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和“青年”是两个概念，每一代人或者说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青春，但是“青年”这个概念很显然是启蒙运动后的发明。现代性肇端时期工业革命、科学理性对于古典时代农牧积累型经验的扬弃，形成了一种“青春崇拜”话语。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青春崇拜承续的正是这一话语，表现为对于费孝通所谓的老农经验、老人政治的摒弃。他们共同在中西古今之中梳理了“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项，“青年”是作为反叛过时之“旧文化”的“新文化”的倡言者、革命者和行动者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青春”从一开始便秉有了这种推陈出新的特权——青春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价值和道德。
但我们现在通常意义讲的“青春文学”，一般而言是指1998年开始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的一批作家，其中又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为代表。“新人类”、“非主流”、叛逆体制、嘲讽常规、张扬个性是他们普遍标榜或者至少在媒体上所投射出来的符号化形象，暗合着现代文学以来“青春”一贯的颠覆前代、标新立异的传统。但是，如果将他们的作品放入到文学史的脉络之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他们的反叛与革命是“向内转”的，很大程度上集中于个体的情感和情绪，乃至于沉溺其中，凌虚蹈空。换句话说，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历史之间的联动性发生了断裂，而它们在此前文学的青春书写中却是密切相关的。
青年的形象从20世纪初期以来发生了数次变迁。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反叛家庭、走出封建牢笼的青葱少年模式，四、五十年代反抗殖民侵略和帝国主义的红色青年从“小我”走向了“大我”，社会主义“新人”中也着力强调一种个体与集体相结合的青年革新者与创业者。八十年代初的“潘晓来信”掀起了有关青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讨论，而那些“进取的青年”尽管面临着挫折甚至失败，依然有着“卷土重来的勇气”。这些文学与“青春文学”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读者覆盖面要更为广泛、所面对的世界更为开阔，而后者更多是同龄人写给同龄人以及更年少一些读者的作品，这是一种被受众所规定了的文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伴随着“青春文学”兴起的同时，曾经以青春诗歌著称的汪国真、席慕蓉类纯情、明快、简单的抒情的消逝，他们被视为浅薄与谎言，在早熟青年的韩寒与郭敬明的犀利与势利中一败涂地。而在光鲜亮丽的青春文学明星的暗影之下，则是像“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那样的无数失败的灰色青年。
“青春文学”的形象与话语变化显示了一种青年亚文化正在由激进反抗和创新冲动转化为鸵鸟主义与市侩哲学。我们时代神圣性的一面已然沦陷，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欲望在后革命的氛围中成为空谷足音；现在迎来的是一个世俗和游戏的时代。随着后社会主义的语境成为一种可见的现实，国企、医疗、教育相继改革，国家的制度性保障弱化，技术与经济发展和人员的自主，导致权威和权力发生了分裂，即拥有权力的阶层和人士不再拥有象征性的权威，因而大众与权力机构之间产生了断裂式的鸿沟。这种情形的另一面，是日益加深的贫富分化、社会流动趋缓和阶层的固化。两方面结合，原本充满憧憬的青年在情感结构上产生了普遍性的绝望和愤恨，他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抉择是或者放弃高蹈的梦想而力求进入到既定程序中谋求一席之地，或者竭力按照世俗成功学模式来塑造自己的人生规划。这意味着启蒙运动以来文化与社会意义上的“青年”已经死去，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青春残留，青春亚文化再无法充当观念的先锋、美学的前卫和思想的先行者与变革者。因而，这注定是个“后青春”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当中，“青春文学”所突出显现的亚文化想象几乎都是从主流话语中“脱序”型的人物。
“脱序”青年是20世纪末人的主体性迷失的总体性潮流中的一脉支流。尽管如果追根溯源，“青春”的书写一直被形形色色的外在的话语如人道主义、启蒙与理性、革命与民族、共产主义所主导，但它始终没有脱离总体性的世界。这个“青春”是在被历史书写的同时，也在参与历史的书写。但如今的“青春”在摆脱了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等诸种意识形态之后，变成了一种被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所主宰的碎片化存在。多元化的结果是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技术化与科层制让自由成为一种权力玻璃罩内的封闭游戏，青年分享着相似的痛苦，却无法共享某个共同的信念与价值，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共同体，只能再次分散为冷漠的消费型个人。青年不再对历史负责，也无法筹划未来，只能沉潜在当下实利主义的浑水之中。当面对历史的撕裂时，弥漫在其中的感性结构已经不再是现代主义式的焦虑，而是倦怠和颓废，因为焦虑是有未来感的，而倦怠则是放弃了可能性的向往。青春本来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未来导向，当这一维度丧失的时候，就徒然剩下了“后青春”的迷惘。就此而言，“青春文学”只不过是“后青春时代”文化的一个表征：青春的躁动、无因的反抗与历史进程中的参与危机相互感应，却催生出疲惫懈怠的花朵，其中的青年有着青春的外壳，但可能是个萝莉的幼齿之心，当然，也可能包含着一个苍老世故的灵魂。拒绝成长是一种撒娇式的回避，而精明老练地兜售青春则是另一种卖萌式的营销，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
