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

　　一

　　读过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人，应该都对其中无处不在的“电幕”和无时不有的“思想警察”心有余悸。相比起来，这种权力的运作是直接的，最终形成的是显见的全面监控与管制。相比起来，中国古代的某种权力运作方式则多是间接的，凭借的是莫测的威势，所谓“掩其聪明，深藏而不可测”。钱锺书《管锥编》中说这种方式是“儒、道、法、纵横诸家言君道所异口同词者”的“主道”（君人南面之术），其要在“深藏密运，使臣下莫能测度”。此下征引“莎士比亚剧中英王训太子，谓无使臣民轻易瞻仰（lavish of presence），见稀（seldom seen），则偶出而众皆惊悚（woudered at）”等，大概是要说明，即便“主道”也不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触发钱锺书这段言论的，一是上面所说秦始皇发现身边人与李斯暗通消息，便“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另一是李斯上督责书之后赵高说二世之辞——

　　初，赵高为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乃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拱手深居）禁中，与臣及侍中（侍从皇帝左右的）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研究）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难以辨别之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

　　如果说秦始皇“深藏密运”是主动的选择，胡亥的“深拱禁中”则完全是被动的听从了。相比赵高，在与秦二世的关系上，很早就意识到要“得时无怠”的李斯一开始就错失了先机，而跟从荀子学习过帝王术的他也显然没能揣摩准胡亥的心思——这或许说明，李斯既失去了对“时”的高度敏感，也辜负了帝王术为生民一端的进取之义——政局和自身难免就此陷于被动。如果用传统“小人无咎”的标准来衡量，当时“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的残酷局面，小人心性的赵高可以免责，而学有师承且位居要职的李斯则无法为自己开脱。失去了先机，一个本该负有责任的人不光会被责备，那个站在对立面的小人得势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没有节制正是小人的特征之一）。既然已经稳住了秦二世，赵高接下来要对付的当然是可能对自己造成妨碍的重臣，李斯首当其冲——

　　高闻李斯以为言（因之而有怨言），乃见丞相曰：“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繇（征派徭役）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李斯曰：“固也（固然如此），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间（没有机会）。”赵高谓曰：“君诚能谏，请为君候上间（空闲）语君。”于是赵高待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间，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欺我年少）哉？且固我（让我难堪）哉？”赵高因曰：“如此殆（危险）矣！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提高），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邻县的人），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确切情况），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以为然。欲案（审讯）丞相，恐其不审，乃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李斯闻之。

　　不知道李斯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还是对身边的人过于信任，他对赵高专权不满的怨言，居然传到了本主耳中，是不是有点过于不谨慎了？这种机会出现，赵高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变被动为主动，以自己地位低贱不便谏言为由，劝说李斯向秦二世进谏。不可思议的是，李斯居然没有怀疑赵高的话，看起来信任赵高会给他找到合适的进谏时机。赵高不但没有趁二世空闲的时候给李斯通风报信，反而选了胡亥为乐正欢的时候告知李斯前來。以李斯的身份和见识，上过一次这样的恶当就应该明白形势了，居然还“如此者三”，当然会激怒二世，差不多是有意递给了赵高坑害自己的机会。果然，赵高就此向胡亥提到了“沙丘之谋”，一者言李斯参与确立二世，地位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肯定心怀不满;一者言李斯的儿子作为三川郡守，却不肯出兵平息乱局，有通敌的可能。这还是明面上的说辞，另一个心照不宣的理由，应该是担心李斯公开沙丘之谋的秘密，二世的继位合法性遭到强烈质疑。一直是这样没错吧，心怀秘密，本身就已经是罪过，何况还是一个有可能左右政局（“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的人呢？二世由此起了审讯李斯的心，也算得上不为无由吧。既然治罪的心思已生，剩下的只是怎么寻找借口的问题了——

　　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曰：“臣闻之，臣疑（拟[擬]，比拟）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专擅赏罚），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妥当）……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诡）易心，絜（洁）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仅次于）主，求欲无穷，臣故曰殆（危险）。”二世已前信赵高，恐李斯杀之，乃私告赵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田常乃弑君者）。”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属郎中令（交郎中令查办）。”

