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处于激烈的文化转型时期，与经济高速发展相伴的是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的大面积垮塌。这是一个不断创造着奇迹与神话的大时代，让人兴奋、激昂，充满着希望与喜悦；也是一个荒诞剧、滑稽戏轮番上演的小时代，让人焦虑、不安，充满着绝望与悲伤。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浮躁的人心，走出了“青春期”的“80后”女作家赵剑云，对此做出了个人化的文学表达和文化解读。她放弃了“80后青春文学”惯用的叛逆、愤怒、嚎叫、狂欢、戏虐等冷酷文化姿态以及自我到自恋与自虐并存的情感立场，将目光和情感投向了被时代大潮裹挟而行的芸芸众生，体察他们的凡俗生活、爱恨情仇，选择爱、理解、宽恕、倾听等谦卑而温暖的文化姿态和情感取向，来介入生活、修补人性、抚慰人心、疗愈社会。赵剑云的短篇小说大都属于内心戏剧，不纠缠于外在的矛盾冲突，但是，结构安排、场景选择、人物设置都很巧妙精致，能够很快地就将读者带入小说人物的隐秘内心世界之中，追随着人物情感起伏的波澜，探寻人物或柔软或幽暗的内心世界，倾听涌动在心灵或者灵魂深处的呼喊与低诉。
一、倾诉与倾听
每个人都生而为独立的个体，但是，每个个体都是在与他人、社会的相互关系之中才能建立个体与自我，所以，人类渴望交流与分享、沟通与理解。倾诉与倾听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本能，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现代心理学将倾诉定义为把内心的秘密告诉别人以取得帮助和维持心理平衡的一种行为。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倾诉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不仅可以有效地消除或者减缓人们的精神焦虑、心理痛苦，解决心理问题，还能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以及家庭、社会关系，所以，倾诉成为现代心理治疗的核心理念和方法。倾听是用心去听取、感受说话者言辞所传达与流露的信息、情感。从表层来看，倾诉者与倾听者是一种主题体客体、主动/被动、自我/他者的关系，事实上，在有效的倾诉与倾听行为中，倾诉与倾听是互动、双向的，倾诉者与倾听者互为主体。倾诉是对倾听者的信任、期待，倾诉者通过倾诉，宣泄了情绪和压力，并且得到倾听者的建议和启发，从苦痛与纠结中走出，从而更好地理解生活、思考人生；倾听是对倾诉者的理解、尊重、包容、接纳，也是倾听者的自我反思、自我体验，倾听者通过移情、共情等心理作用，体验他人的世界，整理自己的思绪，从而反思自我和他人的存在。“当我倾听他人时，我也能倾听自己，我在我的世界的他人之中，并通过他们倾听自己。我们彼此共鸣应和。”[1]（P18）
在快节奏、竞争性、各种价值观念激烈碰撞的现代社会，人类更容易罹患心理疾病，产生各种极端情绪，迷失自我，失去对自我和社会的正确判断与认知。被焦虑、不安纠缠的现代人有更多的倾诉冲动与欲望，但是，在喧嚣与沸腾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被各种信息所轰炸、各种物质所包围、各种利益所纠缠，有谁愿意拿出时间、静下心来倾听一个普通人的倾诉？被寂寞、苦痛笼罩的人又能向谁无所顾忌、敞开心扉地倾诉？在这个众生喧哗、信息发达、交流便捷的时代，人类却陷入无处倾诉、无人倾听的尴尬境地之中。赵剑云却要打破这一境地，倾情书写倾诉与倾听对人心的滋养，对人间的温暖。
