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

　　

　　

　　庭燎之光

　　庭? 燎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鸾声哕哕。

　　夜如何其？夜乡晨，庭燎有辉。君子至止，言观其旂。

　　传世一致认为，《小雅·庭燎》写的是周宣王。作者为谁不知道，可能是某位贵族，也不排除是镐京的自由民。那时候没有记者，《庭燎》却极像一篇新闻特写，抓住几个镜头、不多一点对话，写出了一个特殊时代特有的美感。

　　“夜怎么样啦？”“还没过半。”庭燎（树枝缠成的大烛，放在庭院里照明，那时还没有蜡烛这种东西）已经点亮。公侯们来了，远处传来车铃锵锵。

　　“夜怎么样啦？”“还没过完。”庭燎烧得正旺。公侯们来了，车铃声阵阵悠扬。

　　“夜怎么样啦？”“天刚放亮。”庭燎映着晨光。公侯们来了，旌旗鲜明各色各样。

　　这发问的人就是周宣王，他等着早朝，所以问时辰早晚。大臣有司就告诉他：才前半夜，再睡会儿吧。可他睡不稳，还是一再地问。就在一问一答里，时间从前半夜到后半夜，又从后半夜到东方欲晓、晨光熹微。

　　随着时间推移，庭燎在变化：从刚刚点亮到熊熊燃烧，再从熊熊燃烧到烟光相杂。庭燎的变化其实是衬托夜色的变化：从前半夜到后半夜，夜越暗，庭燎越显得亮;从后半夜到天破晓，衬着一抹鱼白，庭燎冒出的黑烟渐渐看得见了。朱熹说，“辉，火气也。天欲明而见其烟光相杂也”;王夫之说，“庭燎有辉，向晨之景，莫妙于此。晨色渐明，赤光杂烟而叆叇，但以‘有辉二字写之”。

　　穿过这样的长夜，诸侯公卿们赶来了：一片黑暗中，还看不见他们的车，就先听见鸾铃声老远传来，锵锵地跑得正急;长夜过半，车也近了，或许是望见了庭燎的亮光，公侯们放慢车速，雍容肃敬地前进，鸾铃声也跟着舒缓下来;终于，天光放亮，车子络绎不绝地接近王庭，车上旌旗飘飘，绣着各个侯国、家族的徽号，晨光中，看得异常分明。

　　《庭燎》大概是我最早能读出味道来的小雅：长夜不眠的天子、早早登程的诸侯、点起庭燎终夜等候的有司，不能忘了，还隐藏着一位被这一幕深深打动的作者。这些形象叠加在一起，就刻画出一个国家的振作有为、蒸蒸日上。凡是经历患难而后上下同心、励精图治的时代，这样风格的诗都能唤起人们的团结一心、努力奋斗。

　　只是多年之后，第一次讀到《毛序》的“《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时，心中不免小小意外。刘勰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箴石”是用来治病的，这样美的诗，莫非还有什么弦外之音？

　　郑笺说：“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之者，王有鸡人之官，凡国事为期，则告知以时。王不正其官，而问夜早晚。”则所谓“箴之”者，是批评宣王不能备齐官员，徒有工作热忱，却没抓住治国的重点。可是，若是如此具体明白的一个问题，何不明言进谏？如此寓箴于美，未免过于晦涩。

　　《列女传》的说法是：宣王中年怠政，早朝晏起，姜王后于是脱簪待罪，自我惩罚，宣王感动，纳谏改过，“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此说又过于戏剧性了，寓言意味十足。《列女传》的作者刘向家里世传鲁诗，鲁诗说《关雎》也是为刺康王晏起而作，则宣王的故事，看起来颇像是康王故事的翻版。可见，这类故事都不过是为赞赏贤后、反对怠政的旨趣而设，故事的真假、发生过几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赞美勤政的背面，自有一层反对怠惰的意思在。

