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晓霞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部作家，冯玉雷的作品一直关注着西部深邃厚重的民间文化，他试图以小说的方式抵达这一文化的腹地。从他早期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本土观念和家乡意识。多年来，他从理论上关注着西部的本土文化，也在实践上做了比较多的田野调查。而敦煌这块热土上的丰富文化是他储备资料时的一个焦点，也应该是他构建小说世界时的一个重镇。正是这种文化情怀培植出了他的新作《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在这部作品中，敦煌大地上的文化成为一种象征的符号，作者用自己细腻的文笔和绵密的情感构筑了属于西部文化的一座心灵之塔，精神的追求使其灵光四射，而扎实的民间文化资料积累又使其骨架刚健。在作品中我们读到了大量的原生态的民间文化现象，正是因为有这些千载而下仍令人感喟不已的生活细节，才撑起了作者的心灵之塔。纵观全书，作者非常重视民间文化细节的讲述和展演，同时又特别注重意象的提炼。于是，在实录民间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组有特点的意象群，在这种虚实结合的叙述方式中，体现出了作者深层的文化寄托。

　　一、“天马”意象——基于文化崇拜的英雄情结

　　关于天马的叙述出现在作品的开篇部分，作者心仪于这种高贵而矫健的动物，带着欣赏的口吻做了这样的描述：“这种马的祖先结合绿革柔水的内秀与瀚海荒原的剽悍，完全在野生状态下成就，气质超逸，非同寻常。当年，汉武帝从敦煌渥洼池获得，喜之若狂，认为是传说中的天界神驹下凡，当即赐名天马，并赋诗一首赞颂。时间过去两千多年，天马依然保持祖先高贵勇猛的魂魄，在蓝天白云与广袤草原之间纵横驰骋，穿透漫漫历史长空，划出一道道惊心动魄的绚丽彩虹。”这种对于天马的痴迷感情，在作品中屡屡出现并得到一次次的强化。而每次伴随着天马矫健身影同时出现的，是那些作者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所以，天马的想象，实际是作者在文化崇拜基础上的一种英雄情结的体现。但是，笔者认为，作品中真正能够体现这种英雄观念的人物不是普尔热和斯坦因这两个带有侵略色彩的外国人，而是重情重义的作家梵歌。在追寻财富的过程中，梵歌被厚道善良的敦煌人所感动，爱上了生长在六千大地上的莲花一般的美丽姑娘，为了她放弃了邪恶的欲望和人性的贪婪，最后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人物是全书中最有光彩的男性形象，是作者意欲张扬的英雄精神的集中体现。正是因为他身上具备的高洁的人性，所以使得六千大地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种精神是生命得以继续的乳汁。正如作品中反反复复出现的那首带有神喻性质的诗歌：“我是那洁白的莲花，在光辉中诞生／被神的呼吸所饲养／升起／进入了光辉，从污秽与黑暗中／我在六千世界开放……”为了强化梵歌身上的人性的光辉，作者为作品涂上了野性思维基础上的神秘主义色彩：“雇工抡起刀，正要砍，忽然，洞窟充满亮光，中央端坐一位胖大和尚，鼻大如斗，两耳垂肩，无声地微笑……和尚又变成一个夜叉，夜叉又生出千眼，每个眼睛都发出威严的光芒。接着，又生出千只手，手里拿着宝物、兵器、经卷、佛像、狮子、老虎、蟒蛇……”受到神佑的英雄最终却死在了情敌的手中。英雄逝去，令人扼腕，但是，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真、善、美，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在这里，生命即将逝去的梵歌渐渐化身为那美妙绝伦但决意为了自由而冲入深渊的神性天马。

