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宏有一天邀我去剪子巷瞎子家去算命，我说命有什么好算的，我最烦别人在看电影时把结局提前说出来。章宏就最喜欢一边看电影一边把后面的事说出来，我最烦他这一点。
“去吧，据说老瞎子算得准得一塌。”章宏说，“我们明天一早就去，争取头一个算。下午去，他算多了就不大准了。”
“明天？不上学了？”
“撒个谎，让立新给我们请个假，就说我们拉肚子了。”章宏说，“偶尔撒撒谎，天大地大。”
章宏不是偶尔撒撒谎的问题，哪天他不撒七八个谎？他自己都说，不撒谎他就会拉肚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章宏家喊他，一起去瞎子家。
路上章宏问我有没有吃早饭，我说当然吃过了。章宏说：“算命之前要空腹，肚子里一有屎，算出来的结果就不太准。”
我说：“你还真想算呵？”
我们穿过了草巷、腰刀巷、梳儿巷，拐到剪子巷。上班的人都上班了，上学的人都上学了，巷子里寂静少人。只有一个收破烂的扯着喉咙在空荡荡的巷子里喊，“有破布烂棉花拿来卖！”
瞎子家门前有一棵石榴树，上面结了许多石榴。我们进门前，章宏摘了两只大的，一只塞在口袋里，一只拿在手上。说算命要钱的，没有钱，起码要带些吃的用的。
门朝北，进门是一间堂屋，里面三张长板凳上已经坐了五个人。一看都是来算命的。地上都摆着东西，京果粉，炒米，鸡蛋，还有一只老母鸡。
没想到这么早，还是晚了。
章宏对那几个人说：“爷爷奶奶大伯大婶，能不能跟你们商量一下，我们请了一堂课假来的，马上还要赶回学校上课，能不能让我们先进去？救人一命，如造七级浮屠。”
那几个人都笑，说，好好好，让你小把戏先算。
等西边屋里出来一个面黄肌瘦的女人，章宏和我便进了屋。
“把门关上。长尾巴呵？怕尾巴被门夹住呵？”说话的是坐在一张圈椅里的老瞎子。老瞎子我见过，白白脸皮，塌鼻子，招风耳，身材高大，臂长腿长，满嘴黄色长牙。眼眶深陷，眼皮快速地抖动着。
我回身关上门，章宏在瞎子对面的方凳上坐下。把石榴放在两腿间。
“你们旷课，就为了偷我的石榴？”
啊？老瞎子果然厉害！没眼睛，一句话居然说破了这么多事情！
章宏缩着脖子看我，好在他反应快，把一只石榴放在瞎子身边的茶几上，说：“我们看到你的石榴熟了，帮你摘下来。你不是眼睛看不见吗？我们喜欢做好事不留名。”
老瞎子笑，说：“算命哪有两个人一起算的。天机不可为旁人知晓。你们要一起算？”
章宏说：“无妨无妨，他是我拜把子的弟兄。”
“你們要算什么？”老瞎子端了茶喝。
章宏说：“老师傅不急呵，我要算的比较多。头一个，我能活多大？”
“不好说。这个我算不了。”
“我是怎么死的？生病疼死的，还是地震被压死的，还是吃肉撑死的？”
瞎子笑出声，一口大黄长牙：“吃石榴撑死的。”
章宏也笑，说：“正正规规的，老师傅请严肃认真点呵。我天天做梦，说我站在百货商店的楼顶往下跳。其实我根本不想跳，谁想跳楼呢？又不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跳楼的是我家大伯，我们家跟他家又不来往，我学他干什么呵？”
瞎子说：“你不会跳楼，你可以活到八十，运气好，多做善事，可以活到八十五。”
“干什么工作？我做梦经常做到在大街上拉板车。”
瞎子的眼皮飞快地抖动，右手的大拇指捏着小指。说：“我看到两个你。一个，跟我一样，帮人算命；一个，当了干部，穿中山装，在台上发言讲话。”
章宏说：“我有没有可能当兵呵？”
老瞎子说：“你先把钱付了好不好？五分一算。”
“好好好，”章宏从口袋里掏出二分钱硬币，放在茶几上。
老瞎子没摸那枚硬币，说：“五分，不是二分！”
章宏说：“对不起老师傅呵，我只有二分。等我当了干部，补给你五块！”
老瞎子说：“好了，该你的同学了。你就这样了。我告诉你吧，你以后会找三个老婆。这就是你今天来真正想要算的。我没说错吧？”
章宏缩着脖子吐出舌头，慢慢从凳子上站起来。
我没坐到凳子上，我根本不想算命。我看到墙上挂着一把二胡，我想如果要让我说心愿，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把百货商店那把最好的蟒皮二胡买下来，再一个是跟班上的女生白玫在一起。但是，这两个心愿有什么可说有什么可算呢？毫无希望实现的目标。
我说我没想算命。我和章宏走出这间屋子时，瞎子在我们身后说：“那个没偷石榴的小孩，我可以告诉你，你以后也不要给人算命，你的命没什么好算，太一般，平平常常。大多数人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撑不死，也饿不死。”
出了瞎子家，我们在街上瞎逛，我在百货商店乐器柜台看了那把二胡，章宏蹲在卖皮夹子的柜台看了半天皮夹子，还让营业员把一只深蓝色的皮夹子拿出来看。那只皮夹子上印着南京长江大桥，很漂亮的皮夹子，很贵，要两块钱。章宏说他做梦梦到最多的，一是白玫，一就是这只皮夹子。
我要回家吃午饭，章宏说他不想吃饭，他想到学校北边的桑林去玩。说反正撒过谎请过假了，要把撒谎的效率用到最大限度，不如下午也不去上课了。
于是，我们饿着肚子去了桑林。
桑林一望无边。这里的桑树跟一般的桑树不同，是很正规的蚕场的桑树。不高，叶子肥嫩。章宏一边走，一边采摘桑叶，往口袋里塞。我问他，你又不养蚕，摘这么多桑叶做什么。章宏说，白玫养蚕，摘了送给她不是好吗。
“好东西，要早下手，晚了，就被旁人抢去了。”章宏说，“你不想白玫呵？从来没听你说女生。”
我说我不想。
“不是我说你，你这个人，就是虚伪。白玫那么好看，你不想？我就天天想，书直接看不进去。你看人家德胜，天天写情书，塞纸条给白玫。说不定哪天白玫就上他狗日的钩了。我们也要大干快上，不能落后。”
我说：“德胜怎么可能得逞？一个留级生。白玫成绩那么好。”
章宏说：“那依你之见，班上谁能得逞？”
“谁都无法得逞。”我说。
“我呢？如果我也给白玫写情书？你看我有没有机会？”
“你也没戏。”
“何以见得？你又不是算命的。”
“反正不可能。谁也没希望。”我说，“除非班上有白朗那么优秀的男生。”
“你简直是胡说加八道！白朗？白朗是白玫的哥哥。哪有兄妹好的！”
“我的意思是别人像白朗那么优秀，又不是说白朗和白玫兄妹两人结婚。”
我们说着，走到了江边。没想到的是，我们刚刚在说白朗，就在江边看到了白朗。
白朗是学校的名人，比我们高两届，成绩好得要命不说，体育也好，跳高冠军，排球队队长，航模队队长。关键的关键，是白朗长得帅极了，有点像后来电影里看到的马龙·白兰度。白朗在学校里走，在街上走，都会有一帮女生跟在后面。我每回看到白朗，都会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泡屎。
江边是一大块空地，平整的江滩。白朗和一个女生在江滩上弄航模。那个女生简直是丑，又矮又胖，还矫情。白朗控制着遥控器，这个女生手举木头飞机奔跑。她也不晓得自己的嗓音有多难听，也不管我们已经走到近处，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地大喊大叫：“白朗白朗，你老叫我跑，我浑身都湿透了，全是汗。你也不管！”
白朗说：“你速度太慢了，鸭子跑得都比你快，又不会控制遥控器。再跑快一点！今天争取飞起来。”
