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

　　一

　　整个儿童时期，我最喜欢的时间是夏天的夜晚。大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聚在空地上乘凉，坐着板凳，摇着蒲扇，说起家长里短，聊起有趣的尴尬和无奈的瞬间，笑声和话语交替出一种喧闹。随着夜色越来越深，凉意渐起，星空显出盛大的样子，我躺在席子上，一面望着无穷的远方，一面等着周围变得静谧，而另一个声音升起。那是一个老人，可能早已经厌倦了日常里的各种细碎，讲的是他从书上看来的故事，有关羽，有武松，有孙悟空，有樊梨花，有朱元璋，有姜子牙，有不知来源于何处的人和事……无论讲的是什么，他总是不疾不徐，似乎也不是說给别人听，只是自己跟着讲述的那个世界走得很远很远。直到天已经凉透，潮意爬了满身，我在迷迷糊糊中被大人叫醒，回到家里继续在老人口中的那个世界里做梦。

　　梦做得久了，我就有心去更多地知道那个世界，不时蹭到老人身边，去追问各路人物的去向。老人有时耐心地给我讲解，有时实在脱不开身应付我，就珍重地从柜子里掏出一本纸张泛黄的书，让我查着字典慢慢看。这一看不打紧，原来老人口中的世界自有来处和去处，引得我废寝忘食地跟着里面的人物跋山涉水，有时候甚至会兴起由我来讲述这些故事的热望。到底也没有经受住诱惑，我忘记从什么地方受到启发，把裹塑料薄膜的纸筒当成竹筒，用塑料薄膜代替油膜，制作了一面简易的“渔鼓”。有时候我就敲打着这面鼓，跟着书里的故事，咿咿呀呀地便说便唱，害得大人们以为我得了什么怪病，看我的眼神里都带着若有所思的怜悯。

　　当然了，五音不全的嗓子很快就浇灭了我成为曲艺大师的狂热，只剩下爱读杂书的习惯一直陪伴着我。好久好久之后的一天，翻书翻到阿城的《闲话闲说》，“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心里略略憬然了那么一下，急切地往下看阿城讲的莫言故事：“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蹚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尽管经过了双重转述，我仍然确定无疑地辨认出来，这就是我小时候听过的小红孩儿故事。阿城所谓唐以前的情怀格调，应该是故事里的天真无理，那种不用事事说得通的恣意。这样天真无理的故事，在我幼时离莫言家不远的乡间还有大面积的保留，那个老人就曾讲过相似的红孩儿故事，只是主人公不是莫言，而是我们的一个邻居。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女孩结婚当晚，那邻居被小红孩儿折磨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精神失了常，每天拿着鞭子在我们学校门口驱赶那匹并不存在的高头大马。

　　扯得有些远了，其实我想说的是，等我读书稍多，才知道那个老人讲的，并不跟书上的完全相同，更不是什么历史上真的发生过的事，它们只是一些故事，携带着每个讲述者对这世界不同的失望和期待，看破和困惑，善意和冷漠。讲这些故事用不到眉头紧皱的一本正经，而是更像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中写的那样——

　　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在那个负鼓的民间盲艺人嘴里，“旷世逸才，忠孝素著”的蔡邕（蔡中郎），成了“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负心人，真真是“死后是非谁管得”。不过，我觉得应该是陆游有点过于认真了，赵家庄里的人们，哪里就想着混淆是非了，说书人提到的那个人，差不多就是村人眼中的邻家蔡老二，凭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蔡中郎？更何况，考了功名做了官，居然敢忘了家中的糟糠妻，可不就该天打雷劈？这里面有羡慕，有责怪，有愤怒，他们虽然早知道一部（说）书里所含的教训，但听着听着就忘了，蔡中郎又回复成了蔡老二，仿佛某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更多的是熟悉而后对其命运的感慨。想得稍微深一点，或许不只是斜阳古道中的负鼓盲翁，即便是在正史中，恐怕也难免类似的情形，比如我们就要说到的李斯的遭际。