《借你耳朵用一用》《雨天戴墨镜的女人》《不会在意》都是以倾诉与倾听作为文本主体的作品，呼唤真诚的倾听，传达被冷漠、猜忌、隔膜等困扰的现代人对信任、理解、沟通的渴望。寂寞、麻木、封闭的独居男人鲁新奇在半夜接到一个女性醉酒后打来的电话，陌生女性提出“借你耳朵用一用”的要求。这一行为，表面看来是酒后失智的荒诞疯癫之举，实际则是经过考量的无奈理性之为。这是一个因为父母不幸婚姻而遭受心理创伤、留下心理暗影，进而患上婚姻恐惧症的年轻女子，但是，她的心灵之痛、情感之苦却是无处诉说，亲朋好友、同事同学都不是她能够信任的倾诉对象，所以，她从手机通讯录中找到了根本记不起是什么人的鲁新奇，开启了一场陌生人之间的隔空夜话。陌生女子向鲁新奇倾诉自己的郁闷、孤单、惶恐、担忧：工作中的不如意、同事朋友的冷漠、都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父亲在婚后依然爱着另外一个女人的婚姻“谎言”、未来婚姻生活的不可知等等。鲁新奇呼应、分享陌生女子的郁闷悲伤，通过分析其父亲婚姻谎言中所存在的其他可能性帮助她打開了心结，放下了对婚姻的恐惧。一场陌生人之间不期然的“倾诉与倾听”，居然成就了一场抚慰彼此心灵的温暖对话。在真诚而平等的交流与分享中，他们各自整理了自己的心绪与情怀，消除了孤寂与冷漠，度过了美好的夜晚。陌生女子获得宣泄与释怀，产生了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准备投入婚姻生活之中，而将爱情已经变成亲情的鲁新奇也重新燃起了对爱的激情。
如果说《借你耳朵用一用》是一场主动的倾诉，那么，《雨天戴墨镜的女人》则是被动的倾诉，但都是令人感动与感怀的心灵对话。因为投资不当导致婚礼不能如期举行的公司白领萧扬，下班后做起了兼职滴滴司机，在一次大雨之中遇到了一位身穿白衣、带着墨镜的女乘客。根据女人种种不寻常的行为举止和与他人电话交流中透露的零星信息，萧扬判断出这位神秘怪异的女性开启的是一场绝望自杀之旅。萧扬机智地把神秘女子带离自杀之地，带到她母亲的住家附近，让神秘女子还存留在心中的母爱亲情唤起了她的生命欲望。萧扬以自己的真诚打开神秘女子的封闭心扉，开启了又一场陌生人之间的对话。神秘女子向萧扬倾诉了她的失意、沮丧、挫败、绝望，而萧扬则向神秘女子诉说了他投资失败的经历，袒露自己遭遇的困窘与绝望。一场由倾诉与倾听构成的对话化解了一场人生危机，挽救了一条生命。就像那场不期而遇的大雨，人生也会不时遭遇急雨，雨过天晴，被大雨惊扰的世界和人生很快就会恢复生机。
倾诉和倾听是心灵疗伤、是情感抚慰，也是认识自我，审视世界。《不会在意》中，闺蜜沈小燕与林芊芊在相互倾诉与倾听之间分享着彼此的情感故事，林芊芊诉说着自己在精心设计的追爱之路上所遭遇的无耻欺骗，沈小燕则诉说着与一见钟情的男友的感情裂痕。倾诉无疑成为这两位都遭遇失恋之痛的青年女性的抚慰剂，但更重要的是倾听成为沈小燕的成长助推剂。沈小燕从林芊芊的遭遇中，发现自己在两性关系中所持的女性身体观竟然与林芊芊猥琐男友异构同质，都是一种将爱情与身体分离的陈腐、扭曲的情爱观。这一顿悟，沈小燕开始反省自己与男友的相处模式，听从来自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声音，放弃了固执而矫情的矜持，“不会在意”自己的“处女之身”，把自己的肉身交给深爱的男友、也交给了自己的心灵。
二、宽恕与救赎
在西方，宽恕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其最初的概念与内涵都与宗教有关，是指人“应该以上帝或神为榜样宽恕他人，如果犯错者能够悔过并改正，那就更要予以宽恕，这样的宽恕既是一个人的道德责任，也能使一个人的内心恢复平静，获得安宁感”。[2]到20世纪，现代心理学家将宽恕从宗教道义中分离出来，将其定义为“个体在受到不公正的伤害后，愿意对冒犯者摒弃愤怒、负面的判断和行为，并对他宽宏大量，甚至施予爱”[2]，从而使宽恕变成人类所应具有的一种心理、能力。