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恺

　　柳兆武的一生用过七个名字，就像活了七辈子。愚人节那天，烟云酒馆照例举行一年一次的旧书派对，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的男孩凭一本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混了进去，他既没有向酒保讨酒喝，也没有参与任何的讨论，他蹲在角落，像一顶雨后的蘑菇。傍晚，一个邋遢的长毛走进来，一些女青年认出了他，人们围拢到一堆，他站到桌子上，手里拿的是阿尔贝·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和《反抗者》，他开始演说，诗人们正在遭遇不幸，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容忍真实，也没有一个艺术家离得开真实。酒馆陷入黑暗，女青年的长裙绊倒了某个人，杯子摔在地上，男孩的声音从墙角传来，像是在回应长毛说的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没有人能针对我们时代的青年说话，没有人能让我们一心一意地去追随，甚至没有人能让我们明智地、有成效地作为背叛的对象。在场的人朝着酒馆的出口拥去，这时候，灯又亮起来，派对恢复正常，戴帽子的男人走向男孩，把他扶了起来，男孩像是生了什么重病似的，酒馆老板本想把他赶出去，戴帽子的男人交涉了几句，又叫酒保送来两杯烈酒，男孩啐了一口，立刻伸出舌头，戴帽子的男人嘲笑他，比女人还不如，男孩赌气地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只有少数几个人在拿余光瞥着他们，一开始，他们还在探讨某个问题，后来就成了男孩的独角戏，变故发生在临近散场时，男孩的音量越来越高，他俩似乎起了争执，随后，戴帽子的男人掐住了男孩的脖子，男孩哭嚎着求救，青年男女都以为这是一个玩笑，只有长毛走了过去，要求他放开这个孩子，戴帽子的男人想绕过他，长毛堵住去路，戴帽子的男人被激怒了，他从腰间掏出一把枪，顶在了男孩的头上，长毛不知道该怎么收场，酒馆老板设法拖住戴帽子的男人，他说，酒钱还没有结，戴帽子的男人吃惊地瞪着他，然后从钱夹子里取出了一百元。酒馆老板说，这男孩是哪儿的，怎么从来没见过？他镇定地向其余的人使了个眼色，又拉开抽屉找零钱。戴帽子的男人说，像是南方人。有几个人溜了出去。戴帽子的男人说，这小子骂博尔赫斯是个娘炮，只有娘炮才会去赞扬男性的勇猛。酒馆老板递上了零钱。戴帽子的男人说，我只是想让他见识一下那个心狠手辣的莫雷尔。长毛插嘴说到，他的葬身之处不是他罪行累累的河流，而是在一家医院里因肺充血身亡。戴帽子的男人一枪击中了他的大腿，你这个懦夫。枪响后，酒馆里的顾客抱头冲了出去。酒馆老板问，今后你还来吗？门外巡逻民警已经赶到，拉响了警报。戴帽子的男人往长毛的胸口又补了两枪，他说，没机会了。这就是那起著名的酒馆劫持人质事件，歹徒弹夹里的最后四发子弹分别射向了一名警察、酒馆老板、男孩以及他自己，小报消息的结尾讽刺地写到，倒在血泊中的柳兆武没有惊慌，他在想，恐怕又得换个名字了。

　　假如一九六零年再晚几天入冬，他至少能拥有一个合法的名字，又或者他根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从一九五九年的春天起，他的母亲就在盼着那场会面，她要去见一个叫柳英明的男人，介绍信在次年秋天批复下来，她坐上开往西北的列车时，天气已经转寒，列车因为一场大雪耽搁了几天，她在停靠的小站旁买了一瓶陈醋和一件袄子。她抵达农场已是夜半时分，农场领导接待了她，尽管野地里什么也看不见，但荒凉的气味还是令她想到了地狱惨象，农场领导说，他们开荒去了，既然来了，也不着急这三两天。她在农场住了下来，第一宿，她梦到柳英明在老家喊她回去，第二天一早，她蒙在被窝里哭，农场领导没敲门就进来了，给她端来一碗糊糊，问她，是不是想早些见到柳英明，农场领导走后，她琢磨他的话，第二宿，她去了农场领导住的屋，一进门，她把陈醋和袄子搁到桌上，脱光了自己的衣裳。