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城市文学写作而言，空间问题始终是其潜在而巨大的焦虑的来源和症结所在。城市区别于乡土农村的重要方面表现在，它的空间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而这也就决定了城市文学具有某种内在焦虑的成分，这一焦虑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到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日趋明显，已于有形无形中制约着城市文学写作的发展和流变，其在当今更是催生了城市文学中的一个亚种类，即所谓的“城市移民文学”的出现。

　　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是一种自发演变的结果，它是在西方的船坚炮利的冲击下被迫展开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城市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它首先是在一种援中入西的框架里展开，民族救亡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传统与现代、落后与文明等二元对立的选择和思考重心，这样一来，城市文学的内在焦虑和身份认同问题实际上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作为支流或潜流若隐若现于城市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新感觉派和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海派，某种程度上成为其重要代表。1949年以来，这一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彼时，城市文学的内在焦虑常常以一种悖论的形式呈现，即，城市常常作为生产空间的象征，而被有意遮蔽其消费和娱乐功能，城市单一形象的背后显现的是对城市流动现代性的恐惧。这一状况至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和城市题材电影中仍有延续。对于彼时的文学/文化而言，为挣脱这一政治宰治下的城市文学写作，文化作为一种策略被提出，“文化塑城”因此也一度主导了城市文学写作的主流。文化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城市空间的代名词，诸如《废都》 （贾平凹）、《美食家》 《小贩世家》（陆文夫）、《寻找“画儿韩”》《烟壶》《那五》《话说陶然亭》（邓友梅）、《雕花烟斗》（冯骥才）、《钟鼓楼》（刘心武）、《裤裆巷风流记》（范小青）等等是其代表。

　　诚然，文化的出现，确实使得城市的政治气息日减，城市也似乎显得底蕴深厚、气韵生动，但其本身所携带的浮躁凌厉的一面并未因此而消弭，它只是被有效遮蔽。一旦文化不再作为政治的“他者”出现，浮躁凌厉便随着90年代以来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而日益凸显，城市已然成为欲望的代名词，韩东、朱文的有关创作（诸如《我爱美元》、《美元硬过人民币》等等）是其典型代表。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城市文学写作成了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鲜明象征，韩东的《美元硬过人民币》和《中国情人》显现出来的正是这一民族寓言的演变过程。如果说《美元硬过人民币》表征的是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民族寓言的话，那么《中国情人》中北京这一意象所呈现的则是全球化时代同质性空间的象征。中国自90年代末而至于新世纪这十余年的巨大发展带来的是中国特殊性的消失，以至于自美国归来的主人公张朝晖在面对北京繁华的现实时，竟茫然不知所措以至于仓皇溃逃。随着欲望书写而来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即欲望的内在匮乏问题。从欲望与城市间的错综关系来看，这一匮乏显示出来的，其实即城市空间身份认同的焦虑问题：欲望如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城市的刺激所开启，便再难收束。某些作家据此展开了思考，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一欲望问题同城市空间的内在焦虑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创作，比如说韩东的近作《欢乐而隐秘》（2015），只能从佛教之类精神层面的角度展开一厢情愿式的自救（自我救赎）救人的思考。

　　二

　　就城市文学写作同空间之间的关系而论，城市文学写作的关键与其说是城市的独特性表征，不如说城市空间所指涉的身份问题。但作家和评论家们却似乎倾向于第一个问题，他们总是在呼唤或强调城市文学的地域化或风俗化特征，似乎城市文学只有表现出了地方性，才是真正的城市文学。

　　须知，就城市文学而言，其之所以称之为城市文学，这里的规定性表现在，是以城市作为表现对象，还是体现在城市作为故事背景，也即发生于城市中的故事背景？换言之，城市在这里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此外，城市文学之为城市文学，还在于它同古代市民文学的区别。事实上，关于城市文学这一名称的由来，也确实是近现代才有的现象。在古代有的只是市民文学，诸如“三言”、“二拍”、《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等等。这里的区分比较明显。对市民文学而言，它强调的是以市民为表现对象和服务于市民的文学趣味，至于故事的背景，则是无关宏旨的，其可以是市井，也可以是山野。但对城市文学而言，空间却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这是发生于城市而非乡村的故事的表象。我们常常不把建国后的工业题材小说视为城市文学（如孟繁华），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工业题材小说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城市文学写作，因为首先，它所反映的工业生产是一种现代化的工业大生产，是一种典型的城市现代性的产物。虽然说工业题材小说中很少涉及城市的消费功能，但它却明白无误地彰显出现代城市的工业生产的功能。这是现代城市区别于古代城市的地方，只不过，这样的城市写作中，城市的特征被简化成单一的面貌，有本质主义之嫌。城市的丰富性被刻意遮蔽。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否定城市写作的地域性或者风俗化倾向，而只是表明，城市写作的地域性必须融合进有关城市的身份认同当中，才能显示其现代意义。以京味小说为例，比如说《烟壶》《那五》，这些小说确实写得极富文化气息，北京味十足，但终究，这里的文化或者说北京味，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传统味，因此，这里的北京实际上也就充当了老中国或者说传统中国的象征。京味小说如不能彰显北京的现代性内涵，而只一味沉浸于怀旧式的猎奇搜古之中，这样的京味小说仍只是市民小说的现代翻版。这是在寻根文学浪潮影响下的城市文学写作。他们以文化为符号，其显现出来的是城市的“文化化”倾向。文化符号下的城市表象，其某种程度上表明的是身份认同的模糊和泛化。与之相反，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以及诸如《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驰向黑夜的女人》（又名《很久以来》）等，显现出来的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南京书写。叶兆言的南京书写，向来有极鲜明的地域意识。南京的衰败、繁荣，以及因之而生发出来的有关南京的文化乡愁，在叶兆言那里，始终都是在放在传统中国向近现代演变的进程中表现。同时，他也有意把南京置于北京和上海这样的时空中加以比较，所谓旧都新都、繁华落尽，有关南京的文化认同正是在这种历史时空的比较中粲然浮现。另外，像夏商的《东岸纪事》和张怡微的《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所从事的有关上海的文化身份的建构，也是放在历史时空的交叉对比中逐次展开的。对于这些作家和作品而言，城市不仅是背景，更是人物性格塑造和命运转折的内在力量，它们有效地参与到生活于其中的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塑造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些作品中，城市不仅是一种地域因素，它更是作为主人公性格和命运变迁的内在形塑因素存在。