　　很显然，作者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英雄情结，而这种情感状态来自于对一种文化精神的崇尚和膜拜，因为他心目中的英雄身上负载着这种文化精神。在作者的潜意识中，天马就象征着一种战无不胜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凭借自身的博大和宽厚足以浸透和感化无数异域的探险者。在格威和马继业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这一点：“有时候，我真不敢面对这种伟大胸怀。在沙漠边缘一些村子里，我们刚到达，村里人全都出来欢迎，并且已经做好饭等着。……后来才知道，他们看见沙漠里出现一个黑点，判断出有客人要来，就互相告知，并准备招待客人……”从这个意义上去说，作者更希望用这一文化的精髓来拯救整个现代人类日益萎靡的精神。所以，作品中的辜鸿铭有这样一段话：“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特别是1899、1900两年，中国确实不平凡，发现鲍尔文书、楼兰古城、殷墟甲骨、敦煌藏经洞，可以说，1900年是清朝政府最黑暗的时候，而在文化上却爆发出奇异的光彩。古代文明给衰落的中国打了一支强心针，使这个民族重新获得生机。……现代西方世界已经变成一架巨大机器，人性被完全异化，所以，我宁可沉醉在古典文化里。”这段文字可谓道出了作者的心声，他渴望着一种人文精神的重建，将希望寄托在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身上。作品中与梵歌形象相类似的文化英雄，还有那些生活在六千大地上的吃苦耐劳、重义轻利的骆驼客，本土骆驼客的形象同异域作家梵歌的形象一起构成了六千大地上的“英雄谱系”，他们身上都有着战胜苦难的勃勃生机与承担责任的阳刚魅力。这种顶天立地的形象，成为刚性十足的西部文化精神的化身。

　　二、“地乳”意象——基于土地观念的祖先崇拜

　　“地乳”的意象出现在烟波浩渺的古代。作者讲述了流传在六千大地上的一个久远故事：“当时，大英雄缺奶吃，汉人和月氏夜里向神灵祈祷，第二天早晨，土地耸起一个硕大乳房，大英雄爬上吮吸。大英雄后来成为巨人，力大无比，智慧超群。”这仍是一个英雄的故事，但因为与母亲的乳汁有了亲密无间的联系，所以，笔者认为，这个故事的底蕴是阴柔的，带有生命的气息和母亲的体温。这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土地观念的表现。西部的大地广袤无垠。但生存的环境相对恶劣，于是，“靠天吃饭”成为实实在在的生存状况。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对大地的感恩意识便成为历代西部人的一种精神信仰。在作为现代人的作者的笔下，它实际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寻根意识，追问着自己的历史根脉，想象着祖先的音容笑貌，试图得到一种具有现代气质的关于生存的密码和关于发展的天机。西部的自然条件可谓艰苦，但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西部人顽韧的品格。“地乳”意象表征着西部人征服环境的苦难过程，更阐释了西部人征服环境之后的温暖结局。它用十分生动的方式展演了大地和人类的关系，祖先和后人的关系。母亲和子女的关系。这关系是任何力量所不可分割的，充满着固执的、灿烂的来自于生命的气息。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从这种土地观念出发，最终上升为一种对汉族祖先的崇拜。这样的写作意念，在作者塑造的那个创建沙州驼队的部族英雄“正统十一”身上体现得非常清晰：“敦煌有个叫正统十一的汉人，他出生时间不长就亲眼目睹瓦刺人把沙州变成牧区。……虽然吃瓦剌女人的乳汁长大，虽然使用瓦刺语言，虽然穿瓦剌衣服，但他知道自己是汉人。”成年后的正统十一对三个儿子进行的教育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希望他们做“地道的汉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熟知河西历史的作者尽管非常清楚这片土地上多民族交融生存

　　的事实，但身为汉族的他在有意无意地淡化这一事实，而强化着自己同汉族祖先的血水联系，正统十一的遗言是作者民族意识的鲜明书写：“糜种象征血统，别看土地现在长满牧草，最终要还原成糜子的家园。目前状况下，糜种必须藏在陶器里，如同汉人藏在驼队里……希望你们一如既往地珍惜它，呵护它，这样，驼队才不会分裂，糜田终会再生。记住，以后，陶器就是我，就是大一统!”这番直白的关于“大一统”思想的表达，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作者强烈的汉民族中心意识。与此相类似的情感表达出现在斯坦因站在六千大地上的一番感受：“长城与疏勒河相辅相依，一直向西延伸，直到罗布泊。疏勒河早已干涸，而汉长城还静卧在斜阳中喘息。斯坦因脑海里忽然跳出中国龙的图腾。汉长城就是一条巨龙，蜿蜒成中国民族的脊梁。这也是一条文化的分界线，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目光在这条分界线上凝望了几千年，最终，将所有恩怨情仇都交付给历史星空。只有强劲阳光翻阅逝去的故事。”这段颇为抒情的文字，强烈而清晰地体现出了作者的一种族别身份认同意识。