　　二

　　一个人如果准备写一本大书，心里肯定抱着大大的念头，或者叫作“无名的大志”也可，就像希罗多德写《历史》：“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纳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熟悉古书的人应该看出来了，是不是有那么点司马迁的意思？“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不过，相对“发愤之所为作”的太史公，《历史》的作者接下来的叙述显得并不那么严肃：“一开始，希罗多德讲述的是抢女人的事情：腓尼基人抢走伊奥（Io）、克雷特人（Kreter）抢走欧罗葩、希腊人抢走美狄亚、帕黎抢走海伦——这些劫女事件一件紧扣一件，一报还一报，最后一次劫女导致希腊人捣毁特洛伊（卷一，1-5节）。这些都是传说，似乎希罗多德把希波战争的起因回溯到传说时代，难道希罗多德真的认为，战争起因是这些劫女事件？”我们暂且不管希罗多德是不是真的有点因不严肃而来的避重就轻，即便是我们心目中一腔悲愤、一脸严肃的司马迁，恐怕也未必一直正襟危坐，比如在《李斯列传》的开头，他就似乎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不用细数李斯的赫赫事功，按照《史记》“列传”的标准，不起码应该是“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吗？或者按司马迁的传赞，“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即便曾经铸成大错，以此业绩不也该有点尊严吗？为什么司马迁上来就用“上蔡仓中庑下鼠”来打比方？要知道，为人做佣耕的陈胜尚能说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知六艺之归”的李斯难道想不出（或者以司马迁之才替他想不出）像样点的比方吗？

　　索解为难，只好暂且放在一边，先来考虑小一点的疑问。按照普通的想法，作为郡小吏的李斯，面对的命运如果不是“一个小公务员之死”，恐怕也是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吧，怎么最终却成了一代名相？或者这也不是什么所谓普通的想法，大部分人可能早就明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觉得白衣为卿相原本就是人间正道，前面的想法只是我这类小人物的少见多怪。可是，一个人从小吏到宰相，怎样认知自己的胸襟格局，怎样面对几何级数增长的信息量，怎样消化因自我决断引发的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反应，不都是问题吗，哪里就能一蹴而就了？可是反过来想，历史上不恰恰有很多人从低层走向了高層吗？这里是不是暗藏着什么我们平常习而不见的秘密机关？

　　这个问题在心里藏了很久，直到有一天读到金克木的《秦汉历史数学》，说到刘邦、萧何、张良与韩信的功能结构，我才略有所悟：“一个虚位的零对经济、政治、军事构成的三角形起控制作用。这个三是数学的群，不是组织，集体，是核心，不是单指顶尖。三角的三边互为函数。三个三角平面构成一个金字塔。顶上是一个零，空无所有，但零下构成的角度对三边都起作用。这些全是只管功能、效果，不问人是张三、李四。所谓‘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德应当是指作用，不是指随标准变化的道德。”总结完规律，金克木重点强调了萧何的作用：“（汉）从争天下到治理天下，一贯起主要作用的是萧何，他怎么能有这样的见识？因为他是县吏，是行政基层组织中的一员，留意并熟悉行政运作，知道文献是工作的保留依据，他又能看得懂，所以一举就得其要领。刘邦本是亭长，是行政基层组织的细胞，所以也明白这一套……历史不会开玩笑，面孔冷冰冰，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谁想命令他变脸，办不到。他只看功能，不看人脸色。”

　　按照上述功能结构，沿着时间线往前推，是不是可以说，秦统一的过程中，也需要这样一位萧何？那个同样是郡小吏的李斯，不正好起到了萧何的作用？当然，并非每个作为小吏的人都有能力或机会成为宰相，李斯得为那个充满可能却也凶险重重的未来准备一个较为完备的自我——果然是这个走向没错，在感叹完仓中庑下鼠之后，李斯立即一个转身，“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可是，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个历代文献含糊其辞、近世以来屡遭鄙视的“帝王之术”，究竟是什么？学了有什么用呢？

　　三

　　1916年10月，袁世凯去世后两个月，经学耆宿王闿运以八十三岁高龄辞世，其弟子杨度此时正因“帝制祸首”而被作为要犯通缉。听闻老师离世的消息，逃亡中的杨度函寄一联：“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上联拟王闿运为旷代圣人，并以“逍遥游”之典，云其能以出世之心通入世之情;下联言自己承其帝王之学，却有志不获骋，如今颠沛流离，愧对师承。“圣人”“逍遥”“世法”与“帝王”，一副挽联里嵌着儒、道、释三家名词，或许现在人会觉得搭配有点凌乱，不过，《天下篇》里的“圣人”，退可习佛道以作逍遥之游，进可以通世法而“应帝王”，或许本身并没有那么不可思议，有问题的说不定是后人的心量？

