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想从《思想史的写法》——这是葛兆光先生两卷本《中国思想史》的导论——开始谈起。这样一篇关于思想史写作的方法论长文，对于我们的议题有何启迪？

　　葛先生的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大意是：我们以前的思想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精英思想史”，叙述、罗列的是少数思想天才的成果。比如提到宋代思想史或哲学史，就是这样一条线索：从周敦颐到邵雍、二程、朱熹，前后加上张栻、吕祖谦，左右加上陈亮、陆九渊，这条脉络似乎天经地义……但问题是：思想精英的思考，往往是“突出”于历史背景之上的，是思想史上的“非连续性”环节，就像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说的“历史的断裂”，“断裂是与常规的轨道脱节，与平均的水准背离，它常常是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上无法确定其来源和去向的突发性现象”。可是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地提供给、作用于普通人去应对世界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并不全在精英和经典中。也就是说，少数思想天才的思想、过去思想史著作一再大书特书且加以编排谱系的思想，未必与普遍知识水准、一般思想状况相关（其地位确认往往出于“回溯性的追认”）。反过来，有些并不占有突出地位的人或著作却有可能真的在思想史上深深地留下过印迹。总之，“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以上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9～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其实文学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清末林译小说中品类最多的是哈葛德的作品，一纸风行；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中提及“哈葛德者，其文学地位在英文中，并非高品”，今天即便我们中国人写的外国文学史上也不会出现他的名字。但这位“文学史上消失的作家”，却兴许恰恰塑造着国人对文学现代转型的理解。类似的，我们通常说19世纪40年代是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的时代，可是据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中提示：现在留存下来一些当时书店的畅销书榜和最受欢迎的作家名单，其中没一个我们认识的，他们的读者“不只是堕落的穷人，那些‘出身良好的人也有此嗜好，至少是在乘火车旅行途中”（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第64页，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这些作者尽管进入不了文学史，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掌握当时人对文学的想象，其实离不开这些今天看来名不见经传的作者。

　　葛先生的启示非常打动我。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一直有这样的困惑，我们不太理解，比如说一部青春文学畅销书，在普通人的感受与思维世界中是如何被接受的，很多文学研究的处理方法，永远得到的是“我”如何理解，而很少去体贴“我们”/平均数的大众是如何理解。

　　这样说来，今天在进入青春文学、类型文学研究时，不妨具备两幅眼光、两种笔墨。一种是传统的文学研究的方法。郭敬明的《爵迹》在《收获》增刊发表时，同期配发了郜元宝教授的评论。这篇评论从基本的文字、修辞问题谈起，这是评论家的“读法”。文学批评有自己的传统和规范，既然郭敬明的小说已经登上了《收获》，既然我们以文学作品的要求来对待《爵迹》，那么郜老师从文字、修辞等文学的“基本功”入手去解剖小说，正是批评家的正宗路数，并不像人们感觉的那样是杀鸡用牛刀的错位。古人强调“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从郭敬明自视来看决不满足于作一个写手，哪怕很多文学专业读者和专家们对郭敬明不屑一顾，我们就更应该通过文学的“正法眼”来丈量出郭敬明小说的不足。以上是从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角度而言。但这种方法可能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21世纪最初的十年内郭敬明的小说可以占据那么惊人的市场份额？粉丝们是如何阅读、消费郭敬明的？要应对这样的问题，需要扩展、更新文学批评的方法，需要尝试历史学、社会学的实证手段——比如问卷调查，以及整理、分析“四迷”（郭的粉丝）们在网络论坛上的帖子所传达出的信息等，需要借鉴“阅读史”的方法（阅读史的研究主张从读者与读物之间的互动，探讨读者对文本本身创造性的挪用），以及类似人类学的视野，放弃自身成见，进入“他者”视野。通过以上手段，来重建青春文学的阅读现场，把握一般状况中的、近乎平均值的文学理解。

　　二

　　其实以上方法已经有学者开始尝试，比如温儒敏教授率领学术团队进行“当代文学生活状况调查”，江冰教授率领学术团队展开“80后”文学研究。我还是回到自身，即便选择“研究性的读法”，到底如何来面对郭敬明为代表的当下青春文学？