　　三、“糜子”意象——基于女性崇拜的生命意识

　　“糜子”是作品中另外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统观全篇，作者对这种谷物的感情，正是一个农人对庄稼的深厚感情，那是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更是一种血乳交融的感觉。在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感投入中，我们看到了“糜子”的象征意义。事实上，如果说，“地乳”意象是在笼统地缅怀祖先，那么，“糜子”意象则是作者对祖先强悍的生命意识的细致描摹。作品记述了这样一首关于糜子的歌谣：“糜子在羊皮胎声中成熟／先人吃糜面，还酿造酒／在敦煌流传血统与古经／古经生成六千世界的莲花／盛开所有沉甸甸的日子／逝去、现在、还有未来”。之后他这样满怀深情地写道：“女人在劳动中歌唱，祭祀中也这样唱，女人对糜子倾注远远多于麦子、胡麻的激情与精力，使糜子成为土地贵族，并且让名位世袭。”在这里，糜子其实象征着祖先的生命活力和生存能力，正是因为对这些能力的敬重与缅怀，使得作者为出土的糜子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超强生命力：“古代糜子叶宽且长，颜色深绿，枝杆细矮，糜穗奇大，颗粒饱满，现代糜子叶窄且短，颜色浅绿，枝杆细矮，糜穗瘦小，颗粒萎缩。”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张扬生命力的初衷，使得作者记录了人类在庄稼生长的季节，在田间地头用自身的性行为去“感生”庄稼的民俗行为：“歌唱和呻吟伴随着糜子完成生命内容，也催熟人的肉体和思想……”这种带有明显“模拟巫术”色彩的活动在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中存在过。在这一活动中，五谷与人丁合而为一，体现的是原始人“万物有灵”的观念。而在文本中，作者对这类活动做了非常诗性的记述，他笔下的糜子似乎是流浪的行吟诗人，温情、浪漫却又生机勃勃，在茫茫六千大地上撒下了生命的种子，有着永远不会消退的顽强意志。在这里，作者表达的是对生活在西部大地上的先民与祖先的敬仰，表达的是他对祖先生命活力的追慕，他渴望着这种强有力的文化生命能量的重现。所以，在小说的结尾，激情澎湃的作者忍不住借人物之口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不，我感兴趣的是糜子那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事实上，作者的这种庄稼情结同女性崇拜有着非常深厚的联系，于是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健康的、有生命活力的西部女性的形象，她们大多朴实而灵动，有着热情的生活态度和旺盛的生活欲望，能够顽强的适应并战胜恶劣的生存环境，具有无与伦比的生育能力。这样的女性在作品中是比较多的，香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这个野性、善良、聪慧的西部女子成为一个生命的符号，她坎坷的生活道路和顽强的生活态度，使得她在文本中成为昂扬的生命能量的化身：“西部人像古书上的文字一样拥有自己的内涵，并不是简单的草原、沙漠、古经、骆驼、羊群和糜子地。其实，他们的文字就是糜子和麦子：年年生长，周而复始，延续的还有禁忌、崇拜、传说。它们是文字的注释。香音和西部人一起阅读这种文字长大，当然不会是单纯朴素的村姑或牧女，她有她根深蒂固的精神仙人掌，她是傩戏中一个约定俗成、自然发展、剧情变化的环节，就象脚下的戈壁滩，从丰美草原历史、农耕历史变成目前的荒滩现实。”另外还有痴情的女子憨奴和勒伊，这些美丽善良的女子，都在面对着投身事业的情人。她们在无望的爱情中苦苦地守候着，在平淡的生活中真实地努力着，把自己的全部热情献给了大地和生活在大地上的生灵，爱得无怨无悔，苦得心甘情愿。这种精神品格，正如作品中勒伊对郭元亨的一番痴情的表白：“你守象牙佛，我守你。我知道，大象除了意志坚决，对爱情、亲情也非常忠诚。听说伊塞克河畔有一位叫憨奴的美丽女人发誓不嫁，只为她心上人守墓。我比她幸福，因为以生命的鲜活状态存在着，让我们与理想永远在一起，永远相伴!”这些女性构成了作品中颇具特色的人物形象系列，她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流溢着生命的气息，表述着生命的热望，演绎着六千大地上西部女人的宽容和坚韧。显而易见，在这几个女性的身上，负载着作者对女性顽强的生命意识的崇拜和讴歌。作者的庄稼情结也表现在对长满籽瓜的瓜田所做的拟人化的描写：“籽瓜田里，碧绿瓜叶在风中欢快地舞蹈，嫩黄色小瓜花像闪亮的宝石梦一般地缀饰其中，丰硕籽瓜如同神女乳房，静卧在大地胸部上。籽瓜田恍如壁画中的情景，籽瓜田变成波斯舞毯，载着欣欣向荣的绿梦飞上天空，天地间弥漫沁人心脾的鲜香，鲜香在强大阳光里发育成浓烈醇香，醇香形成绿的波浪汹涌澎湃地扑向他，如万马奔腾，惊天动地，与羊皮鼓声交融。”这里的籽瓜田恰如一个健康宽容的丰产女神，散发着生命的气息，用自己的血乳养育着西部的子民。而她博大的胸襟也反衬出了如王圆这样的不肖子孙的卑微和贪欲。