　　宣王小雅

　　《毛诗》中，从《六月》以下至于《无羊》共十四首，称为“宣王小雅”，《庭燎》即是其一。

　　周厉王的暴虐，三千年后还很出名，他“专利”和“弥谤”的故事，我在始龀的年龄就听说过。召穆公的劝谏没被采纳，只留下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名言。只是，那时年纪太小，尚不清楚他弄一个卫巫来监谤到底是什么意味。年长之后，看了韦昭的注释，“卫巫，卫国之巫也;监，察也;以巫有神灵，有谤，必知之”，这才明白，原来是利用巫者的专业技能来“高科技止谤”。再说明白些，巫者明面上的“有神灵”，其实是靠暗地里安插无数眼线来实现的（搜集情报的工作，德尔菲神庙的祭司们也擅长，古今中外巫者的共性），然则，竟是最早的特务统治，难怪会道路以目。两千八百年前的人，心思到底简单质直，这样大的心理恐怖实在承受不了太久，所以，仅仅三年就崩溃了——国人暴动，流王于彘。

　　国人暴动的时候，宣王还是小太子，年龄不会太大，也许和我听故事时差不多吧，什么事都还似懂非懂。连这么小的孩子都要一起杀，可见国人真是恨透了。当时，太子靖躲在召穆公家里，听到外面人声汹汹，看见大人们神色凝重，或许，还目睹了召公一面交出自己的儿子，一面暗地里伤心流泪。此后，他又隐姓埋名了十四年，才得以恢复身份，登上王位。这种见闻，在这样的年纪，会对一个人产生终身影响。因此，他不敢像父亲那样暴横，也不像他的祖先周穆王那样潇洒而好奇，而是兢兢业业、小心翼翼，于是才有了《庭燎》中的一幕一幕。

　　从厉王流彘之后，到宣王即位以前，是长达十四年的“共和行政”，究竟是指“周召共和”，还是“共伯和干王位”，史学上虽然有争议，但性质其实相差不远，都是贵族联合摄政。这种半合法的治理没有多大成效，周仅免于亡国而已。

　　所以，宣王即位的时候，“万民离散”（《鸿雁序》）、“四夷交侵”（《六月序》），算得上内忧外患。“宣王小雅”十四首，开头四首全和军事有关，《毛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竟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无不自尽，以奉其上焉”，正是时世艰难的写照。

　　《六月》北伐，是驱逐内侵的猃狁;《采芑》南征，是讨伐不服的蛮荆;《车攻》是巡守东都成周，镇抚观望的诸侯，《序》所谓“复文武之竟土”，可见此前早已境土不保;《吉日》田猎，是在西都本土阅兵讲武、整顿朝纲。所幸北伐、南征、东巡、西狩均获成功，这才奠下了中兴的基石。紧接着便是《鸿雁》，《毛序》曰：“《鸿雁》，美宣王也。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矜”同“鳏”）寡，无不得其所焉。”修筑城郭、安顿流民，真正惠及社会底层，如此，才算不仅有“中兴”之名，且有“中兴”之实：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陈子展推断，所谓“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是将流离失所的百姓组织起来修筑城郭，一方面增强了国防，一方面也以工代赈，救济了饥民。想象当时，虽曰“中兴”，条件应还是相当艰苦的：个人的居所还来不及建起，救济粮也仅能糊口，风餐露宿，还是要勒紧裤腰带，日夜赶工筑城。“哀鸿遍野”的成语，正从此诗而来。

　　生活艰困，便时常忍不住要“哀鸣嗷嗷”，诗言“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可见，当时的社会上，也还有各色各样的言论、观点，不能一致，甚至彼此指责。此情此境下，也只有彻夜不息的“庭燎之光”，能成为全体周民的精神食粮，让大乱之余的无助百姓看到安居乐业的希望，从而认为眼前的忍耐、付出是值得的——“虽则劬劳，其究安宅”，也让社会上的争论趋于平息，将全国上下的精神集中于重建家园的事业。《庭燎》之作，殆为此乎？宣王小雅十四首，《庭燎》刚好紧承《鸿雁》之后，其有意乎？其无意乎？

