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蕾

　　人格化，即拟物为人，将无生命的物体或有生命的物体（动、植物）人格化，赋予其外貌、性格、情感等人的特征。也可以叫做拟人化。[1]在西方，人格化（anthropomorphism）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Anthropos”（人类）和“morphe”（形状或形式）的组合，最早由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提出，用以描述宗教信徒与其信奉的神灵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如希腊的神总是如希腊人一般金发碧眼，亚洲的神灵则具备亚洲人的外貌特征。宗教信徒和他们所信奉的神之间的关系是最早的人格化表现。[2]

　　在色诺芬尼首次提出人格化的概念之后，许多哲学家注意到了这一独特现象。随着对人格化的研究，根据美国认知心理学教授尼古拉斯·艾普利（Nicholas Epley）的理论表明，对于人格化理论来说，重点是这个行为的过程，并且这往往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人格化不只是赋予对象一个表象，而是赋予了某种行为或个性的表达，是赋予对象独特的人类特质的过程。因此，在绘画领域中，存在许多人格化的表现形式，在不改变对象形态的情况下，通过艺术家的个人化的表现手法，植物也可以具备人的精神。例如，约翰·康斯特勃尔（John Constable）描绘的一棵榆树看起来仿佛就是站在观者面前的一个人。

　　19世纪的英国画家查尔斯·罗伯特·莱斯利（Charles Robert Leslie）写下了对于约翰·康斯特勃尔的作品《榆树》（The Tree of Yunuki）的感受： “艺术家对一棵孤独的树所怀有的同情，那种同情如此深切，这个看似了无生气的树干部分会突然成为一个有感受力的存在物，几乎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康斯特勃尔这样一个如果不说是冷漠，至少一般说来也是客观的艺术家，照样会把树作为独特的，类人的造物予以感受，并像他对一棵英国榆树所做的记录这样，似乎在完成一幅肖像。”[3]

　　“向上的”人格化与“向下的”人格化

　　在尼古拉斯·艾普利教授的人格化动机理论中，从人格化的对象来说，通常有两种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加强对人格化神圣主体（如上帝）的信仰” （increasing belief in

　　anthropomorphized religious agents），一种是

　　“将自己周围客观存在的非人动物（植物）

　　人格化” （perceiving nonhumans to be more humanlike）[4]。我把前者称为“向上的”，后者称为“向下的”。

　　向上的人格化是指主体增强了对非人主体赋予神圣化的精神信仰；向下的人格化是指赋予我们周围的动物、植物和物质以人的个性。赋予对象以向上的人格化，不仅是使对象具有神的外表，同时也赋予了向上升华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仅可以得到心灵的抚慰，也能够获得对追求神圣信仰的精神回馈。向下的人格化表达指赋予物体以人类的特质，主体对周围环境产生某些幻觉，将非人对象赋予其人类的思想、感觉和行为。

　　使用向上的人格化与向下的人格化概念来分析，梵高的作品《向日葵》具有神圣的属性和向上的人格化表达。另一方面，草间弥生的作品《残梦》，有趣的是她同样取材于向日葵，通过将自身的幻觉与周围环境融合，而产生了具有向下的人格化表达。

　　植物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常常并不仅仅是植物，它们或许与宗教和神性相关，并且可以呈现为一种更顽强的生命形式。例如，文森特·威廉·梵高，他出生于牧师家庭，也曾做过传道士的工作，他总是基于对太阳的信仰进行绘画。根据E. Laurier的《耶稣与自然同在》，梵高的作品诸如《播种者》《勤劳者》《麦田》《太阳与雨》《黑暗与光明》等，在自然的美中显现出上帝总是他创作最主要的主题。[5]梵高通过对向日葵的人格化表达，在描绘过程中，将向日葵作为他在宗教和太阳信仰中的化身。

　　对于梵高来说，向日葵就像是在自己体内发光的太阳一般的存在，是反射自己的镜子。梵高对向日葵，就像合而为一的结合，就像得到了照亮自己的希望之火。梵高被亲切地称为“向日葵画家”归根结底，可能是他对向日葵执着的梦想和希望。[6]

　　2018年，在损保日本兴亚东乡青儿美术馆我看到了日本收藏的梵高的作品《向日葵》 （1888年，100.5×76.5cm，油画，损保日本东乡青儿美术馆），炽热的向日葵像他内心的痛苦之火一样燃烧。梵高在1881年10月的信中写道： “当你把一棵柳树当成一个生物来描绘时，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生物，如果你全神贯注于这棵树上，并且直到生命被赋予之前不要放弃，周围的生命也会自然而然地出现。”[7]正如梵高的信所表明的那样，自然世界与人格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总是与自然保持着连接。[8]向日葵就像是他的精神家园，可以从中看到他的人格特征。毫无疑问，在梵高的《向日葵》中可以看到光、宗教以及神圣的信仰，这就是典型的“向上的”人格化表达。