我们走到近前，章宏说：“我来跑好吧？我跑得快。”
白朗不认得我，却认得章宏，说：“你不是那个谁吗？我妹妹的同学。”
章宏说：“是是是，就是我，我是白玫的同学，章宏。”
“你们不是有课吗？”
“是有。我拉稀，请假了。”
“拉稀你还有劲跑？”
章宏说：“无妨无妨。我跑得快，白玫晓得的。”
白朗把航模递到章宏手上，告诉他如何如何拿好，怎么跑，什么时候撒手。“角度，力度，时机，一定要把握好呵。这东西不便宜，摔坏了就麻烦了。”
章宏把口袋里的桑叶掏出来，放在地上，说：“这些是送给白玫的，白玫不是喜欢养蚕吗？你带给她好吧？”
白朗说：“家里的桑叶都堆积如山了，都是她同学送的。”
章宏说：“不要紧，给蚕吃，蚕不是金鱼，不会吃撑死。”
说着，章宏脱了衣服，上衣全脱了，光着上身。他瘦，一根根肋骨在皮下清清楚楚顶出来。
风突然大起来，章宏顶着风跑，他跑得真是快，上体育课从来没见他跑这么快过。跑着跑着，白朗大喊一声“放！”，章宏把航模往前上方一扔，木头飞机飞起来，飞起来，在天空盘旋，绕到江上飞，江上有一些白色的鸥鸟在飞。
然后，就见这只飞机一头栽进了江中，随着江水漂远了。
这次狂奔，飞机是飞起来了，而章宏却扭伤了脚，脚踝肿得像石榴一样大。回家的路上，章宏把手搭在我的肩头，一步一呲牙。
“不知道白朗会不会把我的桑叶带给白玫？”
我说，应该会的。
章宏说：“郭平你说，如果我成了瘸子，白玫还会不会喜欢我？”
“我又不是算命的，怎么会晓得！”我说，“不过，从逻辑上说，瘸子，白玫大概不会要。”
“我他妈最恨逻辑！逻辑全是废话！”章宏说：“我宁愿相信命。”
“瞎子说你有三个老婆呢。”我说，“白玫应该是第一个了？”
“也不一定。”章宏把手从我肩上拿走，右手大拇指掐着小指头，双眼往上翻，眼皮飞快地抖动着：“你别急，且容我算一算。”
悬 棺
气象山本来与我们学校的后山连在一起，因为开路分成了两座小山。这条路通往乡下，一路上有许多小河，可以钓鱼游泳。气象山比我们的后山大得多，上面有个气象站，还有大片的桑林。桑树中有不少坟包，我们在气象山上玩，偷桑叶，打弹弓仗。玩累了，就倚在坟包上休息。
听人说，坟里往往有好东西，金银财宝，蛐蛐儿也狠，但是坟里有蛇，毒蛇，我的朋友还没谁敢动手挖坟取宝逮蛐蛐儿的。总是有点瘆人。
夏天，气象山也破山开路了。当然，有的坟被挖开了。这一挖，坟就在半空中，棺材也在半空中。一天我们去看农民挖坟。有一个坟被挖开，农民用锄头、撬棒开了棺材，里面有一只陶瓷罐。一个人把罐子捧出来，放在地上，一锄头砸碎了。罐子里都是袁大头银元。果然棺材里有宝贝！旁边几个农民上去就抢，在地上打成一团，后来抡起锄头打，头破血流。
下午的太阳晒得人要化，我们眼睁睁看着白花花的袁大頭被抢完了，心情郁闷。
章宏说：“不行，要想办法。”
我问他有什么办法。
章宏说：“回家拿家伙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们分头回家找工具，也就半个多小时，各人带了家伙回到气象山。章宏拿的是一把工兵铲，立新拿的是一把大锹，我拿的是一只捅煤炉的钩子。章宏说，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只能捅死鬼的屁眼。
我们仰着头看悬在半空露出一截的棺材，气味不大好。章宏说：“这么高，够不到，还是你这把钩子好用，你给我，立新蹲下来，我站你肩上，这样够得到。我用钩子钩钩看，农民没文化，袁大头算什么值钱东西？真值钱的是祖母绿。祖母绿一般都在死人的嘴里含着。”
立新蹲下，章宏站在他肩头，立新扶着土慢慢站起来。闭着眼睛说：“你快一点呵，我坚持不了多久。”
我一扭头，看到几个公安员往这边走，连忙低声道：“快跑，来公安了！”
立新一扭身子，章宏一歪，一头摔到地上。呲牙咧嘴，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公安员已经走到跟前。
“哪个学校的？”三个公安员中个子最高的那个说，“别跑！”
我和立新不说话。章宏揉着后脑勺说：“三中的。”
“叫什么名字？”
“刘大华。”
我暗自叫好，我们是一中的，刘大华是以前我们的小学老师。章宏到底还是机智！
“有人报告说这里发掘到了银元。银元呢？”公安问。
章宏说：“银元？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刚来的。”
“想干什么？”
“捉蛐蛐儿呵。”
“这才几月，就有蛐蛐儿了？”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章宏说，“好蛐蛐儿能过冬的。”
我刚想汇报农民抢银元的事，想想不对，这么说，等于章宏说的是假话了。我向来遇事沉不住气，不像章宏和立新。
还好，公安员没再为难我们，放我们走了。
我们一人拿着一把工具，爬上山，绕过气象站白色的栏杆，坐在一块草地上。东边的山下都是农田，有一些闪闪发亮的小河。
章宏说：“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出门就撞到鬼。”
我和立新不说话，无话可说。
“你们说，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章宏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立新的老子赵磊被毙了，我扭头看立新，我想他应该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见解。
但是立新耷拉着眼皮，没有说话的意思。
章宏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你们说，我们既没有爱情，也没有自由，只有最不值钱的生命，活着有什么意义？”
我说：“你怎么没有自由？我看你自由得很。”
章宏说：“我自由？连他妈杜前都管我，动不动就让我抄《反对自由主义》。一个小班长都管我，这还叫有自由？”
正说着，我们突然看到山下有一条小黑狗，很小的狗，肥嘟嘟的。
章宏翻身起来，飞快地冲下山，我和立新也跑下山。章宏抱起那只小狗，那只小狗跟他很亲，不住地用舌头舔他。
章宏说：“这条小狗我要了。你们说，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好？”
我说：“就叫它自由，不是很好？”
章宏想了想，说：“不好。我叫它杜林。”
“杜林？”
“对，就叫它杜林。”章宏说，“杜林是杜前老子的名字。我就叫这条狗杜林。杜林杜林。哈哈。”
忙了半天，总算有收获，我们高兴起来。章宏抱着狗，我们翻过气象山，往家走。经过咪了家时，章宏敲门把咪了叫出来，把“杜林”给咪了看，说他家地方小，不适合养狗，要把“杜林”寄养到咪了家。咪了也喜欢这条狗，问章宏：“杜林不是恩格斯批判的吗？”
章宏说：“不是那个杜林，是杜前的老子。杜前的老子就叫杜林，有线电厂的厂长。恩格斯哪有兴趣批判他？”
咪了说：“你用杜前父亲的名字给狗起名字，不妥吧？”
章宏说：“那就算是恩格斯批判过的那个杜林好了。恩格斯批判过的人，不是狗是什么？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我们在咪了家院子里跟“杜林”玩了一会儿，咪了找了吃的给“杜林”吃。“杜林”是条聪明的狗，很快就知道“杜林”是它的名字，谁喊“杜林”，它就跑向谁。