　　天子听政

　　毛诗大、小雅的次第，都是先正后变：《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正大雅，《民劳》以下是变大雅，包含厉、宣、幽三王;《鹿鸣》至《菁菁者莪》十六篇是正小雅，《六月》以下是变小雅，包含宣、幽两王。所不同者，变大雅始于厉王，变小雅始于宣王。

　　郑康成见厉王无小雅，笺毛诗时便从“幽王小雅”分出《十月之交》《雨无政》《小旻》《小宛》，说这四首是毛公传诗时擅改了顺序的，本该属之厉王。他提出此说，却没给出具体的依据，只能由孔颖达杂引纬书替他证明，也是十分勉强，后人大多不信。我猜郑康成也未必有什么依据，多半是读书人的习性，偏爱结构的均衡、体例的整饬，看不得大小雅在这里不对称。后世的历法知识也证明，“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的日食就发生在幽王六年，可见，至少《十月之交》这首，绝非是写厉王的。

　　就情理而言，厉王无小雅也并不奇怪，恐怕恰是他杀人止谤的实绩。召公谏厉王的话，只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流传最广，当时却是很长一大篇。当初，厉王十分得意地告诉他：“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可见卫巫倒是真的很能干。）召公立即讲：这哪里是“弭谤”，不过是“障谤”而已：

　　“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弭”本是弓的末端，据说是因为有尖头可以用来挑开纷乱的绳结，引申为消除、止息。周厉王见没人敢说话了，便自以为谤言已经消除，其实，“谤”并没有被消除，而是被堵截了，存在心里不能表达。但不说不能等于没有，堵截了就会壅积，积满了就会爆发，正如水之溃坝，一定会成灾。以上这些，都还不过是对眼前事态的判断，接下来一篇关于治国的正论，才是得出此判断的根据所在，也反映出召公深刻的学识：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这些话可能出自春秋时人的追忆，至于写成《国语》一书，更要晚至战国，过程中难免有后人的层层润色，但即便如此，也依然可视为西周政治文化发达成熟的凭证。

　　“听政”是个固定搭配，上可用之于天子治天下、诸侯治一国，下可用之于大夫、士治其家，都可以叫“听政”，一直沿用到后世的皇帝和地方官身上，所有行政、治理活动都可用“听政”赅而括之。但是，这词的字面有其妙处，它意味着搞政治首先就是“听”的问题，不是说、不是动，而是听。“听”是治理的重要方面，在召公看来，几乎是主要的方面，因为，不听，就没有信息来源和判断依据。

　　因此，自古以来，天子都不是生活在一片寂静之中，他耳边总交织、充斥着各种声音。他让上自公卿下到列士的全体贵族都献诗，他们自己作的也行，从职务和采邑上听来的也行，有美有刺、讲好讲歹，今天还能看到《诗经》这部书，部分就得益于这个献诗的制度。他也让盲音乐家献上乐曲，听里面喜怒哀乐的感情;让史官献上史书，听里面兴衰成败的教训;让太师、少师等音乐官来“箴”，这是一种劝诫性的韵语，专门指陈过失，“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就出自有名的《虞人之箴》;让盲乐工来“赋”和“诵”，韦昭说赋是演唱公卿列士们献的诗，诵是朗诵太师、少师作的箴;也让各种行当的手艺人提意见，当时的手艺人多是国营作坊的职工，后来庄子笔下的庖丁、轮扁，还时不时有机会当面教导君王，或许是此种制度的遗存。跟上述人等相比，庶人的教育程度大概最低，但也让他们“传语”，凡有所见，不拘格式、不拘体裁，口语传达给王即可。天子的警卫员、勤务员等近臣，可以详细讲他们的思考和计划;天子的本家和亲家，可以查缺补漏，随时提醒;太师、太史等文化长官，可以给予天子教育;年高德劭的重臣，负责修正和完善。

