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花》1999年第8期居然读到了陈超先生的《堆满废稿的房间》《1966年冬天纪事》《1975年冬：夜烤烟草》这三首诗。登时，课堂上的陈超和诗歌中的陈超在我心里深深扎下了根，我当时在笔记本上抄录了诗中的几句：“在她的书房，我踏实坐着 / 翻看新版的《汉语词典》 / 它与修辞无关，没有伤心的‘夜莺; / ‘火焰燃烧后产生一氧化碳 / 它是一个词，与‘捐躯无关 // 词典在一个外省教书匠手上 / 其意义在于控制‘能指无边的发展 / 三十八岁已不是涂鸦的年龄 / 只要准确，我不再担心意象的暗淡。 / 诗是准确的力学，无论拉近或推远”（《堆满废稿的房间》）。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我那时已经考取了陈超教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代诗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当我离开河北东部的那个小镇再次来到石家庄的时候，陈超先生在与我的第一次谈话中专门谈到了《山花》杂志。那是在他红军路住宅的书房里，我看到了书桌上的《山花》第6期，上面刚好有陈老师刚发表的组诗《诗艺与交谈》，包括《毕肖普》《秋日郊外散步》《词：水仙》《史蒂文斯》。自此这份远在贵阳但却一度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心的刊物在我心中也扎下了根。
如今，隔着二十年后的岁月的毛玻璃，一切模糊而又清晰……
在当代的诗人和诗评家当中，陈超和《山花》的渊源尤深，而《山花》的先锋性、包容性以及开放性所凝聚成的文学精神、视觉人文以及办刊立场一直是陈超最为认可的。这也深深影响到了我，在当时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眼中能够有朝一日在《山花》发表评论文章和诗歌已然是最大的梦想了。
陈超先生在1995年12月获得了《山花》优秀理论奖，而二十年之后（2015年）我也有幸获得了“山花年度评论奖”。我至今依然记得2016年4月12日到贵阳领奖的情形，当时获奖的评论家还有孟繁华、王干、贺仲明……非常值得强调的是陈超先生获得《山花》优秀理论奖之后，这个奖项就一直搁置，一搁置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之后重新启动的时候我获得了这一奖项，我为这一鼓励而荣幸之至。
应该再次感谢我的启蒙恩师陈超先生，他在2014年10月31日的凌晨飞升去了另一个世界，但是，是他最初为我打开了一道诗歌的新鲜的大门，最初从大门中与我碰面和相识的正是《山花》杂志。2014年5月13日，应贵州省诗歌学会邀请，陈超携栖栖和陈扬在贵阳东山阳明书院讲座。在贵阳，陈超开着朋友的私家车一家三口去了黄果树瀑布、天河潭、花溪公园和野生动物园，还见到了老友何锐（1943～2019，《山花》原主编）。
《山花》颁发给我的奖杯是水晶材质的，像一个梯形的高山，接近顶端是三个台阶。我必须承认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升阶书，而二十年来我的诗歌研究和诗歌写作从青涩到转型再到慢慢成熟，一步步走来，其中要感谢的自然包括《山花》。
陈超先生最早在《山花》发表诗论是在1987年6月，那篇文章是《第三代诗人的语言态度》，那时陈超二十九岁。我第一次在《山花》发表评论是在2004年1月，那时我也刚好是二十九岁，那篇文章是我对“九叶诗人”郑敏先生质疑新诗传统的回应，名为《诗学传统的转换：论汉语新诗的格律和音乐性问题》。
从1987年开始，《山花》先后二十余次发表了陈超的代表性诗论、诗学札记、对话、访谈以及诗歌、散文诗和散文。作为一个“诗人批评家”，陈超一直最为看重的是自己的诗人身份，但是生前他的诗歌发表数量并不多，而《山花》又是一个例外，发表了数量可观的陈超的长诗、组诗，比如《博物馆或火焰》《秋日郊外散步》《毕肖普》《正午：嗡嗡作响的光斑》《案头剧：室内荒原》《是熟稔带来伤感》（组诗）《暖冬》《怕卡车》《译诗逸事》《论战和解》《回击死亡的阅读》《堆满废稿的房间》《关于诗的两首诗》等等。这体现的正是《山花》这样一个重要刊物的编辑眼光和选稿标准。
二十年来，我陆陆续续在《山花》上发表了三十篇的文学评论、阅读札记、文化随笔和访谈，我也在《山花》发表了一些诗作，比如几个组诗《夜色没有以往那样黑》（《山花》2012年第10期）、《霍俊明诗歌》（《山花》2015年第10期B卷）、《乌蒙山的雪或一个友人的亡故》（《山花》2017年第10期）、《梦书》（《山花》2019年第3期）。感谢当初《山花》对我作为一个青年批评家的宽容，现在回头看看早期的批评文字，已经感觉非常不成熟了，而且里面还会有些缠绕不清的叙述方式，其中的一些诗歌观点也早是需要重新调校的。现在看来，那时的我更像是一个冲刺者，写作速度也快，但是毛病和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
