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且夭

　　夜已经很深了。相邻的那栋楼，居然连一丝灯光都没有，人们都早早地睡下了。也对，这毕竟是冬天，天寒地冻的时节，大抵除了我，没几个人会整夜整夜不睡。空气里有冰寒的味道，偶尔漫过几丝潮湿，膝盖于是咯咯作响，似乎在宣告着什么。

　　或许又是一场无声落下的雪。

　　我于是突然迸发一个念头，想要穿起大衣开车去海边，看看结冰的大海于黎明前落雪时的样子，是不是有泛着银色光芒的线条，又或者是蓝到极致如同墨色的绸缎，而洁白的雪，无声无息落在其上，那该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平静。就如人于死亡的刹那，总是静谧无声的，或许会张大了嘴巴，试图发出最后一丝留恋，可终究，只余一个画面。

　　又如孤独，寒冬的深夜里独坐，便是院子里麻雀扑棱棱地翅膀声，也清晰可闻。

　　如果早个十年，这样的夜晚，我必然是盘膝坐在床垫子上——床太麻烦了，所以我一向不爱用——低矮的案几上放着酒和烟，还有我用惯了的钢笔和写下去会有几分洇开感觉的信纸。那时候，我也有电脑，但是我固执地喜欢用手写的方式，去完成一些如今看来十分幼稚的词句。而如今，我坐在宽敞的写字台后面，对着电脑噼里啪啦地打着字，静夜里这声音，隆若钟鸣。

　　从一个矫情的写作者，到一个安静的失眠人，十年。

　　从一个高谈阔论的年轻人，到一个冷漠自持的旁观者，十年。

　　生命的无常与时光的流动总是让人感到无所适从，想到这些，我的胃开始隐隐地抽搐，疼痛对我不离不弃，这竟让我在这样的夜里感到了一点温暖，终归是有什么，只属于我自己，无人可以剥夺。那些失去过的人与情感，都只像是王家卫电影中所展现的那样，时间跳跃，十年，只不过是字幕卡上，轻描淡写的流转，只不过是宫家门外，那影影绰绰的身姿。

　　失去，其实也不过是一次抹去，有一些名字，从生活里被抹去，不再存在，不再流动，不再发生，每一次抹去，都伴随着一次情感的碾压，都伴随着一次时光的恍惚。我从生命中学着割裂，把一部分生命彻底地贴上标签定义为“回忆”。十年时间里，我用失去来堆积回忆，用压抑来伪装情感。

　　失去来得太早，来得太多，这生命的厚度根本无力承担。拒绝接受、屏蔽情感、擦去记忆……于是变得冷静、漠然、消极，却总是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自残、自伤变成了家常便饭。总想去那些杳无人烟的地方，哪怕只是坐下来，在风里哭上一场也是好的。可是，哭不出来。

　　一个人走了很多路，去边境、去小镇、去沙漠……去所有能够离开人的地方，去所有能够理所当然死去的地方。凌晨爬山掉下斜坡、孤身走过被泥石流侵袭过的只能称之为绳索的桥、烧到肺炎昏倒在边防站外一里路上、被抢劫到身无分文……那些一次次的无限接近死亡的瞬间感受，被放大被定格，成为一种怪异的享受，撑起了所有失望时的疼痛，掩盖了所有失去时的碎裂。

　　可是，依然活着。即便在戒了烟酒，看起来平和的如今，坐在家里读书听歌，走神儿的时候依然只会想一件事儿：后事。所以如果有人能看到，如果你能看到，你就会看见这样一个奇怪的女人，穿一件白底碎花的睡衣，手里拿着一个本子一支笔，满屋子转悠，写写画画。本子上无非是哪些东西是要烧掉的，哪些是要留给父母的，哪些是应该捐出去的……最难放下的就是那些书，摆满了书架和阁楼，总是忍不住担心，生怕会送给不是最需要它们的人。死亡，总是张开一个满载着甜蜜的怀抱对着我，却又总是还有那么一线希望一线牵挂扯着我，让我不忍投身于它。

　　突然想起海明威写过的一句话：“死自有一种美，一种安静，一种不会使我惧怕的变形……”我还记得当初我读到这句子的时候，就隐约觉得心里一紧。是吗，死亡是这样的吗？所以才会让那么多人不顾一切地涌上去吗？不管是用快捷的还是缓慢的方式？然而如今却又觉得，是了，就是这样了，因为哀悼之中，我们的回忆常常是温暖的、愉快的，想起的也总是那些美好的、动人的片段，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经历哀悼，告别哀伤，开始新的生活。所以西塞罗说：哲学不为别的，只是准备死。就连蒙田也会说：宗教是在教人如何去死。死亡是一个人必定要去面对的事情，不管是自己的死亡，还是别人的死亡，还是其他。所以海明威总是喜欢让他笔下的人物，死得炫目而辉煌，如同烟花，在至美的时刻，消逝滑落。