　　草间弥生在二十岁时创作的《残梦》（1949年，136.5 x 151.7cm，日本画，纸上着色，草间弥生美术馆）的主题也是向日葵。在学习日本画以前，她已经画过了许多植物，这与她的童年经历有关。草间弥生出生于從事种苗业生意的家族，对于从小就被植物环绕着成长的她而言，植物一直是她作品中的重要主题。她学习了日本画技术，并开始将自己的内心托付于以植物为主题的作品里。《残梦》曾入选日本第二回创造美术展，在草间弥生的作品集《关于我的爱的全部》中，涉田见彰（松本市美术馆的策展人）对此作品进行了评论：“向日葵变成了枯萎的植物，似乎是折叠了起来，红色的血液散布到地平线之外。画面上漂浮着颓废的印象。在她二十岁以前的作品中，常出现根茎枯死的植物主题作品。植物一直是草间弥生非常亲近的存在，选择植物作为内心中隐藏的代言人也就非常自然。她的幻觉和创造性活动没有被家人和周围的环境所理解，作品也给人一种孤独的感觉。总有一天她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并且不得不更加深入地分析自己。”[9]

　　草间弥生从少女时期就有过幻觉和幻听的体验，她总认为周围的植物就像人类一样对她说话。在自传中她陈述道：“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经常带着写生簿去苗圃。有一次去了紫罗兰的田野，我坐在那里胡思乱想。突然，每株紫罗兰都像人一样看着我，对我说话。”[10]

　　根据尼古拉斯·艾普利教授的研究，长期孤独、社交不畅或依恋焦虑会造成人格化的倾向性增加。[11]草间弥生从小就患有精神分裂症，并且经常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来回往复。在《残梦》中所描绘的向日葵仿佛是她的化身，正在这个世界上痛苦不堪地活着，向日葵的一部分躺在画面中的地面上，叶子像鲜血一样飘落，就像一个女人在空中不安地摇晃。这幅作品是草间弥生有意识的植物的人格化表达，也是来自于周围环境的“向下的”人格化表达的作品。

　　当然，并不是所有以植物为主题的作品都可以如此区分，人格化的动机有多种原因也有多种呈现。

　　关于植物主题的创作来源

　　以植物为素材进行创作的起点，来自于我生活中的宝贵经验。我出生在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城市，小时候一直住在政府大院，后山有茂密的丛林，家里还有一个小院子，种满了花草树木。母亲喜欢种植各种各样的花，即使后来全家搬到城市的高层建筑后，阳台上也仍旧种了许多植物，有时候我甚至会感觉自己也像母亲培育的一株植物。2012年冬天的某一天——那天很平常——母亲照常给植物浇水也给我做饭，我突然意识到我也是母亲浇灌的盆栽中的一员，从那时起，我拿起了速写本开始描绘母亲种植在阳台上的植物。

　　人们总是可以在很多植物以及自然现象中感知到自己的特性与情感。在植物为主题的创作中，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画面以及如何把自己的内心人格化的图像呈现出来。对我来说，植物的人格化表达其实就是“寻找自己”的一种途径。当我凝视一株母亲悉心培养的植物时，我仿佛能看到它和我有共同的生命，这个生命并不是其从发芽至衰败的共同经历，而是拥有相似的灵魂，在世间循环往复地生长着。

　　“艺术并不是描绘可见的东西，而是把不可见的东西创造出来。”[12]这个不可见的部分，就像我将生活中常见的植物转化为作品时，赋予人格化的精神与心理的状态。我用自己的双眼与自身的情感进入植物，寻求某种内在的神秘。植物题材总是给我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的灵感，以植物为题材创作，去探寻“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将去向何方”的根源问题。寄托植物以自己的人格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而关于“我从哪儿来”，植物的人格化表达或许会给我一个重要的答案。

　　人格化表达的倾向

　　早期我画得最多的就是母亲最喜欢的植物“海棠”，因为它没有香味，母亲认为它非常朴素，花朵和叶子都呈圆形，有着非常可爱又温柔的性格。随着水彩的练习我也开始以海棠为素材创作了油画。刚开始我非常注重客观的观察，但通过反复的描绘，便开始思考画面的呈现不应该是海棠本来的样貌，而是在描绘海棠的同时又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最初描绘时也会附带上海棠背后的风景和城市，但后来渐渐地我认为背景完全不重要了，植物才是我真正想要表達的对象，于是用墨或者是丙烯将背景完全虚化，只表现植物存在的状态，它可以置身于任何的环境，因为那种感觉已经刻在了我的记忆中。这种海棠与自己所达成的共情感，或许就是我人格化表达的开始。

　　自2012年以来，我大多数作品都是以植物为中心，并将自己的情绪与感受在画面的细节中表现出来。在我的学生时代，我对社会并不是非常了解，对未来感到迷茫，我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是将自己周围存在的植物“向下的”人格化的产物。就其人格化的动机而言，“向上”和“向下”也许可以存在于一个人的表现手法中，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它有可能变换成其中的某一种。而早期的我的作品无论体现何种细腻的情感来源，都属于贴近日常生活的向下的人格化表达。

