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金山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节，又绝对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国大地上涌动，积压了12年的人才集于一时，大学校园里躁动着能量的团块。全国，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文学刊物纷纷问世。这一形势与五四时期可有一比，但社团和刊物肯定比五四那时候多。

　　 《飞天》“大学生诗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这充分体现了办刊者敏锐的战略眼光。有战略眼光的刊物还是有的，比如《青春》、《诗刊》、《星星》，还有《奔流》、《福建文学》、《青海湖》等。《青春》是青年文学的一个窗口;《诗刊》创办了青春诗会;《星星》较早发表了顾城的诗歌，并刊发评论文章;《奔流》1981年8月号为“全国大学生作品专号”;《青海湖》的“青年诗坛”重视大学生的作品;《福建文学》组织了“青春诗论”，开展了对舒婷诗歌的讨论。可是，要腾出专门的版面为在校大学生诗歌开办一个专栏，并且几乎是不间断地坚持下去，就不容易了。然而，《飞天》做到了！当时《飞天》的总编辑是诗人杨文林。

　　 提起“大学生诗苑”，不能不说到一个人，那就是诗苑最早的编辑张书绅老师。张老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自从主持“大学生诗苑”以后，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培育诗坛新人上了。他所以看重当时还不起眼的大学生诗歌，基于两点认识，一是大学生们思想新锐，二是大学生们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艺术手法新颖、现代，“给诗坛带来了陌生而新鲜的气息”。大学生诗歌代表了中国诗歌的走向、中国诗歌的未来。他专心致志地编辑“大学生诗苑”，为一代新诗人的成长，极其认真地做着铺路奠基的工作。1989年，“诗苑”刊至100辑时，《大学生诗苑》合订本出版。这套合订本基本展现了八十年代在校大学生的诗作面貌和水平。从《编者琐言》中我们得知，从1981到1989将近九年时间，有上千所高校的大学生向《飞天》投了40多万首诗稿。作者涉及30个省、市、自治区，涉及77级至88级的12届文理科大学生，也涉及港、澳和旅美大学生。整个80年代的《飞天·大学生诗苑》都是张老师主持的，从拆信、读稿，到选稿、定稿，每一个字都从张老师的眼前过，上班时间不够用，回家还要带上一书包稿子，差不多每晚都要看到11点左右，平均每年要看几万首诗，劳动的艰辛可想而知。张老师晚年眼睛不太好，我想是不是和那些年太辛苦有关？给诗苑投过稿的诗友都知道，张老师是每稿必复的，而且都有批语，是手写的工整的铅笔字。这也可以看出张老师对学生劳动的尊重，还有他的细心：用铅笔写的批语，是可以擦掉的，擦了后原稿还可以再寄给别的报刊嘛，省得再抄写了。

　　 我是1978年考进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北平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迁到西安，再迁陕南，和国立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北联合大学，师大为联合大学的教育学院。后教育学院独立设置，更名为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建国后为教育部六所直属师范院校之一，1958年始归甘肃省管辖。1981年恢复为西北师范学院，后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这所学校有悠久的校园文学传统。我们进校适逢新时期伊始，一些进校前就发表过作品的同学，虽然不曾谋面却知道彼此的名字，便自动串联到一起，成立了中文系百花诗社。入校第一个冬天，下了一场雪，松树披上了洁白的轻纱。栾行健同学诗兴大发，写了一首诗《雪花》，里面有这样的句子：“雪花儿，雪花/你在我滚烫的心上溶化。/我渴饮你生命的泉水，/在生活中植上爱情的幼芽……”在墙报上贴出后，引来校园里一场轩然大波，有的说坏，有的说好，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甘肃日报闻讯，派记者到师大采访，然后在《甘肃日报》开专栏讨论。专栏上第一篇支持《雪花》的文章是我写的，登在1979年2月4日《甘肃日报》“百花”副刊头条。这场讨论持续了两个多月，为甘肃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吹响了号角。

