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不画画，实在要追忆，他倒是画过一幅的。一次，几个人画静物写生，老五前来凑热闹，借过别人的画箱，也跟着胡乱涂抹了一幅，乍一看，造型虽欠准确，但色彩却很大胆，浸透出几分灵气。可惜老五没继续画下去。老五玩的是雕塑，但也没见他怎么弄，“文革”时期，他所在的学校弄了尊五米高的主席塑像，我没去看过，听说很有气魄。我所看到的，倒是他写的有关中国古代雕塑的文字。这是后话。
老五是我的初中同学，比我小两岁，在班上算是“小崽”，但很调皮。有一次，这小子竟用金圆券折成的子弹，在女同学脸上留下了个青疙瘩，被老师狠狠训了一顿，说他哪里有一丝书香门第的教养？其实，老五的父亲是习武的，保定四期毕业，参加过“讨袁”，做过国民政府国防部的军务司长，官至中将。国军高级将领当中，诸如杜聿民、黄百韬等人，都做过他的学生，抗战后辞去军务，闲赋在家。解放后，未受到太大的冲击。
在未认识老五之前，我就认得他老爹了。上省立一小时，每天上学，总碰见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拎着菜篮从忠烈街走下来，引人注目的是，老人行走时，总是书不离手，且边看边读，有人说他读的是英语。后来才知，这个学究似的老人，是老五的父亲。
1958年6月，反右斗争如火如荼，我被拔了“白旗”。没想到的是，一帮十五六岁的初中娃娃，也学得些政治斗争的伎俩了。此前他们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第二天开会，集中所有的火力，对我搞了一场突然袭击——我被搞懵了，一时答不上话来。此时，竟有三个“亡命”者，跳出来为我辩护，结果，差些也被拔了“白旗”。
这三个人当中，就有老五。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迷上了摄影，为了买一台德国制造的勃拉提克135相机，竟将刚带上手的上海牌手表拿去变卖了，不但在家中隔了个一平方米的暗房，还自已动手制作了放大机，俨然做起“摄影师”来。
老五突然找到了我。此前七八年里，我与老五少有往来，因家庭出身问题，我们都未考上大学，我当了测量工人，他在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听说我在弄摄影，家里还有暗房，便找上门来，切磋点技艺，或放大点照片什么的。老五用的是一台卓尔基三型相机，因与我皆“崇洋媚外”，对国产相机不屑一顾，神聊起来，颇为投缘，交往更密切了。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况乎七八年悠悠岁月呢。老五已不是当年的那个调皮的“小崽”了。
老五善朗诵，而从不抒情，张口一篇“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语惊四座，气势逼人。我这类常登台朗诵诗者，也自愧不如。
老五好音乐，还自已动手安装了一台6P1的真空管功放，做了个大喇叭音箱，两张进口的“贝九”听得大家如痴如醉。几十年后，当我买了台eL34的真空管功放，自诩为音响发烧友时，老五嗤之以鼻。
当年同学时，我等在足球场上叱咤风云，而老五，只有在场下吆喝鼓劲的份儿，不想数年之后，他竟正儿八经做起了足球教练，他带的那支娃娃队，还夺得过市里少年赛的冠军，在他的弟子当中，有人还入选了国家队，这大概是他足球生涯中最为显赫的成就了。今年世界杯期间，老五回贵阳，这帮弟子请老五喝了一台酒，酒桌上，又都规规矩矩听他大侃德国队强势中的弱势了。
老五的朋友众多，而常在一起玩的，也就是那么七八个，因家庭出身皆属“另类”，在“文革”中，远离潮流，自甘逍遥。大家常聚在一起听音乐，画写生，侃艺术，喝白酒，或骑自行车玩黄果树三日游，或勒紧裤腰带，蓄点小钱，去爬泰山、华山、峨眉山。或路见不平，发点书生意气，弄几路拳脚，等等。