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也推崇宽恕、宽容，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将“恕”作为仁义的基础：“恕者，仁也。”（《论语·雍也》）“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儒家的“恕”之道包含了“不寻求获取回报、同感、放弃对对方冒犯行为的怨恨和复仇行动等内容”[2]，“恕”是君子、圣人应当追求的一种道德境界、人生修养。不论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还是以中国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宽恕都不仅仅是对犯错者的同情、原谅、宽容、不追究，而是宽恕者仁爱之心、悲悯之情的建构，个体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建构。宽恕他人，其实也是救赎自己。对被冒犯者而言，宽恕他人的过错，能够减轻自己的抑郁、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重新认识犯错的人和事，让自己从创伤、心结中走出，最终使自己的内心得以释然、安静，从而开启新的生活和人生。宽恕是一种大爱，它不是回避与软弱，而是正视与担当。“真正的宽恕是双向的，宽恕者在宽恕他人时，源于天地的那种生生不息的仁爱力量，充盈其生命存在中。宽恕者在宽恕他人时，同时也会自我审视，这种自我审视是对生生不息仁爱力量的召唤，这种召唤非是向外召唤某物，而是向内凝视，凝视非凝视某物，而是在静、敬中去除内心之嚣浮，静候仁爱这一源于人类历史深处的力量穿透吾人生命，彻底劈碎吾人生命的嚣浮不实。”[3]
在文化转型带来的焦虑、道德价值观失衡带来的恐慌、社会不公引发的心理失衡等情绪围困与滋扰之下，中国社会、家庭、个人似乎都被戾气、怨气所包围。当社会与知识界把化解戾气与怨气放到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的时候，赵剑云却转向了超越公正道德的大爱——宽恕，让来自内心的爱之光芒照亮人性的幽暗之处，在宽恕他人的过程之中救赎自我。赵剑云在创作谈中写道：“我一直觉得，人心深如大海，那些平静无澜的海面，它的深处可能暗流涌动。那些最纯净的目光，内心也会有杂念滋生。那些默默付出的举动背后，一定也期待着某种回报。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写作是不能和外人沟通的，你要把自己潜进深海中，去打捞最深处的思想。如何走近他们，触摸他们的内心，这是个很大的考验。”[4]《晚来天欲雪》《可以，爱》《太阳真幸福》《北京夜色》等作品，走进被各种欲望冲击得支离破碎的现代家庭，深入那些被亲情所伤害、被怨恨甚至仇恨情绪所包围的人心，正视创伤、打开心结，唤起潜伏在人们心底的同情、悲悯、仁慈、关爱等心理，以己推人，消除怨恨、愤怒、憎恶、悲伤等消极情绪，以人性之善去关爱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宽恕他们的过错，从而给过错者和自己都创造了一个宁静和谐的心灵世界。
《晚来天欲雪》里离异独身的刘欣婷，坚强的外表之下有一颗伤痕累累的心，原生家庭的支离破碎、父亲的婚外恋，使她对父亲充满着强烈的怨恨与不满，对婚姻、两性之爱，甚至整个世界都充满着怀疑、不信任，用冷漠、平淡之心去防御伤害。当她成长过程中一直缺席的父亲，在年老多病无人照料的时刻出现在她的面前，并且以忏悔、补救的姿态道出当年婚外情的缘由，以及母亲没有完成的报复性的情杀的时候，刘欣婷理解了人性的软弱与自私，放下了心结，宽恕了父亲，理解了母亲，开始用爱的目光重新打量世界、审视自我生命，全身心地投入生活，担当起自己的人生责任与使命。当年刘欣婷的母亲是在自己丧失理智的报复性行为差点祸及女儿的时候，突然醒悟，放下执念，放手让刘欣婷父亲去建立新的家庭生活，同时也开启了她自己的幸福情感世界。宽恕、宽容缝合了了亲情、家庭之间的裂痕，也修复了个人千疮百孔的内心。“晚来天欲雪”是一种凄凉的景象，在放下怨恨、解开心结的刘欣婷看来，“絮绒般的雪花纷纷扬扬，漫天飞舞。这缺水的塞外小城，变得湿润洁净，每个人脸上洋溢着笑容，世界充满了爱。”[5]