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山花》用了整整十期的罕见篇幅发表了我的“回望先锋诗歌”系列论文。我当时正关注着中国先锋诗歌的空间和地方性知识这一深有意味的話题，这些文章涉及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之间以北京、四川、重庆、贵州、西昌、南京、上海和东北为考察重心的先锋诗歌发展和内在机制，而《山花》对我这一研究的空前支持对我的学术研究的勇气和信心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和帮助作用。
2017年年底，受中国作协创研部的委托，我负责给作协党组汇报2017年中国文学批评的状况和现象，我几乎是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夜以继日地阅读资料，最后完成了数万字的长文《批评矢量：众目所视或内在秘密——2017“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年度述评》。如此长的综述文章哪个刊物能发表呢？我反复掂量，觉得这么长的文章哪个刊物都不可能发表，我想如果有一个刊物发表的话也只能是《山花》。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发给了《山花》编辑部，最后得到回复，《山花》可以发表，而且是一次性全文发表，这篇综述于是就呈现在了《山花》2018年第5期。
面对《山花》，我有太多想说的话。尽管自媒体和新媒体使得人们的阅读方式甚至写作方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关于纸质刊物式微的论调也一直存在，但我相信真正的具有重要性的文学刊物是不能被取代的。在我看来《山花》一贯坚持着文学和艺术“双重文本”的立场，也就是刊物所强调的“文学精神和视觉人文”。同等重要的还在于《山花》上的文本具有审美的冲击性和精神的震撼力。一本优质的刊物取决于优质的文本资源。就我个人的阅读趣味，我更喜欢那些坚持个人立场、现实经验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寓言化文本，我也更喜欢那些具有生命力、文体创造力以及阅读愉悦感的“诗人批评家”的文字。尤其是对于诗歌界，我从来不认为存在着壁垒分明的圈子和写作类型，因为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而言，重要的不是诗人身份或对其简单地认同或反对，重要的是如何写出具有个人精神重力、当代活力以及历史效力的文本。无论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艺术家，如何有效处理当下和历史的关系，如何更为有效地呈现现实关怀、精神能力、思想载力以及文本经验的创造力才是最为重要的。这也是陈超先生带给我的最大的诗学启示。
我相信万事万物皆有因果，而二十年来我与《山花》杂志的互动和交往在我个人的批评史上是不可替代的。我必须一次次感谢这份刊物，它至今仍然保持着先锋、年轻、独立、开放的品质，它仍然充满了活力和效力。
《山花》已经七十岁了，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办刊传统。我确信，它已然是精神高地上的一面旗帜。
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喝粥的隐士》（韩语版）《诗人生活》等专著、诗集、散文集等十余部。曾获政府出版奖提名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五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十三届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2015年度《山花》评论奖等。曾参加剑桥大学徐志摩国际诗歌节、黑山共和国拉特科维奇国际诗歌之夜、第八届澳门文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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