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批评家渐渐在文学演化上达成一种共识：文学演化是有独立性的，它相对脱离于政治、经济、文化要素。比如新左派批评家伊格尔顿认为：“一个社会上层结构的每个要素——艺术、法律、政治、宗教都具有它自己的发展节奏，它自己的内部演化，不能简单看作仅仅是阶级斗争或经济状况的表现。”这种观念对于认识文学形式和美学的独立价值是有益的，但不少理论家矫枉过正。因此，如果将所有的文学演化研究都限定为内在价值的独立研究，这就会看不到文学作为人类文化分支的事实，使文学研究脱离开人文的研究，而渐渐演变成修辞学与语言学的衍生物，文学就不再是“人学”了。
针对这种观念，文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倡导将文学艺术与产生它的文化、社会结合起来，将文学艺术看作是一定文化、社会的产物，因而与文学本体研究相比，它们对文学获得了更为宏大、整体的理解。蒋承勇先生的《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下文简称《母题》）在观念上就受到了文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母题》一书对文学作品不乏具体入微的分析和阐释，然而在分析过程中，它又能将具体作品结合起来，渗透在历史和文化之中，可谓是近些年来西方文学研究中的一部非常精彩的论著。
文艺社会学的影响
《母题》一书受到文艺社会学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其他与文艺社会学相关的著作如《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现代文化学导论》，也对《母题》一书有一定的影响。《母题》认为西方文学始终描述的是“西方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因而西方文学的一个基本母题就是人、人性。“文学自诞生以来，就以人为描写的核心，它的本质是展示人的生存状况。”这种观点认为文学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纯形式结构，而是展示和反思人类斗争的产物，这可以在《艺术社会学》中找到印证。豪泽尔说：“就像在正常的实践中以及个别的科学中一样，我们试图在艺术中寻找我们不得不追问的世界的本质，以及怎样才能更好地活下来的问题。”豪泽尔还认为所有人类的思想、感受都围绕着“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存在的问题”，将人类思想（包括文学艺术）的核心看作是人的存在问题，这与《母题》所说的文学的本质“是展示人的生存状况”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母题》深入地分析了文学与文化的这种统一性，在它看来，“文化的诞生亦即人的诞生，一部文化史既是人类生存演变的历史，也是映照人类自身形象的一面镜子。”如此一来，人类的心灵之河其实本质上就是文化之河，文化的演变也就决定了心灵的变动。因而将某一文学所反映的人们的心灵世界与那一特定时代的文化结合起来，以文化为参照物来反观某一时代文学中的人们心灵的变动，就是切实可行的，而且能产生深刻见解。用《母题》的话来说：“西方文学是常常扎根于西方文化之土壤的，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就决定了从文化学视角透视西方文学，有助于我们把握其深层的‘人’的母题。”从这个基础出发，《母题》提出两种新观念：
(一)人与文化的“互补关系”。人不是文化的简单的反映物，人与文化不是一种静止的支配关系，而是动态的，是互相作用的，人与文化的互补关系告诉我们：文化对人有作用力。文化之所以为文化，正是由于它对人有这种作用力的可能。《母题》中的这种深刻见解，未尝不与《艺术社会学》相通。在豪泽尔看来，人是艺术的创造者，但人同样受到艺术的限定和推动，艺术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力量。在这一点上，《母题》对文化的看法与《艺术社会学》基本一致。《母题》还具体地运用了这种互补关系，文中在分析《圣经》偷食禁果故事时说：“人类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帮助人完成了自我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人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文化，倒是在不断地追求与创造文化，也是不断地创造人自己，发展人自己。”
(二)文化的悖谬。文化不仅仅实现人的发展，它同时还有负面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文化本身造成的，它来源于人性本身。文化的悖谬性说明人作为文化的造物主，他既可以是自由的，因为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创造它；又可以是不自由的，因为人创造的文化反而会约束人，如在分析普罗米修斯盗火故事时，《母题》很好地注意到了文化的悖谬性，普罗米修斯盗火象征着人向文明的迈进以及人对自由的获得，但随后人却丧失了这种自由，而成为自身欲望的牺牲品。
文化的继承与延续观念的影响
《母题》一书受到文艺社会学的影响，还不仅仅体现在人与文化的关系上，它所提倡的文化的继承与延续的观念也主要来自于文艺社会学。《母题》在导言中引用《艺术社会学》一书的观点，认为文化因素“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但是又必须维持相对固定的形式。作为一种客观的、自律的实体，文化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程度。”
传统的文化史观容易将文化孤立起来，认为文化间存在巨大的冲突和对立，比如“五四”新文化和传统旧文化，“文革”文化和新时期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观下，文化的发展不是一种生长、变化，而是一种斗争和轮替，它使得“自然而然”的文化史不可能被书写出来，文化史只能沦为文化断代史。这种观念认为文化不是靠文化本身的内驱力而前进的，它充满着偶然的因素，与一定时代的经济、时世、理性相关而不可重复。这种文化观充满着不可知因素，它虽然能相对地区分开两种邻近的文化状况，但它基本不可能对整个文化发展有何整体的认识，因为它不能将整体和局部结合起来，而局部一旦脱离开整体，整体也就不复为整体了。
《母题》一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具备这种整体的文化观，它将文化的发展看作是继承和延续，因而获得了不少富有价值的发现。《母题》指出要改变这种认识，“关键在于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时要把原来的思维定式扭转过来，即不是在大前提上首先把基督教看成是反动的、反人性的，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继古希腊－罗马文化之后的有历史进步性与必然性的新文化。”在这种观念下，《母题》一书得出基督教文化其实是文艺复兴的人文指引的科学认识。
正是由于文化的继承和延续观念，使得《母题》一书能打破对立与矛盾，而能从中发掘对立面的内在联系，从表面断裂的文学现象中寻找内在的脉络，向我们展现了富含辩证法的研究结论。
文化人类学的影响