第三天，农场领导答应带她去找柳英明，他们往北走了几里地，冒着风沙翻上山丘，她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山丘下的坟包像蜂窝一样密集，农场领导说，喏，刚垒的那座。回去的路上，她在想，弄丢一个男人比送出一件袄子还容易。一九六一年，柳兆武出生了，他的出生对于他的母亲而言是一场灾难，这个女人当着众人的面，用一把剪子戳瞎了双眼，从此讲着没人能听懂的胡话，长达两年的表演庇护了柳兆武的成长。柳兆武的第一段记忆，起于一九六三年的某个下午，他的母亲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了他的名字——最初的名字亦是最短暂的名字，纸片被塞进他的袖口，这张纸片上的三个字将像胎记一样，长进他的肉里，成为他最隐蔽的秘密，直到他躺在酒馆的血泊中，往事浓缩为一个黑点，他才明白过来，他一生所做的壮举，都是为了掩饰这个脆弱。他看到母亲爬上了梯子，悬空吊在一根绳子上，半天没有动弹，他吼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词，疯婆娘。这天晚上，大姨把他接了回去，并与姨父大吵了一番，他们在为粮食而愁闷。他睡在几个兄弟中间，咯咯地笑起来，他看到了疯婆娘想说话，却又说不出话的样子。

　　大姨说，你姓冯，名开顺。可是，没有人顾得上叫他的名字，他像只耗子一样，在夹缝中窥视人们的生活。有一次，姨父喝醉了酒，把他叫过去，用一种讥笑的语气告诉他，你还有个外婆，住在官帽山的山坡上。他找到了那片山坡，草房子建在光秃秃的荒土上，他趴在岩石上，等着老妇人出来，日落时，老妇人拄着拐站到了门口，他走上去，他发现老妇人是个瞎子，她听到了他的动静，问他是谁，他喊了一声疯婆娘，返身往山下跑。多年后，他从别人口中得知，那个老妇人解放前就瞎掉了，她把土地租给了平坝上的人，解放后，租地的人告发了她，她在那片山坡上孤寂而死。在漫长且饥饿的童年，他做着同一个梦，他把种子撒到了山坡上，树苗从毛孔里长出来，只要一起风，他就听到身上簌簌地响。他十二岁时，终于有了一个出走的机会，村里来了一群游走石匠，他和大哥守着他们为将死之人打好了墓碑，游走石匠要带大哥去讨生活，大哥回去告知姨父，被姨父捆在了柱子上，游走石匠走后，姨父解开绳子，大哥奔了出去。姨父说，最好一辈子也别回来。那天夜里，下了入夏的首场暴雨，烈雷在房顶爆炸，顺着四壁流下去，又一个闪电的瞬息，他看到大哥蹲在院子里的泡桐树上，他们盯着对方，他感到，有什么禁忌快被打破，雷声渐小，他终于听到了大哥的声音，大哥在叫他的名字，大哥在叫冯开顺，他缩到了被窝里。翌日，他循着石匠的踪迹离开了村庄，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漂泊的一生正是从这次出走开始。在他离开的岁月，村庄如同中了魔咒一般，墓碑长满了青苔，将死之人却依旧苟延残喘，村民日复一日地劳作，直到三年后的一天，广播里传来领袖去世的消息，他们恍然大悟，村庄被遗弃了三年。也是在那一天，他回到了村庄，他的归来打破了凝重的气氛，追悼会上，有人向他问起，是否见到了领袖最后一面，他对出走的经历只字不提，人们只能从他体格和相貌的变化去揣测他的不凡遭遇，他们确定的是，他并没有找到石匠，因为他的手掌上没有老茧。他比三年前更加沉默，偶尔说一句话，声音像荨麻草一样锋利。在他日后的作品中，依稀能够看到这段经历的影子。譬如他描写大串联时期的诗句，“车皮上的人头，捂住了黄土地的严冬。”另一篇小说《成长的奥秘》背景仍设置在西北荒漠，写了一个少年通过狂热的革命去认知性爱的过程，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短暂的一瞬触到了永恒。当然，这些作品都是他后来的回忆和幻想，彼时，他对女人还一无所知。他第一次见到女性赤裸的躯体是在领袖去世几日后，那是一具被河水冲上岸的女尸，她像水母一样透明，在那之后，他常常坐到河边，思念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女人。