有一年，老五不知从何处借来一套《基督山恩仇记》，此书解放后未出版过，是解放前的老版本，因书主催得急，一个朋友竟花了几天几夜，将全书用钢笔抄了下来，成为绝无仅有的手抄本。据说那位抄书的朋友，事后钢笔字大有长进，都要成硬笔书法家了。
“文革”十年，我们整整“玩”了十年。
没想到的是，在玩的背后，老五却在干他的正事。
“文革”后恢复高考，各路英雄跃跃欲试，当我听说老五报考研究生，而考的又是中国古代雕塑专业时，我愕然了。此前，除了听说他弄过一尊主席塑像，或偶尔提及霍去病墓什么的，从未听说他对中国古代雕塑有过猎涉，更谈不上“研究”了。
老五考的是浙江美院史岩教授的研究生，这史岩何等人物，在国内中国古代雕塑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泰斗级的，早年还与鲁迅打过笔墨官司。老五报考他的研究生，胆子不可谓不大。老先生读了老五的文章，大为欣赏，意欲录取。不想老五的外语不过关，考的是日语，老五现炒现卖，只考个二十来分，那是不能录取的，为了老五这个人才，史岩老先生和浙江美院还特地打报告到文化部，要求对老五“破格”，据说文化部也同意了，但当时浙江美院是文化部和教育部两部共管，无奈教育部不同意，几经折腾，老五还是被刷了下来。
这家伙心不死，第二年又报考中央美院的研究生，按当时的规定，考试前须交专业论文，根据论文的优劣，择其对象，事实上，录取者已经内定了，考试不过走走形式。试卷上的考题，就是为内定录取者拟定的，考试时，只须将自已的论文重复一遍就行了。不知是老五的哪根筋出了问题，竟然舍去“送”给他的那道中国古代雕塑的考题不做，而去做一道关于石涛画论的考题，急得监考的老师干瞪眼，在他身后再三提示，切切要慎重选题，不想老五执迷不悟，依旧做他的石涛梦，考试一结束，监考老师就将老五叫去斥责了一通，说他就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他做的那道题，实则是出给四川一位研究石涛的考生做的，你搞的是中国古代雕塑，隔行如隔山，哪里是人家的对手？
结果，老五又一次落榜。
事后我想，老五之所以犯了如此低级的失误，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认为这种考试，似有作弊之嫌，君子有所不为也；二是他冲劲发作，想多露一手：不但中国古代雕塑，就是石涛也不在话下。当我将这个猜度告诉老五时，他一脸苦涩。
老五又将他有关中国古代雕塑的文章，寄给西安的王子云先生，这王老先生也不是等闲人物，我在一份资料上获悉，当年的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曾委派老先生组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先生因事未去，才换了常书鸿先生。据悉，业内有“北王南史（史岩）”之说，可见其在学术上的地位。
老五的文章很得王老先生赏识，多次来信鼓励。那时老五已不再做代课老师，而是在一所区级化工厂整日弄他的“王氏味精”，工资不过三十来块钱。得知这一情况，王老先生竟自掏腰包，每月按时给老五汇款，作为“研究基金”之用。对一个素未平生的不名之辈，先生这种惜才之举，至今还让我们感慨不已。
王先生将老五推荐给敦煌艺术研究所，那里的人对老五很感兴趣，拟定调入。为此老五还去了一趟敦煌，那时的敦徨，遍地黄沙，生活条件极差。据说只有一所小学，一旦调入，如同那里的人说笑的：你一辈子就得过苦行僧的日子了。而对于老五，却是求之不得。至少，他的艺术之梦可以实现了。
哪知调动的手续上出了问题。首先，老五所在的工厂，体制系企业，而对方却是事业编制，企事业之间调动如隔山。再者，老五是工人，工人转干部又是一大难题，加之隔省调动，其间手续繁多，关卡重重，再有十个王子云那等人物的推荐，也只能望洋兴叹，老五的敦煌之梦终于破灭。
从此，老五再没提过他的中国古代雕塑了。