　　这个样子，从上到下，没有不发声、不说话的，形成密集的信息场。而天子居身其中，作用是“斟酌”。韦昭：“斟，取也;酌，行也。”好比从酒缸中舀酒吃，听到的未必全采纳，但要放开耳朵去听，各个阶层、各种人的声音都听一听，天子的作用是听完之后从里面舀上一瓢，即从海量信息中，经过消化理解，取一部分合理的来实施。“这样，决策就能顺利推行，不发生悖谬”，那是因为，这些决策是基于对大家心声的理解“斟酌”出来的东西，因此，对各阶层、群体都有所考虑、有所让步，不会过于偏激。

　　上述对西周政治传统的描述，难免有春秋、战国人的想象掺杂其中，而且，即便是召公本人，为了说动厉王，也难免有所夸大。但是，就算挤掉大部分的“水分”，只留基本的观点和框架，也还能看出：西周政治家有重“听”的传统，他们对“言”有深入的研究，因此，“言”在他们眼中，也呈现出丰富的层次，而且，在国家层面也早有一套采集、分析言论的制度和方法。尽管召公说出来的可能只是这套制度的理想化版本，但终不至于凭空捏造，毕竟，完全没有影儿的事，厉王听了也不会信。

　　周厉王专山泽之利，本就是一意孤行的决策，才会导致民怨沸腾。他又令卫巫监谤，废弃了西周固有的言论采集制度，使诗、曲、史、箴、百工之谏、庶人之语一时俱绝。等到“川壅而溃”，国人暴动，将经营两三百年的世界都会镐京一扫而平;再经过十四年风雨飘摇、若存若亡的贵族共和，等到周宣王即位时，关于他父亲在位时的声音影响，想找得到一星半点儿都很难了。“厉王小雅”不传于世，又岂是偶然？

　　关于厉王，从《毛序》看，只有五首大雅至今尚存：《民劳》《荡》召穆公所作，《桑柔》芮良夫所作，《板》凡伯所作，《抑》卫武公所作。除作《抑》的卫武公年世较晚，他的诗有可能是咏怀历史的“追刺”之作外，其他三人大抵是当时的统治核心成员，进谏厉王还不至有性命之虞（《国语》中今存芮良夫的议论和召穆公的进谏，可见两人属于当时仅存的少数尚能发言的上层人士）。最重要的，他们在国人暴动后充当了周宣王的庇护人（召穆公自不必说，后人还怀疑凡伯就是传说中的“共伯和”），他们的诗，想是因此才得以留存的。

　　中兴之象

　　厉王的溃败，成了宣王的教材。随着宣王逐年长大，召公等人对厉王讲过的道理，必然还会反复地、深入地讲给宣王听。

　　“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老百姓的一张嘴，是何等奇妙？好像抽象的“土地”要表現为山川衍沃等形形色色的功能形态，“嘴”就是“老百姓”的具体化，“口”就代表了“人”，是人与世界交换物质、信息的端口，因为，嘴要吃、嘴能说。因为要吃，就有生产的需求，推动出一切文明的成果;因为能说，才能互相协作、进行生产，就发展出一切政治的现象。“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嘴不能不说话，不说话就无法生产;而一旦说话，就会产生或好或坏的结果。“行善而备败”就是统治者能做的：执行好的、防备坏的，正确处理从嘴里说出的不同信息，这些信息才能正确反馈回经济基础，推动“财用”“衣食”的丰富，满足嘴的需求，社会才能持续存在，物质才能持续流动。而“行善备败”的前提，就是要能听得见嘴里说出的“善”“败”，所以，治理百姓才必须“宣之使言”。

　　两千多年后，随着更多材料出土，人们获知，周厉王的“专利”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上下文：一方面是对淮夷和猃狁的战争消耗巨大，另一方面是原有的土地制度出现了危机，提供不出战争所需的财富，这些都是有文献可征的。据此，周厉王也开始被视为（某种程度的）改革失败者，而非单纯的“暴君”，甚至对他“专利”“止谤”的批评，也被认为有可能是后世的某种刻意“抹黑”。然而，要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本身并非道德批判，召公的谏言中仍然包含着颠扑不破的洞见。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自古哪有毫无困难的决策呢？而所谓正确的决策，总是在夹缝当中作出的，是对各种阶层、力量、目标、困难、代价进行权衡、妥协的结果。厉王毫无顾忌的“专利”和“止谤”，本身就是其失败之源，底层逻辑则是对人性的严重无知。

