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

　　我们坐的这个地方是云南大学的“至公堂”，这里是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的地方。在这里人会变得庄严，心会变得平静，是探讨学术、认真思考的地方，也是讲真话、说实话的地方。

　　我前段时间写过一篇文章——《除了既得利益，当代艺术还剩下什么？》，在网上引起了半年多的讨论。最近我又写了另一篇文章，题目是《除了成功之外，我们还能干什么？》，是为纪念八五新潮美术三十年写的。刚才毛旭辉先生描述得很准确：“倒卖”，指的是中国的艺术市场。之所以用“倒卖”这个词，是因为中国艺术市场不是健康、透明、公开的市场，而是充满暗箱操作和黑市交易。当然，即便是这样的市场，对当代艺术也有推动作用，恶也能推动历史，这是我们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应该看到它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伤害是也相当大的，因为倒卖中国当代艺术的结果，是使创作成果严重的样式化、符号化。你到国外去，看见的总是那么几个人、几个符号、几件作品。似乎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现实就是这么一个他者化的、商品化的状态，遮蔽着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现场和价值诉求。

　　借用一下官方说法，中国当代艺术可谓到了“拨乱返正”的时候。所谓“拨乱”，是指我们应该去研究中国当代艺术曾经做过什么？它对中国历史、现实、文化贡献何在？我们不能用“成功学”再加上为了成功的“厚黑学”，来解释中国当代艺术的来龙去脉。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谈一谈展览命题。“偏绿”一词可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偏向绿；一个是偏离绿。年轻艺术家同时做了一个“偏黄”展，大概出于“偏离”的愿望。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包括云大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同行们，绝大多数谈的是“偏向”。“偏向”和“偏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包括了很多可以去言说的东西。

　　首先，中国当代艺术到今天有两个研究维度：一个是民间维度。中国当代艺术从1979年开始，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第一次出现艺术家自主举办的展览。开头是薛明德，重庆的艺术家，接下来是贵阳五青年画展以及星星画展等。一直到85时期，到我们熟悉的“西南新具象展览”。可以看到，中国当代艺术也好，新艺术也好，首先是从民间开始的。回首中国历史，其文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民间。从周朝采风制度开始，民间的自有文化就受到尊重，孔子整理《诗经》如履薄冰、如临深谷，很小心的。孔子之伟大，则在于他是第一位规模办学的民间教育家，教育独立，没有任何朝廷命官来管理他。今天说孔子，如果不谈民间文化、民间教育的权利，还有什么可谈的？而新潮美术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申、重建、重新召唤、重新组织民间的文化权利。但在2006年以后，这样的贡献几乎消失殆尽，成功的艺术家兴高采烈进入官方体系，以文化产业的名义归顺。

　　另外一个维度是艺术市场。中国当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海外资本的力量，逐渐走进画廊、拍卖行特别是国际拍卖行。市场需要艺术家有固定的样式、固定的符号，以易于买家辨认。正是这种品牌规定，让张晓刚说画定件画得发呕。商业化是全球化的，对本土性、地域性是一种遮蔽和否定。但我们回看“新潮美术”、“八九后艺术”的时候，会看到地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地理性在当代艺术中的价值值得研究，比如毛旭辉先生说陶发在圭山突然就找到了感觉。什么感觉？超现实的巫咒的感觉，云南这地儿的地域灵感，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身体反应，就是个人在地在场的身体感觉，像唐志冈先生所说的，不光是主体和客体的问题，而且是个体和集体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还能干什么？陈丹青在他的访谈里说的很好：“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把着利益不放”。坦率地讲，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到了该下课的时候，用点余热再做点贡献可以，就是让年轻人站起来。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们站起来，但应该把这个舞台、这个活动空间让给他们。所以对于这个展览，我非常肯定。这个展览首先是一个老师的教学展览，一个教师的教学不需要多元化，很多老师才能多元化。毛旭辉的教学很像刘大鸿，刘大鸿在上海大学艺术学院，前段时间也做了这么一个实验，把学生带去上海街道，画上海百多图。只画一个东西，你要跟我学就别画其他的，因为艺术教学有很强的师徒性质，即教学的技艺性和手艺性，一个老师能够专心致志把某一个东西深入挖掘，然后教导给学生，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并不是说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就只能有大毛的第二工作室方式，还可以有其他方式。比如说，这个展览叫“偏绿——一种与自然相关的态度”，我的疑问是：还有另一种态度吗？还有一种与社会相关的态度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显然不能只有与自然相关的态度。唐志冈先生用了几个词，用得非常好：失望、溃败、纠结。这就是时代的特征。与自然相关的态度，能够反映出这种心理，这就是所谓的主观性。进一步的主观性是个体化，更加个体化的主观性，这是大毛教学最要注意的，不要把自己的学生都带成“小毛”。我们在这个展览中看到一些雷同的现象，这是一个过程，毕竟是学生，成长有一个过程，先要有集体氛围，然后才有点自己的特点，慢慢生长出来。对此我们不要着急。艺术这东西，是长出来的，不是揠苗助长，是自然而然的生长。要非常用心的呵护那些不光具有主体性，而且还具有个别性的学生，去浇灌、去推动他们。

　　另外，我非常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在云南、在昆明、在我们的艺术家中，还有一种态度在哪里？面对失望、溃败、纠结的社会心理，应该有两种表达：一种是通过“偏绿”、“偏黄”在风景画里表达主体，表达社会情感、社会心态，让人感觉到一个历史阶段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在这一点上，我是肯定和赞成这个展览的，甚至很赞扬像陶发这样的年轻艺术家，希望他能有更多的自信。但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不能用“一种与自然相关的态度”，去回避另一种“与社会相关的态度”，而“与社会相关的态度”是需要挑战、需要揭示的，也许更有难度，更需要勇气。这一点恰恰是当代艺术从早期前卫到新潮美术到八九后艺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传统，就是在文化上具有挑战性，在思想上具有先锋性，在艺术创作上具有开拓性，在社会形态上具有民间性。所以我认为，新潮美术精神到今天仍然包含着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价值诉求，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拨乱返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