　　然而，在所有对于死亡的描写之中，我最喜欢的是巴别尔。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无论是来自于传言还是现场，直击死亡处理得犹如一件日常之事，那些鲜血淋漓的杀戮和死亡，在他的笔下如同“口袋”里的拳头或枪口，波澜不惊，从容冷漠。《盐》里谈到处决的时候，他这样写“我要承认，我把这个女公民扔下了飞驰的列车，可她却像铁打的一样，坐了一会儿，拍了拍裙子，又去走她那条卑劣的路。我看到这个女人居然平安无事，看到她四周满目疮痍的俄罗斯、颗粒无收的农田和遭到凌辱的姑娘，看到那么多的同志杀奔前线，生还的却寥寥无几，我想跳下车去或者自杀，或者把她杀死。可哥萨克们舍不得我，劝我说：给她一枪。于是我从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枪，从劳动者的土地上，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于他而言，处决她与自杀变成了二选一的题目，可他在描写的时候，却丝毫没有情感。难怪他会被扣上“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倾向严重”的帽子，难怪他所描写的骑兵军们都厌恶他，在杀戮与血腥的尸骨面前，旁观就是罪恶，于是最终，他正如自己所书写的那样，同样被他的祖国清洗掉。

　　他在被处决之前的最后陈词中说：“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

　　和许多人的看法不太一致的是，我从不觉得巴别尔描述了被战争扭曲后的人性，也不觉得他描写了哥萨克战士们的“革命理想”。事实上，在巴别尔的笔下，他从没有刻意地描写过骑兵军中哥萨克战士投身革命的雄心壮志，更多的哥萨克战士们热爱战马远胜于热爱革命。好比赫列勃尼科夫，他之所以提交退党声明，不过是因为师长把属于他的战马横刀夺去，他于是感觉“快乐被剥夺了”，还有那个因为战马被波兰人打穿而擅自离队独自在波兰村庄里烧杀抢掠的阿弗尼卡·比达，不但没有被斥责，反而收到了一系列对战马的啧啧称奇。巴别尔所描述的那些“革命理想”，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武侠世界里的“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是一种快意恩仇的江湖之气。

　　从始至终，巴别尔都没有想要刻意强调什么，他只是忠实地描述着他看到的哥萨克战士们，那些残忍和暴戾是凝刻在哥萨克民族的血液之中的，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血性，而并不是因为战争而扭曲。作为一个犹太人，巴别尔笔端时常呈现出对这种血性隐晦的、深深的向往。这是一件多么诡异的事情，出生于敖德萨的犹太人巴别尔，追随着这些与自己民族势如水火的骑兵军们，书写和记录着他们对犹太人的暴虐。

　　他作为一个文人旁观着军人；作为一个犹太人旁观着哥萨克人；又作为哥萨克骑兵团中的“柳托夫”旁观着自己的民族。他压抑住了全部情感，就好像他从来没有过这种奇怪的东西。

　　所以阅读巴别尔的文字，是一种奇怪的体验，他在文字中把情感彻底抽离，只为你描述故事本身，有一些甚至都谈不上是故事，他只描述他看到的、听到的，用他特有的方式。于是阅读者们会发现，自己甚至比巴别尔更融合于他的文字。当巴别尔眼前不再有画面的时候，他就停止了记录，而阅读者们却纷纷陷入到想象之中，为他笔下的人物而痛苦不堪。他写着在女儿面前毫不留情杀死了父亲的哥萨克战士，他没有去展开女儿可能有的痛苦与悲伤，也没有去展开哥萨克战士的心理活动，他只是淡淡地写，“女儿说：‘他是多好的人啊！”便戛然而止。

　　这哪里像是一个人在写小说？这多么像是一双眼睛复刻下来的场景！一个人，要经历怎样的过往，要把自己的情感压抑到多么卑微之后，才能只奉献一双眼睛？他是一个不眨眼的旁观者，他的文字不是用来抒发、不是用来纪念，而仅仅是用来旁观记录。就像王天兵在《敖德萨故事》的序言中说的那样：