《可以，爱》是一部残酷的青春小说，也是一部温暖的亲情小说，以乖戾、仇恨开始，以平和、慈爱而结束。少年马丁、棋子都是因为在个人的成長历程中遭遇了父亲婚外恋的打击而导致心理扭曲，丧失了爱的能力，对抗社会、叛逆家庭，走上了放荡不羁、寻衅滋事的残酷青春之路，棋子甚至因为替母复仇的“杀父”行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有着强硬内心、彪悍外形的马丁，在帮助棋子实施复仇计划的现场突发心脏病，在面对生死考验的反反复复治病过程中，马丁最终放下了倔强与执念，在父亲真诚忏悔与关爱中原谅了父亲，放弃了憎恨，开始了人生的爱之旅——“我还可以爱，爱一切可以爱的。”[6]。少年马丁罹患的心脏病不仅是身体生理疾病，也是心理疾病、文化疾病，它是个人与社会内在机体丧失了爱的能力的外在身体症候。当个人、社会被仇恨纠缠、缺失爱的能力的时候，就像一个人的心脏罹患疾病，一旦爆发，被摧毁就是人的生命、整个社会文明。
《太阳真幸福》从夹在婆媳矛盾中的儿子/丈夫黄耀辉的视角出发，书写怨恨给当事者以及他们的亲人带来的心灵痛苦与煎熬。黄耀辉的妻子玉茹，因为婚前婆婆坚决反对他们的婚姻与婆婆结下心结，婚后一直以冷漠对付婆婆的高傲，断绝与婆婆的来往。身陷生命中两个挚爱女人的争斗之中，黄耀辉感到左右为难，身心疲惫，痛苦不堪。面对日益衰老悲伤的母亲，黄耀辉渐渐与妻子也产生了感情上的裂隙，家庭濒临解体边缘。在小说的结尾，玉茹放下芥蒂，接纳了婆婆，被怨恨割裂的亲情得到修复，一家人其乐融融。爱、宽恕拨开了笼罩在家庭之上的雾霾，长期被婆媳矛盾所困扰的黄耀辉也终于感觉到了“今天的太阳真幸福”。
《北京夜色》是一个发生在底层百姓家庭中的背叛与宽恕的故事，既书写底层百姓的哀愁与挣扎，也书写了他们的自强与自救。在农村老家抚养年幼孩子、伺候生病老人的桃桃，听到长期在北京打工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混在一起的传言后，便孤身一人来京寻夫、探查真相。被愤怒、耻辱击伤的桃桃与悔恨、担忧的丈夫一起茫然地行走在北京夜色之中。在丈夫的真诚忏悔、关爱以及往事追忆之中，桃桃紧绷的身心松弛下来。在这陌生而冷漠的异地他乡，桃桃也体会到丈夫的艰辛、挣扎与努力。桃桃与丈夫和解了，这对贫贱夫妻还需要携手担负家庭的重任、相互扶持共度人生。桃桃对丈夫情感过失的谅解，并不是传统妇女的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而是在认识与理解生之艰辛、人之脆弱的之后，对生命与生活的顽强担当。在这个浮躁多变的世界里，宽恕能够呈现出真爱与大美，能够生长出继续前行的力量。
三、爱情与理智
现代哲学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爱情既是人类的自然存在，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文化产物，既包含动物性，也包含人性，甚至灵性、神性。爱情不仅是肉身欲望的满足，还是心理的共鸣、审美的快感、精神的融洽。“美好的爱情是美好人性的体现，对于爱情的执著追求，事实上是人类对于自身美好本性的追求。”[7]所以，进入现代以来，在哲学家、心理学家那里爱情成为认识人类、探查人性奥秘的重要场域；在文学家、艺术家这里爱情成为赞美生命、体验美感、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重要领地。