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经，青春书写被视为“80后”写作的代名词，“80后”写作几可以等同于青春文学。事实上，在“80后”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时候，确乎是以有关青春的叙事标榜自身，诸如成长之痛、青春的感伤、反抗与叛逆、校园题材，等等，也一度成为80后写作的鲜明风格。

　　在这当中，“80后”之所以同青春文学“耦合”起来，媒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80后”青春写作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媒体制造的特点。一方面，“80后”被建构成一个有异于社会正常秩序之外的另类形象或“新新人类”，因此，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媒体所臆想中的被社会观看、凝视甚至审视的对象，满足了新闻学传播意义上的新奇感和窥视欲。另一方面，这一另类形象又被赋予了反抗权威和制度（或体制）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又具有了其道义上的积极内涵和“崇高性”，甚至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时代周刊》以封面人物的形式肯定春树），因而呈现出全球化时代的表征。可以说，正是两者的矛盾，使得“80后”文学别具意味且充满张力。

　　“80后”写作的矛盾性质，尤其体现在“80后”青春文学的“去宏大叙事”这一倾向上。“去宏大叙事”并不是“80后”写作的专利，新写实小说自不必说，自90年代以来，以韩东为代表的晚生代作家们的欲望叙事更是将日常生活同市场逻辑结合起来，将“去宏大叙事”推向了极端；但远离宏大叙事之于他们，又常常不免携带有某种反抗宏大叙事的底色或背景在内，也就是说，离开了宏大叙事的背景或参照，便不可能理解晚生代作家的欲望叙事。这在韩东的《三人行》等小说中有集中呈现。但对于“80后”写作而言，“去宏大叙事”却具有了另一个层面的意义。对于“80后而言，这一远离宏大叙事，与沉浸在个人的小叙事里面是一体两面，互为前提的。一方面是沉浸于个人的微小叙事之中，一方面却又不期然地与全球资本主义劈面相遇，在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纵情于消费、享乐和时尚的追逐，某种程度上成为了“80后”写作的象征，在这方面郭敬明（和他的《小时代》）和杨则纬（和她的《于是去旅行》）是最为鲜明的代表。对媒体制造出来的“80后”群像而言，叛逆往往只是一种姿态和抽象意义上的反抗，并没有具体的反抗对象，现行教育制度、父权意识形态和权力政府，既是又不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当反抗仅仅沦为一种姿态的时候，这样的反抗往往容易滑入或演变成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对象物。春树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她作为首次荣登《时代》周刊的中国作家，这一“殊荣”的得来，与她极端的叛逆姿态、桀骜不驯的形象特征及其全球化层面的亚文化取向密不可分。而这些，恰恰也正是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如果说成长主题是人类永恒的命题，而有关青春的书写并不必然与青年作者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可以说，随着“80后”群体的年龄渐长，及其随之而来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增强，主题及其题材上的分化也势将必然。这一分化首先来自经由“新概念”成长起来的“80后”群体内部。蒋峰、颜歌、李晁、马小淘、张怡微等人近几年来的作品虽整体上仍不脱成长的主题范畴，但已越来越难以被称为青春文学。他们的创作一方面表现出“脱青春书写”的倾向，一方面也变得日趋成熟老辣。蒋峰的《白色流淌一片》（长篇）、颜歌的《我们家》（长篇）、李晁的《迷宫中的少女》（长篇）、张怡微的《你所不知道的夜晚》和《细民盛宴》（长篇），以及马小淘的《毛坯夫妻》（中篇），等等，在显示出“80后”作家们的风格的突变及其渐入佳境。特别是马小淘的《毛坯夫妻》，她把青年人的成长困境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加以表现，充分显示出“80后”写作的叙事张力及其时代矛盾内涵。

　　另一分化则来自于“新概念”之外的通过传统期刊成长起来的“80后”作家们，他们有孙频、王威廉、双雪涛、甫跃辉、文珍，等等。近几年来，这一脉“80后”成员越来越多且影响日大，早已使得原来意义上的“80后”青春文学的说法失效。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相对“新概念”一族“80后”作家们大多以城市为背景，传统型“80后”作家则涉及较广，除城市题材之外，既有乡土题材，又有乡镇写作，主人公也不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一族。同样是成长主题，“新概念”一族会在相对静止或孤立的背景下，凸显并放大青春成长的创痛，但对于传统型“80后”作家们，他们笔下的主人公的成长往往因为被置于城乡二元对立和现代化（乃至全球化）这样的历史进程及时空背景下而显得别有厚度和深度。对于这一批作家而言，他们从一开始就自觉向传统文学靠拢，但他们的写作主题又常常纠缠于“青春”相关范畴，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写作也就往往起到了传统文学和青春写作之间的桥梁连接作用。事实上，对于这些作家来说，他们同传统文学的关系，比他们与“新概念”一族在代际的关联要更为紧密。他们的作品不仅在主题、题材的选择上，还在趣味、立场及其人生的感悟上，都更接近老一代作家。他们同“新概念”一族，常常只是在“80后”这一点上显示其关联。