　　对生命能量的膜拜也许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作家的一种略带感伤的精神之旅，更可能体现出的是面对现代文明时的无奈与消极。但无论如何，这种追怀根脉、渴望永恒的生命意识形成了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情感场域。可以说，“糜子”意象为黄沙漫漫的六千大地带来了春绿，期盼着夏红，写尽了作家内心的渴望。

　　四、小结

　　以上分析了作品中出现的几个颇具文化内涵的意象。从作者的写作思路来看，正如文艺民俗学家陈勤建所说：“艺术思维的活动脉搏和思维导向，有意无意地受囿于自身深处民俗心理结构的控制。套用川端康成的名言，文艺创作中艺术思维虽然如潮水般流动，但思维的民俗心理结构，却是潜藏着的看不见的河床，规范着它的流向。”应该说，这部作品是暗合了这一艺术规律的。对作者而言，少年时的农村生活积累是其先天的基础，而成人后的田野作业及其研究是其自觉的文化选择。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知性和感性相交融的文化状态，使得作家的笔力出现了一种倾向：既追求着故事神奇的表面，又试图表现深远的历史感受，所以，文化意味深远的六千大地在其笔下慢慢升起，但这不是他写作的终极目的，因为，他把所有的心血用来构建自己的心灵之塔，于是，在民间文化的支撑之下，我们的精神之眼目睹了这座灵光塔的光焰。而这座塔的基石，正是作者自始至终在追寻着的一种属于西部的文化精神，在作者的心目中，这是一种集自由、野性和知性、神性于一体的神奇文化，“天马、地乳、糜子”是其内涵的象征。在作者的意念中，这种文化会带给人以天马般地来自生命深处的激情的鼓荡，又会带给人以“地乳”般地流向未来时空的丰厚的精神哺育。在作者的预设中，这种文化气象时而嫩绿油亮，如拔节的糜子；时而清澈灵动，如绿洲的清泉。总而言之，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书写了属于他自己的意念西部。对作者而言，这种意念是清晰可感的，正如作品中的昆其康伯克向普尔热讲述的“灵光塔”的传说：“另一块玉被乐找到，凿成一个玲珑剔透、四面通风的灵光塔，不但能汲取日月精华，而且还能蕴藏世间一切善良、智慧、美丽，所以，灵光塔就成了稀世珍宝，它的光芒照到病人身上，病就好了；照到瞎子身上，瞎子就能看到路了；照到干旱的戈壁上，戈壁立刻就成了水草丰美的绿洲。”这段文字应该是作者文化理想的写照，也可以是解读作品的一把钥匙。也许这种图画是曾经的西部写照，但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希望它也是未来西部的蓝图。诚然，敦煌文化曾经有过辉煌和灿烂，在今天，她丰富的内涵也应该对民族文化的未来有所启示，这是作者的心愿，而这一问题也应该引起更多的甘肃本土作家的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