　　他到人间去了五六年，看到了太多的死亡和杀戮，他的童心不知什么时候已死于路上。他已没有白日梦，没有忘我出神的片刻，他总是醒着，却失去了想象力，失去了杜撰的能力，对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要了如指掌才能写出关于它的一个字。

　　那是从无数的失去中淬炼下来的文字，那是从死亡之中爬出来的文字，每一个字都带着惊心动魄的平静和淡漠。他写太阳：“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峰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他也写月亮：“雾蒙蒙的月亮在天空中漂泊，像是在行乞”；“月亮纤纤的月角在捷捷列夫黑黝黝的河水中濯洗着它的箭矢”。他的太阳不是光明热烈，他的月亮不是低回温柔，他看到的只有生死。所以王蒙说的没错，他说在巴别尔的文字中：“生与死，残忍与善良，月亮与人头，就这样平静地共处着，没有夸张，没有煽情，连一点惊异都没有。”

　　是啊，为什么要有？作为一个无法让自己的情感——哪怕只是一丝丝情绪——流淌出来的人，除了旁观还能做什么？没有经历过被现实一次次抹去生命里名字的人，常常无法理解，那些激情、那些欲望、那些极富生命力的热烈的东西，怎么会从人的身体里消失殆尽，怎么会空余一张永远微笑的面具，怎么会让生命变成一次旁观。没有悲伤，没有喜悦……至少看起来，没有。

　　可真的只是看起来，巴别尔的文字用一种冰冷的方式，呈现一个诡异骇人却又令人欲罢不能的本真世界。之所以本真，是因为压抑。在巴别尔的小说中“粉红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词语，出现了许多次。在他的笔下，这是肉体的颜色，是情欲的颜色，可是他却大量地用他来形容伤口并暗示死亡的降临。

　　他在《童年·与祖母相处的日子》里写道：“有一回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罗丽莎夫人店内一袭带波浪状袜带的粉红色紧身胸衣，驻足良久。”这显然是少年人的情欲冲动，可这种冲动并没有被理解，反而被他狠狠地压抑了，“我难为情得只想找个地洞钻钻，拖着两条腿回家，自此再也不朝罗丽莎夫人的橱窗看一眼。”

　　在巴别尔的文字之中，“粉红色”变成了“死亡”与“伤口”的颜色，他写“粉红色的眼睛、脂肪与烂掉的脚趾”，也写“奄奄一息的太阳正在吐出粉红色的气息”；“流星在空中划出一道粉红色的尾巴，随即消失了……”

　　粉红色，就如同他生命中所有的情感体验一样，被压抑了。对巴别尔而言，所有的情感都与死亡紧密相联。他似乎一直在默默地表达一个观点：“当我拥有了情感，或者说当我拥有了感受，我就要死了。”他只允许自己做一个旁观者，既不体察他人的厌恶或喜爱，也不感受自己的痛苦与悲伤。

　　否认。

　　是的，彻头彻尾的否认。和我们每个人面对巨大悲伤与痛苦的时候一样，当我们的内心敏锐地察觉到那悲伤无法承担的时候，我们选择的常常是否认。假装它不存在。

　　看旁观者写的文字，常常像是喝陈年的老酒，上头，而且后反劲。因为他们常常有着一个洞悉自己、洞悉世界者的审慎和机警，因此他们了解这个世界的种种不易，也就不愿意他人为自己而心伤，那些心伤的气息，他们已太过了解，以至于宁肯尽自己所能去点燃他人，而忍受事后陷入透支一般的巨大荒凉。

　　最后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这残留下来的荒凉。所以巴别尔用心的记录，努力地书写，最后很自然地被处决。可我忍不住去猜测，若他不是被祖国像抹去一块儿污点一样地清洗掉，最终他会不会走上和海明威同样的道路？他们一样文字简洁有力，一样游走在血腥与杀戮中间，一个做了骑兵军的文书、一个做了战地记者，既是战争的参与者，又是战争的旁观者。他们和生命纠缠到了最后，却都无法拥有一次痛快宣泄的哭泣。

　　如果还能哭泣，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们的情绪、感受可以伴随着眼泪，宣泄流淌，把内心冲洗得干净而清澈，容得下阳光与彩虹。而他们呢？真正绝望的人，不会流泪，他们会流血，死亡时汩汩而出的血。

