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洁

　　“塞万提斯认为世界是暧昧的，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这些真理体现在被小说人物的想象的自我身上)，所以人所拥有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的智慧，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极大的力量。”

　　作家徐贵祥的作品《历史的天空》凭借着特殊的诗性力量获得了第三届人民文学奖，第十届全军文艺奖，第八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而这种诗性力量就是体现在作家所描绘的一片历史的天空，他记录了一个特殊的年代，书写了一段奇特的人生——主人公梁必达(梁大牙)因逃避日军迫杀到凹凸山投奔国民党军，阴差阳错闯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从此走向了战争和政治，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激烈的战争中，逐步显示了优秀的品质和卓越的智慧，由一个不自觉的乡村好汉成长为一名足智多谋的指挥员，最终修炼成为一名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的高级将领。小说在战争虚实和营造战争氛围上采取了虚实隐约的写法，因为“实”而具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实意义，因为“虚”而顿生空灵洒脱。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整个作品在“不确定”中体现出作家的写作智慧。作家所展示的是“暧昧”世界中的历史与民族战争，一切显得复杂而迷雾重重。当农民和军人双重身份集中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当国军、共军双重的政治立场面对同一场民族战争时，作家的书写方式仿佛“不确定”起来——他想通过这种模糊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同时，带着对战争的冷静思考和悲悯的情怀，作家想书写一种真实的人生。“战争作为人类生活的非常态，它最会暴露人性中最原始、最深层、最复杂的种种欲望和要求，每一个人的灵魂在战争面前呈现出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作家在创作中便体现出一种非确定性的智慧——凭借这种智慧，作品《历史的天空》打动了很多人，它把读者带回了那段硝烟四起，金戈铁马的历史天空之下，同时引发人们去观照战争，观照自己，观照人生。

　　一、文本中的形象塑造

　　徐贵祥在《历史的天空》中将章节段落的衔接基本处理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格式，交替地写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两组人物的各自的事件场景。两位主人公梁必达、陈默涵各牵一线，各想其主，谁知阴差阳错，想投国军的梁必达迈进了八路军阵营，几番思考便抱着“咱还是先当着试试，合适了咱就当到底，不合适了再说”的态度成了八路；而陈默涵也歪打误撞，抱着先保住性命他日再投共军的念头迈进了国军阵营。作家在两位主人公的道路选择上便赋予其一种难以确定的色彩，面对未来将如何作出自己的选择?将自己有限的生命置于怎样的政治立场之中?在文本中，我们没有看到人物一开始就抱着如何如何圣洁的政治信念，也没有看到人物的思想觉悟处于一个怎样高的层次，他们似乎并没有成为所谓的命运主宰者，反而有一种造化弄人的无可奈何，这种偶然使他们的命运显得游移不定，无可奈何，这种偶然使他们的命运显得游移不定，让无数人平添种种设想。

　　两条线索互相交替，以梁必达、陈默涵为中心衍射出一群活灵活现的人物——知人善用的梁庭辉、坚持原则的张普景、温柔可人的东方闻音、英勇善战的石云彪、军事素养深厚的莫干山、素有巾帼之气的高秋江……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将“国”“共”两党的政治标签分门别类地贴到各属其主的人物上去，没有让国民党军显得十恶不赦，丑态百出，相反，描写了一群真正为民族大义献身的铮铮铁骨。作家没有吝惜地将崇高之感置于他们身上，让所有的人看到了首先作为人，然后是国民党军人的一群“中国式的脊梁”——高秋江对莫干山的一往情深让我们理解了一个女军官的侠骨柔情；莫干山、石云彪战死沙场同样具有勾魂摄魄的动人力量。作家从对人的终极关怀出发，注意表现军人的人情味。他没有拘泥于国共这一政治界限，使人格成为衡量人一生最可靠的标杆。人格在这种不确定中成为一种信仰，超越了集团、政治，使得历史可以理解，使得权力得以制约。同样，作家也没有极力去塑造所谓的“高大全”形象的共产党人的代表。他没有勾勒出理想的完美英雄，也没有描绘一个“神性大于人性”的传奇英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梁大牙是一个英雄，但这个人物所打动人的不是他的杀敌无数，也不是他过人的战略战术，而是他身上的那种平民化、人情化、人性化的味道。作家已经打破了以往军旅题材写作的固定英雄模式，而是通过一种“消解”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用“不确定”的英雄模式去勾勒一个另类的英雄，这个人物突破了我们以往对待英雄的固定认识——似远似近，若有若无，亦正亦邪，集人性、神性于一身。梁必达时而是一个农民，时而又是一个军人，时而显得无赖，时而又刚正不阿，他的出现，让历史的天空深不可测，使那些探究历史根由，寻找历史真实的人们陷入黑暗与光明永恒的交战之中。他的性格显得复杂而又神秘：“在他的灵魂世界里，深不可测，波谲云诡……他的智慧和他的神秘同样是除他本人以外的任何人也休想探究的。”作家将这种不确定感置于梁大牙本身，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具光彩和魅力。

