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新时期以来很多女性作家笔下两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乔叶小说中的两性虽有碰撞，但结果总是归于和谐。乔叶在描写两性关系时，着笔在两性，用意却在更广阔的地方。通过两性之间的纠葛，乔叶关注的是社会，探讨的是人心，描摹的是世情。在当前文学消费性的社会环境中，读者的需求成了作者创作的指南针。在读者猎奇与窥隐的阅读心理期待下，在“娱乐至死”的导向下，文学创作失去了它自身的精神向标。“今天时代的热点不在精神而在物质，不在追求完美而在追求舒适。形而上的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形而下的器则有益于生存……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世俗的、浅表的、消费文化繁荣的时期”。[1]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男女之间的关系有多种被想象的类型，作家可以通过多种构思来满足读者猎奇的欲望。乔叶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河南作家，具有河南作家特有的一种朴实，在描写两性关系方面，她的作品不以猎奇取胜，乔叶不想通过渲染男女之情赢取读者，她的作品只是想通过男女关系的桥梁努力到达我们忽视、扭曲的思想、风尚与习俗。在男女正常与不正常的交往过程描写中，她关注的是在时代的浪潮中，一些社会表象背后的真实。这样的作品中与处在男性另一面的女性，多数是小人物。例如《紫蔷薇影楼》中做过小姐的女主人公小丫，《取暖》中的劳改犯妻子小春，《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中的小职员，《打火机》与《我真的害怕天黑》中的小公务员。这些呼吸于小说文本中的普通女性，大多为人妇，为人母，因此，她们与文中男主角的关系不可能是青春恋情，更多的是烦恼人生的情感插曲。而这样的文本中的男性，也多是一些平凡普通的男性，他们对于与之发生情感纠葛的女性，没有恶意的侵犯或仇怨，多是情景中的自然流露。对于这样的两性关系的描写，乔叶没有将之庸俗化为俗套的婚外情，也没有将之拔至“恨不相逢未嫁时”的爱情高度，乔叶只是将其还原至生活本来面目，以一种安稳的女性叙事来写出生活的艰辛，感情的纠结。在她的笔下，男女两性之间或是同盟者，或是对立者，但无论哪一种状态，他们的情感关系都不是乔叶所要描写的重点，传统文化及市场经济下人们对两性关系的认识是乔叶要思索的重点。
两性之间的关系之一是误解与尴尬，这种情形的形成有多种社会原因。《取暖》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尴尬与误解是男权社会与传统思想的合谋而形成的。故事的男主人公之所以会对女主人公想入非非，读者阅读时之所以会感到文本中两性之间有暧昧的关系并引起进一步阅读的兴趣，并不是因为女主人公本身的言语或身体暗示，而是来自于他人的暗示。而这种暗示本身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歧视。小春在邻人的眼中是耐不住寂寞的不良妇女，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是一个被家人赶走的刚释放的劳改犯，他在大年三十彷徨于异地小镇，望着日渐点亮的万家灯火，心里的凄苦可想而知。万般无奈之下，他在一些人的指点下走进了“方便得不能再方便”的“小春饭店”，吃饭，留宿，他不断地琢磨小春的言行举止，有一些暧昧的想象，读者跟随着暧昧的想象。结尾，乔叶延续她一贯的情节奇崛的结构方法，揭出了小春善待他的原因：小春的丈夫为维护她的尊严伤害了一个流氓，也在监狱里，小春对他好，是同病相怜。邻里对小春的“方便得不能再方便”的流言与猜测只是因为婚姻中女性的丈夫不在身边，这样情形下的女性给予流言一种极好的材料。因此“取暖”于小说文本表面是这个刚释放的劳改犯于雪夜中寻求温暖住所的显在行动，而在小说文本深处，则是无辜、善良、被伤害的小春得不到镇上人的同情，反被嘲笑、歧视，因而内心需要温暖的社会现状。小说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残忍的社会风尚，女性被侮辱、被伤害后非但得不到世人的同情，反倒会成为无聊之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在女权运动发展的当代，在某些村镇，女性的处境仍有待改善。经济的发展可以快车道，女权运动可以高举旗帜，都市里的女性可以自由地处置自己的情感与身体，后现代的女作家可以用“身体写作”向世界宣布自己的独立与自由。但这只是部分女性生存的环境，还有更多的女性生活在类似小春生活的环境中，在这样广阔的领域里，男女两性关系如何仍然取决于传统的思想与习俗。文末他与小春之间的理解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男女两性的理解，而是两颗被冰冷世情伤害的心的相互取暖。
