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明

　　一

　　东君是“七0后”为数不多的既有语言又有文体意识的小说家。这里所说语言，指汉语应有的精确、典雅和弹性;而我标出文体意识，表达的意思不过是，小说家对于已经形成的公共的小说文本应该秉持破边的冲动。

　　东君对于今日小说创作中日益严重的同质化倾向是有清醒认识的，至于小说的现代性，有他建立在广泛阅读基础上的理解。他近年的创作，在小说的题材选择、人物刻画以及叙事策略上，更多地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的窄道。換句话说，他宁取窄门，不走大道。这恰恰让他保持了一种独异的品质。东君博闻杂识，浑身静气，偏又多思，他始终在寻求小说文体流变的可能性。秉持着创制一种新小说的抱负，他对短篇小说文体的探索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单就此前他叙述的着眼点，我们就可以觉出，《苏薏园先生年谱》借鉴了中国古人做学问编年谱的体式;《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采用“谈话录”的结构;还有某些短篇，其体式的灵感来自唐传奇以及宋以后的笔记小说。而这篇《卡夫卡家的访客》，若从传统中找写作的渊源，则走得更远，在叙事策略上，可以说直接接续了《史记》“刺客列传”的传统。东君一直有把小说写得不成其为我们公认的那种小说文本的欲望。但说到他的文体创新，实在是其来有自。东君领受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哺育，先锋的高潮过后，中国文学的实验性大大下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年如火如荼的先锋文学，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在尝试，作家潜意识中充满诡异想象力的现代主义，早被无边的现实主义所规范和笼罩。但在东君的身上，我们仍可以辨析出那种可贵的继承。当然，东君与上一辈作家过于前倾的西化姿态不同，他在一次次有意识的后退中经营自己的小说世界。他小心绕开叙述中早已变得公共性的娴熟套路，放远他的小说理想，试图从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找来一颗破土的种子。他由此退回到更早的西汉，从汉文学传统的人物创作法中找来叙述的热情和叙述的结构，以此来创制他理想中的现代小说。这可以说是一次独具匠心的重新发明。

　　这个时代，很少有小说家留意《史记》的叙述。《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写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是史学也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太史公以曹沫开篇，荆轲殿后，叙述上由略到详，声色各具。第八十六卷总体读下来，借用《索隐述赞》里的一句话，千载之下，仍可以使“懦夫增气”。

　　我曾猜测太史公写作“刺客列传”的初心——把市井人物归入仅次于世家的列传，足以表明他老人家的世界观完全站在市井（下层民众）这一边。“刺客列传”的叙述是很有意思的，一人写讫，就用一句“其后多少年而有某某之事”接写后一人。前后之事，相隔年数或有不确，但时间，经此而变成一条绵延不绝的叙述引线。太史公以递进的时间叙事告诉我们，这种“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世出，也足可以与王侯将相并列。

　　回到东君的中篇小说《卡夫卡家的访客》，小说重点写晚明的九位诗人：沈渔（嘉兴府人）、许问樵（仁和人）、李寒（仁和人）、陆饭菊（雁荡人）、杜若（山阴人）、司徒照（山阴人）、曹菘（德清人）、何田田（不详）和徐青衫（慈溪人），人数比“刺客列传”多，人物的籍贯不出锦绣江南，活动范围不限。太史公的人物共通的身份是报知遇之恩的刺客，东君的这九人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诗人。他们的志业是写诗，九个老灵魂，滋生着固执的使命感：把文明的薪火传承下去。他们大抵生活在晚明和清初，每个人都不乏才华，但也并不见著于自己的时代。如同五名相距数百年的刺客，九位诗人也有前后的关系。这前后的叙述，东君不讳言借用“刺客列传”的结构。也或者，他借用明清地方志中人物传的编撰方法。总之，这种关于虚构人物的叙述方式，放在我们时代的小说语境中，非常奇特，就我的阅读范围，也仅见而已。

