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锋

　　2016年7月9日，我的父亲张国宏在永登富强堡老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万分悲痛。作为一个农民、一个双脚沾满泥浆的农民诗人，他的一生确实是坎坷的、不平凡的。他那勤奋向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对文学、尤其是对诗歌的热爱和无私的献身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影响着我们。

　　父亲14岁时我奶奶就去世了，在村校只读了四年级的他不得不辍学务农，幼小的肩膀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继续上学，他向爷爷求情，爷爷无奈地摇摇头，请大舅爷和校长说情，还是不行，理由是家中没劳力。谁让他是家中的长子呢！只好认命。但辍学的痛苦并没有消磨掉父亲爱读书的意志，他暗下决心——自学，一定要赶上别的同学。白天赶上自家的牲口上山放牧，晚上点一盏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趴在土炕边苦读，往往鸡鸣才睡觉，还常常用被子把窗户堵上，生怕我爷爷责怪他消耗本就不多的煤油。早上起来，两个鼻孔被熏成黑洞，常遭姊妹们嗤笑。那时候，家里没有什么书，借书、抄书成了他夜晚的体力活，他几乎背会了向伙伴借来的初中课本的重要章节和《新华字典》，还死磨硬泡地把当时初级农业社办公室的图书读了个遍。为了和别人合订三毛钱一本的当时甘肃省唯一的一份杂志《甘肃文艺》（《飞天》前身），省吃俭用，靠养兔子换的钱，步行到十里外的邮局去订购，人们嘲笑他有“嗜书”怪癖症。隆冬时节，平田整地的现场热火朝天，两队青年人为活跃气氛拉歌比赛，父亲这边因他即兴编的顺口溜而获胜，他第一次感悟到了文艺给劳动者带来的喜悦，也开始学写一些打油诗，念给农民听，引起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当他的《山丹丹花开朵朵红》、《十唱富强堡》等作品由传唱到油印、由油印变铅印时，他欣喜若狂，写诗的积极性更高了。《甘肃文艺》、《甘肃日报》接纳了这位朝气蓬勃的农民歌手。那时他才十八九岁，在农村文化普及运动中，从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歌曲和找来的书本中汲取了最初的文化营养，从为民歌曲调填词的过程中学写民歌，从生产劳动的号角声中走向诗歌创作。

　　农业合作化开始后，他担任过生产组长、团支部书记、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等，带领社员群众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办社队企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员们白天热火朝天上工地，晚上文化夜校赛歌忙。生产产诗歌，诗歌歌生产，他们的事迹受到团中央和省里的表彰，中央新闻纪录片还出了《山沟里的土秀才》专题片介绍他。

　　写诗，需要文化的提高。做人，总得有精神的追求。我的父亲非常清楚，对生活的认识仅有《山丹丹花开朵朵红》是不行的。因此，他决意向高峰攀登，先吃苦挣钱，再实现愿望。他走进石料厂，干起采石工。一天十多个小时的打眼放炮后，晚上又不顾疲乏，开始啃高年级课本和文学书籍。为挣得一点煤油钱，没少跟爷爷讨价还价。

　　他是农民，一边汗流浃背地用锄头犁耙耕耘，土里刨食养活自己和家人，视“苦”为平常的生存意识，一边还要饱蘸心血用笔耕耘，表达人生的信念和追求，苦中求乐。虽然经历了无数次运动的磨难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对文学的执著不减，对创作的热情不减。即使是在文学、尤其是诗歌遇到低谷和寒流的时候，也始终没有停笔，把对土地的歌唱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熔铸在了自己的诗歌人生中。甘肃省文联原副主席、《飞天》总编杨文林把他与金吉泰、刘志清、任国一等其他几位农民作家称为“陇上文坛四君子”。

　　新时期的文学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现实主义以其巨大的生命力，为开拓艺术的新天地打开了广阔的道路。他热情拥抱新生活，正如他在诗中所描述的“春潮又在山村漫卷”，“搁浅的山村重新起航”，这时候他已自学了大学文科的主要课程，突破了文化关，艺术上也趋于成熟，他重新梳理了创作的羽翼，开始苦苦地寻找真正的诗魂。那时候，诗歌领域是百花齐放、新潮迭起、令人目眩，有人劝他别写了，跟不上趟了，何苦呢！他不为所动，创作对他来说，是一种生命的需要，不含任何功利色彩，他要走自己的路，他所寻找的诗魂不是别的，就是“真诚”。有一个时期，诗歌创作出现了“低潮论”和“崩溃论”，他认为那是诗歌远离了生活的缘故，作品云里雾里、主题含含糊糊，老百姓能喜欢吗？只有永远关注人民命运的诗人才能得到人民对他作品的认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一辈子去贴近人民、去奋斗。1995年8月，在一个座谈会上，著名诗人雷抒雁曾给他写下“文学，是一切有志于文学者的共同事业。需要无数的人以其不倦的努力，共同来完成。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携手共进。国宏同志共勉”的话，这成了对文学事业献出毕生精力之人的最好鼓励。