爱情本身复杂多元，它与政治、经济、家庭婚姻、伦理道德等联系在一起；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往往与各种利益、需求相互纠缠胶着、矛盾冲突，因而，世俗世界里的爱情常常需要理性加以约束和控制。纵观世界爱情文学史，具有巨大叙事张力和丰厚人性深度的爱情书写，正是通过欲望、爱情与婚姻、伦理道德等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完成。在20世纪初期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为了抵制传统封建道礼教、反抗政治文化专制，作家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一种爱情至上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欲望狂欢成为消费主义时代文化主潮的时候，性至上主义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潮流，在一些文学作品里，性不仅与理性分离，而且与爱、情剥离。
极端地压抑欲望会扼杀人性，导致人性扭曲；而彻底放纵欲望，同样会带来人性异化、道德沦丧、文明坍塌。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赵剑云在爱情中竖起了理性的旗帜，一方面书写爱情带来的身体快感、精神畅快、生命奔放、自我解放，肯定爱情的人性力量和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又用理智来引导、规范爱情走向，让爱情的生命野马行走在理性范畴之内。《花都开好了》《如果你不曾存在》《微微一瞬间》《连喜》等小说展现了赵剑云对爱情主题的思考与拓展。
赵剑云的小说有不少篇幅都写到婚外恋以及婚外恋对当事人和其子女产生深度伤害，但是，赵剑云依然相信爱情，认为爱情是人内心自然产生而不可抵挡的一种美好力量，认为当真正爱情来临之时，应当敞开心扉与双臂去迎接、拥抱它。《花都开好了》里的凌晓薇，父母长期感情不和、母亲去世后父亲快速再婚的事实，让她怀疑爱情；男友去国、工作劳累、身体不适，更让她身心俱疲，心理抑郁、厌食自虐。住家小区地下车库看车南姨对她生活的关心以及南姨夫妇相濡以沫的爱情帮助她恢复了身体、治愈了心病。在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季节，凌晓薇终于敞开自己，让封闭、郁结在心中的爱情之花成长、结果。是的，“花都开好了”，为什么不去迎接、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春天与人生的灿烂青春呢？《如果你不曾存在》中的沈木犀与才英，一个是多年在海外打拼、孤寂独处、心门已关的伪单身汉，一个是遭遇情感背叛、幽怨哀伤的海外访学女教师，两个各有情感缺憾的寂寞之人在浪漫之都巴黎萍水相逢，一见钟情、惺惺相惜。这本来极其可能是一场及时行乐、互求安慰的艳遇——随着女教师放学结束，疲乏的男主人公仍然回归名存实亡的婚姻。可是，这场不期而遇的短暂爱情，却唤起了他们被压抑的生命激情，打开了封闭的心门，让他们获得了爱情的力量、体验了生命美感，进而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生活，最终让他们放下现实利益羁绊、突破空间障碍，勇敢地开启新的人生。