　　东君身上有文人气，文人气在这个时代不待见，好在他没有沉醉在这种很容易变得酸腐的气息中不自拔。“刺客列传”的叙述结构，移植到把叙事当成一门学问的现代小说中，我不怀疑它有相当大的缺陷。作为一个很早接受现代性小说观念且训练有素的小说家，东君当然清楚这一点。事实上，小说以《卡夫卡家的访客》为题，他是有预谋的，开篇请出现代派小说的关键人物弗兰茨·卡夫卡。这是叙述的需要，也是壮胆。再说，卡夫卡在他的《八本八开本笔记簿》和《中国人来访》中明确记有一位中国访客。这事，卡夫卡的读者不陌生。不过，也只有敏感于文本创造、富有奇思妙想的小说家才会想到可以为这个发见发明一篇不入俗套的小说。

　　就这样，一次真实的记载，引发了一个虚构的文本，小说世界就是这样的好玩。而随笔式的开头和行文，也大异于一般的小说作法。通篇读下来，读者不觉得有个小说作者躲在暗处在虚构他的小说。总之，没觉得这是一个虚构的文本。我甚至认为作者之所述，地方史上确有其事。但，我完全错误。那确实是小说家高明的创造。虚构而让人不觉得它的虚构，这是小说家的本事，套用一句史蒂文斯的诗，这就是“最高真实的虚构”。

　　小说一开头，卡夫卡就被请了出来。卡夫卡是有文学气场的，哪怕他寡言或压根儿不说话。事实上，卡夫卡这个名字就是一切现代性文学的标志。他现身小说文本，毫无疑问，增强了这个中篇的现代性。这也使得后面将要描述的九位诗人的故事有了一种卡夫卡式的艰难的旅程。

　　但，如同走入一个大户人家的中式庭院，曲径通幽，禅房花木，风景独异，但切不可一目了然。小说的重点，是晚明的九位诗人，人物的出场，东君的叙述却一点儿都不着急。这之前，他还颇费了一点玄虚的笔墨——

　　卡夫卡出场后，一个虚构的熟悉卡夫卡的人物威尔弗和中国学者杨补之出现了。而那本记载“九位晚明以来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的集子《俊友集》，正是杨补之送给威尔弗的。威尔弗与他的学生把它译成德文。若干年以后，作为叙述者的“我”，又从威尔弗后人手里得到了这个德语本。“我”的翻译家朋友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如此一来，又经相关人士的编注、撰写小传和点评，《俊友集》多少从一本“由火热的情感与冰冷的智慧砌成”的“有意思的诗选”变成了一本“由理解与误解构成的书”。即使其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本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书，也没有理由湮灭无闻。也是因缘际会，非常偶然地，“我”把这九位诗人的行状照录了下来。最后，叙述者“我”在录完九位晚明诗人之后，又回复到了卡夫卡那里并跟作家搭上话——“这些人虽然寂寂无名，但他们的才华足以与唐朝诗人相匹。他们的诗作不应该随同他们湮没无闻。”这正是东君创作这篇小说的主旨。不过，卡夫卡仍以自己只是一名小说家而表达了他的无能为力。小说至此也完成了一个滴水不漏的圆形叙述结构。

　　二

　　琢磨小说的文本结构是作为一名读者的乐趣。而如何理解小说塑造的人物，则是小说阅读的不二法则。现在，枝枝节节的人物可以忽略不计了，让我们把目光专注在小说家虚构的九位晚明诗人身上。