　　李斯吃了赵高的暗亏，且已知道二世准备审讯他，却没有急流勇退，反而进一步踏入泥潭，向二世上书言赵高之短。即便已经上书，二世表示信任赵高，并给出了“君其勿疑”的回答，总应该知难而退了吧？没想到李斯继续数说赵高的不是，反而引发了二世对赵高的担心，就把李斯的话私下告诉了赵高。赵高当然揣摩得出二世的心思，趁机把李斯列为拟弑君者的行列。即便如此，从上面的叙述来看，仍然没有李斯弑君或其他犯案的事实证据没错吧？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真要治一个人的罪，哪里需要什么证据，“莫须有”或自由心证就足够了对吧？长期受现代法治熏陶的人大概会觉得有些儿戏——一国的宰相就这么几乎毫无理由地治罪下狱了？其实何止李斯的治罪理由，从上面的赵高构陷李斯，到这里的李斯喋喋不休，都有点儿戏的样子，显得像某种故事传说。读的时候是不是偶尔会有点含糊，觉得这是一篇不知出自哪里的小说？

　　二

　　说《李斯列传》的这段记载像故事传说或小说，可不是我闭门造车想出来的，郭嵩焘《史记札记》就说：“史公传李斯，历载赵高所以愚弄二世及李斯者，多近于故事传说……皆如小说家言，汉代或有此传说，史公以所闻而附之《李斯传》，亦疑以传疑之意也。”当然，郭嵩焘说的小说，并非现在虚构意义上的小说，而是区别于六家九流的“大说”，属官方记载之外的“稗官野史”。宫崎市定更是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战国秦汉都会的市里，市民集合后会由两到三个人作为演员，通过表演和念白的形式讲述故事，在民众的喝彩声中打发时间。这就被称为‘偶语，偶语家中专职侍奉王侯的就叫作‘优。”也就是说，宫崎把“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中的偶语，解释成了类似于现在相声小品的演出，和“整齐百家杂语”中的“杂语”一样，“是市民聚在一起相互攀谈、相互聆听、相互表演取乐”的一种形式，而司马迁搜集和筛选这些偶语和杂语，并经过精心加工，将其写入了《史记》。

　　上面的说法可能听起来过于刺激，那就用宫崎市定另外一种表述：“由于司马迁努力汲取民间的说唱故事，因而显得非常写实，也非常精彩，人物个性栩栩如生。但若要将之作为严格的史料，就不得不好好思考一下它的可信度了。”好点了是不是？再来看吕思勉更平实一点的说法：“正式史籍之出现，乃由人类知重客观事实而起。此观点之初步发展，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更发展则为‘作史者惟恐其不出于人。”尽管秦汉时期已经有所谓的史籍，但“简策之用尚少，行事率由口耳相传，易致讹缪;汉人又多輕事重言，率意改易;故其所传多不足信，秦与汉初事尤甚……《李斯列传》所载赵高之谋，二世之诏，李斯之书，皆非当时实录也……此说或将为人所骇，然深知古书义例者，必不以为河汉（言论夸诞迂阔）也。”不过，无论意见多么复杂，只要不是阴谋论的深度患者，我们仍然可以确认基本的事实，即李斯终于被下狱了——

　　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拷打）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无辜而服罪）。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赶上）秦之地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暗中派遣）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李斯下狱之后，因为经不住拷打而认罪，之所以没有自杀，是自持劳苦功高，且没有造反的心，希望能够上书让二世明白且赦免自己。也就是说，到这时候，李斯还没有意识到二世和赵高已经沆瀣一气，居然把希望寄托在出卖了自己的胡亥身上，因此上书言自己的“七宗罪”。照宫崎市定的说法，这上书“第一宗罪说得非常详细，但第二宗以后就十分简略，仅仅列出了概要，前后的感觉很不平衡”。而且，“李斯上书后，赵高使吏弃去不奏……自然不能保留在政府的史官那里”，此后就是长时间的动乱，上书留存的可能非常小。或按梁玉绳《史记志疑》所言，“始皇二十八年李斯尚为卿，本纪可据，疑三十四年始为丞相，则相秦仅六年”，难道李斯竟然记错了自己为相的时间，还是竟然在乞求宽恕的上书中捏造事实？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这封“幸二世之寤而赦之”的上书中，李斯居然不是恳切地诉说自己不该判罪的理由，反而采取了正话反说的修辞，对自己明贬实褒，似为承认自己有七宗罪，实是说明自己有七重功——这岂不是要激起二世的恶感吗？“自侈其极忠，反言以激二世”，哪里像老成的重臣所为，更像是不谙世事的孩子负气的言论没错吧？