　　父亲一生嗜书如命，不管是上山放牛还是参加青年突击队、大会战，也不管是当支部书记还是办村企业，出门在外，他的帆布包里背得最多的总是书和纸笔。旅行出差、探望親友，每到一地，第一个进的总是新华书店，见得最多的总是文艺界的朋友。家里书房的书架书柜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已经换了几茬，但还是不够用，两间大的屋里到处都摞着书。发表的文章多了，稿费增加了，可家里的物件不增加，只增加了书籍；生活不富裕，可报刊富余，每年订购十几种，乡邮递员每天的大半报刊都是送我们家的。他在县上也小有名气，有的文朋诗友给他的信件由于不知道详细地址只寄到永登县，这种情况下，县乡邮局也会熟门熟路地将信准时递到。出差旅行，回来背的全是沉甸甸的书，同伴往往因替他带书而抱怨。买来的书，经史子集，五花八门，不一定读完，可他就是爱，喜欢收藏。50年代的《甘肃文艺》，由于“文革”浩劫，在本单位都找不到一个完整的版本，而我们家的书房里就有，编辑部曾数次派人到我们家借阅。1999年，当父亲在报纸上看到《闻捷全集》即将出版的消息后，马上整理登记了闻捷当时在甘肃各报刊发表的诗歌文稿，他估计除了省级报刊外，地方和专业报刊发表的作品不一定收录。于是就写信给闻捷的女儿赵咏梅，要求寄来书稿的目录清样，经仔细对照，发现有十多篇诗文遗漏，父亲将遗漏的部分，整理后直接寄给了北岳文艺出版社。不久，赵咏梅女士第一时间就从上海寄来了带着油墨香的《闻捷全集》，还连写过两封感谢信呢！有人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上万册的书籍，是父亲一生的精神财富和乐趣，也成就了他“农民诗人”的称誉，书香也影响着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使大家终身受益。

　　父亲待人厚道、诚恳，与庄邻相处得极和谐。他是永登县第一届至第七届的政协委员，历时27年。谁家有红白喜事了主动张罗，哪里有困难了伸出援手。有娃娃考上大学了，准备个红包，不是里面装多少钱的事，而是一个曾经连小学都没上完的长者对已圆了大学梦后生的希望与祝福。在建设兰新铁路复线时，村民因修一座人行隧道与施工方险些发生激烈冲突，是他及时劝解，化解了矛盾，并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妥善解决了此问题。大家平时也乐于给他反映情况，找他说事，家里经常是宾客盈门，他也从中获得创作素材、找到灵感，写出鲜活的接地气的文章。有个冬天，正下大雪，有位从外地来的文友去金川公司办事，事先电话告知我的父亲准备返程时到我家看望，当车子凌晨五点到达我们村时，老远就看见两位在风雪中站立的“雪人”。到近处才知道，竟然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已在此站了一个时辰迎候，直感动得那位朋友热泪盈眶。对我们永登富强堡的农家小院，我省文艺界的前辈和同仁们并不陌生，由于父亲的热心真诚，许多人都造访过，或小住或路过，如程士荣、张炳玉、安可君、陈光、汪玉良、高平、赵燕翼、李云鹏、陈德宏、何来、冉丹、刘传坤、张书绅、梁胜明、许维、伊丹才让、赵之洵、秦川牛、田季章、吴辰旭、傅金城、魏珂、杨培鑫、周顿、杨重琦、常锦屏、许金坤、窦实、牟豪戎、郑世隆、路清、李恭祖、刘志清、金吉泰等，不时带来精神食粮、带来关爱，父亲也从和他们的交谈中吮吸文气、捕捉信息。李秀峰、杨文林、徐刚、李禾、吴月等大家更是多次登门，有时为了修改父亲的一篇稿子，一住就是十天半月。“谈笑有老农，往来多文人”，人称我家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学驿站”。《飞天》主编马青山感慨：“国宏老师是我省著名诗人，也是《飞天》几代编辑的好朋友，相交相知，感情深厚。他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写生活、写人生、写老百姓的命运，成绩显著，赢得广大读者的高度认可。”有火热的生活，有对农民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对诗歌的执著，有文艺界专家的指导，他的创作渐入佳境，诗歌也越来越成熟。从打油诗到叙事诗、抒情诗，从民歌体到自由体诗、古体诗，有了较大的突破。父亲先后出版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散文集。永登县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满自文有诗为证：

