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

　　赵宝煦先生比我父亲长三岁，我叫他赵伯伯。

　　我家和赵家是中关园的邻居。中关园是一排排的红砖平房，一排两家人。每家房前都有一个篱笆小院，从各家打理院子的风格，能看出主人的忙、闲和喜好。这些房子据说是五十年代北大、清华两校共建时由梁思成先生主持，带领清华建筑系学生设计的，每家面积并不大，但设计极其合理，有西式门厅，也有中式的灶台、烟道，冬天墙壁是暖暖的。这些房子本来是计划只用五年的，但一用就用了近五十年。我家右邻是国政系的张汉清先生，张伯伯家。前排两家：左手是杜秉政先生家，曾盛行一时的“杜秉政英语”原来就是邻居杜伯伯的;右手边就是赵伯伯家。当时一起玩的孩子家长是哪个专业的，没人在意。我后来已经上中央美院了，有一天，从新闻上看到赵宝煦先生被选为“世界国际政治学会主席”，才知道，赵伯伯的本行是政治学。

　　在这些大人中，我觉得最亲近的就是赵伯伯。每次他来我家与父亲谈完事后，就过来看我在做什么。我在画画，他就谈谈画的事;我在刻章，他就说说金石的事;看我在练大字，他就讲些书法的事。有几次谈得兴致来了，就把我带到他的书房看东西。他的书房相对我家的格局，是我和我哥睡觉的那间。不大，可书卷的温香气很浓。我还记得，进门左手边墙上挂着一幅尺方大小的齐白石的对虾，他见我一直看这幅画，就开始讲他为什么挂这幅画，是因为喜欢哪些部分：用笔那么干净，表现了虾透明的结构，长长的虾须穿插在画面里，这种游丝描要很有功夫……我知道齐白石是大画家，在邻居家的墙上就挂着齐白石的画——我真是对赵伯伯太崇拜了。

　　有时赵伯伯来我家，会带一些書或画片来，有些是借给我的，有些是送给我的。他送给我的书里有鲁迅编的《北方木刻》和《新中国版画集》，还有大众美术工场印制的《新年画》。这些书后来从中关园带到农村又带到美院。

　　我有一段时间爱刻图章，给要好的同学差不多都刻遍了，但都是从图章店看来的那种领工资用的手章的风格。他看我刻了这么多，并没说什么，过几天就借给我一本线装的印谱，边翻边讲哪一方他更喜欢。从这以后，我刻的章开始有点金石的感觉了。有一天他拿来一块石料，请我为他刻一方印，“抱虚习作”四个字，墨稿他已经设计好了。我是第一次用这么好的石料，刻这么大的印。这对我真是一种鼓励。这方印的效果我现在还记得，由于太认真了，每个地方都注意涩刀的效果，反倒失去了节奏，丢了气象，成了与图章店不同的另一种装饰风。这方印现在想起来还有遗憾之感。

　　赵伯伯家屋后有三棵杨树，一棵比一棵小，听说是三个孩子：赵晨、赵晴、赵阳入少先队时要求做一些有益的事，分别种下的。这三棵树的大小正适合我们爬树上房玩耍之用。

　　我和赵阳是同年，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在一个学校，有时分在一个班。但那时学校分男女界线，就是邻居在班上也不说话，反而不如与年龄差三轮的赵伯伯接触得多。这几家的孩子到文革时才接触多起来。

　　有一次赵阳抱了一堆东西来我家，往桌上一放，说：“我爸说，‘这些东西给你。”原来是一块木刻用的梨木板，一盒法国进口的版画油墨和其它一些小工具。我现在还记得墨盒打开来，有一股好闻的黄油的香味。这些东西像是放了很多年，这些也让人猜想赵伯伯年轻时的社会激情。那时许多进步青年都参与新兴木刻运动，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与态度。我用这套专业的版画工具，刻了我的第一幅木刻，刻的是当时流行的毛主席戴军帽的侧面像。

　　与赵伯伯有关的记忆，都是些琐事，却都是关于“艺”“术”的——技巧的、纸张的、笔法的、墨色的、金石的、运刀的……这些，今天回想起来，真的是我童年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部分。这些似乎是与北大那时的政治环境无关;与父辈这些人的命运无关的内容。

　　赵伯伯今年九十高龄了。我也成为了一个被国际艺术界关注并有一定影响的艺术家。被关注，是由于我为西方艺术圈带去了一点那里过去缺少的东西，这些是什么呢？是中国文化的智慧——是父辈们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他们接人待物的方式、他们对待命运的态度、他们对一方印章布局的看法，甚至他们说话的语气、轻重与节奏。这些，被“遗传”到下一代的血液中，使我们多了一种参照，用来以特殊的视角判断这个急速变异的世界、判断艺术是怎么回事。可以说，赵伯伯是看着我长大的，在他眼里，这些中关园孩子中的每一个，到现在一定都变化很大。可在我们的眼里，他却没有改变，依然是那头银发，还是那么儒雅，温润谦和的语音中总带着孩子般的喜悦——有兴致地生活着。

　　我越来越觉得，寿者都是了不起的人，这可不是只有知识、学问所能及的，他们身上带着一种常人看不见的能力——内心的释然与平静。他们生活于尘世、就在我们身边，但他们的身心却与大自然的脉络和节奏息息相通，辑天长地久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