　　抵达日本后，慢慢地我开始产生了阿卡迪亚的乐园般的情感。实际上，对我而言，这个时期的植物主题作品，就像是从“向下”的人格化到“向上”的人格化的转折点。一直以来，我对巴洛克时代艺术家普桑的《阿卡迪亚的牧羊人》印象深刻，他描绘的阿卡迪亚里有着墓碑，墓碑上的字告诉世人即使是阿卡迪亚这样的完美世界也依然有着永恒的死亡。《神秘园》是我到日本后创作的第一幅作品，植物不再是画面的中心，而是围绕在整个画面周围，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虚无梦幻的空间。住在横滨的一年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海边散步，我感到日本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乌托邦一样的世界。在美丽的地方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和原来的世界切断联系，这个时期开始或许我才真的理解了什么是阿卡迪亚，虽然我知道痛苦都是存在的，但依然会产生这样的憧憬。我开始使用海边公园种植的鲜花表达对理想世界的渴望。植物素材不仅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人格化表达素材，也开始变成了一种我对不存在的世界的精神向往的表达。

　　几乎在同时期，我也创作了《生长》这幅作品。这幅作品取材于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灌木丛。不管被修建了多少遍，总有新的树枝和树叶在生长，肆意地飞向蓝色的空间。或许我曾经也是城市中这样整齐划一的部分，就像被社会修剪过的灌木丛一样，偶尔也希望我的生命能在蓝天下尽情发芽和自由成长。从那时起，赋予植物的人格化表达有了一种新的精神元素，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达转变为对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精神世界的渴望。素材仍来自于我的身边，但是看待它们的眼睛已经产生了变化。基于这个想法在植物主题的表达中或许我开始了向上的人格化表达，并开始试图慢慢接近那个属于我个人的理想世界。

　　梵高与草间弥生都有着孤独的经历，他们同样有着与社会脱节的时期，也同样有着精神上病痛的折磨，他们选择用绘画来宣泄情感，在植物的题材中寄托自身的人格来表达自己的灵魂。不同的是，梵高是向上的人格化，草间弥生是向下的人格化。向上与向下没有褒贬，只是一种心理与精神性的倾向。前者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描绘了具有神圣特征的植物，就像朝着阳光在讲述天堂的美好。后者在无宗教的基础上描绘了自己周遭非常亲密的植物，有着大地上无尽的生命力。

　　植物的人格化表达是作者自我的凝结和精神层次的追求的具象体现。通过分析梵高与草间弥生的人格化表达，回归到自身的创作中，让我明白了不论是向上抑或是向下，对自身内心挖掘的必要性。我没有梵高的宗教土壤，也没有草间弥生痛苦的童年经历；但通过人格化的研究我学习到如何将自己的情感聚集，归纳总结自己最重要的部分。在绘画过程中，不仅仅只是通过对一个对象的微观的描绘来表达，也需要精神的象征，在思考自己的同时也思考整个世界和宇宙，如同想象飞去天上俯视地上的自己。通过对植物主题的人格化表达绘画，继续去寻找最原初、最广袤与最深刻的真理，不仅是通过类似显微镜的绘画形式去微观植物，也可以通过类似宗教的心境以夸张的形式来观察植物，通过相互的交替，在人格化的表达中也许可以把双重本质都表现出来，就像结合了自然的生命与精神的生命，找到真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

　　注释：

　　[1]心理科学进展 2017， Vol. 25， No. 11， 1942–1954?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拟人化：从“它”到“他”* 许丽颖 1 喻 丰 1 邬家骅 2 韩婷婷 1 赵 靓 1

　　[2]Lesher，J.H. Xenophanes of colophonn ： Fragments. Toronto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2 p.457

　　[3]C.R.Leslie. Memoirs of the Life of John Constable（ed.Jonethan Mayne）， London，1951，p.201-20

　　[4]Epley， N. Waytz， A. & Akalis， S. and Cacioppo， J. T.? When we need a human： Motivational determinants of anthropomorphism， Social. Cognition， Vol. 26， No. 2， 2008，p146

　　[5]Eliza Laurillard， Met Jezus in de Natuur， Amsterdam，1881， pp. 62-67

　　[6]小林英樹.ゴッホの復活.情報センター出版局，2007年10月8日，p11

　　[7]梵高著 富田章 藤島美菜訳 . ゴッホの手紙 ： 絵と魂の日記.第152信，1881年10月.西村書店出版社，2012年7月版，p25

　　[8]ジュディス·バンプス著 島田紀夫 中村みどり訳 .ゴッホの花.西村書店出版社，1991年6月，p15

　　[9] 草間彌生.ALL ABOUT MY LOVE 私の愛のすべて， 株式會社美术出版社，2018年4月，p22

　　[10]草間彌生 .無限の網 草間彌生自伝.作品社，2002年4月10日，p55

　　[11]Epley，N.Waytz，A.Akalis，S.& Cacioppo，J.T. Creating social connection through inferential reproduction ：Loneliness and perceived agency in gadgets， gods，and greyhounds.Psycholohical Science， 2008， pp. 114-120

　　[12]カローラ·ギーディオンヴェルカー著『パウル·クレー』PARCO出版、 1994年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