　　尽管王闿运和杨度悄悄把司马迁笔下的帝王术改成了帝王学，可人们还是很快就识别出其中包含的虎狼之心：“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帝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即便不说“术”本身有其合理性或深远考虑，有可能是“巧妙地用‘使帝称王术坚持‘道统的行为”，上面这段话里包含的贬抑之义，杨度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更不会把帝制的失败看成帝王学本身的问题，否则他也不会在给袁世凯写挽联时还心有不甘：“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君宪负明公（袁世凯），明公负君宪，九原（坟墓）可作（起），三复斯言。”

　　或者探究得再深入一点，照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里的说法，这个看起来出身不高的“术”，说不定不光没有辱没“学”，还跟先秦最高级别的“道”密切相关：“余尝博考群书，窃日夜之力以思之，恍然始悟先秦诸子之所谓‘道，皆所以阐明‘主术，而‘危微精一之义，实为临民驭下之方，初无涉乎心性。”“‘道论二字，可说是‘道家理论的简称。它的具体内容，便是‘人君南面之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习道论于黄子”，那内容也“正如《史记·李斯传》中所称‘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一样，学习的内容，是相同的”。即便不用如此绝对地指实，而是把与身心相关的内容也合入“道论”之中，则崇实的“帝王之术”仍切切实实是道的一部分，并非如后世崇虚的文人们轻视得那样卑下，当然更不像少数阴谋家推崇得那么卑劣。接下来要问的是，李斯学的这个“帝王之术”，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呢？

　　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李斯这段辞别荀子的话，如果只看后半部分，差不多就是仓中庑下发现的重复，不过把老鼠的比喻去掉了而已——人处于卑贱之位而不思有所作为，就像禽兽（禽鹿、视肉均禽兽义）一样，不过是长着人脸而能走路的动物罢了。人最耻辱的是地位卑贱，最可悲的是生活穷困。长处卑贱、困苦之中，却非议世道而憎恶荣利，自命为无为，这可不是有志者的本心。李斯的这番话，求用，求发达，明显有违“君子固穷”的义旨，恐怕自古及今（绝大多数不得志）的读书人看了都不会舒服。我思来想去，即便考虑到战国时期人的思想还带着野气，也很难给李斯这段话找出什么高尚的借口（或许根本就不需要），似乎他天生携带着趋利趋贵的基因，不是跟了个老师就能轻易改变的。

　　进一步而言，即便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地位，也不是凭空想想或单有野心就够的，仍然需要有对人世清晰的洞见。从荀子完成学业后，李斯明确自己处身的楚国君主不足成事，除秦国外，其他国家都很衰弱，无法建功立业，于是决定西行入秦。这一决定显示出李斯过人的判断力，那个后人看来无比明确的秦统一六国的局面，当时恐怕未必那么明显，能从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中识别出“秦王欲吞天下”的人，显然需要对大势的深切了解，当时恐怕未必很多人能作此想。即便已识别出大势，一个决定协助他国完成大统一的人，当然也会受到诸如安土重迁等习见思路的影响，也知道他早晚要面对自己的故国，想从这些基本情感和世俗捆缚中挣脱出来，无疑需要巨大的能量。

　　提供给李斯巨大能量的，应该是他在这段话中反复提到的“时”，一则曰“得时无怠”，再则曰“今万乘方争时”，再则曰“布衣驰骛之时”，不含“时”字的所谓“游说者之秋”，也如《索引》所言，“秋时万物成熟，今争强时，亦说士成熟时”。接下来李斯入秦，说秦王统一天下，也围绕着“时”展开，“胥人者，去其几也”，是说待人成事者，就是失去了几微时机的人;“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的论证，是说当时时机不成熟;“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明确提出秦王面对的是万世一遇的良机，若“怠而不急就”，诸侯或将反扑。

　　李斯看清楚了自己所处时代不可避免的大势，超脱于琐碎饤饾的人人之争，也免去了临事的畏葸不前，直接放胆与时竞逐，走进了当时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这才有此后的赫赫事功。从阅读感受来说，李斯论“时”的这番话虽然高明，细辨却有一丝躁急的杂音，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杂音是否会成为李斯今后发展的绊脚石。