　　这样一个几乎算得上心智失常的李斯，当然会被赵高玩弄于股掌之间：“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认罪屈服）。”我们当然可以说，进入老年的李斯头脑昏沉，入狱后更是进退失据，无法保持一贯的思维水准，可就在被捕后、上书前的一段时间里，李斯还对局势有清醒的认识，并发出了与自己身份相符的深长叹息——

　　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逢龙，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往日）夷（杀）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令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侵杀（迫害）忠臣，不思其殃;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三者已行，天下不听。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

　　李斯的这段狱中感叹，是不是有点让我们想到了意气洋洋的《谏逐客书》？即便这里已经是感叹，仍然有一种朗然之气，符合自己重臣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文中所举三君三臣的例子直接而典型，指斥二世的无道、表明自己的竭忠毫不含糊，古圣王与秦二世的所作所为对比相当强烈，“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的预言形象鲜明。这哪里是上督责书时重复啰嗦、上狱中书时鲁莽颟顸的人能说出来的话？可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怀疑的是，如果这段狱中感叹出于李斯，那么他起码忘记了，二世得以“夷其兄弟而自立”自己有分，“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他也有劝进之责，而那个获得了极高权柄的赵高，正是因为自己的失策才得以上位。这么前后对照着读下来，我们不得不说，作为历史看，这里不是记载前后不一，就是材料来源不够可靠;作为小说看，这里不是人物性格不统一，就是叙述逻辑有问题。无论如何，那个叙述中矛盾重重的李斯，来到了他落幕的时刻。

　　三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或许已经发现，自从沙丘之谋后，《李斯列传》的主要推动力已经不是李斯，而是赵高了，“名义上的主人公是李斯，但实际活跃的却是赵高，李斯不过是毫无色彩的配角而已”。不止李斯，那个惟赵高之命是从的秦二世，不也是毫无色彩的配角吗，至多算得上缺乏判断、贪图享乐、暴戾恣睢的扁平人物。帮忙篡夺帝位之后，赵高对秦二世简直是予取予求，看看他在李斯被屈打成招后的嘴脸吧：“二世喜曰：‘微（没有）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即便不考虑李斯的冤屈，一个国家重臣认罪，出于最高位置的人居然不是担忧，而是喜不自禁，真是理解为难。

　　不止如此，二世的扁平形象，在“指鹿为马”一段中最为明显：“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糊涂），乃召太卜，令卦之。”竟然无法确认自己能否分清鹿、马，糊涂到需要太卜起卦，是不是有点日语“马鹿”（笨蛋）的意思？或许，秦二世的马鹿形象，如洪迈《容斋随笔·秦隋之恶》所说，“为天下君而得罪于民，为万世所麾斥（斥骂）者，莫若秦与隋，岂二氏之恶浮于桀、纣哉？盖秦之后即为汉，隋之后即为唐，皆享国久长。一时论议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征，是以其事暴白于方来，弥远弥彰而不可盖也”。无论原因是什么，指鹿为马已经是李斯身后的事情，他“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的预言在去世后第二年就成了现实，只是他并没有看到。现在，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七十三岁的李斯来到了他人生的终点——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黥，刺面，劓，割鼻;斩左右趾;枭首;菹[剁碎]其骨肉），论腰斩（用重斧从腰部将人砍作两截）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押解），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实在想象不出二世或赵高对李斯有多么愤恨，才让他既具五刑，又论腰斩，或许，按照宫崎市定的推测，对于赵高来说，李斯真的是他“母亲（有可能还有父亲）以及让自己遭受宫刑耻辱的恨之入骨的仇人……连杀害李斯都要在具五刑后腰斩”。就在临刑之前，绝境中的李斯仿佛恢复了丢失已久的才华和气度，对他的二儿子说出了此后广为流传的话：“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在前面所述酷刑的惨烈对照之下，这句话显得尤为雍容，其间的形象也极为鲜明。后世诗人只要写到李斯，差不多都会说到这一段——“执爱子以长别，叹黄犬之无缘。”（李白《拟恨赋》）“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日独游香山寺）》“二世三公何足论，忆牵黄犬出东门。”（宋·刘敞《题李斯墓》）“不悟逐时错上书，还临刑市悲牵犬。”（明·林时《李斯叹》）“李家黄犬归何处，狡兔纵横遍汝南。”（清·彭而述《经上蔡》）