如果说《花都开好了》《如果你不曾存在》鼓励人们抛弃现实功利，打消心理顾虑，遵从心灵呼唤，大胆地投入爱情，在爱情中丰富、成长、成熟，那么《微微一瞬间》《连喜》则书写了爱情中的克制、理性，将爱情与理智相融合。《微微一瞬间》是一个爱情与理智博弈厮杀的故事。大学教师罗小西在即将与未婚夫张皓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却被单位安排去北京参加业务培训，在异地遇见同乡夏言，在这脱离原来日常生活秩序、由陌生人组成的时空里，他们发生了一段两情相悦、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爱情。然而，回归现实，面对未婚夫的痴情与爱恋，罗小西用理智控制情感，以坚强而决绝的姿态与夏言告别，遵守庄严的婚姻承诺，与张皓继续牵手，共赴未来。对罗小西而言，由无意邂逅而遭遇的点燃心火的热恋，是一场劫难，也是一场历练，这个被封藏冰冻在心中的“永远的秘密”，会让她反省自己的欲望与欲求，更加友善地对待他人和人生。故事背景安排在民国时代的《连喜》，同样表达的是自我欲望与承诺感恩的矛盾冲突。贫穷而倔强的连喜，想用一己的力量去挽救身患重病的弟弟，在绝望之中接受父母安排嫁给大户人家，获得金钱保全弟弟的生命和健康。在相亲过程中，年长并身有残疾的少爷让年轻而英俊的长工冒充自己代为相亲，连喜与冒名者产生热烈的情感。婚后，知晓真相的连喜在偶遇长工后，与他以身相许，并设计好私奔计划。故事至此，在革命历史小说叙述中可以成就一个底层人民反抗階级压迫、追求幸福自由的阶级反抗文本；在新启蒙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叙述中可以开启一个张扬生命意志、反抗欲望压抑的人性礼赞文本。然而，赵剑云却没有沿着这样逻辑让故事进行下去。临行之际，忆起了丈夫的温柔善良、夫家的仗义守信，想起了自己和父母对夫家的承诺，连喜放弃了私奔计划，避免了更大的伤害，最终把张少爷当作自己一生的依靠。连喜放下由长工而点烟的心火，懂得了感恩，懂得了珍惜眼前人和实际人生。
尊重自我、张扬个性、大胆发声是现代人应该追求并实施的现代品格和行为方式，但是，“当人性在向颓废、阴郁、狐疑、低劣下滑的时候”[8]，倾听、理解、善良、感恩、宽恕、包容、理性、克制这些貌似传统的行为和道德，是否也应该成为现代人珍视与彰显的能力与品格？赵剑云也曾坦：“生活是不容易的，但是，正是各种各样的不容易，才显得人生的美丽。所以，我总试图把小说世界里的丑和痛变得美丽而温暖。我也试图用满含体温的字，重振爱与意志，希望借助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给予读者以美好和希望。”[9]的确，赵剑云不对社会丑陋作犀利批判、不对人性恶作无情剖析，她的小说单纯明净，有温暖、有人情，是社会和人性的抚慰剂。但是必须指出，赵剑云并不与社会的丑恶相妥协、向人性的自私求和解，其小说有锋芒、有态度，价值判断与取向清晰明了，她修复人心的纯净书写给人们提供了温暖和力量。
参考文献
[1]（美）大卫.M.列文.倾听着的自我[M].程志民等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2]陶琳瑾.宽恕：超越的道德选择及其教育构建[J].江苏社会科学，2011（1）.
[3]高予远.论儒家的“忠恕”与基督教的“宽恕”[J].宗教研究2006，（2）.
[4]赵剑云.《我希望我的文字带给读者以力量和美好》，小众2014，9，20
[5]赵剑云.晚来天欲雪[J].作品，2015（10）.
[6]赵剑云.可以，爱[J].《太阳真幸福》2010年出版.
[7]张卫东、杨学传.爱情的哲学思考——西方哲学家爱情观述评[J].道德与文明，2003（3）.
[8]郭艳.心灵花园的漫步者[N].甘肃日报，2013-12-3，百花版.
[9]赵剑云《如同小星星般闪耀的微光》《小说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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