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小区离华师大不远，骑自行车也就二十分钟到半小时的路程。因为习惯了校园生活，平时总是住在宿舍里。直到出国之前的一九九七年，到丰庄跟父母住了半年左右。那年，系里找我谈话，告诉我说，我教的学生当中，向校方告发我讲课有自由化倾向。并且是学生家长跟学生一起告发的。因为我那年的事情，学校认为虱多不痒，没当回事。结果，他们竟然告到了教育部。教育部起初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专门派工作组到华师大调查。查过之后，才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了。系里让我停课一个学期，还再三叮嘱说，千万不要在外面说是停课，就说是备课。当然了，工资照发。
其实，系里知道我的讲课方式，从来不需要备课的，就像我作演讲一般，也像我写作一般。他们的意思其实就是，这半年你爱干嘛就干嘛去吧。于是，我就去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丽娃河》《爱似米兰》。不过，这两部校园小说不是在校园里写的，而是在丰庄的家中所写。从一九九七年的七月份，写到一九九八年的一月份。九八年五月八日，飞抵美国，至今。这两部小说都是在我去国之后在国内出版的。
回想起来，这半年是我此生跟父母尤其是跟母亲相处得最亲密的时光。一九七三年春天，当时十八岁的我，离开上海到崇明农场上山下乡，历时五年半。此后考上大学回沪，一直住在校园里。毕业后教书也住校园。读研之后，更是没有离开过校园。家居生活，在我是极其陌生的。可能也是因为那样的陌生导致了我毅然决然地走出了第一次婚姻。按世俗眼光来看，那次婚姻应该算是美满的。有位著名作家，去帮我搬家时就斩钉截铁地对我说过，李劼 ，我要是你，绝对不会这么离婚的。真是语重心长。
去丰庄写作时，正处在第二段婚姻里。那是一生中最失败的人生经历。且按下不表。因为此刻在记忆中突然浮现的，是母亲当年送我去农场的情景。记得总共两件行李，母亲非要帮我拿那个很沉重的旅行包，仿佛那样可以减少儿子的艰辛一般。上了汽车之后，我从车窗里看到母亲愣愣地站着，仿佛生离死别一样，顿时难受得不行。母亲很内向，不擅流露自己的感情。第一次感觉到母亲的温馨，竟然是在祖母出殡之际，母亲弯下腰来，替我在腰间扎白绫。平时，这些事情都是由祖母代劳的。那年，我刚满八岁，上小学一年级。母亲在给我扎白绫时的神情，悲伤里似乎暗含有庆幸：不管怎么说，眼前这儿子还在。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暗自庆幸。每每看着别人家出殡，就会庆幸自己的父母尚都健在。直到父母双双离世之后，才一见他人丧事，即刻悲从中来。
豐庄新居的装修，并不奢华，但还算干净。我性喜简朴，不以花里胡哨为意。显然，母亲也满意。每次去丰庄，母亲总是笑逐颜开的。那天我带着刚买的手提电脑，一进门，就对母亲说，这次可能要住一段时间啦。言下之意，要给你添麻烦了。母亲高兴地回答道：这本来就是你的家呀。当时满脑子充塞着小说的人物和细节，没有细细体味母亲的快乐心情。此刻想来，母亲是巴不得我天天跟他们住在一起。
电脑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我不喜拼音的翻页，故而学了五笔输入。自此之后，手写的时代便结束了。从那两部长篇开始，我的所有写作，都在电脑上完成。当时，手提电脑只有黑白屏幕，时间一长，眼睛很累。只是由于脑子里塞得太满太满，顾不得了。但这让母亲看了心疼，吃饭的时候总要小声说道，你老是这么盯着那电脑写呀写的，眼睛吃得消么？我使劲摇头，表示没事。母亲做的饭菜，特别合我口胃。每顿饭都闷着头大快朵颐，全然食无言。那可都是些地道的本地菜，肉炖蛋，油面筋塞肉，百叶结红烧肉，葱烤鲫鱼，腌笃鲜，等等。若逢春天时节，少不了我最喜欢的新鲜蚕豆，油汪汪的草头，还有竹笋炒蛋。哎呀，此刻口水汹涌了。
一桌三个人，父亲也是个喜欢闷头吃饭的。席间通常是平日里寡言少语的母亲，话最多。同时还留心着我喜欢吃什么菜，然后悄悄地把那碗菜推到我面前。有时，饭后我也会跟母亲坐一会，陪她说说家常。此时此刻，我成了听众，听着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隔壁人家怎么怎么了，对家的孩子又怎么怎么了;还有我以前的同学怎么怎么了，还有以前的老邻居搬过来后又怎么怎么了。我听得很认真，只是记得的不太多。我喜欢看着母亲说着说着开心地笑起来。
母亲的笑是非常美的，都是从心底里笑出;仰着脸，一脸的灿烂。有一次，她笑得特别开心，我赶紧用相机拍了下来;那张黑白照片，至今还珍藏着。
