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敏

　　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的战争就是一个巴掌自己打自己，一堵墙自己阻隔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指出：女子从“我是我自己的”到“女子没有真相”，她们认为女性命名了自己，感受到自己，但未能确立自己或阐释自己。

　　在生理基础区别上社会把男女视为不同的两种类别，并进行了不同的分工，似乎家庭是女子的职业，以至于产生了社会性别。女性主义者重新回到身体来解构这一理论。不可否认，女性身体是独特的。她们有两个性器官。但是女儿身在古代中国意味着待嫁闺中，做一个女结婚员。那个时候的女性身体是女子跨越男性社会藩篱的障碍。早在上个世界中叶，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艾莱娜·西苏就提出了“女性写作”的理论。她主张“让身体被听见”(letting the body be heard)，同时她还提倡“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她认为写作是女性用身体来突围，是通过女性欲望的自我实现来解构性别秩序，是一种反叛父权美学的控制的写作。在当代中国文坛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之后，中国的女性写作发现了女子身体可以成为武器，成为反抗男子的实力载体。于是当下的女子身体写作方兴未艾。

　　当代身体写作基本认为是以陈染、卫慧为代表的“美女作家”，她们为大众抑或说为她们心目中的理想读者而写下暴露女性身体经验的文字。她们似乎不为真理，不为艺术，不为正义。写作带给她们的是名与利，是巨大的经济效益。通过货币，我们更直接地发现金钱的魅惑力，她们的目标所在。这很直接，但却是最为理想的答案。

　　深究她们的写作动机，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吗?王小波认为维多利亚时代出现格调较高的包括大学教授作序的色情文学是有深刻的原由的。重温20世纪早期，尤其在五四时期，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性别的思考，考察考察当时的男作家是如何表现妇女问题的吧。他们似乎就把女子与家庭绑在一起，娜娜出走了，要不回来，要不堕落。所以社会不解放，女子不在经济上独立女子也就无法解放，这是他们一再重申的观点。但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那里，卢宾对我们说，解决女性问题，应该首先解决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分工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走出家庭的问题。当时的作家并没有意识到妇女解放的关键，而是简化为经济的独立。在当下，李小江的妇女生存现状研究中，我们看到女子地位比以前高了，但是不公平仍然存在。在家庭中，女子多做家务的时间大大高于男性，似乎女子的家庭责任要多很多。社会的进步带动了妇女的解放程度，但是妇女本身自我的解放还没有被启蒙。文革后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别和性又被作家弄混淆了。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三恋”小说这样的涉及性的小说，与时下的身体写作相较而言并没有强烈的性别意识。张贤亮是用性在批判社会，是揭露社会的工具，并不是真正的对性这种人的生理本能进行探索的小说。同时他笔下的女性的性和身体是属于男人的。而王安忆则是用性来表现自我，从生命本体价值来看定性。但他们的作品仍然可以看作精英文学，是文人的自我讲述，并不是讨论性别的、女子解放的。对性本身的探讨，是一种觉醒，是一种要求对人性进行重新思考的觉醒，是一种对近于清教徒式的性压抑的反对。但在男性那里就成了继续压迫的迷幻式的宗教催眠，女性写作得不到爆发，更不用说是自我性体验的身体写作了。之前的任何时期历史都没有给它出场的机会。一旦身体写作的大门被敲开，女性站在反抗男性权威的旗帜下以她们特有的身体来呐喊，声音就更为激越。

　　在历史的压抑之外，我们应该看到历史中的人的态度，大众的接受观念。在接受美学中，大众的接受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创作。鸳鸯蝴蝶派在20世纪初如此蓬勃兴盛不能不说是通俗小说的巨大市场潜力在作祟。《玉梨魂》这样的现在看来并不出色的作品在那个年代却是极为畅销的。大众的口味是我们无法逃开的。在传播与接受中，大众不只是在吸收，更在选择。在商品化浪潮中，在消隐了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后，在纯文学变得举步维艰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批美女作家和她们的身体作品，并占有了一定的市场，这不能不说是大众的捧场。即使有人说她们是用身体写作，但作者卫慧却这样回答：“不，我用电脑写作。但有的人用身体阅读。”她们的出现以及风靡网络都是大众文化中庸俗面的展示，却又适时的满足了有窥视欲的大众的心理需求，从而大获全胜。