出了咪了家，我们在腰刀巷碰到了杜前。杜前肩上扛了一袋米，手里拎了一壶油。杜前是个大个子，脸长得像蚂蚱。他是老师的跟屁虫，我们都不喜欢他。但是杜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魏体。班上的大字报、黑板报都是他和白玫抄。我们都不喜欢杜前，我们看到他跟在班主任身后，看到他和副班长白玫谈班级工作就心里有气。我们不跟他说话。
没想到杜前开口跟我们说话了，“你们劳动呵？”他看到我们手里有工具。
杜前跟我们说话，出乎我们的意料。章宏说：“对呵，劳动。自觉劳动。氣象山那里不是在挖路吗？”
“是吗？”杜前说，“那明天放学我也跟你们去好吗？”
章宏说：“那里有棺材，你不怕？”
“棺材怕什么，人都是要死的。”杜前说，“明天一定喊上我呵。”
等杜前走远了，章宏说：“今天真是出鬼了，杜前跟我们说话了。我们不是他反对的自由主义分子吗？”
第二天，我们刚到学校，班主任何老师就宣布，杜前的班长职务被免了。由咪了当班长。
“难怪！”章宏下课说，“原来他知道自己要被免职才跟我们套近乎的。他没犯什么错误呵，怎么被罢了？”
咪了悄悄跟我们说，听说是杜前的爸爸犯了错误。
“什么错误？不是跟立新的爸爸一样贪污吧？”章宏问。
咪了说：“不知道，反正听说是犯了什么错误。我们不要搞封建，杜林是杜林，杜前是杜前。我们要团结每一个同志。平时更要多关心杜前。”
章宏说：“对对，他已经跌倒了，我们就不要再踏上一只脚了。下午我们带他去气象山。”
放学了，我们五个，我、咪了、立新、章宏，还有杜前，一起去气象山。路上，杜前的样子有点沮丧。我们都明白，他刚被罢了官，心情不好。
到了正在挖的大路那里，我们看到又一个坟被挖开了，十几个农民围在那里，正准备开棺材。其中两个头上还缠着纱布，大概是头一天抢宝贝打架的结果。
那口棺材整个侧面都露出了，木头很粗壮，一个农民腰里系着麻绳，吊在半空，用锄头猛刨棺材板。木板很结实，刨了半天也没刨开。但终于还是被刨开了，看到了里面的骷髅头和白骨架子。
那个人用锄头扒拉着骨头，说，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骨头。
“棺材倒像是有钱的，没想到没有宝贝。”那人悬在半空说。
下面一个人说：“你把骨头扒出来，看看仔细。”
上面的那个人用锄头在里面扒拉，骷髅头和骨头架子呼拉拉往下掉。
下面的众人说，这个棺材的时间久了，肉都烂光了，干干净净。
没有宝贝，所有的人，包括我们都很失望。
天气跟头一天一样，晴朗无云，满天的蓝，能闻到桑叶和泥土的味道。
我们爬上山，绕过气象站白色的栏杆，坐在一块草地上。东边的山下都是农田，有一些闪闪发亮的小河。四处安静得令人窒息，我们都找不出话来说。
后来还是咪了开了口：“你们说的劳动，就是来看棺材呵？”
章宏说：“考古不也是一种劳动？”
咪了说：“这些棺材不知是什么朝代的，要是有墓碑就能知道了。”
章宏说：“你们说我们为什么昨天来了今天又来了？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见鬼？昨天我心情就不好，今天又来心情更不好。神经病呵！”
杜前说：“人都是要死的。只不过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
章宏说：“你说，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杜前想了半天，也没想出话来回答章宏。
正无聊着，立新手一指远处，说：“那里好像有人。”
我们站起身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果然，看到了一男一女在远处的桑林里走，手拉着手。
章宏眼尖：“是高二的马凯和王丽！他们搞对象！胆子真他妈太大了，就这么大鸣大放的。”
马凯和王丽走着走着，低下身，看不到了。
“走！过去看看！”章宏说。
于是，我们弯下身，头低到桑树以下，悄悄地往马凯他们的地方潜行。直到接近了目的地，我们才匍匐在一座坟头后面，大气也不敢出地听另一座坟头后面传来的他们的喘息声。
太阳无声地照耀四野。我想，关于活着的意义的问题，不知章宏是不是有了答案，反正我是觉得只要活着，就挺好。
仇人相见
下午四点，周英和他老婆走出江滨医院门诊大楼。周英说他肚子疼得厉害，他老婆扶着他坐在葡萄架下的长椅上，让他歇一下。
“这事不好弄了。”周英弯着腰，两只手臂撑在腿上。
“有什么不好弄？”
“主任不是说吗，会诊的结果不好。”
“该吃药吃药，该开刀开刀。瞎想有屁用。”
“开刀。就是开刀。主任说这个刀他们没有把握，最好请朱群来会个诊，最好由朱群来开这个刀。”
“撞到他手上了。”周英老婆说，“这么大个医院，非要请康复医院的人来开刀？”
“他手艺好，都说他手艺好。”
“你也是，谁叫你成天斗狠。你斗狠也不分人，医生也打。现在好，落到他手里了。”
“我看到他就来气。一个老爷们，成天没屌事，抱个琵琶弹，捏个女人嗓子唱。”
“他唱他的，又不犯法。你打他，你把他的手都扭断了，好，现在来报应了。”
周英扭了两下脖子，抬头看葡萄架：“还不是为了周喜？周喜就好惹事。”
“你这个弟弟，不是我说，成天不干正事，练练练，膀子练粗了，只会打架。你当哥哥的，还帮他。”
“老子娘死得早，那时他才一岁不到，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他也可怜。没有老子娘，不练，不更要被人欺负？”
“朱群家的猫欺负周喜了？把人家的猫剥了皮。”
“那只猫太骚，成夜的叫，叫得人没法睡。你不是也恨，也说要弄死它？”
“我是说说拉倒。我们家的狗不也叫，还咬人。朱群家女儿就被咬过。邻居有意见，不也没哪个弄死它？”
“哪个敢弄死黑背？胆从屁眼里屙了！”周英说，“猫倒不是多了不得的事，主要是把他的手扭断了，这是个事。他肯定怀恨在心。当时他不是说吗，总有一天我会落在他手里。”
“你老子娘都是肚子里长东西死的吧？”
“我妈不是，我老子是。我妈是食道癌。我们家好像有遗传。”
“看病还是要找好医生，我妈那个病，就是朱群开的刀，现在不好好的。”周英老婆说，“我看，还是跟人家打打招呼，送点香烟，上门赔个不是。”
“他爱干净，不抽烟。家里弄得跟他妈医院似的。这个刀，他不开就好不了了？我还真不信这个邪！”
“你较这个劲做什么？你这是跟哪个过不去？那就买盆花给他，他喜欢养花。我们把烟给马德彪，跟他换盆好花，再把花送给朱群。”
“马德彪？马德彪也是男不男女不女的，跟朱群一样。”
周英的肚子又疼起来，两只手捂着肚子，“哎哟哎哟”地喊。
他老婆说：“你这样子，我害怕。”
“害什么怕！老子生病不怕，倒是怕朱群给我开刀时下黑手。医生要弄点什么鬼名堂，你还真没办法。他懂，你不懂。弄得不好，一刀下去，叫你死不了活受罪。”
“其实朱群人是好人，以前还问过我，要不要他帮忙找好医生看看不能怀孕的毛病。他说最好你也看看，有时候不能生小孩是男人的问题。”
“他这是幸灾乐祸。我们生不出小孩，关他屌事！”
“你就是喜欢把人往坏处想。怎么疼成這样，我们回家吧，回家躺躺。下个礼拜一动手术。你还是叫周喜去找马德彪吧。命要紧。”