1990年5月，老五全家移居香港。在此之前，他已下海经商数年。虽人在香港，但业务多在内地。只要一回贵阳，总是将老朋友们邀约到他的住所相聚，往往一连数日不断，喝酒品茶，打牌下棋，吹牛说笑，乐融融而不知老之将至。我们从不过问老五生意上的事，君子之交淡如水，回忆点往事，调侃点文史。在我的感觉中，老五的心思似不在生意上，据说他在香港，极少出门，有空就关在屋子里读闲书。这一读便读出了点名堂。
一次，他心血来潮，竟然给大名鼎鼎的李约瑟写信，说他的《中国技学史》中，有几处值得商榷。据说李教授接信后，还仔细研究了一番，并回信承诺：如该书再版，当予修正云云。可惜事后不久，老人便辞世了。
2006年，老五突然告诉我，说他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即将在香港出版，还说是他花了两年时间，用一个指头在电脑上敲打出来的。我听后大吃一惊，多年来我从未听说他弄过小说之类，如今还当真习起文学来了。还未看到样书，我就在《央视论坛》网上读到这部作品，看得出，他是以我们几个初中同学的经历为原型写出来的，很有历史感，且文笔老练，叙述调子别具一格，有如他平时与人侃天时的那种风味。读后我大感惭愧，习文多年，我还没写出过一个长篇呢。
去年，老五又印了一本他的摄影作品，有的照片还是当年用他的那台卓尔基二型拍照的，其中还附有信英的一幅油画，老五说，这些东西算不得创作，只是为了怀旧。不知这家伙还会弄出什么花样来。
前不久，老五向我打听一个姓黄的小学同学，我说几十年不见，早无信息了。问其缘由，说他与这位黄姓同学之弟是儿时的朋友，一次，两个人发生争斗，老五打不过人家，趁其回头之际，推了人家一个嘴啃地，跌了个鼻子嘴出血，此等偷袭，实非大丈夫所为，多年来一想到此事，总觉内疚，如今如能邀来喝杯酒，叙叙旧，心里也要好过些。
有人便说，这等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挂在心上，你做的是什么生意？！
尹光中
据么哥说，一次，一伙人在贯城河写生，正凝神中，一汉子忽从两米来高的桥上纵身跳下。几个人惊魂未定，那汉子已报上名来：我就是尹光中！
大概为其气势所慑，众人一时面面相觑，不知此人是哪路神仙，半晌才回过神来，这不就是用印象派画主席像的那位老兄吗？既是画画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于是握手言欢，侃天论画，而唯恐夕阳西下。
我与尹光中认识与此相似。一日，我在南明河畔写生，这一带我画过许多次了，古桥木楼，渔舟掠影，阳光下有如梦幻。刚打开画箱，便见河对岸有个穿蓝衣服的人，也在面对古桥写生。在当时这已算不上什么新鲜事，有的画友还是在这种场合结识的呢。虽不在意，而隔河相望，我还是感到几分莫名的亲近。
一小时之后，我的画接近完成，忽见眼前石板地上落下一长条人影，回头一看，只见一高个子的年轻人立于身后，虽是筋骨峋嶙，而瘦削之中不乏阳刚之气。给我的感觉，仿佛一只大雕突兀而下，让人陡地一惊。他问我：画画？我也问他：画画？他说他在对岸看见了我，我说我也看到了他。他说他画的也是南明河。我说不画南明桥白画画了……谈话中，他打开画箱，将他的画展示出来。我一见大为惊异，与我的画相比，虽然写生角度各异，但笔触的粗放和色彩的夸张，都极其相近。尤其那座白色的六孔桥，全被我们画成黄灿灿的。天下哪有如此巧合之事？我即刻意识到，我遇上知音了，这家伙也是个“鬼画桃符”派！
果然，话匣子一打开，两个人不约而同就扯上了“印象派”。从康斯特勃尔到马奈，从莫奈、西斯莱到凡高、塞尚……言不及义，出语张狂，高谈阔论，旁若无人。总之，除印象派其他皆不入流，大有得印象派者得天下之势。以至晚霞初现，还不过瘾，我又邀他至家中，便餐后继续侃天，不外乎“眼前的真实不同于画中的真实”云云。人走后我还觉余兴未了，由此而认识了尹光中。
他是茶店小学吸粉笔灰的美术教师，我是测量队扛标杆的小工人。那个年代，两个不名之辈，能痛快淋漓地侃画，也算得上人生一大乐事。