　　“80后”的分化表明，他们的写作已越来越呈现出“去类型化”的倾向，同时这也意味着“80后”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进程的开始。因此，对此时的他们而言，另一个问题随之凸显，即如何从文学的青春在场书写向文学的普遍性命题过渡。如果说此前谈到“80后文学”时其关注点更多落在“80后”这一代际指称上，那么此时的侧重点无疑应转向“文学”这一落脚点来。也就是说，对于“80后”而言，他们所要或应思考的应该是如何把“80后”的代际经验耦合到“文学”的普遍性命题中去，而不是相反，仅仅让文学作为他们一代人青春表象的符号或标签。

　　三

　　今天看来，“新概念”一族的早期青春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表面化青春写作或者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青春感伤书写。因为，他们笔下的青春特征只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短暂性和过渡性的特征。这一短暂性和过渡性，在更新一代的“90后”文学写作中有明显表现。“90后”写作虽也是在写作青春主题，但因其是以“语言幽默与温和的小感伤相结合的方式来表现日常生活”（张颐武：《90后写作的兴起与文学的新变化》），使得他们笔下的青春表象与他们的上一代人——“80后”——笔下的青春并不是一回事。

　　这说明，“青春”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虽为人类所共有，但因时代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同时，这也说明，青春写作并不为“80后”所独有。青春写作不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各个年龄段的作家们的共同话题。就“80后”而言，他们代表的是一种青春时期的青春在场写作。事实上，在文学史上，更多的是一种不在场的青春写作。诸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曾经出现过的所谓追回逝去青春的改革文学（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和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是其代表），青春无悔的知青写作（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等等，均此。这些文学写作都涉及到一个命题，即当青春韶华不再时，如何书写青春的问题。这是青春写作中普遍面对的难题。青春期的短暂而易逝，使得青春显得十分美好，它同热情、浪漫和想象等彼此“耦合”在一起，但另一方面，一个人的青春期又往往联系着狂热、幼稚和盲动等等特征；这一双重特征，使得青春这一范畴实际上显得格外丰富复杂而具有多面矛盾的内涵。对于改革文学中的复出的中老年英雄主人公们而言，这可以是一种追回逝去的青春的青春激情，对于似乎并不年轻的知青作家们来说，这可以是一种剥离具体历史语境（即“文革”）后的抽象的青春颂歌。就这些创作潮流来看，他们对青春的书写都略显单调而浅直，没有更深入涉及或表现出“青春”这一范畴所具有的矛盾内涵。

　　这一情况，对于“80后”作家，特别是“新概念”一族而言，更是如此。他们所进行的是一种青春在场的青春写作，这样一种深陷其中，而又被媒体裹挟的状态，使得他们的写作往往缺乏一种反思和冷静，及其必要的审视的距离，其结果，他们的青春表象更多成为一种消费的对象。他们虽然被作为一代人的形象和代言人出现，但其实并不具备代表性。另一方面，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媒体，常常有意无意地从整体上看待他们，这也造成个体经验和体验的普遍缺失。而事实上，有些“80后”，比如笛安，也常常从一代人的经验入手展开思考，他们写作中的个人经验并不明显。因此，这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媒体关注的背景下，展开并表现有关一代人的思考及其个体经验的表达。应该说，后者对于一个“80后”作家的写作来说，才更为重要。他们往往被作为一代人例举，但真正显示其价值和地位的，却表现在如何从一代人的经验中挣脱出来而具有恒久的意义。对于他们而言，题材和主题的青春特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显示出个人的独特性，而这，相对来说，却常常被评论界所忽视。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去否定一代人的经验的重要性，而只是表明一种路径和方向：即如何从个人经验出发展开有关一代人的思考，而不是相反。“代”的阶序性格局，既保证了新陈“代”谢的推进，也为一种身份上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前提并成为可能。不论我们是否承认，代际差异都是一个个体所不得不面对的语境上下文，因为，与代际差异联系在一起的，还有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和政治等所谓的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这些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代际差异的背景及其规定性内涵。脱离了这些背景，去孤立地表现一代人的经验，这样的代际写作无论如何都是抽象的和不及物的。早期的“80后”“新概念”一族的青春写作，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一种脱离了特定规定性的抽象写作。他们的小说中虽然充满期期艾艾的创痛和泪水，但仍旧是抽象的、空洞的。对于“80后”而言，他们所需要做的首先是寻找一种个人的不被媒体塑造的经验，然后是把个人的经验重新置于（不同）时代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语境下加以锻造、融会及其表象，只有这样，他们的经验才可能是有代表性的，然后才是一代人的，最后才可能是永恒的。

　　“青春”虽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但对于任何伟大的青春写作（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拜伦的《唐璜》以及巴金的《家》等）而言，它们又都各不相同彼此殊异。两者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们今天的青春写作者们所不应且不能回避的。

　　作者简介：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