　　在经济浪潮的中国，大众文化地位不能小视。其实西方对“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定义也是模糊的，多义的。在中国似乎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大众乐于消费的文化。它很普遍，它趋媚，它开放，又比较廉价易于获得，对百姓生活产生了奠大影响的文化。在网络爆炸的今天，美女作家的博客点击率之高，让人瞠目结舌。点击率带来的是商业利润，是名利双收。在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作家给予转为读者选择的今天，写作也就变得不那么纯粹了，多少都带着功利色彩。我们耳熟能详的王朔的《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样的作品就是他在商业写作上的成功之例。利的驱使，名的诱惑。让这个时代的写手开始了一种反叛，一种对崇高感的唾弃，一种对纯自我感官体验的独自，一种卖弄性本身的文字展示，一种对自我写作意义的消解。一时的娱乐性、商业性让她们成名得利，在她们的写作满足了大众化的口味后，大众也满足了她们的腰包。

　　在女性写作这一纵向链条来看，当下的女性身体写作似乎另有深意，她们似乎是对前代女作家的反叛与挺进。在第一代女作家冰心、陈衡哲、庐隐那里，写的多是爱恨，是对时代给予的问题的回答，从母性的温暖到自传性色彩浓厚的叛逆情绪的抒发。但是在“五四”的疾风骤雨中，新走出来的女作家虽然摆脱了闺阁文学的柔弱与附属品的地位，但是却摆脱不了过渡性的弱点，她们关注妇女与儿童的生存与生活问题，在艺术上情调上都带有女性文学的性度——阴柔美，而这种性度却没能表达出女作家对女人问题的深层次的思考，她们更是在“为人”，而非“为女”。在以丁玲、萧红、张爱玲为代表的第二代女作家那里也多对自由平等的向往。丁玲被认为是最具有女性特色充满了女性裸体叙事魅力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在结尾时这样写道：“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小说可以被认为是女性话语的胜利，但是在现实中却是男性统治的胜利。丁玲很好地诠释了“我是我自己的”到“女人没有真相”的悲哀。即使是《三八节有感》这篇可以视作宣言式的女性作品，作者丁玲却说自己不卖“女”字。而作为东北作家群代表的萧红则是在展示人的生与死的微小的挣扎，回忆小花园中的爱与对这逝去的爱的无限的怅惘，作为女性的萧红揭示了妇女生活的苦难，还深刻揭示了容忍、漠视这种苦难的麻木，妇女的不幸被道德化、制度化。而张爱玲在冷眼看透男女情爱的虚伪与现实的冷酷后，告诉我们生命是一袭爬满了虱子

　　的华丽的袍子，在荒凉的底色中一个更为苍凉的手势，一个时间散场的悲剧里展示成人世界的暗淡颜色。满眼的灰色中，我们也找不到女性的出路。女性要么是祸水要么是玩物，但就不是女人本身。新时期涌现的王安忆、铁凝、张抗抗，她们笔下的性又是有限度地表现女性自身特点，且多半被无性别意识的精英意识所遮蔽。她们仍保有启蒙的精神，但身体好像并没有存在的价值意义。似乎是为了另辟蹊径以求独树一帜，女性身体写作大胆地对“爱”、“人”的创作主题激烈突进，对纤弱的女性题材进行反抗，对雄化、无性化的女性写作产生抗体，开始不同的私人化写作。在身体的口号下，我们看到女性的张扬的意识，她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自我的愉悦，还有对权利的平等的享受。身体不再仅仅是身体，而是一种符号，一个跨越男女差异鸿沟的桥梁。她们是要解构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使女性身体获得文化上的言说的权利，所以更多的指向女性身体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和心理信息，更多的具有文化意义而非生理意义。她们笔下没有在厨房中忙碌的女性背影，可以说从厨房的解放是女性自由的第一要素。单单作为女性，在经济高度发达地区涌现的这样的写作模式，不能不说是新新时代女性在放逐身体中的自我寻找。这样女性身体写作就可以看作是在大众化的浪潮下既反叛男性话语又反对前女性写作，并扬弃他们的弱点开始展示新新女性的生活的。

　　如前所述，我们肯定了身体写作是在反抗男性霸权，是在反驳女性写作的历史，是在满足大众的喜好，甚至是窥视。所以她们理所应当的裸露自己，但是过犹不及。在反抗中，我们听到了人民币哗哗的喧闹声，我们感觉到了充斥网络的灰色颓靡，她们同样被俗化了。她们意志不再像人民币一样坚挺，她们在鲜花与掌声中迷失了自我，她们以性成名，因性成魔，现在除了性已拿不出更多的东西。所以后继者就直接贴照片在网络上贩卖自我了。事实上，当她们在炫耀女性身体的快感时，在自以为贯穿了女性的美学标准时，我们却在这些美女作家的文本中，看到一种“男性尺度”。在这里，女性的魅力的实现仍旧源自男性的认可，离开男性世界她们的女性意识也随之消失，只有在男性的赏识、追逐下才能建构起她们作为女性的心理优势。女性总是在寻求解放，但也总在寻求男性的保护，她们惯用男性中心理论为武器来反抗男权统治，这一深刻的悖论必然导致反抗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