母亲显然知道我喜欢住在校园里，所以特别珍惜我那段住在丰庄的写作时光。此刻想来，我有点恨自己的单通道，全身心地聚焦于小说写作，写完一部不过瘾，又写了第二部。很后悔没有像母亲那样珍惜那几个月的朝朝夕夕。我后悔没有陪母亲出去散散步，后悔没有陪母亲做做饭，后悔没有陪母亲坐坐车，观观光。第一次婚姻时，我想让母亲坐着飞机去北京，结果，前妻以机票比火车票贵的理由，死活不答应。此事让我至今耿耿于怀。
那年以后，我的稿费收入大幅度减少。只是为了让母亲高兴，我装作很有钱的模样，经常塞点小钱给母亲。母亲有退休工资，并不缺钱。但我要让她看到我活得不错。母亲似乎明白我的心思，也笑吟吟地收下了。然而，直到母亲过世，我才知道，两位老人家省吃俭用，把那些钱大都存入了银行。母亲始终不懂如何滋补，如何保养，如何珍惜自己。去国之前，我给她买过一个健身器，躺着做脊椎摇摆。每次越洋电话，我都要问一声，还在做那个摇摆么？她总是回复道：在做的，在做的。她那么回复我，与其说是表明坚持锻炼，不如说是为了让我放心。
母亲不认字，且不说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恐怕连小说是怎么回事，都不知就里。但她显然知道她这个儿子是怎么回事。记得上山下乡之前，报纸上大肆宣传一个知青如何为了抢救几根被称作国家财产的烂木头而光荣牺牲的英雄事迹。父亲和叔父两兄弟很兴奋地谈论着那个光荣的知青，聊着聊着，把目光转向我，然后一起摇头，叹息道：唉，阿拉伟民，差得太远了。他们说得我去了农场之后，有一段时间，一直盼着能够有个光荣牺牲的机会。但母亲从来没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虚荣。送我去农场的时候，母亲一句话都不说，看着我的目光里，满是无可奈何的悲切。
那年我身陷囹圄之后，母亲吐血了。但据代我去看望的朋友说，母亲非常镇定，没有丝毫慌乱。事后，母亲悄悄地告诉我说，当时，父亲给吓坏了，还觉得很丢人。须知，当年考上大学时，我是新村里的惟一，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一下父亲的虚荣心。但母亲却是荣辱不惊。母亲说完父亲的情形之后，又悄悄告诉我说，有位亲戚知道后，特意在一次聚餐席上，朝我母亲大声说道：你有个了不起的儿子，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母亲说完笑了。
母亲很少在别人面前袒护自己的儿子。读小学时曾经被班主任告状，母亲不由分说地把我打了一顿。打完后又心疼不已。事隔很久，母亲还不曾忘怀，会私底下悄悄地告诉她未来的儿媳妇，她曾经打过我一次。母亲可能把我的婚姻看得太重了，居然把未过门的儿媳当作了忏悔神父那样的人物，稀里糊涂地向人家吐露心声。
我在华师大校园里，曾经碰到过邻居大妈在校园里干活。因为平时并无交往，所以也没有上前寒暄。结果又被告状了，说我连招呼都不打。我苦笑着对母亲说，我不知道跟她说什么。母亲说，是的，我知道你的，不会招呼人。接着，又宽慰道，哎呀，人家爱说什么就让人家去说好了。想想也是。所谓人之常情。身陷囹圄，所有的亲戚邻里都装作没看见。若要是有点与众不同了，别人首先关心的就是你是否看不起人家了。记得刚开始发表文章那会，很高兴告诉家人。结果，一位长辈就教训说，鲁迅写了那么多文章，都没这么骄傲过。中国式的家长，从来不懂得如何面对孩子。动辄就搬出鲁迅那样的名头吓唬小辈。他们也不想想，万一他们的孩子，比鲁迅走得更远呢？倘若是英国家长，绝对不会用莎士比亚吓唬正在学习写剧作的孩子。他们也许会对孩子这么说，你会比莎士比亚更优秀的。
当然，我母亲不会说自己的儿子比鲁迅更优秀，但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努力的价值。因为她不知道鲁迅是怎么回事，但她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人与人之间，就像树与树之间一样，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爱是没有高低尊卑可言的。母亲不需要知道我与鲁迅之间高低如何，她只知道她爱这么一个儿子。当我去农场的时候，她难受;当我在农场里干活受伤时，她流泪;当我考上大学时，她喜悦;当我身陷囹圄时，她吐血;当我去国之际，她特地做了一碗我最爱吃的新鲜蚕豆赶到学校里来给我送行;当彼此远隔重洋，她一再关照的是：不要惦记我，过你自己的日子。
如今想来，母子之间真正朝夕相处的日子，也就是我写那两部小说的半年间。童年记忆里的母亲乃是三班倒地劳碌着，日班中班夜班，像机器一样地来回转着转着，一直转到退休。母亲退休之后还不肯歇着，时不时地找机会去打零工。有一次在我上过的那个中学旁边的水果批发站干活，正好碰上中学班主任。她事后很高兴地告诉我说，那班主任还记得她呢。彼此说起，母亲告诉班主任说，我在大学里教书。班主任对母亲说，他当年就读书读得很好。事实上，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学工学农外加野营拉练中度过的，没学到什么像样的知识。我在农场里走进高考的考场时，真正的学历是小学五年级。