“死了拉倒。不就是死吗？哪个不死？”
“行了行了，说这些没用的屁话。”
周英周喜家跟朱群家是邻居，都住腰刀巷。这一片好几户人家以前都是朱群家的，朱群的祖上是中医，家业不小。后来不少屋子充了公，给别人占了。朱群家有个小院子，院子里长了不少树，一棵老杏树隔年就会结许多杏子。朱群下了班，喜欢坐在杏树下的石鼓凳上弹琵琶。手被周英扭断以后，琵琶不弹了。
因为只有一墙之隔，从周英家的院子可以看到朱群家的杏树。今年是大年，此时，杏树上已结了满满的杏子，黄澄澄的。
周喜在院子里练石担子，光着膀子，浑身的肌肉。周英的老婆烧好了饭菜，喊周喜进屋吃饭。她对周喜说：“你哥哥这回倒霉了。又不肯让朱群开刀。都是你，成天不省事惹祸。”
周喜说：“那怎么办？我劝劝我哥。”
“你哥要是开不好刀，这辈子就完了，我也完了，你也完了。”
“哭什么哭？”周喜说，“我去朱医生家磕个头赔个不是不就解决了？”
周英老婆破涕为笑：“你比你哥心宽，就是嘛，说句软话救自己的命，合算。”
“赔不是有用吗？他的手都被我哥弄折了，琵琶都弹不成了，不恨？”周喜说。
“先吃饭吧。你哥饭都吃不下去了。”
两人进了屋。他们的屋子很小，只有一间，中间拉了个布帘子，里面是周英夫妻俩的床，外面是周喜的床，还有一张靠墙放的饭桌。墙上挂着两张照片，是周英周喜的父母。
周英弯着身子，面朝墙躺在床上。周喜喊他吃饭，他说不吃。
周英老婆和周喜吃饭。周喜说：“我和我哥的年纪都比我爸我妈大了。”
“大了，要有出息才叫大。”
“我哥说我爸我妈太老实，总被人欺负。码头工人，扛大包的，话不会说，一身病，被人看不起。”
“朱医生人其实不错，从来没看不起人。黑背咬了他女儿，他不还给黑背看过病。黑背通人性，最喜欢给它看病的朱医生。”
周英的大狼狗黑背坐在桌下，低垂着头，好像很难过的样子。
“但是他手断了，就不同了。他不是说总有一天我们会落在他手里吗？骨子里，他还是看不起我们。”
周英又在床上“哎哟哎哟”喊了。
“医生说，再不开刀就迟了。”周英老婆丢下碗筷，又要哭。
周喜也丢下碗筷，站起身来就要往外走。
“你到哪里去？”周英老婆问。
“去隔壁磕头呵。”
正说着，黑背突然冲到门口，又是叫又是摇尾巴。
门口进来的是朱群，他敲了敲没关的房门，走进屋子。
“朱医生。”周英的老婆说。
“朱医生。”周喜说。
朱群手里拎着一篮杏子，放在地上。走到周英的床边，说：“落在我手里了吧？”
周英的老婆说：“我们对不起你呵朱医生。”
“行了行了，说这些没用的屁话。”朱群看着周英，说，“疼得厉害呵？”
几朵白云
标准件厂的三个聋哑人引着三个盲人走在街上，他们去厂里上班。
“今天天气好呵，天上云都没有。”盲人张江说，他是个五十多岁的人，穿了件崭新的工作服，脸上都是笑。这几个盲人都爱笑，而张江是笑的源头，他爱说笑话。
“你又看不见，怎么知道天上没有云？”盲人季明说，“你总是想表现自己，说些不可能的事，证明你有本事。”
“现在有了一朵云。一朵乌云。”张江说。他牵着聋哑人的胳膊，季明牵着他的胳膊，牵着季明的是季明的老婆吴珍。她也是一位盲人。
“一朵？还乌云。你说说，东南西北，在哪边？”季明说。
张江笑，说：“在你心里。跟我过不去的人，心里就有乌云。”
吴珍捏丈夫的胳膊，说：“他是铁嘴，你说不过他。”
张江说：“我也就是个嘴硬。嘴硬有什么用呢？连个老婆都讨不到。要别的硬才行。像你们家季明，拳头硬，心肠硬，鸡巴硬。厂里哪个女的不喜欢他？也只有你眼睛不好，看不见他跟她們做的好事。”
张江人轻，季明一用力，一只手差点把张江整个人拎起来：“再胡说，把你扔到运河里喂王八！”
走到四岔路口，他们停下来。张江说：“左手路上停着辆卡车，右手斜对过有一帮中学生。他们刚刚过了马路，往南边去了。全都是男孩。走路咚咚的。好像是去劳动，手里有家伙。”
“公鸡头就是不省事。”季明说。
张江说：“你家那个公鸡头心地不错，就是有点不知轻重，以后有苦吃。”
“你多教教他呵，他听你的。”
“不对，”张江突然停下脚步，“我们去一趟体育场。”
“你又怎么了？神经。去体育场干什么？不上班了？”
“不对，”张江说，“你儿子在那里。”
“你耳朵长？能听到我儿子在体育场？今天他们学农，一早带着杠子出门了。”
“我说在体育场就在体育场。”张江说。
这是一中的春海和三中的黑子第三次约架了，前两次，快拳春海和重拳黑子打了个平手。这一回，他们约的是群架，两边各出十个人，上午八点在体育场开战。这个时间，体育场阴雨球场旁边的空地上通常没什么人。
春海家是军分区的，篮球打得好，人也帅，喜欢跟女生哄。照说他跟黑子一个城里一个城外，各霸一方，井水不犯河水，不会有打架的事。只因为两个学校的一次篮球赛，三中输了。黑子的一个手下跟一中的学生打架，这才有了春海跟黑子的单摽。也就是一对一，旁边的人不得参与。
春海跟黑子都是有名头身份的人。他们约了一天单摽。请了名流周英周喜做仲裁。那次的结果，是黑子的脸上连挨了春海三拳，而他一拳也没打到春海。春海的拳太快了。
黑子不服，要求再约。并且这一次不要仲裁，两人相斗，不限时间，直到一人倒地服输为止。
第二次，约定的地方在小码头，江边的一条船上。那条船很小，人站上去船晃得厉害。春海站不稳拳不准，被船工的儿子黑子一记直拳打到江里。
本来一比一，不分高下，大家也都算有面子。但是黑子的手下二肥到军分区看露天电影时用弹弓打军分区的一个女生，黑子也去看电影的。春海叫二肥道歉，二肥不肯，说：“你管得着吗？是你老婆呵？”春海对黑子说：“你的人跟他妈畜生一样。你们小码头的人都他妈跟畜生一样。”这话黑子听了当然受不了，当即对春海说：“你们军分区的就他妈的是人上人？有种你们出十个，我们出十个。带家伙。明天体育场见。死一个算一个！”
“好。”春海说。
当晚，春海一家家跑，把人喊到外面，商量第二天的部署。主力家伙是工兵铲，长短合适，攻防皆可。
史兵说：“不晓得对方会带什么，他们喜欢用木棒。一寸长一寸强，木棒比工兵铲长，弄不好我们会吃亏。我看最好戴上钢盔，把头部护好。”
春海说：“木棒长怕什么？你们给我记住，一定要快，快一点杀近身，他们越长越不好用。史兵、孟新你们再带上枪刺。看情况用和不用。小码头的人不要命，万一不对，就跟他们玩命。绝对不能退，这次不是谁赢谁输的事情，我们要为军人的荣誉而战。再就是，要有阵法。一个对一个，我们未必是他们的对手，但是，我们的专业性比他们强，要胜在阵法上。我教你们一招，上去就一齐蹲低下来，拿铲子砍他们的腿。头不要砍，我哥把人的脑袋砍了半个，现在还在牢里呢。史兵你跟我两人对付黑子，我佯攻他的头脸，你砍他的小腿。把他放倒了，这群畜生就拉倒了。二肥这次一定要给他好看，孟新、吕八一步子要练一下，他转身慢，要一下子绕到他背后。要记住，不可恋战，黑子一倒，我们就跑。”
史兵说：“黑子好像从来不带家伙的，他喜欢赤手空拳。我们带这些要命的家伙，就是赢了，是不是也有点不对头？”
春海说：“带家伙这话，你难道没听他说呵？我说他畜生，他还跟我们赤手空拳呵？我看，还是带上钢盔更好。黑子骨子里极凶残，一般人打架，不过想把人打倒，他是想把人往死里打。所以，黑子会成为小码头的霸王。”
史兵说：“对对，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是一场恶战。你们晓得吗？黑子的老子娘都是盲人，瞎子。他老子成天练马步冲拳，力大无比，就这么左一拳右一拳的呆拳，但只要一拳，就让你下半辈子在床上躺着了。黑子的拳法就是他老子传的。”