　　三

　　就城市文学的空间现代性及其身份认同所引起的内在焦虑来看，它也催生出一种可以称之为“城市移民文学”的出现。城市移民文学的产生是伴随着现代都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并不意味着有了农民向城市的移民，或市民城市间的移民就会产生城市移民写作。城市移民文学并非一种题材上的城市移民写作，比如说像晚清的《海上花列传》（韩庆邦），虽涉及到空间流动和移民现象，但并不是城市移民文学。城市移民文学不仅仅指涉空间上的位移，它还涉及到一种内在的身份缺失或焦虑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移民写作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全球化进程一方面造就了空间上的流动的频繁，城市的新移民频频出现，另一方面又制造出所谓的全球性空间和地方性空间，这一城市空间等级秩序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城市移民和及其“原住民”间的文化差异，有关城市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随之产生。

　　虽然说，这一城市移民写作还不是很明显，但它在当前文学创作的表征却不容小觑。就中国当前城市文学的写作中，王安忆可以称之为城市移民文学的代表，其作诸如《流水三十章》《富萍》《纪实与虚构》 《伤心太平洋》《遍地枭雄》 《启蒙时代》《匿名》等等皆此典型。另外，还有诸如文珍的以北京为背景的系列小说，如《第八日》《安翔路情事》等，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西夏》和《耶路撒冷》，等等。以王安忆为例。随着共产党及其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王安忆实际上是作为新上海的主人的身份，同她父母一起进入上海的。但悖论的是，政治上的主人的身份，却并不必然带来文化上的上海主人公的形象。这在她的小说诸如《纪实与虚构》和《启蒙时代》中表现尤其明显。节假日，别的居民可以走亲访友，而像王安忆这样的南下干部家庭，却只能走访同志的家。这样一种错位，在特别敏感的王安忆及其主人公（如《流水三十章》）那里，则塑造了她们特别孤独的内心。她们犹如城市的陌生人的形象。这样来看《启蒙时代》就显得意味深长了，“文革”的爆发，简直就是那些南下干部子女的嘉年华。此前的岁月，他们作为上海人，往往只是一群特殊的风景，而被有意隔开。有供他们上学的名校，有他们经常出入的场所，但他们与长期以来形成的海派市民文化却是格格不入的，或者说他们想侧身其中而不得法，一个是政治新文化，一个是市民文化，虽然说政治占据了上海的上层，但作为影响更大且无时无处不在的市民文化却占据更广大的中下层，两者间已于无形中壁垒高筑。是“革命”以政治的激进而浪漫的姿态打破了这壁垒，他们借此机会也终得以进入其间并得以显示他们作为城市新主人的身份和存在。小说中，那些革命的后代经常出入于上海里弄老市民的弄堂，及其引起的风波，就是最为鲜明的表征。

　　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城市移民写作的出现是伴随着城市身份认同危机的出现而出现的，因此，身份认同危机带来的内在焦虑就成为城市移民写作的核心问题而被提出。这不仅仅是重构有关城市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它还是一种焦虑的表象问题。对于有些作家，如文珍和徐则臣，这一焦虑往往化作主人公文化性格的内在血肉，影响或塑造着主人公的情态行止，而对于有些作家，如王安忆，则是把这一焦虑直接化作她的创作的内驱力。因此，某种程度上她的创作就成为克服她的内在焦虑和身份认同危机的方式方法。比如说她的小说中最为温婉秀丽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只有把它放在同《纪实与虚构》的对比中，才能明白作者为什么要把小说的故事背景放在绍兴柯桥一带，同样，也只有从这一逻辑出发，才能理解作者会在其近作《匿名》中再一次有意无意地把她的主人公投放到浙江一带的深山老林。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浙江绍兴（柯桥）是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所苦苦追寻到的所谓故乡。对于作为无根之上海人的王安忆而言，故乡的有无并非无关紧要的事情，不然她也不会在花费冗长的篇幅完成了母系寻根的《纪实与虚构》之外，还要写作《伤心太平洋》去寻找父系之根。可以说，王安忆以她的创作，塑造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处于焦虑和身份认同危机状态下的作者形象。或者反过来说，这一内在焦虑的作者形象，某种程度也使得她的小说创作格外多变而不稳定。她的创作至始至终都处于某种摇摆和实验的状态，她永远都是在探索，作品的风格一变再变，而这，恰恰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作者的始终不得安宁。可以说，王安忆的写作集中了城市写作中的空间现代性的几乎所有问题，城市现代性的悖论一定程度上也就是王安忆的悖论。

　　作者简介：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