男女两性关系中有一种比较特殊，他们可能是陌生人，相遇可能是一种偶然，相遇之后的关系发展会有多种可能，但最基本的是女性处于被动地位，这种特殊关系就是嫖客与“小姐”的关系，金钱与肉体是他们关系的重点。对于这类两性关系会有多种描写，乔叶关注的是我们忽视的但生活中却经常存在的这样的两性关系中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小姐”去职以后的生活。《紫蔷薇影楼》中的小丫的经历是市场经济浪潮下进城打工无学历有相貌的部分农村女性的形象描绘，她们冀图利用青春在短时间内改变自身命运，城市为这种希望提供了可能。“城市的出现，为女性走出传统、走出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2]在遥远的他乡，她们用身体积聚未来生活所需的原始资本，三五年后，她们携带着这些钱回家乡，找一个丈夫结婚生子过安稳的后半生。对于这部分人的这种生活经历与脱贫途径，主流社会意识是避而不谈的，无法正视，因为一些问题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在发展中都会有灰色的成分，经济发展的滚滚大潮中总会有一些泥沙。《紫蔷薇影楼》中的小丫是个聪明的女子，做“小姐”时有明确的职业取向与职业价值观念，她并不认为做小姐是多么不道德的事情，认为与其他工作一样，身体不过是工作的手段而已。在诸如小丫这些人的价值观中，在青春时期利用身体与社会交换回自己迫切需要的金钱，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感觉虽不光彩，但作为一种原始资本的积累方式，也是可以谅解的事情，只要洗手不干回老家过正常的生活时无人知晓即可。回到家乡后，生活也在她的谋划下平静地向前延伸着，她恋爱、结婚、生子，一切如普通女子一般，那段青春岁月被小丫雪藏了，直到旧日“客人”窦新成的出现，才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小丫与窦新成的较量，表面上是一个旧日嫖客对“从良妓女”的纠缠，他们几番交手，小丫为了保护自己的影楼，不得不向窦新成屈服，窦新成如愿以偿，重温旧梦。这两个男女间的较量看起来是强势的男权社会对弱势女性的压迫，男女之间的对抗应是尖锐的，但故事在尖锐中突然显出了一种柔软。小丫在屈服的时候，理性上应该厌恶窦新成，但事实上是她的身体却感到了愉悦，如果说第一次是被逼无奈，之后的一而再，再而三却与逼迫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小丫身体的需要，因了这种需要，也冲淡了小丫对窦新成应有的仇恨，相反，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情，文末两家的握手言和让小丫与窦新成达成了最后的和解。我们无法预知他们二人在未来的生活中是否还会相互纠缠，但乔叶描写小丫向窦新成屈服的经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小姐”生涯对小丫身心的改变。小丫可以妓女从良，可以滴水不漏地过完余生，但她的身体，她的心灵永远不可能回归到离开家乡出去打工前的状态。这样，《紫蔷薇影楼》的探索指向就不再是男女两性，而是如小丫一般的女性人生，她们能与男性和解，不能和解的是她们的现状与过去经历对身心的影响。乔叶通过此种两性叙事的手法最终使批判的矛头仍指向女性自身，改变女性身心的不只是两性关系，而是经历。
男女两性关系中的一种是婚外情，在这个过程中，男女双方在感情进行中都会有一定的灵魂挣扎，这种挣扎来自于各种原因，或对家庭本身不满意，或是自我情感的发泄。人们容易关注的是如物质、感情方面的原因，但生活本身往往比我们想象得更复杂。如果说《紫蔷薇影楼》中女性自身灵魂的挣扎在文本中处于隐性地位，需要仔细琢磨才能看得出来的话，《打火机》中的余真的灵魂挣扎与斗争却是明白透彻。故事披着一个老套的外衣，胡厅长休假时追求艳遇与刺激，偶遇了有几分姿色的下属余真，故事在追逐与反追逐中展开，得力于乔叶语言的细腻流畅，只是这样叙事也可以是一个可读性较强的故事，《打火机》的意义探讨显然并不满足于此。细腻的性心理描写带给读者的是余真伤痛的过去，以及这种过去对余真脱胎换骨的改变。余真在16岁时遭到强暴，从此由一个“坏孩子”变为一个彻底的好孩子，以后又是好职员、好妻子、好母亲，她也习惯了这种好，以为自己忘了曾经的坏。如果说每个人都曾有一个本真的自己，那么，适应社会的过程就是本真渐渐丢弃的过程，在层层裹起的帷幕里，呈现给世人的是个外在的帷幕，内心曾有的本真永远地封存在心底，这一社会化的过程对于女性要求更甚。因此，女性本真被包裹得最严密，女性欲望被雪藏得最彻底，外人眼中的“好”未必是女性真实愿望，女性心中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与欲望，这种欲望与秘密泄漏出来也未必能得到世人的理解。而颇为吊诡的是，余真的本真消失源于男性的侵害，她本真的恢复仍然来自于男性，只是这次是在“艳遇”的幌子下。由此可见，在21世纪的今天，女性自由和男性还是有很大关系，两性关系还是会决定女性的生活走向。因此，不管多少女性心中有疯狂的想法，多少女性在午夜梦回时不满足于现实，女性的内心真实欲望仍须男性唤醒，乔叶关注了这些人不为人知的灵魂挣扎暗流。