“他爸他妈真是盲人？”
“听说他亲生父母是船上的，把他扔了。盲人是领养他的。养父母。”
春海跟史兵要了根烟，孟新给他点上火，他抽。
史兵说：“这种狗日的，苦出身，最他妈凶残。”
春海咳嗽了一阵，说：“当时他应该代二肥道个歉，道个歉，什么屌事都他妈没了。散了吧，不说这些了。回家！明天七点半在大门口集中。家里人要问，就说明天军训。”
晚上，黑子吃过饭、洗过碗，看他爸他妈洗了脚，把洗脚水倒进江里。
“爸，你今天怎么不练拳就上床了？”黑子问。
季明说：“天下下雨，浑身骨头疼。你回头去看看张伯伯，這种天气他的腰肯定疼得不得过。”
黑子说：“今天雨不是停了吗？明天肯定是个好天。”
季明说：“那就明天再练。你最近没跟人打架吧？”
“没呵，怎么了，你问这个？”
“只要你说话声音软，忙着做家务活，我就怕你是又打架了。”
“没的事，你想多了。”黑子说，“你们早睡，我去一下张伯伯那里。”
黑子出了门，走到水闸那里，等二肥他们。空气中都是辣椒酸菜烧鱼的味道，这一带住的大多是船工，家家平常吃的东西都是辣椒酸菜烧鱼，主食多半是煎饼。季明说吃煎饼的人骨头硬。
刚出梅，今年雨水特别多，整个梅雨季节几乎天天下雨。江水涨得很高，十天前江堤出过险情，好在有军人和民兵日夜防护，没有决堤。
黑子看到两个人走过来，是关虎和“锥子”。
“二肥他们呢？”黑子问。
“二肥他爸又在家打他妈。”关虎说，“二肥送他妈去医院了。”
锥子说：“二肥说他明天去不了了。棺材头也说他明天不去了。他爷爷明天去医院住院，痔疮，屁股烂了个大洞，半个屁股没了。”
黑子说：“都他妈叛徒。不去就不去吧，你们呢？不想去也不去。我一个人去。”
关虎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刀来：“不去是孙子！刚磨过了。头掉了，二十年后不又是条好汉！”
黑子歪了歪嘴，说：“就这么说了，不为别的，为我们自己。”他指了指闸下不远处的地方说，“我去张大伯家。”
说完，黑子沿着石头铺的小路，去了张江家。
张江一个人住，他一直一个人。有些不方便的事情，要么邻居来帮帮，要么黑子会帮着做。张江家的门连锁都没有，他说他没什么好给人拿的。
黑子才推门，坐在床上的张江就开了口：“‘黑子来了？”
黑子想，张大伯的耳朵实在比狗都灵，他说：“来了。”
“你来做什么？”
“我爸让我来看看你，说最近雨多，你的腰不好。”
“是呵，这个鬼天气。”
“腰不好，你不躺着？”
“我想事呢。躺下来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站着和躺着都不能想事，只有坐着想。”
“你想什么呵？我就不喜欢想事，一想就脑子疼。”
张江说：“我在想，要是有一种药，吃了能让我不想事情就好了。我也跟你一样，其实一想事情脑子就疼。我想不想。”
“不想好。”
“我问你呵，”张江说，“你说，人什么不好最不好？瞎子，聋子，哑巴，瘸子。”
黑子说：“那肯定是瞎子。”
“不对，你别以为眼睛好就好，其实很多人白长了眼睛，睁眼瞎，不会走路。”张江说。
“那你说人什么不好最不好？”
“脑子不好最不好。脑子不好，就会一路跌跟头。”张江说，“你说对不对？”
黑子说：“你总是对的，你不是铁嘴嘛！”
“我说的话，你要听。”
“我听，我不是正在听吗？”
“你不要再打架，打架不是好事。脑子不好的人才打架。”
黑子说：“假使别人骂你畜生呢？”
张江说：“那简单。假使你是畜生，别人骂你就骂对了；假使你不是畜生，谁骂你谁是畜生。打不解决问题，只会打出问题。你怎么不说话了？”
黑子说：“我不懂这些。谁骂我，我就打谁狗日的。”
“那我说的话等于放屁了？”
“不是放屁不是放屁，”黑子说：“你总是对的。你睡吧，我要回家了。”
他走出门把门关上时，听到张江在屋里说：“你给我记住呵，你是你老子娘从破船上拣来的。你老子力大如牛，可从来没打过人。”
春海他们是先到的，他们坐在一个沙坑边，把家伙埋在沙里，一人一根烟抽，地上已经有不少烟头了。体育场有两个门，东边一个，西边一个。春海看到东边那个门进来六个人，一个牵着一个，走得飞快，后面三个是盲人，手里有拐棍。他们走得飞快。几乎与此同时，黑子一帮人——春海一下子就数清了是八个——从西边那个门走进来，每人肩上是清一色的大棒子，好像一帮年轻的码头工人。
春海示意手下人坐着，他说：“他们有布署，兵分两路。什么意思？让瞎子跟我们拼命呵？”
进了体育场，是两副铁网围着的篮球场，它把东西两边进来的人隔开了。黑子没看到他爸妈他们。他走在头前，往春海他们这里走来。而张江他们走得快，比黑子他们先一步过了篮球场，走到了空地上。这让黑子看到了他们。
“今天这架打不起来了。”黑子说，“我爸我妈来了。”
这帮人站在原地，看着几个长辈站在空地上喘气。
然后，两边的“战士”都听到了两个盲人的对话。
“今天天气好呵。”一个说，“天上一朵云都没有。”
“你到这里来，就为了说这屁话？”
“我带你们来晒晒太阳。”
“上班唉哥哥。还要挣钱养儿子呢！”
“你养儿子，我难道就不养儿子？”
“你说疯话呢，你光棍一个，哪来的儿子？”
“你这话说得就不对了，人家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你的儿子，也是人家的儿子。每天那些搀我过街的学生，我都把他们当我的儿子。”
“可怜的哥哥唉，你是有菩萨的心没菩萨的命。”
“我想让那几个学生娃搀我们去上班，这几个哑巴跑起来也太快，跟瞎马似的。不知道我们是瞎子呵？”
“什么学生娃？你是真神经还是假神经呵？”
“你真是瞎子！”那个瘦小的、年龄大一些的盲人说。
天上其实是有云的，不多，几朵洁白的云。春海和黑子他们都看得到。
桥
我总是梦到桥，各种各样的桥，有的是见过的，有的则根本没见过，都是非常漂亮的橋。或者说，只要是桥，我都喜欢。所有的建筑中，我最喜欢桥。我一直想着要为桥写一篇故事。但是，只要我想起桥这个题材，我就会发现许多我见过、走过、梦过的桥都太过寻常和简单，无法以它们为基础完成起码的故事叙述，更不用说其中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涵了。我想，桥那么美，本身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叙述，不必再拿它们做文章了。
但是南水桥一再地进入我的梦境，在我写作这个小说集期间，它也有两次入梦。我知道，他是在提醒我。这让我想起了与它有关的袁元。
袁元来自我们学校农场所在的那个村庄，高一时转学过来的。我记得那是春天，春季学期开学不久。班主任何老师有一天让我去长途车站接他。
我是中午吃过饭走路去的长途汽车站，我从环城路走，经过了南水桥。在桥上，我看到运河两岸的柳树完全绿了，映着河水，很漂亮。河边有一个人在扳罾捕鱼，远远地，能看到网里有几条小鱼闪着银光跳跃。
我没有手表，老师说袁元是下午到。下午是几点，他没说清楚。我只好作好等一下午的准备。到了汽车站，我站在出站口边上，那里能看到汽车站大院里不断进出的长途客车以及男男女女的人。我手里拿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一中接袁元”几个字，希望出站的袁元看到我。我更希望能一眼认出这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因为我看过学生证上袁元的照片，浓眉大眼，笑得嘴角明显歪向一边。
