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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文学乌托邦意义的诗潮

时间:2023/11/9 作者: 山花杂志 热度: 16711
小海++姜红伟

  姜红伟: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小海:关于20世纪80年代,被谈论得很多,其实不仅仅是在诗歌界,连知识界也在谈论,很多人在不断地“返场”(80年代的现场),有的人想的是回到80年代的原点去“重启”,或者说重新出发,有的人是想重温一段历史,也有的人仅仅是一次次地谢幕。这就是我看到许多知识界人士关于80年代的回忆文字得出的印象。

  我认为所谓的“80年代”,诗人、知识分子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的自由气息,但还称不上是一个黄金时代,最多是一个接受学意义上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文学理想的乌托邦。

  当然,不容置疑的是,80年代确实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诗人,以60年代及其前后出生的诗人为主体,成为当代中国诗歌的中坚力量。

  进入90年代后,一直到新世纪,随着时代节拍器与个人心灵律动的无法相应,甚至相背离,诗歌与生活、诗人与时代之间呈现出的“古老的敌意”也越发激烈,失落与茫然在所难免。但诗人和诗歌一直在前行,许多诗人寻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与力量,变得更加自信和从容。

  我想,我们既不能低估80年代所担负的“启蒙”意义与任用,但也绝对不要陷入对80年代的集体意淫中去。

  在当代中国,“运动”这个词语有特定的含义,常常是和政治纠缠在一起的。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从上而下发动的大大小小的运动有数十次之多。“大学生诗歌运动”和这些政治运动不同,其实是民间发起的、从校园出发的一次诗潮。

  “80年代”,也是一个具有文学乌托邦意义的时代。

  姜红伟: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小海:说到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我对“革命运动”其实是“后知后觉”的,相对于80年代初就已经崭露头角的校园诗人来说,我也属于“后生晚辈”。虽然写作起步很早,但进入大学已经是1985年秋季的事情了。在80年代初,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和我打交道的一批诗友好多已经是大学生。

  应当是韩东在山东大学哲学系读书的时候,我们建立了通信联系。那时候他是读大二还是大三记不太清楚了。他后来跟我讲,我的信让他见识了一个狂放不羁的少年是怎样的,用的是“煮酒论英雄”的口气——“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我想不起来干过这样荒唐的事,但在那个年龄又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和运动无关的个人意气。而我的本名很容易被认作是个女生,那时韩东刚好和来自唐山的生物系女生小君(李毅君)正谈着恋爱,也不敢回我的信,生怕引起误会。这可能也是他后来在西安办《老家》时建议我改笔名为小海的原因。这只是猜想。我知道韩东和他的一批同学发起成立过诗社,后来诗社被学校查封,那是我最早知道的大学生诗社之一。后来我还和东北的大学生诗人潘洗尘等人有过通信往来。韩东毕业后分配至西安财经学院任教,他在西安主编出品诗歌民刊《老家》,主要成员还是山东大学和陕西财经学院已经毕业和个别留校的一批大学生诗人。我也在《老家》上发表过诗歌习作,只有我还是中学生。同时,我还以通信和寻访的形式陆续结识了韩东的大学同学和西安时期的朋友王川平、杨争光、吴滨、沈奇等诗人、小说家。

  1982-1983年期间,我在全国的许多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歌习作。记得和我发表在同一期刊物上不少人都是大学生,有的人还是我通信联络的笔友。

  80年代初期,诗坛有一句流行语“好诗寄边疆,老诗往中央”。可能与一大批诗人作家曾经“发配”边疆,在当地的影响和形成的文艺小气候有关。如艾青就曾下放在新疆石河子多年,后来,当地建有艾青诗歌馆,并创办了《绿风》诗刊。在朋友们的怂恿下,我的一批诗就寄给了边疆和内地的文学刊物。一些边远地区的图书馆也有好图书,韩东曾从陕西省图书馆帮我借到墨西哥作家鲁尔夫小说集《平原烈火》、戴望舒译的西班牙洛尔迦诗抄等书目,在外借期限内读完,再邮寄给他还上。