　　当然，不是所有的旁观都必然走向流血。当平视的旁观变得压抑与绝望的时候，还有一种旁观，似乎超越平视。好像卡尔维诺的《宇宙奇趣》，他说“现在，你们会问我们去月亮上究竟要干什么？我这就解释给你们听。我们是去取奶的……”多么让人心生喜悦的描述，不是吗？可是他的文字即便唠叨、即便有时天真如童话，却依然有一层层一缕缕的悲凉漫出来。我们只有到月亮上去取奶了，只有那里，才有属于温暖的记忆了。所以卡尔维诺书写的，更像是成人世界的童话。这童话故事，不必有王子公主的美好结局，但的确，在卡尔维诺的笔下，即使那被劈成两半的子爵也不会让人感到恐怖和惊悚。他营造出的残酷，总是要反复地、缓慢地、渐次地透出来，让你在某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突然想起，突然生起一层细密的冷汗。

　　柏拉图早就谈到过，我们明明知道一切寓言都是假的，但很奇怪，它明明包含着真理在其中。或许卡尔维诺也早就明晰这一点，所以才会自如地写一个又一个的童话来表达现实的真相。就像他在《恐龙》里所写的那样，人们恐惧的其实只是“未知”而已。这才是恐惧的真相。无论是黑暗、是未来还是其他的什么，人类只是因为那是未知的才去害怕。而一旦知晓了呢？卡尔维诺没有再写知晓的结果，可是你我都知道这一点不是吗？

　　当我们知晓了那个事物的样貌，我们就不再畏惧了，那些曾经让人们感到恐惧的事物，不管是火焰、猛兽、病毒……哪一个不是变成了被人类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可怜虫呢？然而人类其实也是可怜虫，我们被时光玩弄着，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于是，同样作为一个旁观者，卡尔维诺看起来就平和得多，也从容得多。巴别尔则苦苦压抑自己的情感，被自己套上一层又一层的枷锁，牢牢地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冰冷的容器里。巴别尔不是不渴望逃离，就像他自己写的那样：“她严厉的教诲——而且是永远地——压在我稚嫩的、弱不禁风的肩上。我感到闷热，我感到已无空气可呼吸，我得逃到空气充沛的户外去，逃到自由自在的天地间去，然而我没有力气抬起垂下的脑袋。”巴别尔当然是向往自由的，这大概也是他会对自己民族的敌人——哥萨克战士们的血性有着深深向往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所有对“未知”的恐惧中，最深刻的恐惧就是死亡了吧。死亡是我们都不知道的世界，死了之后究竟会如何，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我清楚得很，若有人向我证据确凿地说，死后我就真的可以自由穿行，和苏格拉底秉烛夜谈，和老子坐而论道，那么恐怕，我也早早地就去往死亡之地了。可是，即便真有此事，我现在脑子里冒出来的念头居然是，若真的拥有了绝对的自由，那么自由是不是就变成了最深刻的束缚了呢？

　　卡尔维诺的文字中，这样的悖论也存在着，在《宇宙奇趣》当中他写了一则小故事，叫做《水族舅姥爷》，从水生时代进化的Q带着他的未婚妻探望他还没有进化的舅姥爷。他为自己的舅姥爷感到羞愧，因为舅姥爷很奇怪，至今生存在水中，不愿意进化。然而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舅姥爷教他和他的女友游泳，没料想他的女友竟然最终爱上了这个还没有进化的舅姥爷。气急败坏的Q质疑未婚妻：“你要干什么？你一个人跟那条老鱼？” 未婚妻说：“嫁给他！跟他一起回归鱼类，再生出一些鱼来。再见！”

　　这就是卡尔维诺的“内在逻辑”——他认为他的一生都在书写这种逻辑——退化并不意味着退步，而是“回归”，在某种意义上，回归的价值远远高于进步。文字里所展示的恰恰是这样，未婚妻正是因为退化了，所以才拥有了全然的自由。而对于过往的抛弃，如《恐龙》之中人类的恐惧和忧思，最终，也不过是凭添了更多的忧惧。

　　所以卡尔维诺选择了类似于寓言的方式来揭露本真的世界。这本真虽然残酷虽然冰冷，但至少他给它们披上了一件温暖的外衣，他把感受、真相统统嚼碎了，然后再换一个方式展示出来。他也如巴别尔一样，并没有把他自己的情感加诸于文字，然后再在读者的身上寻求共鸣或者是某种情感上的二次加工，他们只是把他们看到的世界，用他们的方式描述出来，然后放在这儿，对我们说：