“一定要接到袁元呵。”老师说，“他来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就会名扬天下了。”
老师说这话，是因为袁元是个短跑健将，成绩比我们校一百米跑纪录快了零点八秒。这可是不得了的成绩！
等人不是件愉悦的事情。我在太阳下晒了好几个小时，才看到一辆车上走下了袁元。不用他跟我打招呼，一眼就可以认出。袁元的个子足足比我高出一个头，浓眉大眼，脸上带笑，嘴歪向一边。他肩上扛着一只背包，是大花的被子，手里拎着一个挺大的旧旅行包，上面印着南京长江大桥。下了车，他直接走向我，他的头发卷得厉害，一看就是烫的而不是自来卷，加上他的歪嘴，显得有点流里流气的。
他看到了我手里的字条，走过来说他就是袁元。我要帮他拿行李，他先说不用，后来把旅行包给我拿，他自己扛着那个乡气到家的被子。
我们往学校走，他走得极快，弄得我不时地要调整步速跟上他。一路上我们无话说。走到南水桥，他站在桥栏边等我。
“歇一会歇一会，你走得太快了。歇一会。”我走到他身边，把旅行包放在地上，手扶着桥栏。
袁元说：“这么大的桥，我还从来没见过。可以并排走三辆拖拉机了。我家那里的桥，只能走一辆拖拉机。”
他说话的方音很重，不过还能听明白。
我说我去过那地方，那地方的桥太破烂了。
袁元说：“你是去农场劳动的？”
“是呵。”我说，“我在农场烧饭。”
袁元笑起来，嘴更歪：“你们下乡，我们倒霉。”
我说：“我们劳动，怎么你们倒霉了？”
“你们那叫劳动呵？糟蹋粮食。”
我本想跟他争几句，但想起我们在农场的胡作非为，自己先气馁了。
“这下面的水有多深？”袁元问。
“你问这个做什么？”
“如果够深的话，夏天就可以从桥上往下跳。”
我说我不知道多深，也没见有人从南水桥往下跳，“大概是不够深。”
“不会，”袁元说，“你看船，那么大的船都能在河里走，肯定可以跳水的。”
我们过了桥，沿着环城路走到学校。学校早放了学，只有几个学生在抄黑板报。
我带着袁元进了教务处，班主任和教务主任等老师都在。他们迎上来接袁元。我把旅行包放下，去了大操场，看运动队的学生训练。天基本上已经黑了，运动队的训练还没结束，操场上还有人在跑。不一会，教务主任和班长主任带着袁元走过来，体育老师汪老师过来跟袁元说话。
汪老师笑着对袁元说：“要不要跑一跑？早就等着你来呢。”
教务主任说：“老远地坐车，多辛苦。今天歇歇，有得跑呢。”
袁元说：“跑一下不要紧。”
教务主任说：“也好。我们都想看你跑。”
袁元走到百米起跑线那里，跟一组跑短跑的学生一起跑。他没有换跑鞋，穿着他自己的一双塑料底布鞋。但他跑得真快，把我们学校跑得最好的石俊甩了快有十米远。
所有的人都很兴奋。汪老师更是高兴。他说晚上要请袁元到他家里吃饭。
就这样，袁元成了我的同学，因为他的运动成绩突出，很快破了我们学校保持多年的百米跑纪录，也成了学校无人不识的名人。
袁元住在学生宿舍，在图书馆边上，跟其他几个郊外来的男生住一屋。学校只有两间学生宿舍，一间男生住，一间女生住。
有天，袁元说要跟我借钱。我问他借钱做什么。他说他有用。我问他借多少。他说五块。五块不是小钱，我没有那么多，就去问咪了借。咪了给了我五块钱，问我借钱做什么。我说是帮袁元借的。咪了说，莎士比亚说过，不要跟别人借钱，也不要借钱给别人。借钱给别人会失去朋友，借别人的钱会失去节俭。
我把五块钱交给袁元时，其实心里也是犯嘀咕的。这么多钱，如果袁元不还，我就会失去咪了这个朋友。再说，袁元一个学生，这么多钱用到哪里去？他又不抽烟。
过了一个多星期，袁元把钱还给了我。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踏实下来。但袁元最近老是旷课，我又觉得他的旷课与这五块钱有些关系。不仅旷课，下午运动队的训练袁元也很少参加。
班主任、教务主任、汪老师为袁元旷课的事找他谈话，问他旷课干什么。袁元蒙混不过关，只好说他是去郊外采一种可以做草药的什么果子，拿去山货店卖钱了。老师问他要钱做什么。他不说。汪老师问袁元是不是缺吃的，说以后想吃什么可以到他家去改善伙食。不能为了钱影响训练，省体工大队很快就要来招他入队了，成绩一旦下来，省队怎么可能再要他？
“省队，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进了省队，你就跳出农门吃皇粮了！”汪老师说，“你要自重，要珍惜呵！”
袁元答应了。
然而，没过几天。袁元又跟咪了借钱，而且又旷课旷训了。这一次，无论老师怎么问他，他都不说一个字。
校长和教务主任的意思，是要把袁元遣送回老家，汪老师怎么舍得让袁元走？一头跟领导求情，一头找袁元谈心。结果总算让他留在学校了。
我想我跟袁元算是有些交情，有一天，约他到校外谈谈，袁元答应了。那时已经是夏天，傍晚时，我和袁元沿着环城路走到南水桥。满天是飞动的蝙蝠，还有一些鸟儿匆匆忙忙地贴着水面飞到浓密的柳树上。运河两岸的树上全是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我问袁元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为什么总是要用钱？袁元不说话，看上去也不像有什么难过的心思。因为他的脸上有笑意，嘴巴歪着笑。
我说：“你再旷课，再不好好训练，学校会把你遣送回老家的。你一辈子就完了。”
袁元说：“那又怎样？”
“你这又是为什么呢？”
袁元说：“为了什么？你保证不说出去？”
我说我保证。
袁元想了想，终究还是没把原因告诉我。
他不说，我自然没办法逼他。
好在，袁元的运动成绩不错。暑假前一天，省队终于把他招去了。
袁元去南京之前，我和咪了、章宏请他去“同庆楼”吃饭。我们喝了啤酒，喝得东倒西歪醉醺醺的。出了“同庆楼”，我们在街上走，一直走到了南水桥。桥上有人乘凉。我们站在桥栏边上，袁元说他想游泳，说着，脱了衣服，只穿了裤头，翻身坐到桥栏上，往前一纵身，跃入河中。
我们在学校大门外跟袁元告别，看他走进传达室的小门。我们三个往回走时，咪了说：“袁元是个有心思的人，不过他的心思实在难猜透。”
章宏说：“我的心思你能猜透？郭平的心思你能猜透？你的心思我们能猜透？袁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大空白。”
我说我知道袁元的心思，袁元说过他要当全国冠军。
章宏说：“这不叫心思。什么叫心思呵？说不出口的东西才是心思。”
我以為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位心思难猜的同学了，但新学期刚开学，袁元就又回来了。他来办转学手续。我们都听说，他到了省队才几天，就因为偷网球被遣送回来了。他去省队的时候，学校为他拉了大幅的欢送标语。这次他回来，根本没人理他。他办手续的时候，我们在上课，可以看到他进了对面楼教务处的门。那个大花被放在教务处门外的地上，很扎眼。他走出教务处的门，并没有朝我们的教室看。但似乎他并没有沮丧的样子。扛起那个被子，袁元走过两排教学楼的空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我们知道袁元下午要回县城，他被遣送回原籍了。我和咪了他们决定去送他一段，下课铃一响，我们就冲出教室，沿着环城路往长途汽车站方向跑。快到南水桥时，我们看到了桥上袁元的背影，那个大花被实在太扎眼了。
