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双

　　一、“五四”乡土小说婚俗的描写

　　婚姻作为男女结成夫妻关系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是产生家庭和亲属的前提与基础。它虽然离不开婚姻当事人，但实为家族利益的一种体现。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随着男子在社会生产和家庭中的地位不断的提高，女子开始从属于男子。中国传统社会，女人作为婚姻中的一方不仅地位上从属于男人，而且在人格尊严上也从属于男人，这最终导致女人在婚姻中人的角色的缺失。在五四乡土小说中首先体现的是女性婚姻选择权的失却。

　　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开风气的大师，他的《祝福》中勤劳、善良的祥林嫂第一次进鲁四老爷家的时候“虽然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虽然忙碌、劳累，但“她反满足”。在中国传统妇道中，妇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祥林嫂死了丈夫，又无子，本应该是自由的了，但实际上她嫁的不是一个丈夫，婚姻关系的确立就注定她嫁进了一个家庭，并且注定是家族利益的牺牲者，因此她就摆脱不了夫家的束缚。为了多收些聘礼给小叔娶亲，婆婆将她“嫁到”了山里。这里婆婆所支配的是祥林嫂儿媳的身份，而祥林嫂是从属于这一身份的。这身份的背后有着强大的礼教、宗法的支持，单独的个体的反抗自然显得微不足道。祥林嫂旧的一段婚姻没有自主权，是“用绳子一捆，塞进花轿，抬进男家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新的一段婚姻中也同样要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台静农的《蚯蚓们》中李国富的“卖妻”行为和许杰的《赌徒吉顺》中吉顺的“典妻”行为，虽然都是天灾人祸下的贫苦劳动者们悲惨生活的产物，这些丈夫也都经历了内心的激烈斗争，遭受精神上的痛苦，但抛开时代的因素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丈夫放弃婚姻关系，而将妻子转让于他人，就形如一个物品的转让。失去了妻子是痛苦的，但这妻子是观念性的，而不是被卖掉的那个人。换句话说一旦有另外的人填补了他妻的位置，这份痛苦也许很快就会平复。这不仅是两个被典卖的妻的悲哀，而是整个封建社会妻们群体的悲哀。

　　另一方面就是婚姻权利的不平等。“自从一夫一妻制确立以后，夫妻之间就开始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但在中国这种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妻子而言的一夫一妻制，丈夫可以纳妾，甚至妻妾成群；妻子只能从一而终。”在传统文化中，婚姻的天平从来没有平衡过。

　　彭家煌的《节妇》中阿银被比自己大五十多岁的候补道大人收了房，后又做了寡妇。阿银本想就这样守节下去，谁想到候补道大人的儿子和孙子相继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给了她希望，却又是昙花一现。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形式是否可以看做转房婚，而先看看它是否有成功的可能。理学家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寡妇改嫁就是失节。相比之下那些和她相好的人又怎么会放弃她守节给自己带来的荣耀，而选择和她一起承担失节的“罪名”呢?因此阿银必定要继续她先君寡妇的命运。

　　台静农的《烛焰》则表现了当时婚俗的另一种形式——“冲喜”。“冲喜”取“喜神临门，诸邪回避”之意，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以一个女人一生的幸福来求得一份心里的安慰，这代价未免太大了。这里所娶进门的是一个希望中的“喜”，一个想象中的“医”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妻。正是这样的一场婚姻给少女翠儿带来了她一生的不幸，独守空房的精神痛苦和恐惧。善意的民俗表面蒙上的温情脉脉的“人情礼仪”的面纱，被乡土作家锐利的解剖刀划开，露出了中国国民性狰狞、丑陋的一面。

　　二、从婚俗中看传统文化

　　一位思想家说：“在任何社会中，女人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在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社会里，女人受礼教的束缚，她们的存在从来只是一种男性角色的附庸。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明清之际才子佳人小说，女人们似乎从没有以人的形象走进男权文化为中心的文学中，以往被写进文学的只是一种身份的符号，是为了迎合陪衬男性的身份而设置的符号。在男性的事业中她们可能被作为成就其政治目的的工具，在生活中被作为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性工具；“坏女人”可能是男人受挫受难的诱因，是祸水；而那些沉鱼落雁、倾国倾城，集美貌才情于一身的女人也不过是落拓文人对自己不得志的一种自我慰藉。

　　从卖妻、典妻、冲喜、冥婚等一系列野蛮而又残酷的婚俗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个个被挤得变形的花轿，而没有一个鲜活的女性从中走下来。她们是困难救济的物品，是维系家族延续的工具，总之不是以女性人的形象出现。而更可悲的是压迫女性的不仅是男性，而是整个男权文化下男女所结成的联盟。从《祝福》中的祥林嫂——一个寡妇的被卖的悲惨中，我们看到对女人的压迫不仅来自男人而是来自整个被男权文化同化的社会，《祝福》的悲剧是祥林嫂的婆婆、卫老婆子等不自知的，是面临同样身份缺失的女人协同整个男权文化共同造成的。而更可怕的是这种压迫不单是外在的，来自他人，也来自受害者自身。祥林嫂的门槛是捐给自己的，可却唯独卡住了自己。宗法制对人的灵魂的侵蚀和愚弄刺进了中国女儿心灵的最深处。

　　从穷乡僻壤中走出来的“五四”乡土作家在都市社会中接受现代文明后，必然会回眸作为自己生命之根的乡村，窥视民族文化的身影。他们透过古老的乡村婚俗惊奇地发现，在数千年社会历史中，原来主宰婚姻的不是爱，不是男女双方，而是家族，是宗法，而且在整个的历史过程中女性始终是缺席的。变形的花轿走出来的不是娇艳的新娘，而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含着泪滴着血，哀悼自己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