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榆

　　《彗星划过夜空》送审时，编辑李晁君谈起对小说的阅读感。我注意到他描述小说使用的词语，比如“在别处的生活”、“内心的不安定”、“时代的面目”、“人物的不甘与不堪以及最终的爆发”、“建立在时代之下，个人冲撞之上。”这些陈述性词语契合我的体验。

　　小说阅读和送审时间之快让我意外，2016年7月16日发出，7月19日编辑就阅毕送审。很多时候，我因为国内文学期刊送审过程的缓慢低效而对这个行业产生不信任感。从业人员的散漫敷衍塞者缺乏职业感的状态，会让我疏离。可能缘于我不在文学界的缘故，已经很难习惯文学界惯有的秩序和规则，这个界别内的高度体制化让我难有亲近感，疏离是必然的。《彗星划过夜空》送审及确定发稿的快捷过程，以及责编对小说语义及思想层面的深入理解令我倦怠消失，瞬间感到心意振奋。

　　是的，作为一个中国大陆文学界的局外人，我在观察文学生产方式时很容易生出倦怠感。高度体制化的秩序和规则，各种来自写作者之外的训诫和禁忌，在我看来都是非文学化的状态显现。不过我也愿意自己写出的虚构作品偶尔在优质的文学期刊发表，这里的缘由是基于文学期刊多年来所具有的“质检功能”。尽管这个行业整体显示出巨大的惰性，然而其中的优秀分子依然在纷繁多变的现代生活中寻求着应变和突破之道。在优质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依然被我视为一种“通过质检”的职业光荣。（当然，这也意味着某种限制和删除。）

　　为什么说责编对小说语义的判断所使用的词语令我契合？因为这些词语是我在意的。

　　没错，我几乎是词语的偏执享有者。即使是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在公众的语言系统被严重污染几近腐败病变的时候，我依然对词语系统怀有偏执的情感。比如：“杰出”、“道义”、“时代”、“离散”、“个人化”，“命运”、“困境”、“黑暗”，这都是我愿意使用的，它们也几乎成为我书写的主题。而另外一些看上去浅薄油滑的俚语是我排斥的。

　　曾经令我激赏的写作者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他的诗文集《时代的喧嚣》长久成为我的案头书。“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这是我从曼德尔施塔姆那里汲取的写作伦理。然而我也深爱尼采的话：“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阿尔贝·加缪则说：“作家不能无视其时代，但是也必须保持或回收一定距离。”这些语境不同的表达，在我看来是同一物体的不同剖面。我欣赏多维度的精神结构。因为不在体制内，我的思想和书写都呈现出“自治”状态，思想和创造意识不受限制，包括生活方式不受限制，这是我给自己的最好礼遇。当然不会完全没有限制。我唯一接受的限制如伊曼努尔·康德所言：

　　这个世界惟有两样东西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

　　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这里的“道德法则”，我更愿意理解为基于个人的良心和智识所形成的世界观。

　　当然，我清楚中国大陆的文学界人士几乎不谈论“个人良心”，也不谈论“智识”，人们更愿意谈论“叙事技艺”，作家被简化为“讲故事的人”，在这类简化之下，作家的思想和视野以及精神维度都是被忽略的。而我作为个人化的写作者，刚好相反，在我看来，“叙事技艺”是人可通过训练掌握的，思想和视野以及精神维度，只能是命运给予，天赋所成。

　　《彗星划过夜空》来自我对星空的一次眺望，也来自我对个人命运的一次回溯。某年沿着国境线走至西部的无人区，那里是浩瀚的沙漠，辽远的戈壁，荒野之下寸草不生。夜晚与驻守在边境的军人联欢，喧嚣之际步出屋外。在我仰头之时突然间被夜空璀璨的星河所震撼，湛蓝的夜空之下繁星闪烁，高悬天际的星辰织成恢弘的银河。

　　久居京城在天空看到的更多的是雾霾。很长时间我们以为雾霾就是我们世界的真相。

　　只有在穿透眼前由雾霾构成的障碍层，才可见浩瀚天宇的本来面容。

　　让我黯然和神伤的是，在这灿烂的星空之下，人之存在的无常、脆弱和疑难丛生。

　　此时，昔日的生活在这星辰的照耀之下在内心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