　　作品本身就像一个波涛起伏的大海，而人物便被作家抛向了起起伏伏的浪潮之中，人物命运没有被规定最后的方向——由他们本人开始了优胜劣汰的角逐，因此人物的命运发展就显得迷雾重重——开始分道扬镳的梁必达、陈默涵几经辗转最后殊途同归；开始与梁必达在同一阵营中的江古碑，李文彬却在权术、阴谋的较量中被扔进了历史深处；眼看与梁必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东方闻音却在残酷的斗争中过早的香消玉殒。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先前主张秘密枪决粱必达的张普景成为了他一生都无法缺少的“诤友”；被梁必达时时称作“白匪”的陈默涵却在“文化大革命”中与他相互扶持，走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与梁必达出生入死，经历枪林弹雨的朱预道却在“关键时刻”把梁推到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看似革命立场坚定的江古碑也仅仅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小人。作家让人物变得不可捉摸，他们的性格一直在发展，徐贵祥在面对历史时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但他始终不想给人们一个确定的答案——历史是确定的，但人性是复杂的；理想与价值是确定的，但人的行动却难以捉摸。在确定与模糊的矛盾之中作者使所有的读者领略到历史的本质，使我们看到了那个特殊年代中国人真实的存在。

　　二、文本中的价值判断

　　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家徐贵祥将对战争、成败，历史，英雄的全部思考贯穿于《历史的天空》之中。在这个漫长的思考过程之中，作家尽力避免主流军旅文学从主观意念出发，把人物变成阶级群体的符号，而是尽量还原历史，淡化以传奇为主的英雄模写范式。开始对早已形成具有普适性的问题进行重新的价值判断，而判断结果所呈现出的不确定形态引发了人们更多的思考。

　　什么是英雄?建国以来，军旅文学创作中涌现了无数个英雄形象——智勇双全的少剑波，孤胆英雄

　　杨子荣、宁死不屈的江姐、许云峰、齐晓轩、华子良。作家们为了突出的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隐退他们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其在作品中成为群众向往的理想人物，“高大全”成为英雄人物身上确定的品质，这些原则也成为了衡量许多作品人物塑造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但这已确定的审美范式却日益引起读者们的审美疲劳。当《历史的天空》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塑造了一群另类的英雄，作家把所有的人都放置在战争这一非常规的状态之中，无论是谁，梁大牙、张普景、莫干山、江古碑、李文彬等都会暴露人性中最原始、最深层、最复杂的种种欲望和要求，每个人的灵魂在战争面前都会呈现出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英雄”首先是一个人，他无法摆脱生存、情欲的干扰，作家淡化了“神性”，甚至消解了长久以来附在英雄身上的崇高色彩。梁必达最初看来是一个贪财、好色、匪气十足的无赖，谁都无法将他与日后的英雄联系起来，但伴随着他的精神成长，这样的英雄却让所有的人信服，他是可触、可知、可感的；陈默涵饱腹诗书，虽然“误入”国军，但他就是中华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代表之一；东方闻音娇小可人，看似手无缚鸡之力，但她用生命谱写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赞歌。还有莫干山、石云彪、张普景、高秋江，他们早已颠覆了以往英雄的形象，但作家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他们一点一滴的精神成长过程，用一种不确定的命运偶然成就了他们成为英雄的必然——他们是人，同时他们的人格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这种人格成为一种终极审判，基本价值与永恒正义。作家没有给予英雄一个确定的定义，却使“人格”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成为一种确定的信仰，超越了集团，政治。在作品中也有过这样的表述，“文革”中梁必达在劳动农场与陈默涵倾心交谈，曾如此言道：“现在我有个重要的体会，好人就是好人，放到哪里他都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放到哪里他都是坏人。江古碑参加八路，有很大的偶然性，他就是参加了国民党，他还是个坏人。参加什么组织可以选择，选择的过程也有偶然性，但是要当好人和坏人就不是偶然的了。”