  1984年,我和华德民、郑子等一批文朋诗友,一同去徐州、曲阜、济南、北京等地漫游。年底,在北京还专程拜访了陈敬容先生。年末,我去南京看望了新婚的韩东、小君夫妇,听韩东详细介绍了筹办民刊《他们》的设想,看到了画家丁方设计的封面小样和各地诗友即将发表于第一期《他们》上的部分诗稿。一批作者就是曾经出现在兰州封新城所编辑的《同代》上的大学生诗人。1985年春天,在韩东倡议下,创办了“他们”文学社。像于坚、丁当、小君、王寅、普珉、吕德安、苏童、陈寅等人其实都是国内各个高校走出来的校园诗人。我在这一年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免试录取,与贺奕、李冯、刘立杆、姜雷、曹旭、程士庆、章红、谢倩霓、杨新等一批有文学理想的人成为同班同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南京大学最早的校园诗人是唐晓渡、崔卫平、周晓扬等一批人。我进校后,与前后届校友高翔、朱燕玲、贾晓伟、张伟弟(程尚)、杜骏飞(杜马兰)、海力洪、张生、吴长缨、王青华、海马(中学同窗)等人相识,有的还成为要好的朋友。

  在校期间,我与同学们组织成立了南京大学南园文学社并创办了《南园文学》。在南京财贸学院举行过诗歌专题讲座。我在《他们》文学交流资料l至9期(1985 -1995年)发表了大量的诗歌、诗论以及访谈。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少数作品有的是从《他们》上转载的。

  1986年,暑假里,我同韩东、贺奕结伴游历,分别在西安、成都、重庆三地结识了丁当、杨黎、万夏、马松、石光华、宋渠、宋玮、王川平等一批诗人。在成都时,我们仨曾被一个叫曾鹏的哥儿们介绍到四川大学的教工宿舍住过,川大放暑假了,没有见到大学诗社的人。这一年,印象中诗人牛汉等人曾被请到我们学校的大学生俱乐部与大家座谈交流。1987年,我们文学社也请外地来南京的《他们》作者,如小说家马原、诗人丁当等在南京大学举办讲座、小型文学讨论会等活动。我也和韩东一起在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文学社团共同主持过诗歌讲座等。在1985年秋至1989年7月的四年大学生涯中,我和南京其他高校的校园诗人一直也有来往,如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的吴晨骏、朱文,南京林业大学诗社的岩鹰等。外地来南京大学找我们玩的诗人也有不少,记得有杨黎、张小波等。当然,还有南京艺术学院,那里当时有画家丁方、朱新建,苏童从北师大毕业后,第一个落脚的地方也是在那儿当辅导员。

  1989年7月,我毕业离校,被分配至苏州市环境保护部门工作。同学中的文学伙伴留校的不多,杜骏飞(杜马兰)留校当老师了,李冯临时做决定后,居然考上了本系的明清文学专业研究生(因为他不想分配回广西)。海力洪因为低一届还没毕业。张生从武汉考进南大读研究生后,经李冯介绍我们认识成为好友。有了他们几个,偶尔返校,觉得那个氛围还维系着,还会通宵达旦地“剧谈”。

  韩东曾在安徽《百家》杂志撰文评点第三代诗人群体10位左右的诗人(主要是大学生诗人群体中走出来的一批人),记得他对我的说法是:他无须创新,可以凭借自己天生的才能就能将任何一种形式发挥到极致。

  姜红伟: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介入其中的?

  小海: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值得说的主要一件事就是协助韩东编辑民刊《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到韩东家碰头,南大一群,南工一群,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先预约的事情,到了他家如果没有人,就在他家楼下傻等;后来渐渐发展为,到他家遇不到主人,有时就自己捅开门锁反客为主,甚至我们上门时,发现捷足先登的哥儿们己在他家安坐着等我们后一批到的上门了。我们也经常带上诗稿到九华山、鸡鸣寺茶馆审读,或者干脆是海侃一天。

  四年的大学生涯,我能够记住的几件事,一件是1985年9月初,我在南京大学新生欢迎会上介绍并朗诵《他们》中的诗人丁当等人的诗歌作品,引发反响与争议。许多人之前没有读到过这样一种类型的诗,非常困惑、疑虑,甚至愤怒,在台下高喊: “听不懂,什么破诗,快下去!”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看后面安排的招待电影了。而我的哥儿们、死党们则在下面拼命鼓掌叫好——之后,我被中文系党总支领导找去谈话“教育”。

  另一件是1986年暑假里,韩东、我同一宿舍的好友贺奕和我三个人的那次难忘的旅行。之前,我和贺奕为了积攒车票钱,吃干饭喝食堂免费供应的汤水,也硬着头皮到女生宿舍去借钱筹集路费。我们从南京出发,经西安、九寨沟、成都、重庆,再回到南京,一路上的种种所见所闻,至今似乎依然历历在目。