又过了一年，麻疹席卷了中国南部，他的姨父与病魔抗争两个月后，不治身亡，大哥领着几个兄弟躲到了另一个村子，他和大姨用一床草席裹着姨父，埋到竹林地，再将竹壳点燃，烈焰燃烧时，他想起了多年前的梦，树苗从毛孔里长了出来，晚上，他在茅房里清洗身子，大姨闯了进来，她拿着丝瓜络往他身上搓，他的皮肤像是被刀片刮开，五脏六腑正往外翻，大姨突然靠到他背上，他感到一股清泉沿着他的背脊往下滑。疾病撤离后，村里多了一群寡妇，她们像一只只落单的大雁，他偷偷地将她们画下来，忧伤使他的画技突飞猛进，夜深人静时，他甚至听到了纸上的哀鸣，为了使这个秘密不被人发现，他把画纸埋到了院子里，后来，房屋翻修时，大哥用锄头掘土，那些画纸已化为乌有，为了弥补这个遗憾，他决心要让她们的容貌在文字里永存，他想象自己打磨斧头一样地打磨她们。一九八二年，他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远行前，他把处子之身献给了大姨，她整晚都在喊着冯开顺，他拨开她的阴毛，试图找到那只透明的水母，可是她的身体丑陋极了，他在日记本里写道：躺在床上的，是遥远的五十岁。

　　入学后不久，大哥寄来一封信，信里骂他是条发情的野狗，他知道，事情败露了，可是他已经掉进了女人的阴唇，不可自拔，他用手淫消磨欲望，他在擦过精液的纸上写诗，将女性的生殖器比喻为三十二种动植物，诗稿垒了厚厚一摞，他又重新誊写一遍，命名《野狗的吠叫》，署名董伟，投到了校刊，校刊用一期专号刊发了这首长诗，他受到学校的警告处分。第二学年，他加入了大名鼎鼎的布衣诗社，据说诗社的创建者是一只会吟诵五言绝句的猫，很快他便知道这只是一个玩笑或者幌子，诗社成员对政治的热衷把他吓坏了，高年级的同学在介绍波兰的团结工会，结束时，所有人都在喊方立勇，一个矮小的南方人走到了中央，底气十足地念，“在万岁的国度，我甘愿做个短命鬼，用刺刀戳破你，鲜艳而虚伪的面具，请替我安上罪名，我将把它当作一顶桂冠，在你们的嘲讽中，凝视怯懦。”矮个子把这首诗撕成了碎片，碎片像雪花一样融化在他们的肩上，就在那寂静的时刻，他听到了女人空灵的呻吟，看到了方立勇撑起的裤裆。他另起灶炉，召集了几名美术系和文献系同学，成立泥巴诗社，与布衣诗社抗衡，还印了一份社刊，用于批驳布衣诗社的虚伪和功利，他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诗歌隔离论》和《诗歌在场论》，文章记录了他和方立勇的对话，讨论作者在诗歌中应当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文风更像是他的自问自答。一九八四年，两篇伪作发表在《文艺理论》上，辗转到方立勇手里，方立勇要和他进行一场辩论和决斗，他迟迟没有回音，泥巴诗社遭到打压解散，就在人们以为争论将不了了之时，方立勇却在毕业前夕横尸街头，阴囊被割破，睾丸被取走，身旁留有一行话：诗意是消极的。他被列为嫌疑人之一，随后是辍学和逃亡，他总能避开每一次追捕，那些仇人坚信，不止一人为他通风报信。

　　一九八八年，他经营的饭馆由于入不敷出而倒闭，曾经接受他资助的人帮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石匠》，他在前言里写：当航船即将沉没，唯独我一人欣赏冰山一点点刺穿月亮。他以一名失踪者林枫的身份，逃到了珠江三角洲一带，在几艘走私船内，等待营救，他们在码头制造了一场混乱，挂着牛头钥匙链的接头者终于赶来，引擎启动，船舱内有人晕厥了过去。此时他站在岸上，他以体弱为由离开了船只，他在一本《见证者》里写下了当晚发生的惨剧：走私船没驶多远，巡逻艇便追了上去，截断了他们的去路，走私船发疯似地撞向巡逻艇，警报响起，连环枪声传来，走私船开始下沉，午夜，巡逻艇回到了码头，海面一片平静。据一份黑帮购买的秘密档案记载，警方从一名线人口中得知了他们的行动，佯装配合他们的计谋，当晚仅有六人幸存，包括两名船员和四名学生。尽管他事后声称，他被释放的原因是具有自首情节，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他就是那个告密者。