　　从民歌飞出/洒/《桃花雨》

　　一个农民/脱去布鞋/在炕头写诗

　　七十多个年轮/汲/《乡土》《山水》/走山过海/播撒诗意

　　如蚕/于《圣山神水》/吐《丝路剪影》

　　石膏粉/养人养文/万里路万卷书/凝成《散文》＼李季知道/闻捷微笑/孔孚点赞

　　‘陇上文坛四君子之一的国宏先生/又一次打点行装/探秘桃花源/追寻陶渊明

　　1998年，永登县委、县政府授予我父亲“笔耕不辍的农民诗人”荣誉称号，作为全县弘扬社会正气的十大楷模之一，表彰他为永登地区文学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一直以来，许多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农民青年来我家或给他写信，探讨写诗或了解文学方面的知识，他都热情接待，抽时间一一回复，认真修改他们的诗稿，并择优向报刊推荐，鼓励培养，慷慨赠书，对有培养前途和有志于文学创作的苗子积极向外引荐。还主编和参与主编了《永登吟》、《永登诗选》、《永登放歌》等书籍。2013年6月，不顾体弱多病和众人劝阻，主动要求协助县上有关部门和武胜驿镇政府，筹备甘肃省文艺界人士来永登的调研采风工作，甚至冒生命危险，拄杖陪同，终因劳累过度，脑出血住院。他去世后，兰州市文联、兰州市作家协会在唁电中称：“张先生是我省文学界著名诗人、作家……曾先后担任作协理事、名誉主席等职务，为我市作协多次引荐人才，助力各种活动，成绩突出。……其追求文学之精神和文学成绩将永远嘉惠一方，激励后学。”

　　我家堂屋正中有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黑白照片，那是26岁的他1965年参加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的合影，周恩来、朱德、杨尚昆、胡耀邦等领导的接见，是他一生的骄傲和鼓舞。弥足珍贵的照片经历过两次劫难，一次在文革中，是他及时将照片和一部分书藏在了村东的一个山洞里，躲过了红卫兵的破坏；一次是在1990年的冬天，家里意外地发生了一场火灾，大火烧毁了堂屋里的大部分东西，但这个镜框只是轻微变形，照片完好无损。有人说这是神的保佑，更有人认为这是大自然对父亲坚定信念的回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奇迹，如果算，我宁可相信《道德经》里的那句話：“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长期以来，父亲一直担任村干部，为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操心费力。70年代，他带领群众在我们村修起了一座小水电站，给山村带来光明，这是当时永登县第一个家家户户有了电灯的村子；80年代，他联合村里的有志之士，靠本地资源，建起了村办石膏粉厂。在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同时，自己的生活也改善了，手头宽裕了，他利用推销产品和讨账的机会，或专门去外地，观光见世面，花钱买生活。拜曲阜，登黄山，祭屈原投江处，谒陶渊明故居，天涯海角、雪域高原、喀纳胜境、宝岛台湾，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祖国的山山水水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源泉，让他写出了大量山水田园诗。

　　后来他在接受某报采访时说：“那时候，为赶时间，常常是背着干粮袋，脚步跑起来；住旅馆，别人休息，我记日记；坐火车，别人闲聊，我构思，等聊完了，诗也出来了。”

　　晚年，他主要研究山水诗，特别是孔孚的诗和陶渊明的诗。从收集孔孚的书就可看出他对孔孚诗的热爱程度。1985年，他在北京一个小卖部偶然得到孔孚的诗集《山水清音》后，就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感觉，爱不释手。以后，不论走到哪里，进书店先找孔孚的书，大店没有寻小店，北方没有去南方。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后他辗转多地，终于如获至宝，买齐了孔孚的另外两本诗集《山水灵音》和《孔孚山水》。当得知《孔孚集》即将出版时，他担心误了购买，同时向孔孚本人和中国社科院出版社求助，最后如愿拿到从两地寄来的书。孔孚先生非常感动，亲笔签名寄上他多年的珍藏书，还经常与他书信谈论山水诗。为了能真切感受孔孚山水诗表现的意境和“灵气”，他曾怀揣《孔孚山水·峨眉卷》，沿孔孚当年探访峨眉的路线，捕捉意象，寻找灵感。这时候他写的诗，著名评论家、国家一级作家刘强评价说：“情感真挚，没有任何人工雕凿的痕迹。”

　　当年写诗的人甚多，如今坚持下来的寥寥，特别是农民。他既种庄稼，又办企业，既搞创作，又当村干部，有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活家园，靠自己的执著辛苦解决了创作中的困难，走向成功，这是甘肃省作家协会1997年在“张国宏诗歌作品研讨会”上总结的“张国宏现象”。对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作者来说，不难想象有过多少风雨、多少艰辛，然而他坚持下来了。对文学的热爱是他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元素，不懈地向艺术高峰攀登是他义无反顾的追求。

　　父亲的最后拼搏是在病榻上，弥留之际，病魔折磨得他疼痛难忍、坐卧不安，晚上无法入睡，但他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以最大的毅力表现出克制。他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坚强，永恒的执著。永登县作家协会在他的告别仪式上以“一世躬耕，引领村民裕富，功德家乡显风范；终身咏颂，高歌中国雄强，诗花陇上留芳菲”的联语，对他的一生作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