　　四

　　1948年初，原籍奥地利的哥德尔准备获得美国公民权的面试，入籍证人是爱因斯坦和摩根斯顿。这个例行面试本来无关紧要，哥德尔却不但研究了印第安人是怎样迁徙到美洲的，还“认认真真准备，仔仔细细研究了美国宪法。面试前一天，哥德尔告诉摩根斯顿，他发现美国有向独裁制演变的逻辑-法律可能性”，并就此进行了复杂的推理分析。第二天的面试中，法官指责奥地利的独裁政权，并感叹“幸好那种事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哥德尔随即指出，“正好相反，我知道怎么一来那种事就可能发生。”要不是在场的爱因斯坦他们拼命阻止他往下讲，说不定哥德尔不光没法获得公民权，弄不好会被当成间谍也未可知。如果哥德尔真的被人怀疑甚至要作为间谍投进监狱，以他的聪明睿智，会不会像当年在秦国修渠的郑国（人名）那样，为自己的行为完美辩护呢？

　　谈郑国之前，还是先回到已经到达秦国的李斯那里。指出秦国面对的是万世一时的良机之后，李斯随之献上了从内部瓦解六国的“离其君臣之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这胡萝卜夹带着大棒的计策，应该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因此秦王才“使其良将随其后”，李斯也因此被拜为客卿——这客卿是实职，并非虚衔，所谓“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诸侯来者，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也”。只不过，虽然是实衔，仍不免要“以客礼待之”，可见秦国也没有完全把客卿当自己人，这也就为此后的郑国事件埋下了伏笔，并由此牵连到李斯，其扶摇直上的趋势大有就此终止的趋势——

　　会韩人郑国来间（当间谍）秦，以作注（灌）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

　　按技术水准衡量，以郑国的水利专业水平，即便是现在入美国籍，肯定也比梅拉尼娅·特朗普更有资格拿到“爱因斯坦签证”（Employment-Based First Preference Immigration）。这樣的专业技术人才入秦，怎么个做间谍法呢？很难想通。幸亏有太史公的“互见”笔法，我们可以在《河渠书》中见识这一独特的间谍手段：“韩闻秦之好兴事（兴建土木之事），欲罢（疲）之，毋令东伐（韩），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聚集）填阏（淤泥）之水，溉泽卤（盐碱）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每亩收成六石四斗）。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原来韩国使的是三十六计之外的“疲秦计”，就是让你大兴土木，浪费人力物力，没有力气去惦记别的国家，《集解》所谓“欲罢劳之，息秦伐韩之计”。老实说，考虑到战国时期已经高度发达的兵法和诈术，韩国人的这一间谍手法笨拙得有点让人生疑，我甚至有点怀疑是见识高卓的人物故意把高级人才送出去做事（大家共有同一个天下不是吗）。这样推测有一个反证，如果不是韩国手法笨拙，危害了秦国国家安全的郑国，岂能轻轻巧巧一句话就让秦人“以为然”？不过这也不免会引起一个更大的疑问，既然秦已经放手让郑国修渠，又为什么因此对客卿下驱逐令呢？

　　《史记》还没有后来史书那种“一事不两载”的规矩，因此读的时候就要不停地脑补很多在其他地方出现的相关文字，才能把一件事的前因后果串接起来。即如上面的疑问，我们只好再来看司马迁《秦始皇本纪》中“互见”的部分：“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毐等败走。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嫪毐造反坐免（赵国人）吕不韦的原因，则“互见”于《吕不韦列传》：“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生殖器）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令太后闻之。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

　　到这里我们差不多已经明白，秦国逐客的可能原因，直接却不太重要的是作为间谍的水工郑国“疲秦计”被识破，间接却关系甚大的是相国吕不韦推荐与太后私通的嫪毐作乱。秦国宗室大臣谏议逐客，考虑到太后和秦王的颜面，嫪毐和吕不韦的问题不便放在台面上说，以郑国的事为借口再好也不过了对吧？也正是此谏与吕不韦关系甚大，“李斯议亦在逐中”就不只因为他是外国人，而是其发迹与吕不韦有绝大的关系：“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如此情势之下，李斯不但没有因害怕牵连见几而逃，居然还不避不让地给“少恩而虎狼心”的秦王“上谏书”阻止逐客，显示出罕见的胸襟与气魄——这封发愤所为作的谏书，就是后世称为《谏逐客书》的千古名文。