　　什么是成败?作品并没有“以成败论英雄”，但徐贵祥描写战争年代，必然会思考成败。在文本叙述中，作家缩小了“战场”的叙事份额，淡化了民族战争必然会最终取得胜利的乐观情绪，而聚焦于战争中本民族内部的权力斗争。梁必达亲历的这段革命历史不仅被党派之争搞得扑朔迷离，还笼罩着纷繁复杂的党内派系争端。作家已经无法用成功与失败去定性政治事业的运作中都无法规避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疑、算计和争斗的内耗。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伴随着人的阴谋、权欲、死亡、流血、牺牲、痛苦，但正是这些无法避开的斑驳杂色呈现出人的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梁必达该任县大队长还是该枪毙?县大队长(梁必达)同县委书记(李文彬)的文武斗法；极“左”当道的“纯洁运动”；运动之后的“李文彬事件”；“文革”中江古碑兴风作浪；“文革”后梁必达与窦玉泉最后的竞争，这一系列的政治倾轧带来了很多的苦难和死亡。成功、失败，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一种不人道——战争是不人道的。政治斗争是残酷的，但这一切都是历史向前发展必然经历的过程，作者在一种不确定中得出的独特的价值判断，才使人们对战争的反思更加深刻，才使历史本身显得真实，也使文本《历史的天空》更加具有当下性。

　　三、作家的审美范式

　　军旅评论家朱向前的《在“两个参照”中阅读王伏焱》一文中：“毕竟时代变了，90年代不同于80年代——这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暂时的价值失范和消解英雄，导致了军人地位的边缘化和神圣光环的淡化。”其实，朱向前所描述的就是90年代以后很多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家所面临的文学生态环境。

　　伴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商品经济的冲击，文化大众化和大众文化日益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电子技术的发展，媒体宣传的泛滥，使作为主流文化的“传声筒”之一的军旅文学的神圣光辉一度暗淡下来。新时期文学的生态环境悄然嬗变，政治语境迅速嬗递为商业语境，使军旅文学的创作者们无法像五六十年代的红色小说家那样一览无余地倾泻“被规训的激情”。作家们试图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尝试——崇高的消解，反精英的英雄叙述模式。作家徐贵祥在《历史的天空》中同样努力做着这方面的尝试。

　　固定的审美范式被打破而又未及时建立新的审美普适价值时，势必会使许多创作者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作出种种不同的尝试，而本身的这种尝试就带有不确定性。

　　小说《历史的天空》的结尾看似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梁必达转移战争目光，开启现代化军队建设。但整个小说仍然笼罩着神秘感——李文彬被俘和死亡成为一个被多种不同观点言说的历史，其间纠缠着高秋江在解放前后的神秘失踪。此外，还有梁必达的“深不可测，波谲云诡”的灵魂世界的探究，张普景戏剧性的疯狂以及疯狂的界限的质疑。层层迷雾笼罩的历史使读者有着种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迷惑，而这种种迷惑又更进一步加深了关于历史的思考。

　　作家始终没有给予“英雄”一个明确的定义。在颠覆了英雄神话与庄重风格之后作家揭示了一群人的精神成长历程，他似乎已经以一种并不确定的方式确定地回答了历史所提出的问题——人本身生存状态的真实性。一位平面化的“高大全”仅仅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构建的神，而绝非人；历史因为神秘无法言说才是真实。面对历史长河中的人与事我们可以给予一个公允的评价，但无法提出完全确定的标准。文本记录一种人生，人生的反复无常注定了文本情节的悲喜交加，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天空》能够走得这么远，同时获得如此多的殊荣的真正原因。

　　通过《历史的天空》，我们看到了以徐贵祥为代表的一批军旅文学创作者坚定地守住这块阵地，在放弃曾经的审美范式的同时，他们努力寻求将军旅文学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文学优势的可能。没有亲历过战争的他们思考着怎样还原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岁月，他们没有放弃英雄，因为这个时代仍然需要英雄，希望英雄之路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