之后，我与尹光中时有往来，看画侃画，很是投缘。在我的眼里，此人不拘小节，大而化之，有时口无遮拦，得罪了人还摸不着北。而且，他除了画画，穿衣吃饭从不当真，是那类从来不知盐米贵的人物。举一例，一日，他邀几个画友到家里吃饭，时近黄昏还不见动静，有人问他何时开饭，尹光中苦笑，说菜都买回来了，就是不会做。弄得几个画友无可奈何，只得自个操刀，七手八脚，总算弄出一桌饭菜来。其味如何，不得而知，只知饭后的碗是尹光中洗的。
我之所以喜欢尹光中的画，不只是它合我的味口，而是真的觉得，他的画有才情，也画得好。好在哪里，几句话说不清，即便说出来，或许就是些陈词滥调。这么说吧，尹光中的画是那种一见就能让人眼前发亮的作品，或者说，他的画一旦上墙，会有一种磁力，让人驻足不前，离去后又不得不回首多看几眼。尹光中的写生多是静物风景，其中“石板房”风景和“梨”的静物是我至今不忘的（顺便说一下，70年代末，吴冠中先生曾在黔灵山宏佛寺举办过一次画展，其中有一幅写生，画的就是贵州的石板房，或许是我的眼拙，竟然认为，比尹光中的那一幅还稍逊几分呢）。
“另类”的人往往会做出“另类”的事。
1978年6月某日，尹光中突然找上门来，说他要到北京去弄街头画展，问我敢不敢与他同去？我吃了一惊，时逢“文革”结束不久，为了冲破“四人帮”多年来的思想桎梏，思想解放的浪潮在国内风起云涌，北京的民主墙运动也闹得不亦乐乎。我在“文革”中曾因翻拍人体艺术照吃过苦头，心存余悸，哪里还敢去搞这类非官方组织的街头画展？再说去北京的那一大笔开销，我一时也筹措不起。因此婉拒了尹光中的邀约。之后，尹光中伙同曹琼德、刘邦一、旷阳几个人去了北京。
此一行竟成了尹光中人生的一大转折。
他在北京的情况我不甚清楚，听说几个人在街头弄了个《五青年画展》，引起不小的反响。尹光中本人还加入了黄锐、王立平等人组织的《星星》画展，被某些人称之为中国艺术的启蒙之举，震动了整个美术界，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还未等我省过神来，变魔术似的，尹光中突然弄出一批沙陶雕塑，以其原始古朴、奇谲怪异的风格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并与董克俊、蒲国昌、曹琼德、王平等人的作品一起，被视为当代美术史上的“贵州现象”。而且，他还以一篇题为《老鸦口的汉子们》的短篇小说，让那些写小说的行家们另眼相看。
一时，尹光中名声大振。
他受到大名鼎鼎的依文思的青睐……
他应邀到德国各地去展示他的沙陶艺术……
还有人邀他去拍电影……如此等等。
我因去胡弄诗歌小说什么的，十几年间很少画画，与尹光中的来往自然少了，后来他调到贵阳画院，与我算是同一单位，因部门不同，他又忙于创作，几个月难见一面，见面时也不过闲聊几句，再无当年侃印象派时的那种兴致了，印象派也成了过眼烟云。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与尹光中多年交往的结果，竟是一场冲突。单位有一次开大会，我与尹光中在会场上，为什么事发生争吵，两个人都是火暴习性，几乎弄到拳脚相加的地步。气得主持会议的头头大呼不成体统，说此等行径与街头斗殴者何异？哪里还有一丝文艺家的气息？！另一个头头则开玩笑，说两个五六十岁的老者还如此好斗，可见本单位还充满活力，且大有希望，惹得一帮子人哈哈大笑。
回来后我想，我和尹光中是不是都步入“更年期”了。
不久前，在《南方周末》上，我看到一篇有关“星星画会”三十周年回顾展的文章，结尾处特别提到尹光中，说当观众都离去后，迟到的尹光中还蹲在展厅的某个角落，一直哭了很久……此刻尹光中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不想去猜度，他的哭沉重而沧桑。不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吗？会哭的男人或许都还是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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