　　五

　　起意写这篇关于李斯的文章，正是缘于这篇《谏逐客书》，觉得道理说得透，文章写得好，朗朗可诵，用鲁迅的话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后来读金克木的《“古文新选”随想》，第一个提到的也是这篇：“这是影响中国历史的关键性文章……岂止两千多年前？今天的美国不是依靠‘客吗？近年美国得诺贝尔奖金的不是有几个中国移民吗？除开国的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和建国的林肯等政治人物以外，美国文化不靠外来客人吗？还有日本，自从了不起的圣德太子直到如今，就是一个不怕吸收别人长处的国家。李斯和秦始皇在世界上没有断种。”好到几乎没有疑问不是吗，可真要仔细分析这文章，却觉得并没有太多话要说，因为文章的意思并不曲折，不管举多少例子，打多少比方，主题全都围绕开头的一句话——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文章起始，就先把秦王择了出去。逐客最终是秦王的决定，并且已经执行，可李斯在这里，先是说“臣闻”，好像逐客的行为还没有开始，只是我听说有这么一件事;再是说“吏议”，似乎秦王还没有做出决定，事情还在讨论过程中;如此说出“窃以为过矣”的结论，就显得并非挑战秦王的权威，只是私下说说自己的看法。不是逆着来，而是顺着说，从而撬开一条秦王可能听从谏议的缝隙，正是《文心雕龙》所谓的“顺情入机”。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接下来回顾秦的历史，以英主穆公、孝公、惠王、昭王为例，列举他们任用客卿取得的成果，得出“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而成其功业的结论，极富说服力。照洪迈《容斋随笔》的说法（“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并天下者，诸人之力也”），重用客卿是秦国特殊的决断，是他们正正好好在当时形势下做对的那一点。由此，六国人才向秦国汇聚，形成了济济多士的繁荣局面。具体准确地追溯秦成功的原因，以事言理，正是《文心雕龙》所谓的“动言中务”。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甕叩缶而就《鄭》《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此段从历史转入时事。说是时事，其实多讲的是“客物”而非客卿，虽然牵连到秦地风俗的移易，针对的要害却是秦王的嗜欲。不管是昆山玉、随和宝、明月珠、太阿剑，还是夜光璧、犀象器、郑卫女，甚至是桑间昭虞之乐，都不过是人对声色的爱好，算不得台面上的大道理，所谓“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只是，这放不上台面的一切，仿佛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劫女事件”，尽管看起来不够严肃，却实实在在是人内在的欲望（Epithumia），用此来触及幽微之处的内在隐秘，当然就最容易打动人心。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切身，当李斯把话题兜转到“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才“虽批逆鳞”，却没有引起秦王的过度反弹。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籍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本段广设譬喻，从前文对历史的追溯和对嗜欲的刺激，转至秦王称霸甚至统一六国的雄心，申说“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的道理，并引五帝、三王来提调秦王的胃口，以“籍寇兵而赍盗粮”示意逐客的不良后果。至此，李斯的上书由历史、欲望汇流到秦王的血气（Thymos）之上，作用于他“对何为正确、何种东西带来尊严与荣誉的精神感受”，作用于他“承认的欲望”，生理和精神的爱欲（Eros）在这里合为一体。

　　夫物不产于秦者，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结尾总结上文的三层意思，由欲望、历史而再次抵达血气。秦王听进了李斯的建议，“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文心雕龙》所谓“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或者我们也不妨说，李斯用理性（Nous）调动了秦王的欲望，激起了他的血气，从而自己也得以因时而进，“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尽情施展着他从荀子那里学来的“帝王之术”。

　　从上《谏逐客书》到秦统一六国，虽然离李斯感叹“物禁太盛”还有十年的时间，我却觉得这是他人生最精彩的时候，因为走的是一条向上之路。至此为止，他的所有选择，即便考虑到太史公的仓中庑下之喻，仍不碍其基本的准确。如果李斯的生命就此终结，或许真的“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然而，历史岂由人算，或许在成为宰相的那一刻，李斯已经一步一步走进了历史和他自己投下的浓重阴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