  再就是和志同道合的大学同学贺奕、李冯、刘立杆、姜雷、海力洪等人,因为文学趣味相投,也为了有别于校内其他的学生刊物,我们设计从学生会拿到一笔钱,倒腾出了一本我们自己的文学合集《大路朝天》,我至今还记得,我请于小韦为《大路朝天》设计的那个封面。

  姜红伟:1985年12月,那时,您刚被南京大学免试录取为中文系学生。我曾经收到您的来信和您寄来的一本《他们》创刊号。在信中,您兴奋地告诉我,您参与创办的民刊《他们》是一本很牛逼的刊物。我看后,非常震撼。作为民刊《他们》的重要参与者,能否请您再给我们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他们》创办的来龙去脉?

  小海:说到《他们》就不能不提到《老家》,我甚至认为《老家》其实就是《他们》的前身。韩东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大概在他读大二或者大三的时候我们开始通信联系。1982年他被分配至西安财经学院工作后不久,就开始联络他在大学期间办文学社团“云帆”时结识的一批同学和朋友,准备办一个民间刊物将大家重新聚集起来,共同写作并鼓舞士气。因为大学时代他们那帮同学所办的文学社刊物被学校有关部门粗暴地查禁了,这个事情甚至还影响到当时一些人的毕业分配。加上大家各奔东西后,天各一方,需要彼此温暖,找到类似文学之家的感觉。我之所以这么说,是记得韩东当时来信建议我和他的大学同学们如杨争光、王川平等人建立通信关系,第一次给他们去信时,我还很粗心地将分别写给他们的信装错了信封,于是他们自行调换了一下后分别给我作了回复,弄得我很惭愧。因为我和他们之前并不熟悉.只是听了韩东对他们的介绍,因而信的内容可想而知是大同小异的一番话。在韩东倡议下,就在西安办起了一份叫《老家》的刊物。韩东是当然的主编。《老家》的主要成员基本上是山东大学出来的一批人,如小君、杨争光、王川平、吴冬培、郑训佐等,本地的一开始就是丁当等一两个人,除此之外可能就是我了。这个刊物因条件限制,应当说比较粗陋,我看到的就是用蜡纸刻写后印的,20个页码左右,好像是一共出了三期。前面是发诗歌作品,后面有一点读后感之类的言论,有大家的通信摘录。1984年韩东调回南京财贸学院马列教研室任教后就停刊了,也可能是之前在西安就不办了。

  《他们》是韩东回到南京后起意兴办的。因为当时他看到了兰州封新城办的《同代》等民刊后,读到一些好诗,也结交了一些好诗人,他希望有一个共同的刊物能被这批诗人认可并将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呈现、共同写诗。1984年6月,韩东因要照顾母亲从西安调回了南京。这年下半年,他来信告诉我,己联系了一批朋友,想在原来《老家》的基础上,办一个新的民刊。他在信中提到的一些人我已有所耳闻,有的还建立了通信联络关系。1984年底,是他和小君结婚后的那个冬天,我去南京蓝旗新村他们的家,正好他刚刚从外面回来,取回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画家丁方专门为刊物画的一幅画,就是后来用在第一期封面上的一个男人手托鸽子的素描。他和小君都很欣赏这幅画,有点兴奋,反复对我说“绝对棒”。然后就是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谈的名字就是丁当、于坚、吕德安、马原、李潮、苏童、乃顾(顾前)、李苇、丁方、王寅、斯夫(陈寅)、雷吉、斯微粒等一批人,韩东拿出他们的近作和我一起看,有的还读出声音来。他们夫妇也告诉我听到的关于这批人的奇闻逸事。还听说了许多朋友取的候选刊名,记得有乃顾取的“诺尔贝”、于坚取的“红皮鞋”等等,当时我建议想不出更好的名字就继续叫“老家”,好像丁当和小君也有此意,认为这样有延续性,但韩东坚决不赞同,说对其他没有在“老家”时期认识的朋友和没在“老家”上发过作品的人不公平,容易给人太小圈子和太小气的印象。最后是由韩东自己确定了他为这本新刊物所取的刊名《他们》,后来被大家一致认同、叫好,事实上这个名称也确实与众不同,朴素大方,别有意味,体现了《他们》的一种共同审美趣味。在这以后的多次聚会中,韩东为这个刊名多次流露得意之色。回头想想, 《他们》针对主流诗坛的“他者”意义和不同凡响确实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的。上述说到的这批人也就成了《他们》最早的基本作者。还有一点就是,当时我们收到的诗歌民刊大多是区域性的,就是说作者都相对集中于某一省份或者城市,而《他们》的作者分散于全国各地。 《他们》中的小说作者我猜测可能是由韩东的哥哥李潮推荐来的,因为他哥哥当时在南京的一家叫《青春》的杂志当编辑,《青春》当年是很有影响力的刊物,从天南海北的作者来稿中会发现好的稿子,至少我知道马原、乃顾(顾前)、阿童(苏童)就是通过李潮的关系认识的。为什么我后来在编《“他们”十年诗歌选》的后记中说韩东是《他们》实际上的主编和灵魂人物呢,就是基于这本刊物离不开他的一手打造和为刊物所设计的理念。他联络几乎所有的人,也说服大家求同存异,事无巨细地全力操办,还要承担种种风险。