我们一边跑向他一边喊他的名字，但他没回头，只站下了一会儿，就继续大步往前走，过了桥，飞快地跑起来。
“我真想像袁元这样跑起来，他跑起来的样子真是太棒了！”咪了说。
章宏说：“我们来送他，他连头都不回。其实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呵，袁元在去省体工大队之前，就在学校偷东西。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只是不说而已。”
我说：“对对，我也看到过他拿人家的东西。”
“的确是有这种人，有偷东西的习惯，什么都偷。我爸说这是一种病。”章宏说，“咪了，好几回我看你放在抽屉里的钱下课时都被他拿去了。你被偷了一回，就应该吸取教训，怎么还会左一次右一次放钱在抽屉里，这不是蠢吗？”
这时，我们也慢慢地走过了桥，，往西南方向的大路看过去，袁元已经看不到了。我们转身回头。
咪了说：“早知道，其实应该把钱直接给他就好了。让他一再地做这样的事，他肯定很难。我要进行自我批评。”
“你的确做得不对，这是伤害，你懂吗？应该得到惩罚。”章宏说：“今天罚你请我们一人吃两笼汤包！走，‘同庆楼！”
夜航船
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决定坐一次海轮，去看看海。长这么大，我还没一个人出过远门，我想散散心，一是等待高考成绩出来的这段时间实在焦虑难耐，二来也的確想去看看海，一直就有的愿望。家人建议我去普陀山烧烧香，从上海去普陀，一路都是海。
我从故乡坐车到了上海，然后去了码头。我到码头是下午一点多，买了晚上九点多的船票，只有这一趟船，晚上开航，第二天一大早抵达。也就是说整个一夜的路程，海是看不到了。但情况就是这样，没别的办法。好在第二天天亮总能看到海的。
从下午一点多到晚上九点多，时间很长，码头没什么可待的，我便坐公交车进市区，在“朵云轩”买了一支毛笔。上海街上的人太多，骄傲的人也多，我不喜欢，又担心误了航船，于是又坐了公交车回到码头，在附近的街上闲逛。这里的人要少多了，有点像我故乡的样子。小街上有一些餐馆、杂货铺、理发店之类的店铺。我在一家杂货铺买了一双凉鞋，我一直没有凉鞋，夏天也是穿布鞋。我把这双漂亮的棕色凉鞋放进书包里，找到一个水泥花台，坐下来，东张西望。天黑下来以后，我走进候船大厅，在椅子上坐着，等待上船的时间。大厅里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有一男一女，不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那个女的过一会儿就拿出一面小镜子，转动着脸照镜子。大厅里除了我，还有几个人疲惫地缩在椅子上，脚下是大包小包的行李。
我感觉到饿了，从书包里拿出家人给我准备的香蕉和面包吃。大厅里非常寂静，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我穿的是短袖衫，蚊子不住地袭击我，这倒让我有事可做，我打死了足有二三十只蚊子。
大厅亮灯以后，人陆续地多起来，声音也多起来，时间也仿佛被人推搡着往前涌动。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我想起平常这是家里人在一起吃饭的时间。现在我一个人到了陌生的地方，周围都是陌生人。我看他们，他们之中也有人在看我。陌生人之间的相互观看，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如果是现在，碰到陌生人，我会饶有兴致，我不会拒绝任何迎过来的目光和神情。而那时我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我还不具备享受陌生人生资源的习惯和能力。在一定的时刻，我们的许多感觉都是被堵塞住的，这需要经历来打通。人都是遭遇越多，才越不把自己当回事。越不把自己当回事，就越会享受时光与生命的一切。
但是，那是我第一次独自远行。
登船的时刻终于到了，我检了票，上了船，找到我所在的船舱。房间里只有四张床，没有桌子，没有厕所，有一盏灯，灯光惨白，有不少虫子围绕着灯飞动。
我在自己的床上坐下，这是一张靠窗的床，床边上是一个圆形的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一片水，微微晃动的水面。我把书包放在床头，坐在床上，拿出一本《唐人绝句选》，想看，却并无阅读的欲望，便丢下书，透过窗户看那片没什么可看的水面。
这时有两个人走进来，是一对介于青年和中年的男女，大概三十岁左右吧。女的进来后先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神有点空洞和忧愁。她是个高个子，背有点微驼，含着胸，不时地捂着嘴咳嗽几声。她坐在我对面的床上，把一只白色的包放在床头，然后举头看灯。我想她是在看灯管边上那些飞来飞去的虫子。这间房间，真的没什么可看的。
那个男的个子不高，看上去还不如女的高。但长得很结实，肩很宽。这么热的天，他穿了一双翻毛皮鞋，很笨重的那种高筒皮鞋。裤子是细帆布的，尽管是白色，但这么热的天穿这样的裤子，看上去也让人觉得热。
“大概就三个人了，今天人不多。”他看了我一眼以后，在女的身边坐下，说，“再过几天，人会多起来。”
他说的是我故乡的方言，这让我感到舒服，让我对世界的陌生感仿佛一下子被融解了许多。
他手里拿了一只网兜和一只挺大的旅行包，网兜里是一把香蕉，还有两瓶水果罐头。
“想吃什么？烧饼好吧？要不，先把面包吃了，面包容易坏，这个天气。”他弯下身打开旅行包，拿出面包，又拿出两双拖鞋放在地上，要帮女的脱鞋，女的自己脱了鞋。穿了拖鞋。男的也脱了鞋，换上拖鞋。
“烧饼还是面包？”他又一次问女的。
她没有回答，垂下头看刚换下的塑料凉鞋。
他抽烟，烟从嘴里冒出来，又被吸进鼻孔里。他闭上眼睛，好像在享受香烟，又像是很累的样子。
我脱了鞋子，在床上躺下，拿起书看。但我看不进去，我觉得时间走得太慢，这个感觉以前还从来没有过。我没想到会在这样的状态下体会到时间这个东西。如果此刻是白天就好了，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可以看到海。我很想他们用家乡方言多说说话。
他抽完烟，站起来，走出门去。过了一会儿，回来了，说：“厕所在出门左拐的顶头。右边楼梯上去右拐是餐厅，要不我们去餐厅吃点东西？”
女的说：“要吃你自己去吃，我一点也不想吃什么东西。”
“不想吃也要吃，到了吃饭的时间就要吃饭。”
“你不用管我。要吃你自己吃。”
“不是管你，没人要管你。”
“那不就完了。”她说，“各人管好自己就完了。”
男的又拿出一根烟来，走出房门。我看那个女的，这会儿她把脸凑到窗户那儿往外看。船好像是开动了，晃动得明显厉害了。