　　四年前，我与友人作过一次关于“80后”写作的三人谈，当提及郭敬明的作品时，表达了反感和忧虑：这是一种遮蔽现实、歪曲历史的写作，尤其危险的是其背后有着一条完整可复制的产业链和庞大的集团力量。后来，在给复旦大学本科生开设的一门“当代小说选读”课上，我现场调研，问在座可有“小四”的粉丝，随即教室里爆发一阵哄堂大笑，我似乎很欣慰于这样的笑声，也许其中包含着我认可的态度：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应该秉持鲁迅先生的姿态，“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前段时间我刚读完一个“90后”的长篇（篇幅一共二十多万字）——冬筱《流放七月》。并不是说小说写得多好，其实里面有很多青春文学的通病：比如人物的名字都稀奇古怪，各种巧合与偶然，个别地方太煽情甚至滥情……不过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小说封底照例印着一些人的推荐语，其中一个推荐人这样说：“我在冬筱身上看到了他与现下‘90后作者非常不同的地方。他选择了一个较为严肃的题材与青春衔接，那就是‘历史。在创作上，他不盲目追逐流行，而是沉下心，回望了一段沉痛的历史和一群在历史中伤痕累累的诗人。”这话说得不错，小说一方面写年轻人当下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在探究历史之谜——七月派的历史，如何在抗争烽火中聚集，如何在1950年代被投入炼狱……小说中的两位老人，周围各有一个年轻人在听他们诉说。这个时候我会原谅这个年轻作者的煽情甚至滥情，当理性的历史反思能力可能还不成熟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一种创伤性的体验去沟通、共感前辈们在历史迷雾中的创伤。这个“90后”的作者本人就是七月派后人，冬筱作为年轻的代表在2013年9月的青创会上有发言，再联想到相近的时间段里牛汉、化铁先生的辞世，感觉好像是文学传统的薪尽火传。冬筱在发言中就表达到了这个意思：他创作的起点，就是追寻历史记忆，向七月派致敬。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流放七月》最初是在《最小说》上连载，单行本由“最世文化”、长江文艺推出，冬筱是郭敬明旗下的作者，我上面引述的那段推荐语，就出自郭敬明。让我自己诧异的地方是在这里：原先我觉得肯定是两种立场、两股道上的力量，现在看来他们的分野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甚至可以出现合流。

　　这种合流的复杂现象还真不少见，再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出本新书，送给一位师友，承他好意帮我在他的微博上露了个脸，他选摘我书里的一段话，可能他对这段话也是有所会心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对郭敬明式的文学占据市场的忧虑。结果我们复旦中文系的严锋老师回了一条微博，他说：其实不用担心，现在青年的阅读取向非常多元化，绝不会只喜欢郭敬明一人。就是在郭敬明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异质的风格，他举了一些年轻的科幻作家，比如，夏笳、陈楸帆、宝树、飞氘……但是我知道，仅这四个人当中就有三位是郭敬明旗下的签约作者。

　　说到科幻，前几天，我读到一篇科幻小说《单孔衍射》，作者巧妙设计了时空传输和时间壁垒，在极限情境中，人类社会迅速实现了“世界大同”，资本主义的历史一夜之间终结。小说给我很大震撼，因为在目前一般主流的文学刊物中已经很少看到对于人类社会“远景”的想象。这篇小说原发刊物是《文艺风赏》，由笛安主编、郭敬明推出的主题书。我赶紧买来这一期翻阅，更大的震撼随之而来——这一页上在肆意鼓吹《小时代Ⅰ》《小时代Ⅱ：青木时代》“闪耀大银幕”，不由得让人感慨资本的力量无孔不入；旁边一页上一位年轻的科幻作家正激进地想象着如何终结资本主义的历史。如此针锋相对的两股力量悖谬地扭结在一起！

　　我上面举证的小说，就题材而言，一篇关于历史，一篇指向未来，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郭敬明不断在刷新我的文学想象。他真的那么简单？犹如一位君王，郭敬明傲然统领庞大的国土，重峦叠嶂路转峰回，但这也许并不是单一、均质的空间，甚至内部孕育着对冲的力量，而他的国土与其他国家毗邻处暗流涌动。肯定有朋友会觉得我少见多怪：郭敬明是商业资本的代表，商业资本肯定吞噬一切的，什么东西“为我所用”就吸纳招安什么。——是不是结论到此为止？我想借此提醒大家重新出发去理解郭敬明。对于郭敬明个人的文学风貌我依然维持原先的判断，甚至这里感兴趣的不是郭敬明帝国疆域的高低起伏，或者他的“统治术”，而是在面对“他的国”时，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文学批评的立足点在哪里？能不能抛弃先前简单的成见，在森然的对峙之外，勇于“入室操戈”。尤其是，当冬筱这样的作者出现的时候，当那些写作科幻的年轻人在商业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寻找一块回旋的余地的时候，能否感知到他们在多方博弈的间隙里，那种“借水行舟”的尝试？我们经常喜欢把文学分类，精英文学/通俗文学、严肃文学/类型文学……其实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版块的内部以及版块的缝隙间，存在着产生新意义与可能的空间，尽管目前这些空间也许还很暧昧、不稳定（我在《最小说》的网络论坛上发现，许多郭敬明的粉丝并不怎么接受冬筱向历史致敬的写作风格。这就是个值得追踪的话题：接下来，是郭敬明式的趣味“成功”改造冬筱的小说；抑或，冬筱的小说拓宽年轻读者的阅读视野？），但我想，这正是文学研究者在今天的出发点。

　　作者简介：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80后”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