《母题》不但受到文艺社会学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巨大影响，导言中明确地谈到这种方法论上的问题：“我们所说的‘文学的文化人类学视界’就是要用文化学的眼光、手段与方法研究西方文学，对西方文学中的‘人’的母题作深度把握，使文学研究达到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在泰勒的眼中，人类文明的发展如同种子发芽一样，是一种“逐渐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会存在着断裂和突兀，只有继承和延续。因而《母题》一书的整体的文化观，除了文艺社会学的观念之外，同文化人类学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文化的继承和延续观念除了强调邻近文化间的深层联系，而且还注重对文化进行寻根溯源。在文化人类学学者的眼里，文化不是随机出现的，而是像种子一样是扩散开来的。《母题》一书就贯彻着文化源头的这种思想，它把古希腊－罗马文学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学看作是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这种看法虽然貌似学界的常识，但《母题》一书可贵的是发掘出二者的互补性特征。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神－原欲－人”的人性结构，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学的“神－理性－人”结构组成了早期欧洲文学有关人、人性的理解的两种基本模式，这两种模式看似矛盾重重，截然对立，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同生共存的互补关系”。随后《母题》一书向我们展示了这两种模式是如何在中世纪、文艺复兴甚至古典主义文学中相互替换、相互调和的。这两种模式因而都具有了深远的价值，取消了对立性。《母题》一书不少章节都坚持了从大的源头来看文学、文化现象的原则，不是简单地评定孰是孰非，比如在谈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时，文中说：“基督教作为宗教文化，是植根于人的理性本质的，它在抑制自然原欲的同时，把人性提升到精神层面，使人成其为人，这是合人的理性本质的，因而，也有其人文性。”
多种文学观念和方法的调整
虽然《母题》采纳了文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但文学演变研究毕竟不是社会学研究或人类学研究，它们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上还有很大差别，这就决定了文学研究不能原原本本地照搬文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而必须有所调整。事实上，我们在《母题》中能发现许多方法和观念上的调整。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除了探讨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之外，还用了不少的篇幅谈艺术创造的问题，探讨艺术家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母题》一书对这些问题的回避是有必要的。
《艺术社会学》中一个与《母题》相关的话题是艺术与社会的双向关系，按照《母题》一书的说法，文艺与社会是一种“互补关系”，西方文学中的人、人性观与产生那些文学的社会紧密相连，因而某一时期西方文学中的人、人性的观念不但要受到那个时期社会的影响，而且反过来还会影响那个社会，最终文学和社会交互影响，像发生“连锁反应”一样发展下去。《母题》对于前一个现象论述得较多，但对后一个现象则较少涉及，比如在第七章谈浪漫主义文学时，《母题》认为：“法国大革命及革命之后动荡的欧洲社会现实，使人们在‘眼花缭乱’之余，内心世界受到了强烈的震荡。复杂而多元的浪漫主义文化思潮，正是西方人精神－心理的一种投射……”将文学看作是社会文化对它的一种投射，忽略文艺对社会的反作用力量，这似乎有违《母题》一书辩证的文化观。但事实可能并非这样简单，由于《母题》一书关注的焦点在于文学和人性，而社会只是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着，发生着效用，因而回避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力量，将文学与产生它的社会的关系进行简化处理，实际上确保了研究重心的稳定和一致。《母题》一书还存在着不少的简化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双向关系的地方，这些无疑都是《母题》在研究方法和观念上对文艺社会学的一种调整。
文化人类学研究要求跨越地理、民族的界限，来发现不同文化的类同性，从而还原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但文学演变研究有它自身的研究对象，它不同于比较文学研究，可以跨越文化、民族的界限，它必须将视角放在某一文学现象的内部之中。因而在对西方文学的演变进行研究时，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考虑东方、非洲等不同文明的类似情况，不可将它们完全纳入同一个发展步骤中进行。
蒋承勇先生的《母题》一书并未打破西方文化的范围，把其他文化的人、人性的发展囊括进来。因为这样做虽然能获得横向上的见解，但在纵向上却有打乱体系之虞。西方文化中人对人性理解的演变，有它自身连贯而又理性的发展过程，它与东方文化并不对应，横向的参照将会孤立开西方文化原本的理性流动，最终会破坏文学史的研究，而成为专题研究的汇总。《母题》一方面有文化人类学的眼光，另一方面并不过于扩展开它的研究材料和对象，而是较为稳重地集中在西方文化的内部，这不得不说是该书的又一调整。
当然，《母题》一书它还吸收了其他的理论观念，其中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马克思把文学与产生它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认为文学是历史的产物。《母题》一书把文学流派与社会、文化结合起来，认为人和文化有互补关系，这些明显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然，《母题》一书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调整。
[1]Terry Eagleton.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M].Be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76:14.
[2][3][5][6][7][9][10][11][12]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5,3,5,12,66,6,111,259.
[4]Arnold Hauser.The Sociology of Art[M]. London: Routledge, 1982:5.
[8]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M].居延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48.(原文见The Sociology of Art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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