《我是真的害怕天黑》中的刘帕，一个有着稳定工作的公务员，表面上是因为丈夫嫖娼离婚，实际上是她主动与平淡婚姻告别，乔叶用诗一样的语言描写了她夜里的自慰，不过是写出了她于社会中得不到安慰，她隐秘的需求无处安放。只有在夜黑人静时，刘帕才遵从了自己内心的真正呼声，“我们是我们的境况：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瞬间；同时，我们是某种不能被降低成那些状态的东西，无论这些状态如何制约我们。”[3]在白天，在单位，在别人眼中，她仍是个尽职的公务员，这种白天社会化的角色表现与夜里私密的行动之间难以通融。普通人无法理解她会与一个由窗而入的民工窃贼达到身体上的和谐，也就无法理解她的身心需要。刘帕对男性的期望体现在同事张建宏与民工身上，这种期望体现了刘帕理想的两性关系，白天的男性对女性的理解、呵护、关爱，是灵魂的和谐，晚上则是身体的放纵与和谐，这样的两性关系也许是许多现代女性都期望的，也应该是最简单最容易实现的。但现实社会里，刘帕只能与张建宏在道德许可的范围内有一种有节制的好感，晚上她的欲望发泄只能通过从窗户进来的民工实现，文末这种关系的暴露说明了这样一种关系也不能为世人所理解与接受，女性对于心仪的两性关系的期望永远是一种奢望，女性真实的欲望只能在社会中雪藏。《失语症》中的尤优作为一个官太太，有着别人羡慕的一切，但她并不开心，表面上她需要的是一种平淡的生活，实际上她想要的是一种“本真”，乔叶以李确、程意与尤优来构造了一个一女二男的故事基型，但在这一基型中，因为李确不知程意的存在，在叙述上仍然是尤优与程意、尤优与李确的两两相对。文本表面上是尤优的婚外情爱对婚姻产生了冲击，尤优在选择上进退两难，实质上，与程意的婚外情不过是尤优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表现，她爱的不是程意，只是一种别人不知的自在。和这种心灵的自在是不能为人道的相似，尤优的真实想法也是不能为人道的。如果说她的丈夫患上的是外在“失语症”疾病，尤优却是心灵的“失语”，因为她的本真需求一旦说出来，不会被一般的社会标准所容纳。人们判断你活得幸福不幸福，并不是你的现状与你内心之间有无冲突，而是你生活的外在表现，在这一标准面前，女性只有失语。在尤优的精心照顾下，李确的失语症治愈了，而尤优的失语症只怕还要继续下去。尤优们对本真生活的渴望不可能和整个文明对抗，因此，她们只能失语。
乔叶关注的两性关系中，婚姻中的女性面对异性有多种态度，但这多种关系有一个共同点，即两性关系在碰撞中有和谐。两性关系有误解，有伤害，有斗争，有屈服，但最终都走向了谅解。如果说作品的主题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思想意识，那么，乔叶作品中描述的这样的两性关系也体现了乔叶对人生的认知态度。不管用什么样的技巧来结构故事，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法来吸引读者，对于生活本身来说，两性的和谐相处是这个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婚姻带给人疲惫，外遇给两性一定的诱惑，但社会上沸沸扬扬的男性找“小三”、“二奶”，富婆寻刺激的报道归根结底是为了炒作，是为了吸引眼球。也许男女两性在长期的婚姻关系中会偶尔失足，但最终婚姻与家庭的稳定永远是人们的期望。这样的创作思想底蕴来自于乔叶的出生与经历，作为一名出生于中原的70后作家，对社会的温和态度，对人生积极面的倡导，是她这样的女性叙事的根源。积极地面对生活，将探索的目光从两性关系的表面深入引起这些现象的社会原因中，在温馨的叙事中引发读者的思考，通过巧妙的故事结构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乔叶的作品本不是为了主流意识形态，但她的作品给读者的却是引起探索真相的冲动。在欲望泛滥的当代，乔叶对于两性关系探索的小说给读者带来了阅读快感的同时也引起了读者内心的温柔之情，而这一点在当代创作界尤为重要。任何作品都离不开男女两性关系，但乔叶的作品并不媚俗，也许乔叶的小说还不够深刻与境界阔大，但在当下的文学消费时代，作家有自己一个“审美”的向标并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思考，并显露出一颗对于社会的温柔之心，这样的创作已经值得欣赏。
[1]宋遂良.漂流的文学 [J].当代文学评论,1992(6).
[2]李小江.阅读的维度与女性主义解读——析张抗抗的《作女》[J].文学评论,2003(4):34-41.
[3]〔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著.黄灿然译.纪念萨特[Z].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第三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13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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