他肩负起照顾亡友家眷的责任，一九九零年，他与一位亡友的太太相恋，在她的脸上，他看到了当年寡妇们迷人的忧愁，他以为又回到了青春时期，用一首又一首的情诗，俘获了她的芳心，他们办了一张假结婚证，开始了跨越大半个中国的游历，从漠河到西双版纳，从上海到古格遗址，就在他们启程前往西北荒漠时，这场不被承认的婚姻结束了，她死在了异乡，死因是一种罕见的妇科病，他愧疚地写道：我从未想到，身体可能是肮脏的。这段旅程有无数种风言流语，关于娼妓、关于亡夫、关于贫穷，诊所的医生甚至说，这种疾病只会发生在人兽杂交后。这是一九九三年，同一年，另一位诗人举起斧头砍向了自己的妻子，他把那位诗人的诗刻在了她的墓碑上，“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有门，不用开开，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

　　一九九四年，跨文体实验作品《空》被摆上了书架，封面罗列了一排文化名流，暗示作者交际颇广，作品采用了注释与文本结合的方式，文本部分是诗歌的格式，注释部分包含小说、哲学和绘画，作者在最后一条注释里，给了所有读者一记耳光：献给自大狂。这个玩笑惹恼了封面上的名流，甚至让地下出版社官司缠身，一系列的风波使得作品很快售罄，但没有再版，这时候读者才想起去找作者简介，这又是一个玩笑，整本书既没有作者简介，也没有作者的名字。书里写了五个预言：自私成为美德；语法趋于一统；运动沦为口号；自杀形成风潮；人类毁于同性恋。一九九六年，他在一篇访谈中化名范涛，承认那是他的老把戏——戏谑之作，公众更愿意相信他是个冒名者或者患上了精神病。在一家精神病医院可以查到他的入院记录，入院时间是一九九六年八月，诊断报告上写的是重度手淫依赖症，院长说，一九九七年农历新年伊始，他引诱值班女护士服下镇静剂后，强奸了她，并将她裸身泡在了水池中，然后砸开医院的一扇后门逃跑，当他们发现她时，她被冻得昏死过去。一九九七年九月，他回乡参加了大姨的葬礼，签名簿上的名字是冯开顺。一九九七年十月，他写下《母亲》，发表于当月《新浪潮》，其中一句——“手指伸进你干涸的阴道，褶皱里藏着生命的奥秘。”遭到各方批判，最为激烈的是有人烧毁了五十本《新浪潮》，扬言要将他千刀万剐。经过调查，警方认为他就是精神病医院强奸案的疑犯，他们找到了稿酬的寄送地址，那是城郊的一处锅炉房，地上遗留有血迹和破碎的衣物，他们在锅炉里找到了一具灰炭般的尸体。一九九八年和一九九九年，他出现在云南边境一带，为金三角毒贩卖命，四年后，该团伙头目被捕，在供词里陈述了关于他的一些经历，他精通毗邻四国的文字和语言，以及云贵川方言，在谈判中担当翻译，有一次交易，对方翻脸劫货，他冒死持枪血拼，击毙四人，这是安排的一场考验，他成了团伙的三号人物，有人出于嫉妒，状告他与毒枭的女人偷情，告状者被处以极刑，新世纪的第一天，他带着一批货和三把枪消失，新世纪的第二天，偷渡船从湄公河打捞起了毒枭的女人，她的胸口有两处枪伤。二零零零年二月，也就是他离开金三角一个月后，他写完长诗《罂粟皇后》，全诗以子弹出膛开头，以初识毒枭的女人结尾，他们在仓库里做爱，“比死还快活”，该诗佐证了团伙头目的供词。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三年，共有八名女性以相同的方式遇害——被强奸后溺死，她们依次是妓女、车间工人、保健品推销员、画家、单簧管乐手、司机、电影制片人、无业游民，其中电影制片人和无业游民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遇害，这八人均是药物滥用者。这些案件理所应当地记在了他的头上，六年间，除了《罂粟皇后》，他还留下了大量湖泊描写断章，偶尔穿插一些小故事，充满极简主义的色彩，例如《雾》，写了一对夫妇住在小岛上，妻子去世后，丈夫造了一艘船，他划船迷失在大雾中，雾散后，小岛已被湖水淹没。二零零二年，曾有一拨便衣跟踪到了他，他出没于一家同性恋俱乐部，那里每逢周末会有钢管舞演出，一名舞者事后回忆，他说自己是大学教授，想观察男男性行为，舞者断然拒绝，他又来了几次，每次都会提出那个请求，舞者警告他，小心惹上麻烦，当便衣准备收网时，他已不再光顾那家俱乐部。