  因为知道《他们》第一期的亮相很重要,这一期基本上是由韩东一个人在操持,南京的几个主要成员出资凑了一点印刷费。1985年3月7日第1辑正式印出来,印数是2000册,之前在我的回忆文章中我记成了1000册,后来问了老韩几个人,才知道记错了。在第1辑的作品目录前标有“他们文学社内部交流资料之一”的字样,这也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的权宜之计。内文小说打头,然后是诗,诗的分量重一些。小说有李苇的《我为什么进不了电视台》、苏童(阿童)的《桑园留念》、乃顾的《我的秋》、马原的《拉萨河女神》。诗歌作者有于坚、小海、丁当、韩东、王寅、吕德安、斯夫(陈寅)、封新城、陆忆敏以及贝斯、述平、陈东东、李娟娟等。丁方为这期刊物设计的封面是一个男人手托一只鸽子的炭笔素描,封二是韩东为这期的主要作者每个人所写的一句描述性的话,记得马原是“马原想获诺贝尔文学奖”,于坚是“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为吕德安写的是“吕德安是个幸运的诗人没有什么不幸的事情”,韩东本人则是“南京韩东有钱上得了赌场往后全凭运气”,为我写的是“苏北小海还是老样儿”。刊物出来后主要由韩东分别寄送各地作者。我在老家海安收到的一包杂志是从《青春》杂志社寄出的,韩东当时写信给我用的信笺也是《青春》的。出乎意料的是这期刊物在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是各地未谋面的作者们为有了一个自己的刊物而欢欣鼓舞,其次是各地民刊和读者纷纷来信来稿,还有从刊物上留下的联系地址寄信要求转给这一期的某个具体作者,有些信都没转到作者本人手上,记得我到南大读书后收到一封信是开口的,就是说信己被哪位哥儿们或者几个哥儿们打开集体传阅过了,一定是比较好玩才再转给我了。这在当时很正常。听说也有一些作者要求加盟“他们”。隔了几个月,我进南京大学读书后,又领到了一些刊物到宿舍,给我的同学们看到了,一抢而空。对他们中一批有志从事创作的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们》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前前后后有许多人参加,第2辑《他们》1985年9月出刊,作者就有雷吉、丁当、小君、于坚、李胡(李潮)、王寅、小海、韩东,在十一人集栏目中有柏桦、张枣、普珉、徐丹夫、李苇、吴冬培、菲可、陈寅、裴庄欣、陆忆敏、陈东东等,小说作者有张慈、乃顾、苏童。封面仍由丁方设计,他和汤国、雷吉、莫鸣等人还为这期刊物作了一些插图。 《他们》第3辑(1986年)由电脑打印,共印200册,这一期没有小说,全部是诗,作者有小海、于小韦、小君、于坚、任辉、普珉、吕德安、韩东和丁当,此外还有贺奕的评论《绝处逢生——从中国当代诗歌谈起》。前面三期的作者基本可以归于“他们”的第一个时期。从第4辑开始,应当说是“他们”的中期,也是最热闹的兴盛时期。南京大学我的一批同学和南京工学院(现在的东南大学)的一批新生力量进来了,大家开玩笑称作两大方面军。南大方面军有杜马兰(杜骏飞)、贺奕、李冯(李劲松)、刘立杆(刘利民)、阿白(王青华)、海力洪以及后几届的张生(张永胜)等,还有同学姜雷、曹旭等人也是一个圈子里面的好朋友;南工方面军有于小韦、任辉、吴晨骏、朱文等人。等这批同学毕业了后,在1989年至1993年间《他们》休刊了几年。从1993年第6辑重新出刊到1995年第9辑终刊,应当算是“他们”后期了,除了我们这些老“他们”外,新的面孔是更多了,作者达到四五十人的规模了。有些作者我熟悉,有不少人我已经不认识了。

  姜红伟: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啊?