　　“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老百姓心里想了，再从嘴里说出来，然后再去行动。这其实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因为，想了就会成为语言，说了就会成为行动。冲口而出的话，都曾在心里不知不觉地酝酿;突然流行的段子，反映的是人们不知道多少时间里的观察和思索。而一个声音一旦发出，辗转传播，多次迭代，重重暗示，又真的会变成口号、变成行动。问题是，成了行动，就来不及挽回;在心里的时候，又没办法发现和纠正。那么，唯一可观察、可预测其发展、可作出干预的，恰是“宣之于口”的中间段。周厉王令卫巫监谤，正好掩盖了这个可知可见的“中间段”，打断了信息的正常流动。下情不能上达，贤人不能开口，表面上太平无事，背地里暗潮涌动，外阳内阴，上下离心，正是周易“否”之象——“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其结果必然是统治的崩溃。

　　及至宣王即位，“内有拨乱之志”（《大雅·云汉》序），惩于厉王之败，自然要反其道而行。当时，宣王的手下，有《六月》的文武吉甫、孝友张仲，有《采芑》的方叔元老，有《烝民》的樊仲山甫，有《常武》皇父和南仲，还有一位程伯休父，是大史家司马谈、司马迁的祖先，当然，也少不了老臣召穆公虎。宣王大雅六首，“《云汉》，仍叔美宣王也”，《嵩高》《烝民》《韩奕》《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观宣王大小雅，既有人才济济之感，又能看出君臣的和谐同心，或许这也正是召穆公等人苦心教导的结果。

　　此时，诗、曲、史、箴、百工之谏、庶人之语、近臣之规、瞽史之诲，想必已复行于王庭，故鸿雁的嗷嗷哀鸣，亦得以采入小雅，献与王听。尽管，《毛序》说《鸿雁》是“美宣王”劳来流民之诗，然而，“之子于征，劬劳于野”“鸿雁于飞，哀鸣嗷嗷”，每每有凄苦之声流露，未尝不是召公等借由赞美使民情上达之意，以唤起宣王“哀此鳏寡”之心。诗言“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可见，这哀鸣也尚不为所有时人共同理解，有时也会受到指责。但公卿列士既然肯采，太师乐官既然肯献，便是隐隐地偏向在哀鸣的一边，暗示“哲人”（《说文》：“哲，知也。”“哲人”谓智慧之人。）应当从这哀鸣中体察民生的艰困、民人的劬劳，而不应怪罪于哀鸣之人。然则，宣王的勤勤恳恳、念兹在兹，背后或许也有《鸿雁》的一份敦促之功在。而《庭燎》之作，又似对鸿雁哀鸣之声的应答，将宣王君臣团结奋发的形象谱成歌曲，传唱于宫廷和民间，对下，固可以慰藉劳苦的周民、调停哲人愚人之争;对上，亦不免寓戒于颂，时时勉励宣王勤政爱民，则《毛序》所谓“箴之”者，意岂在斯乎？

　　孔子谓“诗可以观”。宣王借《鸿雁》可以观周民，周民借《庭燎》也可以观宣王。千百年后，观此二诗，尚可感受到君民上下的声气相通，纵然有哀鸣嗷嗷和哲人、愚人的争论，终究好过厉王时代的寂静无声。评价一个时代、国家如何，不只要看有无富足、舒适的当下，且要看到有无良好的预期。假如，《鸿雁》劬劳之情能够上达无阻，而《庭燎》精进之志能够长行不辍，则虽有“万民离散”“四夷交侵”之艰，也不妨反“否”为“泰”，“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呈现出中兴之象。宣王在位四十六年，是西周末最后一段和平岁月，这期间仍然有战争、旱灾，观宣王大小雅，所谓“宣王中兴”的最动人之处，恰在《鸿雁》《庭燎》之间展露出的一丝振兴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