　　 1980年秋，原设在三个地区的高师班合并到师大，师大有了全省最强大的学生创作阵容。随着创作群体的扩大，我们几个朋友商量着得有个阵地呀，好把大家凝聚起来，就于当年11月创办了诗刊《我们》。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在封面加了个副标题“大学生习作集”。但麻烦还是来了，系总支主要领导把我叫去，让把所有刊物交到系上，一本也不许向外散发。适逢《飞天》“大学生诗苑”于1981年2月创刊，创刊号发了全国八位在校大学生的诗歌，刘芳森、于进、崔桓和我的作品也在其中。更没有料到的是，《青海湖》从这期《我们》中一次就选发了12个同学的13首诗歌。作品自己说了话，《我们》的身份这才合法化了。

　　 前面说过，那绝对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人人都想干些事情。吴辰旭、老乡、高戈他们当时还年轻，成立了一个全省性的文学社团——甘肃省青年诗歌学会。相应地，催生了甘肃省青年诗歌学会甘肃师大分会。大家推选我担任会长，《我们》遂成为会刊。后因为不让跨行业跨地区成立民间社团，甘肃师大分会遂改为甘肃师大青年诗歌学会。1996年，为了作者的广泛性，诗歌学会改名为文学联合会，会刊《我们》名字没有变，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当时的校园文学活动搞得风风火火，与我们的两位顾问老师很有关系。孙克恒老师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是北大诗社的中坚，1957年分配到兰州高校，后来一直在师大工作。从百花诗社时，孙老师就是我们的顾问。他经常给我们做诗歌学术报告，对我们的作品悉心评点、指导。后来，九叶诗人唐祈先生也调到了师大。唐先生20世纪50年代就担任《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组组长，《诗刊》创刊后任《诗刊》编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流落到北大荒，后又下放江西崇义山区。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回到中国作协，恰遇在甘肃师大任副校长的兰州故旧樊大畏。樊当年在兰州从事地下党工作，唐祈是搞进步剧运的学生。樊校长邀请唐先生到甘肃师大工作，唐祈也很怀念青年时学习、工作过的兰州，于是就到了甘肃师大。唐祈先生也是我们的顾问，给我们作学术报告，讲西方现代派，讲中国40年代的诗歌，给偏远的兰州送来一股新鲜的风。每期的《我们》，先生都细细阅过，并且在一些诗句下面画线圈点，当面指出好在哪里，不足是什么。现在想起来真是幸运，在课堂学习之外，又从两位顾问老师那里受到那么多教益。

　　 《飞天·大学生诗苑》创办于兰州，我们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到编辑部当面聆听老师的指点，听他们对大学生诗歌的看法。那时候，我们一天想着的就是创新。记得有一次张老师和我们闲谈起“大学生诗苑”的来稿，说：“大学生的诗歌都比较朦胧，甘肃师大的稿子是最朦胧的。”诗苑的选稿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对在诗苑已经发过作品的作者要求更高，逼着你要长进。我在“大学生诗苑”发过两次诗歌，大学毕业后在“诗苑之友”又发表了一组散文诗《赶路人的传说》。“诗苑之友”是1983年5月创刊的，也是张书绅老师编辑的，创办的初衷大概是要对大学生作者们“扶上马再送一程”，也有对大学生诗歌创作作一些追踪观察的意思。

　　 接替张书绅老师主持“大学生诗苑”的是老乡，接下来是辛晓玲，后来是郭晓琦，一茬茬传下来，“诗苑”的旗帜高高飘扬到今天。“大学生诗苑”的编辑老师们，对大学生作者培养的责任真是尽到家了。“大学生诗苑”在大学生中，特别是在80年代的大学生中影响是巨大的。公刘和谢冕先生都为“大学生诗苑”写过专论。《飞天》几任主编、编辑和关心大学生创作的老师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从“诗苑”走出去的很多作者，成了新时期、新世纪中国诗坛的中坚，不少人成了领军人物，包括诗歌创作界，也包括诗歌批评、诗歌理论界。回望30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情，总让我们感情激荡，心怀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