“青春文学”的文本具有强烈的互文性，它们从此前的包括电影、建筑、音乐、绘画等经典前文本和大众文化当中，撷取了一些符号、典型形象和经典语句，进行了戏拟、拼贴、摹仿、挪用。这正显示出建构一个独立世界的能力匮乏，而不得不依附性地借鉴。这样的“青春文学”无心地折射出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变迁，主要体现为对当代社会的不满、剧烈变革的不适应和被压抑的不甘心。只是这种压抑和不开心是浅表层次的，没有进入到人性的深层次里面去进行挖掘，而仅仅在生活表面打了个水漂。它们或者是八十年代“顽主”的孩子，却没有构成反讽的锋芒；或者是世纪末颓废的后代，又难以构成精英化的“坎普”美学。这种本能式的肤浅书写，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新的社会语境和新的读者那里，将会失去它的魅力。
作为一种阶段性的文学现象，“青春文学”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学媒体的递嬗变革。信息技术层面的便捷不仅让速度、广度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展，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精神的品质与格调。基础教育与信息技术带来的普及和一种传播学上讲的“渠道下沉”，也就是说读者受众群体的扩大相对应的是美学趣味的降解。阅读人群已经从文化精英那里更多转向由影视、网络、动漫、游戏等新兴传播媒体所建构的文化中，价值观和世界观更多是由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所塑造。这不仅是年龄的降低，也是美学品味的降解，“青春文学”正与这样的读者群同构，因而迅速成为我们时代最为主流的文学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青春文学是偶像作家与粉丝之间相互合作的结果，作家普遍将自己塑造成具有强烈时尚意味的潮流引领者。不论是郭敬明、韩寒，还是张悦然、安妮宝贝，他们都在刻意塑造一种符号化的个性，打造准明星似的个人魅力。因而“青春文学”其实是一种粉丝文学。“青春文学”的偶像作家在粉丝那里是具有卡里斯玛性质的神圣人物，填补了信仰的真空。偶像本身是一个空洞性的符号，粉丝将自己的情感、欲望、想象投射进去，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外壳和形象作为代言人。这个特质决定了青春文学不可能在社会性的观照、深度的省察、精神的提升等方面有什么作为。粉丝保持了一定的忠诚度，形成了固定的读者群，帮助“青春文学”构成了连续的产业链。“青春文学”于是变成了文学产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资本的合谋，成为一个吸纳金钱和异见的黑洞。最成功的那些偶像作家已经转型为IP产业的资本运营者。在面对这样的“青春文学”的现象与文本之时，论者不可能忽略它与资本、新媒体技术、新传播方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个时候批评内容空洞、思想单薄、没有形式上的创新等就已经是对牛弹琴，并且这种批评本身也会被其转化为宣传与营销的一种手段，吊诡地变成其自我生产与再生产的推进剂。
“青春文学”经过了资本和市场的“通过仪式”之后，迅速地融入成人世界的博弈和拼杀当中，青年亚文化的叛逆反抗和迥异于前辈的特点，被市场改造成为差异性的卖点，因而也就失去了它本该所具有的革命性、创新性的一面，而成为去价值观的多元文化当中的一味添加剂。青春亚文化在这种移形换位和“吸星大法”之中，顺畅地由具有革新可能性的文化活力因子转变为维护既定秩序的保守主义文学。至其细分化的市场终端，我们可以看到治愈系、小清新、鬼畜、猥琐风等多种变体，在精准的目标受众定位和分众传播中全面开花，隐藏在背后的则是走向最后目的的再集中传播和资本的受益。
因为过早的沉迷和过深地介入到市场当中，那些最成功的“青春文学”作者们很早就已经世故化和社会化。他们的作品内容和他们的现实实践之间发生了一个割裂：文本中往往充满纯净、反叛甚至玄幻的题材和情感基调，现实中却世俗地涉入到浑浊、顺从、功利精明的资本操作当中。这种社会自我与内在自我的割裂有着很有意味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色彩。“青春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忧伤、倦怠、怀旧、叛逆、反讽、自嘲、孤独等，因为没有将个体的青春与整个社会关联起来，这就使得这种“青春”不可避免地走向苍白和单薄。每一代人都乐此不疲地抒写自己的青春，但是“青春”从来都不仅是个代际与生物问题，而是有着时代的独特性。
近些年来，“后青春期”的青春文学作者们，也开始拓展自己的写作领域和文化生产空间，试图提升自己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关注面。“青春文学”的热潮在他们的引领之下依然保持了蓬勃旺盛的势头，新一波的落落、江南、七堇年、陈楸帆、宝树已经崛起，并且在武侠、科幻等类型上多有扩展。但这种尝试才刚刚开始，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观察和应对“后青春时代”这样的黏稠现实以及那些遮蔽在资本与发展光环之外的更多底层、边缘、缺少言说渠道的青年。这个时代是一个观念分崩离析的多元主义世界，在权贵与资本结合的语境中青年分崩离析、认同溃散，只能谋求现世安稳的微薄梦想，其结果往往是弥漫在时下各种文本中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失败的青年”。青春文学本来应该起到凝聚人心、展示与塑造时代精神的功能，惟有这样的文学才有可能走出那种无望的个人梦幻，而真正焕发出“青春梦”所原本应该具有的朝气与活力。
作者简介：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曾获“2013年度青年批评家”、第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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