　　沈渔，嘉兴府石臼漾的隐者，性狷介。沈渔基本上是小说描写的晚明诗人群体的一个源头。他的诗歌天地本来就不大，又不愿意混迹在诗歌的江湖圈中，也很少跟官员来往，晚年，他的“活动半径更小了，索性闭门不出”，最多也就“绕石臼漾走一圈”。后来，干脆连他在石臼漾散步的身影也见不到了。文學史上，像沈渔这样的诗人，湮没是必然的命运，但是，沈渔的诗歌血液非常自然地灌溉到了他的外甥许问樵身上。许问樵有伤时忧国的情怀，性喜逆风划船，在经历了天翻地覆的甲申之变又经历了随后的战争之后，他死里逃生，还亲眼目睹了北中国人吃人这种惨绝人寰的事。许问樵有气节，有“生下来就是为了留下几首可以让人传诵的诗”的理想，他毕生的心血是著有十卷诗，虽有损毁，他的诗卷最后被同是仁和人的穷书生李寒发现，后者认可他的才华，誉之为孟东野转世。李寒是一个读书种子，他在慢慢地成长为诗人的同时，也成了酒鬼。他为诗而生，却因酒而死。他的诗后来被陆饭菊读到，陆的心一下子被打通。同样，陆饭菊的诗集被一个叫杜若的山阴人抄下并熟读。杜若尽管写下了“百年间推为第一”的诗歌，却嘱托朋友务必在他死后烧毁（这点让我们想到卡夫卡）。他的四卷《杜若诗集》最终被知音读者刊印。一位名叫司徒照的晚辈过杜若墓，作诗凭吊，引为知己。司徒照本身是一名被低估的诗人，他的诗，给汉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奇观。他对自己的诗歌也相当自信，可流传下来的却是一幅画，被一个叫曹菘的德清人收藏。曹菘有一双修长的手，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写诗的同时，也不忘摸女人。小说中唯一的女诗人是何田田，一名妓女，是曹菘的老相好，由于两人搅浑不清的关系，明州慈溪人徐青衫给他们编了一册五卷本的合集，俾使流传。而徐青衫，尽管一生中写了一千多首诗，也有意要让后世记住他的诗歌的愿望，很可惜，他最后只存诗六十余首。

　　小说中的这九位诗人，各有姓名、籍贯、性格，自然也各有诗作传世。他们的生平，其厄运的一生，是小说描写的重点。九位诗人有一个共同点，大部分是平民出身，“没有功名，也没有一官半职”。在素来讲究功名和出身的帝国，这非常致命。他们偏安一隅，尽管生活在文化昌明的江南，却始终不在帝国的中心。用一句我们时下耳熟的话说，他们没有发声的平台，也根本没有话语权。而古往今来，文场或诗坛，从来就是一个权力或资本的场域。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很难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作品流传下去的希望更属渺茫。他们并非不明白“在这个势利眼的时代，即便是珍珠也很容易被人当作鱼目丢弃”的事实，很多人其实是不在乎。诗人的不售于时，是诗人这个族类的共同的命运，古今皆然。

　　九位诗人的行状，小说胪列甚详。他们活着，忍受时代的捉弄、贫穷的折磨以及寂寞的噬心。他们的一生，不由得让人想起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他们每个人其实都经历了一场无比艰难的旅程。尽管受叙事方式的制约，九位诗人的内心，东君稍稍触及就点到为止了，并没有过分地去挖掘。

　　其实，人格中的矛盾因素也必然会统一在每个发光的身体上。说穿了，古代诗人和住在我们隔壁的现代诗人一样，日常行事也每有不堪的一面，他们的癖好，他们性格上的毛病，他们的时代局限性，叙事中也都恰到好处地给点出来了，不过，因为理解，所以慈悲，小说家心慈手软，也就点到为止了。比如，清高的沈渔不免惧内;讲气节的许问樵一辈子划倒风船;性情中人李寒有喝醉吼人的毛病;爱哭的陆饭菊不顾斯文、也曾推销祖传金创药，晚年还爱在诗中梦游;写诗标新立异、狷狂的杜若有咬指甲的不良习惯;天真而自信的司徒照患有一种奇怪的毛病;至于曹菘，聚焦在他身上的毛病或许比别人更多一点。曹菘早年巴结显贵，跟体制勾勾搭搭，“屡次向朝中几位以诗闻名的官员献诗”，也总想“脱下粗布衣裳，换上一身体面的官服”，“渴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进入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晚年的曹菘历数早年自己的斑斑劣迹：偷书、诱奸、玩弄妇人、骗财、作假证、代人捉刀、行贿，或许还要加上耍小聪明的空谈。但曹菘也是最明白这个时代的一个人。他把自己一分为二，诗也明显地分成两个时期，晚年的曹菘反对了早年的曹菘，写下了他精彩的一笔。人称田妃的何田田，曹菘对她的评价是刻薄和浅薄。何田田除了是诗人，还是一名性工作者，也许这一笔并非可有可无;最后出场的徐青衫，生卒年无载，生平事略不详。一部诗歌史，像徐青衫这样的人，不会是少数。