　　大概不该在这时候说，李斯临终的这段感慨，虽然因事而生（或者正因为是因事而生），却显示了他绝世的才华，历代诗人之所以经常用为典故，正因为李斯由当时情景而牵连起的记忆是如此对比鲜明。这也就怪不得，在参与重大政治决策之外，李斯还以文章、书法传世。不用说上面讲到的《谏逐客书》，即便是作为公文的刻石，李斯也是一时之选：“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文心雕龙》）而他的书法，则张怀瓘《书断》有谓：“今泰山峄山及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为传国之伟宝，百世之法式。”李斯学有所承，学有所成，大概不会有人否认，即便是对李斯颇有腹诽的司马迁，也在论赞中承认了这一点——

　　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平民）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可乘之隙），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次要）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这段论赞，先是陈述李斯的功业，即辅佐秦王统一六国，成就帝业，位及三公。接下来言其过失，即沙丘之谋时的“废适立庶”和《上督责书》的“阿顺苟合”及其中主张的“严威酷刑”。在这些事实之外，我觉得司马迁的评价标准潜藏在“斯知六艺之归”一句中。照《太史公自序》的说法，六艺之归该是“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李斯本该以此“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却“废适立庶”“严而少恩”，违背了自己的所学。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反对前人“李斯竭忠，胡亥极刑”的评价，认为其背离所学，在当时的局面中没有更卓越的作为，反而被赵高左右，失去了助君主导向明政的机会，也就此失去了“且与周、召列”的可能。

　　推敲司马迁对李斯的评价，是不是觉得稍微有点严苛？如果是一个不学有术或只求富贵荣华的人，司马迁还会对他如此苛刻吗？司马迁这样写，是不是有“《春秋》责备贤者”的意思？如果论赞中以《春秋》的方式褒贬人物，那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推测，司马迁所言“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其实只是明否暗许？他的真实意图，恰恰是有意继承《春秋》之志，“发愤之所为作”，是非自黄帝以来至于当时，“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如此，则《自序》所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是真的当仁不让没错吧？

　　司马迁自谦的述，与《春秋》的所谓作之间，现在看起来好像差别不大，在熟习经书的人那里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抄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经。”照这样看，《史记》似乎就并不是现代思维中的“历史书”，而是某种特殊的拟经之作（司马迁自称《太史公书》），如高步瀛所言：“ 《史记》一书，《汉志》列‘春秋家，《隋志》以来，冠正史之首。史公春秋之学，出于董子，大义实主《公羊》。其《报任安书》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故其旨趣，与子家相近，而非后世之史，沾沾于薄记学之为者。”也就像高氏有一次跟学生所言，“大约太史公书，是借史事为题材，其性质与诸子务治之者相近”。

　　照这个思路看下来，《李斯列传》中看起来的材料来源复杂、人物性格不一致、事情发展类乎传说……是否都有可能是司马迁的有意选择？如果是这样，传中的种种恐怕只能叫做情节：“情节总是作者精心编造出来的”，“我们不必追究故事的细节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而是要思考作者为什么这样设计情节。”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希罗多德《历史》，就可能并非旨在记述客观发生的事情，而是“探究历史”，寻找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至深根源，这也就怪不得有人主张把《历史》翻译为《原史》。這也就让人忍不住好奇，原本叫做《太史公书》的《史记》，在李斯助秦始皇完成帝业、登上权力巅峰之后，立即把他投入“历史的深宫”，让其与僭主和弄臣相处，看起来进退失据，是否也属某种“精心编造”的“探究”，褒贬已寓其中？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李斯惨遭车裂的肉身恐怕早已经白骨无存，如上所说的《春秋》和属于“春秋家”的《太史公书》写作方式，现在还是合理的吗？司马迁准备藏之名山的一堆竹简不知世上是否还有痕迹，在如今学术正确的僭政之下，这种可能用“编织故事”的方式完成的人世探究，是耶，非耶？名声至今不坠的太史公，会不会即将迎头碰上色诺芬一样的窘境？在考古与历史通力合作的今天，背了千载骂名李斯，有可能逃脱他蔡中郎式的命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