却把辫子往头顶上一缠，掂上把镰刀就冲进黑地里去了。她年轻时，有一条油光黑亮的大辫子。

　　“我就这么往头顶上一缠，”奶奶做了一个动作，说，“那贼让我撵得满园子转着圈地跑。”

　　在那个年代，往头顶上缠辫子是一个相当男性化的动作。

　　她晚年常常一个人坐着，和我絮叨早年间的事，说起马兰集我姥娘家，就夸我大舅厚道。父亲也和我说过，他在徐州做地下工作，大舅一家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因此大舅去世以后，他年年去徐州，都要去看望改嫁了的大妗子。大妗子改嫁时，她的大闺女已经十多岁，懂事了，不愿跟她去随人家的姓，就一个人回到了徐州乡下。我20多年前第一次去她家，她正在马兰集上卖油条，家里一贫如洗，堂屋里就摆了一张“软床子”。但这次回去，简直是大吃一惊，不仅屋里敞敞亮亮、家用电器应有尽有，院子也平平展展，四边栽满了桃李杏枣各种果木。她竟然还花几万块钱，在家门口挖了一口鱼塘。我老家一带，过去是没有鱼的，我父亲到老也分不清鲤鱼、鲫鱼、草鱼、青鱼，更不知道俗称“混子”的青鱼不能当礼物。有一年春节，他把一条“大青混子”送给了我弟弟的老丈人家，结果闹了很大的风波。今天，我老家的席面上什么样的鱼都有，靠养鱼致富的人家不在少数。

　　1980年代，邓小平以最低社会成本突破意识形态，波澜不惊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如今的农村早已不是過去的农村，中国人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温饱问题被彻底解决了。我的这个大表姐和我姐姐长得很像，尤其是声音和笑貌。她的儿女都在外面打工，只小孙子跟着她，在马兰读小学。她有微信，不过不大会操作，但每天晚上和儿子闺女视频，也已经足够了。她的小孙子拿过手机，熟练地加了我的微信，并且立刻和他爸爸通了话，他在淮阴的水利工地上做技术工作。互联网覆盖了乡村，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技术进步是人类无法控制的独立力量，它对历史的影响被我们低估了。这是我“姥娘门”啊，我有些感慨，大表姐的小孙子站在十月的阳光下笑着和我告别，周边的果木异常繁茂。

　　他的笑容，把日渐凋敝的乡村照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