　　太史公怀着敬意写了实有其人的五名刺客，东君带着游戏精神虚构了九位诗人。五名刺客实则干了性质相同的一件事;九位诗人也不过做了同一件有意思的事：写诗，或曰，为国族保存文明的火种。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可以把九位诗人看成一位诗人的九个不同侧面的。我相信，小说家一定是怀着某种“谦逊而隐蔽的复杂性”（博尔赫斯语）来书写这“另一个，同一个”的故事的。

　　九位生活在晚明或清初的诗人，在一名当代的小说家手里诞生，怎么看，都很像是九位当代诗人的翻版。如果我们同意埃兹拉·庞德关于诗歌是种族的触须的定义，或者，正如艾略特所言“诗比任何别的艺术都更顽固地具有民族性”，那么，创造了诗的诗人的确是考察人性的一个最理想的标本。诗人少见的率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免不了沦于穷困的厄运。他们有才华，也许还有惊世骇俗的作品，却鲜为人知，甚至身与名俱灭。他们的声誉，主要靠后世某个知音读者的偶然发见。这其实相当惊险。但是，诗歌史上，一个诗人的不死——他最大的运气——就是后世拥有人数不多却有无限的知音读者存在。所以，当代有抱负的诗人，愿意在自己的时代寻找并拥有一个很小的读者群，他们将自己的作品献给这无限的少数。从理论上说，每一位诗人，都处在一个文明链中，但如果没有这“无限的少数人”，诗作要垂之久远，基本上是一个妄想。而身处文明链上的诗人，发现一位已逝的前辈，以醍醐灌顶般的影响，成就他，最后，反过来，更用他毕生的创作哺育一位优秀的后来者，如此，薪火的传承，虽岌岌可危，也葆有了它的惯性和秘诀。这是伟大诗歌存活下去的理想方式。小说中九位古代诗人的合集《俊友集》之所以得以流传而没有被湮灭，主要也是靠了这种类似于击鼓传花的继承——它远比轰传一时更可靠也更可行。

　　任何时代，才华横溢却始终默默无闻的诗人总归是多数。文学史上，不少诗歌之所以腾传众口并得以流播后世，实则端赖于某些外在的与诗本身无关的东西。东君显然有感于此。所以，他对《俊友集》的九位诗人是抱有深切的同情和悲悯之心的。他赞许杨补之“像从海底打捞沉船那样，搜寻整理他们的作品”的功德，最终自己也变成了另一个杨补之。出于一种文化的良知，东君如明清两代编撰地方志书的乡贤，给那些“才华足以与唐朝诗人相匹”的诗人一一编写人物传，以此揄扬真正的诗歌风骨和纯正的文学品位，藉此彰显文学史本该具有的公正性。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实用战胜了虚无的时代。过分地讲究实用，无视“无”的存在，使得性质上乃是“无中生有”的当代诗歌一直饱受大众的质疑和贬斥。东君明的一面在书写古代诗人的命运，暗地里，他的眼光何尝离开过我们时代极具精神传承的诗人这个群体。换言之，九位诗人的古老形象中分明有着当代诗人的鲜明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卡夫卡家的访客》，说它是一卷还魂的当代诗人列传，我想大抵也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