我家那位亲戚拿鲁迅吓唬我也算是有点道理的。因为鲁迅虽然也没有像样的学历，但至少在日本的什么学校里混过，好歹算个留学生。我是被鲁迅的那个知音给剥夺了整整十年的读书机会的倒霉蛋。只有小学还给了我一点明亮的记忆，文革开始以后的中学时代可说是一片黑暗。所以我一看到人家说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反胃。
母亲不识字，既不会拿鲁迅吓我，也不会将我与鲁迅攀比。她看我写得很开心，她也很开心。然后给我做好吃的。丰庄的住所有前后两个房间，当中隔着一个小厅。每晚入睡之前，母亲都要到后房间探望一下。有时正好碰上我告一个段落，就赶紧削个苹果送来。母子一起吃苹果时的那种温馨，是我终生难忘的幸福。一面吃着，一面说着家常话。最后，母亲退出房门时，总会小声关照：不要再写了吧？早点困觉。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爱似米兰》显然要比《丽娃河》写得柔和多了。倘若读者能够读出其中的温馨，那么应该说是受母爱影响的下意识流露。《丽娃河》里的愤世嫉俗，至《爱似米兰》几乎消失殆尽。心境，有时会在一种气氛里被潜移转化。而写作的即时即刻，与心境实在太相关了。倘若当时写完《爱似米兰》之后能够将《丽娃河》重新写一遍，也许会完全不一样。
除了这两部小说的写作，《中国文化冷风景》的酝酿，也是从丰庄开始的。在那个很日常很平淡的清晨，我起床如厕，带着一本《尚书》坐在马桶上随便翻阅。很不经意地，突然发现，其中的《泰誓》和《牧誓》，有很大的出入。两者之间必有一者是伪造的。于是，产生了兴趣，开始了思考。一直努力了十几年之后，《中国文化冷风景》终于面世。
比起后来在上海出现的诸多豪华住宅，丰庄无疑是一个相当平民化的小区。但这个小区在我心目中却有一种莫名的神圣。那年离开上海时，这个小区外面的道路建设尚未完成。雨天的路面，相当泥泞。但我记忆中的丰庄，非但不是泥泞的，而且还充满蓝天白云的明净和舒展。我感到很后悔的是，当初没有在那里多住些时日。其实，我应该从母亲此前一再到校园里看望我的情景中明白，母亲非常想念我。那时，我住的宿舍，只有一个电炉可以做饭。母亲每次来，都带着事先准备好的肉馅和馄饨皮包馄饨。就在那时候，我跟母亲学会了这门手艺。其中的关键是，入馅之后要把合起来的馄饨皮沾点水捏紧，否则会有破散的可能。时过景迁，如今，每次跟内子一起包馄饨，眼前总会浮现母亲的音容笑貌;尤其是母亲伸出手指沾水捏紧馄饨皮的情形，仔细得像在做针线活一般。
去国二十年来，最让人难以释怀的，就是再也没能与母亲见上一面。如今的丰庄，人去楼空。那里的每一件物事，都是满满的记忆。那张母亲用了一辈子的八仙桌，不仅桌上的纹路是熟悉的，即便是桌面上的那股家常气味，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是上海最后留给我的那点记忆。早先的浦东老家被夷平之后变成了大片大片的居家小區。后来的新村旧宅，也在动迁之后消失了。惟有丰庄那所住房，还留有一丝丝遥远而清晰的记忆，像细雨一般在心头飘洒。我不想让那样的记忆消失殆尽。我不仅要保留那个住所，还要留住父母生前用过的林林总总。尽管人生最终都会归于空幻，但有些记忆，会铭记终生。
每次想到母亲，心里总是满满的，仿佛树林里的空气一般。及至落笔，又总是那么的浅显，有如小溪在乱石间的匆匆忙忙。内心深处的情愫，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美国的日子里，最向往的就是哪天有了落脚之处，赶紧把母亲接来。可是，等到真的有了栖息处所，大洋彼岸，母亲早就墓木已拱。
不久前父亲亦逝，即将入葬与母亲相伴。哪天回去再想与他们同桌就餐，只能在他们墓前了此心愿。他们的早餐比较简单，包子豆浆，有时也会是大饼油条之类的。但我喜欢。那张八仙桌倚墙而立，三个人每人坐在一边，安安静静地吃早饭。什么话都不用说，大家都很默契。饭后，把碗一推，回进房间里开始写作。父亲坐到他们的房间里打开电视，一面盯着屏幕，一面剥着毛豆。母亲回进厨房里，在水池里稀里哗啦地洗着碗筷。那一排不太明亮的窗子外面，有时细雨霏霏，有时阳光明媚。
丰庄，就这样在记忆中不停地持续着，持续着。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写于美东新州西闲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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