男的再回到房间里来时，说话的口气比刚才缓和多了：“餐厅里有炸春卷，你喜欢吃的。”
她没回答，还是看窗户外面。
“我说，其实，你真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男的声音又回复到先前的略有急迫的状态。
“我没跟谁过不去。我跟你过不去了吗？”
“我是说你跟自己过不去。”
她不说话。
他说：“你到底怎么想的，应该跟我说清楚。事情都过去了，还闷在心里想不开，没必要，我认为。不吃饭，又失眠，这样下去不垮才怪。”
“你什么都想得开。”
“想不开又能怎样，能把人想回来？我不也难过？难过有意义吗？”他说，“你们家人这一点不好，什么事都往坏处想。”
“请你不要说我们家人好吧？我们家人天生想不开，不像你们家人，心胸开阔。”
“行了行了，说这些没意思。要不你睡吧，睡一觉，明天有精神上山烧香。”他说，“你要灯看书吗？喂，小伙子。”
我意识到他是在和我说话，挪开书说：“呵，不看也行。你要关灯你关吧。”
女的说：“你让他看书吧。才几点就关灯。”
我说：“不要紧不要紧，看不看无所谓。要关你们关吧。”
男的说：“好说话好，好说话的人活得明白。”说着，他走到房门边，把灯关了。屋里一下子变得很黑。而外面海浪的声音一下子能清晰地听到了，好像一只巨大的动物的喘息声。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把骨灰撒到海里？”他说。
“当然是天亮了。夜里撒，儿子能看到什么？”
“那好，希望明天不下雨，有太阳。趁着太阳升起的时候。天气预报说明天是好天。”
“那你早睡吧。”
“你呢？不吃点东西再睡？”
“我不想睡。”
“你这样不好，没必要折磨自己。”
“我想坐一夜，再陪陪儿子。”她说，“你睡吧，明天天亮时我喊你。”
“你要想开点，我说，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不好过，但是难过没有意义，我们还要活下去，儿子要是知道你这么难过，在那边也不得安宁。”
她好像是在哭泣了：“他才只有六岁。那么懂事，自己疼，还劝我不要难过。”
他又抽烟了，他说：“当初医生就说这孩子恐怕活不大，先天心脏那样，迟早不行。”
她抽泣的声音和着海浪的喘息，好像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
“我们可以再生一个，医生说我们可以再生一个。烧过香，一切就会好起来了。”
“要不我们还是在夜里撒吧。天亮了，我怕别人看。别人看，我受不了。”她说，“儿子喜欢的那本动物画书带了吧？他就喜欢画鸟，他喜欢鸟。他画得那么像。”
他说：“带了，怎么会忘带呢？儿子最喜欢的。一直说要积钱去看海的。你吃点东西吧。”
“我们是不是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怎么会有这种报应？我们不是一直与人为善的吗？多少坏人活得那么好，这种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
“你没听人说吗，好人不长寿，好人苦自己。你看，我们认得的人中间，大荣，二子，都是好人吧？都没活过五十。但是不做好人，你做得到吗？”
“你说，活着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要我说，我说最重要的事是好人怎样快乐地活着。”
“我们还有快乐吗？”
“这要看你。你想得开，你要勇敢，我们就有快乐。你看，你这样就好，多说说话就好。我们去餐厅吃点东西吧，有春卷，你和儿子喜欢吃的。”
我希望她能去吃点东西。而她也真的跟着他出了房门。这让我心里很松快。于是我也起身，出了门，上了楼梯，到餐厅里去。
餐厅里有几张桌子，都空着。他们在靠窗的位子上坐下，男的去买了春卷，端着盘子送到桌边。我走过餐厅，到甲板上，手扶着栏杆，站在夜空下，往远处看。天上看不到星月，应该是多云，前方漆黑的，海也看不见。能听到浩瀚的声响。有一只海鸟站在另一边的栏杆上，我不想去惊动它。
我在甲板上站了很长时间，等我回到船舱时，发现船舱内除了他们，还有一名船警。男的很着急，在跟船警说话。船警看到我，问我刚才到哪里去了，有没有丢什么东西。我往床头一看，发现我的书包没了。床上只有那本《唐人绝句选》。
在我们去餐厅的工夫，我们的船舱进了小偷。我的书包、书包里新买的凉鞋都没了，好在我的钱在口袋里。他们的旅行包被偷了。男的对船警说，旅行包里有他们的儿子的骨灰，这是最要紧的东西，其他的东西丢了也就丢了。
船警让他们平静下来，说小偷通常只会偷值钱的东西，那个扑满里有钱，恐怕不一定能找回来，而骨灰小偷肯定不会要的。他说马上用广播广播一下，希望小偷把旅行包还回来。
船警离开后一会儿，广播员开始广播这件事，说这只旅行包里有一对父母带着将要撒进大海的他们的儿子的骨灰，希望拿走这只旅行包的人在天亮前将旅行包放在甲板上。如果他这么做了，将会得到宽大处理。否则不可饶恕。
房间里的灯开着，我坐在床上，那夫妇也坐在床上。
男的说：“都怪我，早知道不去餐厅，也不会出这样的事了。”
女的此时的神情反而放松了，她说：“一个人要偷东西，肯定是遇到很难的事情了。”
“那也不能偷别人的东西呵。”
“他应该不会要我们的东西的。”
“谁知道呢。我估计小偷不会把东西放到甲板上的。应该会扔到海里去的。”他对我说，“你是镇江人？听你说话是镇江话。”
我说是的。
“你要睡觉吗？要不我关灯。”
我说没事的，不关也不要紧。
女的说：“东西丢了就丢了，只要人不出事就好。”
我说没什么东西，只是一双新鞋子罢了。
“鞋子还可以再买，只要人没事就好了。出门在外，安全第一。你多大？”
我说我十八。
“上大学了？”她问。
我说，刚考过。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
她说：“多好，能上大学。”
我说还不一定能不能考上。
这时，我好像听到外面有声音。男的也听到了，急起身，拉开门。我和女的跟着出去。我们看到地上放着那只旅行包，还有我的书包。
所有的东西都没少，连那只小猪形的扑满也在。
男的从包里取出一只木盒，我看到盒上刻着一只站在花枝上的小鸟。
我跟着他们去了警务室，把东西失而复得的情况说了。
回到船舱，他们关了灯，坐在一张床上。我躺下来，书包在我的枕边，我能闻到新鞋子的塑料味道。黑暗渐渐变得浅淡，我能看到女的手里捧着那只木盒。我闭上眼睛，却一点睡意也没有。我想想一点什么，却完全集中不了思想，脑子里想到的东西纷乱琐碎，毫无头绪。每过一會儿，我就望向他们，他们坐着那儿，一动不动。我想他们或许只在想一件事情，一件同样的事情。
后来我终于在大海的喘息声中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一个与我的记忆完全没有关系的梦，我也没有梦到大海。我梦到的是原野，一望无边的原野，有许多马在原野上奔跑，我好像是它们中的一员。我们兴冲冲地在天堂一般的光线中飞奔，不知为什么而飞奔，欢乐地飞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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