　　嘿，你看，这就是生命的样子。

　　所以，

　　卡尔维诺说：“我想：人到生命的某一时刻，他认识的人当中死去的会多过活着的。这时，你会拒绝接受其他面孔和其他表情：你遇见的每张新面孔都会印着旧模子的痕迹，是你为他们各自佩戴了相应的面具。”

　　巴别尔说：“潘·阿波廖克美不胜收、充满智慧的生活，好似陈年佳酿令我醉倒。在诺沃格拉德-沃伦斯克，在这座仓促攻陷的城市内东倒西歪的断垣残壁间，命运将一部遁世的福音书扔到了我脚下，我发誓要以潘·阿波廖克为楷模，把像蜜一样甜的想像中的仇恨，对于像猪狗一样的人的痛心的蔑视，默默的、快慰的复仇之火，奉献给我新的誓愿。”

　　卡尔维诺说：“城市在她空着的棋盘上不断移动着，重复着她始终如一的生活。居民们反复演出同样的场景，只是更换了演员；他们重复着同样的台词，不过改变了口音而已；他们张开不同的嘴巴，打着同样的哈欠。”

　　巴别尔说：“此时，成了一片焦土的城市——断柱像凶悍的老虔婆抠到地里的小手指——我觉得正在向天上升去，显得那么舒适、飘逸，好似在梦境之中。月色如洗，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向城市注泻。废墟上长了一层湿漉漉的霉菌，煞像剧院长椅的大理石椅面。我渴盼着罗密欧，那光滑如缎子的罗密欧，歌唱着爱情，从云朵后面出来，但愿此刻在侧幕后面，无精打采的灯光师已把手指按到月亮的开关上了。”

　　你看，卡尔维诺的句子里，透出来的也是那彻骨的孤独，是不是？在他的文字中，一切都被悬置于高空，如同漂浮着的微粒，充满了不确定与冰冷。我们都只是自己，同时，又都不过是面目模糊的人影。我们所谓的爱恨情仇，终不过是虚妄。可这生命的真相，若早早地为人所知，那么生命又如何去焕发光彩？所以卡尔维诺，不仅仅描述了这虚妄的真相，也给出了温暖的记忆。你会发现，原来所有的光芒，又都存在于记忆之中，我们收纳、整理、保存、珍藏……最终成为我之所以是我的全部理由。

　　你可以变成与我相同的样貌、身材、声音甚至是同样的思想宽度、视域、逻辑，但你永远也没有办法拥有和我相同的记忆，因为这些记忆，被锁在心灵的最深处，常常连我自己，都忘却了。于是记忆反而变成了最具有辨识度的信号，用以区分你我，和他。

　　而巴别尔不肯浮游到天际之间，他只肯平视，用他自己的鲜血和尖利的胜于钢铁一般的语言来描述真相，他说“任何钢铁的武器都不能像一个恰到好处的句号那么样令人胆寒地直指人心。”他就是在这样的平视之中，淡漠地旁观着，压抑地书写着。

　　是了，巴别尔用他20岁到30岁的十年时间里，找到了让他自己满意的写作方式，还好他找到了，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我陷在他的文字里欲罢不能，他只描述事实，于是让我时刻都能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带着我行走在那铺满鲜血的麦田。

　　米兰·昆德拉曾经略带玩笑地说起“无法想象俄国人批判‘俄国性，因为那是不受玷污的实质。俄国人中没有出一个贡布罗维奇，也没有出一个托马斯·曼。”他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一定是还没有读到巴别尔，因为所有的批判都有前提，就叫做“客观”，没有冷眼的旁观，就谈不上真正的客观。在这一点上，我很难想象，还有谁能做得比巴别尔更加极致。

　　旁观，是一种自带绝望的情绪。你想象一个画面，当暴力与丑陋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的时候，大街上，受害者的哭泣声音离我们只是几步之遥，肆虐者的狂笑像是尖刀插进每一个听者的心脏，人们会发抖、颤栗、恐惧、尖叫……而有一个人，他站在街角，目视一切，带着压抑后的淡漠眼光，他甚至举起录像机，从头到尾把场景录下。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肆虐者厌恶他，受害者仇视他，街上的每一个人都不理解他。

　　这就是旁观者的处境。

　　可谁是生来就愿意做一个旁观者的？每一个死死压抑的背后，都有着一种无法控制的勃然情感，于巴别尔，那也许是对俄罗斯的热爱，也许是对犹太人软弱的不甘，也许是对哥萨克式暴虐的向往……不管那也许的背后是什么，都必然隐藏着他无法控制也不敢去体察的情感，他深深地知道，一旦他让那情感宣泄，必将湮没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