　　二零零四年，烟云酒馆成了他的新据点，他这样描述烟云酒馆：地上铺满了词语，走路也得小心翼翼，生怕踩坏了别人的灵感，拉什迪、格拉斯、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在墙上挂着，他们一同望着卡尔维诺的句子，“城市已经无可救药，城里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制造能够数小时摆脱城市然后再回到城里来的手段。”在这里，写出一段好诗，就能换来一个貌美的姑娘，她的股沟纹着一只饿坏的蟑螂，引诱着你，姑娘们都盯着年轻的诗人，期望他们能吐出什么绝妙的比喻，我一心想喂饱她们的蟑螂，不愿付出什么，抄了一段沈从文的句子充数，“水是各处可流的，火是各处可烧的，月亮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那女人便跟我回去了，她问我多大年纪，我没有隐瞒，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张伟，她笑起来，我搂住她，真想掐死她，可是她告诉我，她有个走失的孩子，我们起床抽烟，她问我，会不会向一个女人求婚，我说不会，她说，你还写过什么，我就给她读写给寡妇的那些诗，她没有听完就睡着了，我抓住她的乳房，又操了她一顿，她睡得像头猪，天还没亮，她穿好了衣服，没跟我告别，我想，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平时，烟云酒馆的老板不愿意他的宾客谈论政治，旧书派对那天例外，一年之中，仿佛仅有这一天可供宣泄，在旧书派对上，我还是被认了出来，他叫出了我曾用过的名字，那些阴霾般的日子又浮现起来，他欣喜地握住我的手，沉重的经历并没有使我们的相貌有太多变化，他说他在杂志社工作，希望我能为他们写一部作品，他还说到了一些烂俗的词语，譬如孤独与落寞，它们突兀得像雪野里的蛙叫，与周遭没有丝毫关联，从烟云酒馆出来，我脑子里蹦出一句话，我多想为你打一口棺材。《进化》共计有三千八百一十二行，这是一首献给女人的史诗，不同朝代不同身份乃至不同种族的女人在诗中的结局都是变为一只水母，最后一个女人生活在未来，她看着飓风掀起的海浪将文明摧毁，“救世主是透明的。”这首诗完稿于二零零六年五月，七月，他在出租房内将诗稿删减为三百行，九月，诗稿只剩下一百二十行，语言简洁得像一份生物学报告，十一月，他把它投到了杂志社，三个月后没有回音，他在信封里塞了一枚子弹寄过去，信里只有八个字：诗人已从王位跌落。二零零七年，他开始创作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五月二十四日，警方接到房东的报警，以下是房东口述：房租只续到五月份，我想，他或许资金周转困难，便宽限几天，我照着他留下的电话拨过去，忙音，如此反复了几次，我起了疑心，就去出租房打探，隔着老远，一股屠宰场的味道扑鼻而来，我敲了一会儿门，邻居走出来向我抱怨，租客两个月没回来过，那所房子成了老鼠的天堂，我去找了开锁匠，让他替我把门撬开，走廊里站满了人，他们在议论半年前房间里的响动，以及租客带回的各种女人，他们说到了钢条和电焊，还说到了下流的虐待游戏，我预感我摊上了大事，只能不断地安慰自己，他不过是个铁匠而已。此后罪孽的景象，房东不愿再复述，三十余平米的房间，隔了六个铁笼，六个性奴分别被囚禁在其中，没有挣扎搏斗的迹象，她们的嘴被封住，喉咙被割断，这六人并非在同一时间死亡，很有可能，一个性奴看着另一个性奴的血在地板上淌开，绘成一幅抽象画，尸体凝成一块蜡，在六个铁笼的中间是一张弹簧床，床单上有精斑和长发，邻居们听到的响动便是从这里传出，难以分清那响动是欲望还是绝望。警方在屋内找到了两条线索，一是枕头下压着的纸，写着：诗意是透明的。另一条线索是一本污秽的回忆录草稿，在回忆录里，他尽力粉饰犯下的过错，称其为“对野蛮世界的野蛮回应”，正是基于这本回忆录草稿，警方将跨越两个世纪的一系列悬案串到了一起，本文也是以该回忆录草稿、一些不完整日记、相关作品和当事人叙述为蓝本而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