  小海:在大学期间,我参加或者创办的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在校外就是和韩东等人共同创办的《他们》,整个大学四年围绕着《他们》有许多的文学聚会活动。

  在南大校园内就是进校不久和一批与我一样有着文学抱负的同学,共同发起创办了南园文学社。当时的南大就在现在的鼓楼老校区,隔了一条汉口路,分南北园两个校区,一个生活区一个教学区。记得我是南园文学社的社长吧,也组织了一些文学活动,并编辑了同仁刊物《南园文学》,主编是同学程士庆,他很热心,编务主要是他干的吧。除了南园文学社之外,中文系还有一个办了多年的南园诗社,编辑有自己的同仁诗刊,我刚入校门时就存在了,主要是高年级的学长们在办,我的诗也在那本诗刊上刊登过。但我参加他们的活动很少,我的主要心思是用在《他们》上,毕竟这是有所区别的两种刊物。

  姜红伟: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小海:1985年底或者1986年春天在南京大学礼堂记得有个诗歌朗诵会,是南京“对话时节”的周俊几个人搞的,我和韩东、小君一起去参加过。请了一些电台主持人来朗诵,也有作者自告奋勇自己上台朗诵,是中规中矩的那种。

  诗歌朗诵会比较小型的是当时南京的诗歌角,社会上的一些诗人和南京几个高校的诗社一起弄出来的。记得是在距离鸡鸣寺与南京市政府不远的一块小树林里,我到南京工学院去找于小韦他们玩的时候顺路去看过几次,有四五个诗人参加,有时会将诗稿用夹子就夹挂在树枝上让行人“参观”,现场会有一个人在朗诵,听众是像我这样过路的或者是学生。有一次我还见到过一位据说是哈萨克族的诗人在那儿朗诵,挺有风度,吸一口自己用报纸卷的莫合烟,抬头仰望天空,鼻孔里面喷吐出烟气的同时,一个长句子也随之飘荡出来了——后来,有一群画家和诗人在南京玄武湖草坪上搞了个名叫“晒太阳”的活动,“晒”画的同时,印象中也夹杂过诗朗诵活动,我就碰到过我们学校外文系的一位诗社同学陪几个留学生在那里读唐诗。

  姜红伟: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小海:我基本上赞成你说的,但似乎也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和朦胧诗人一起出现的或者出场的也有“文革”后最早恢复高考的那批大学生诗人,甚至有论者将他们也划入朦胧诗人群体中去的。有的也将那些诗人划入第三代群体。这么一来,第三代的跨度就太大了,概念的界限也就模糊了。我觉得关键是看具体的诗人和作品而不是看处在第几代中,多少代其实都和诗没有多大关系,可能有点“文学史”的意义。真正的文学史研究也不能这么因陋就简图省事儿。古往今来的好诗,不少是在“代”外的,按代站队或者论资排辈其实都是诗歌之外的事情。好诗人甚至在“诗”外——过去被认为不是诗的东西,今天的课堂里面可能正逼迫着孩子们在背诵呢。

  姜红伟: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小海:得失就是所谓的诗好诗坏,得失寸心知。

  我这几十年基本上能坚持干下来的一件事,就是写诗,中间虽有间断,但都不长。在大学生阶段和《他们》阶段,主要还是一个学习写作的阶段,或者说是正在向成为一个自觉的诗人过渡与转变的阶段。

  这么说又有点不对,说到校园,文学应当是我终生学习而不可能毕业的一所学校。

  姜红伟:目前,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诗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具体地说,我正在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书,请问,您对我编著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有什么好的意见和思路吗?

  小海:哦,我没有太好的意见与建议。

  理由就是,任何一部历史书作者也许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任何一部书都只是构成“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在创造“历史”。从人类产生以来,历史命运就是人的命运的一分子。诗歌艺术史也许会为诗歌增加一点“肥料”和谈资,留给有兴趣的人。

  对编辑家来说,热情、眼力、胸襟、抱负缺一不可,主要的原则、编辑方针、人选、篇目和取舍,要由你来“独裁”。当然,这也是承担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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