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素琴

成长主题和德国成长小说

成长是一个古今中外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类学词汇，成长是指少年经过生活的磨炼之后，获得对人生和社会的经验以及独立面对世界的精神力量。流传在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成人仪式代表着人类这种“文化经验的伟大意象”，成长因此被赋予神秘的色彩。成长同时也受到诗人、艺术家和作家的关注。中世纪末，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1170—1220）的中世纪史诗《帕齐法尔》（1210）和汉斯·格里美豪森（1622—1676）的《痴儿流浪记》（1669）把传说里的成长故事上升到文学的高度。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确立了成长主题在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以这部小说为开端，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得以确立。文学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成长小说盛行的心理因素来自德国人的内倾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非政治性的、倾向内在世界的文化特征。19世纪至20世纪初，成长小说主人公的视角由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少年成为新的成长主体，他们不再是踌躇满志、怀有远大理想的青年，而是敏感内向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物。

凯斯特纳作品中的成长主题

凯斯特纳在魏玛时期总共发表了四部儿童小说：《埃米尔擒贼记》《小不点和安东》《5月35日》《飞翔的教室》等。《5月35日》中，康拉德穿过叔叔家的衣橱，经过四个不同的地方，最终到达目的地南太平洋，构成了单一的旅行历险故事。《埃米尔擒贼记》中，跟着埃米尔以及柏林少年们追踪小偷的脚步，凯斯特纳展现出一幅现代都市的画面。《小不点和安东》的故事主要由两条线以及两条线的相互交织构成，其一是小不点化装卖火柴，其二就是安东和母亲的故事。两条线的交点在于安东识破了小不点保姆的阴谋，帮助伯格先生抓住了企图入室盗窃的小偷，表现出少年的正义和善良美德。《飞翔的教室》中，圣诞节戏剧的排练和演出贯穿故事始终，还包括寄宿学校的学生和实科中学的学生之间的争端，学生乌利勇敢的一跳，两个儿时伙伴多年后再次相见以及马丁因为没钱而无法回家过圣诞节的苦恼等线索。五条线索互相交织，多个主题并存，有关道德的思考散布在小说各个角落。四个故事的表现手法各不相同，透过表面的神奇之旅、都市历险、纯真友谊和圣诞故事，随处可见少年成长的忧虑和苦恼：埃米尔独自前往陌生的地方，出于对母亲的愧疚，他执著地要找回丢失的钱；安东忍受着生活的不公，主动担负起家庭的重任；学校里，约尼缺失父母的温暖，比同龄人显得早熟，乌利因为被同学认为是“胆小鬼”而苦恼，而马丁则因为家里缺钱，不得不在圣诞节与父母分离而伤心。故事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阴郁色彩。这些忧郁源自主人公逐步脱离充满天真幻想的童年生活，成长为一个对家庭、社会和朋友背负责任感的少年的过程。以埃米尔为代表的少年们身上具备传统的成长小说中成长主体的特点，他们逐渐从家长和外界给童年时期的康拉德提供的虚幻世界中走出来，经过在现实面前的惊慌情绪、努力改变现实的本能行为，到后来开始思考社会中的不公现象，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的过程。按照凯斯特纳小说中成长主题的特殊模式，笔者将这四部小说归为一体，称为蒙太奇式的成长小说。作家把童年生活的画面作为电影镜头，运用剪辑和组合等方式把这些镜头连接成一部关于少年成长的小说。镜头虽然是零散的，但却包含着少年成长的几个重要因素：

　　线索一：代表社会的都市。都市始终是凯斯特纳的创作主题。康拉德见到的是一个未来都市“电动城”。这时的他还未获取完全的社会意识，当城里的一切让他觉得反感而无法接受的时候，他可以选择离开。随着他的逃离，电动城也自行崩溃。这暗示一种美好的泡沫般的幻想。埃米尔虽然来到了大城市，但还保留着小城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一开始埃米尔因为“不了解大城市的规则”而疑惑，像位迷路的游客一样观察周围[1]，后来被涌动的大都市所吸引。城市作为公共场所，要求自制和高度的社会性，个人才可在此获得或提供帮助。身在柏林就意味着更强的社会化程度。生活在柏林的安东就不再有埃米尔初到此地时的青涩。生活的艰辛让他无暇顾及城市的繁华和喧闹。安东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性，冷静且机智，主动承担作为普通公民的社会和道德责任。他看到夜幕下的罪恶并及时制止，社会道德感是他行为的驱动力。寄宿学校是个封闭的幻想世界，但同时又是社会的缩影。聚集在这里的少年都有各自的故事。首先，寄宿学校里的学生们性格鲜明，他们自行决定团体里的分工。他们跟外校学生发生冲突是年少气盛的结果，但他们敢于承担后果，接受老师尤斯图斯的惩罚，这同样是作为社会人承担责任的表现。另外，寄宿学校之外的社会在小说中并未直接体现，但少年们很早就尝到了现实的冷酷。约尼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抛弃，长大后的他独立自主，心智成熟。好学生马丁的父亲失业，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他不得不跟安东一样，无奈地接受社会的不公。马丁成长的标志是，他开始对社会产生怀疑，开始思考社会不公产生的根源。当然，对一个少年来说，找到“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个让人挠头的难题。可以说，从康拉德到马丁的成长，是少年逐步实现社会性的过程。

　　线索二：脱离家庭庇护。成长主题的一个经典模式是成长者离家出走，寻找理想中的世界。在凯斯特纳的四部小说中，离家同样是贯穿少年成长的行为，既指空间地域上的离开，也指心理上的疏远。《5月35日》中，叔叔代替父母与康拉德一起前往南太平洋。康拉德和叔叔、康拉德的父母分别形成家庭里的儿童阵营和成人阵营。成长者离家出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自己的理想与家庭，尤其是与成人世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故事的结尾，康拉德从幻想国最终还是返回到父母的家中，他的出走仅为梦中的自我满足而已。同时，少年开始脱离家庭的过程也是与父母的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埃米尔和安东与母亲共同生活，父亲早逝，约尼被父母抛弃等。埃米尔、安东、马丁一方面逐步脱离深爱着的母亲，同时又慢慢获得对自己充满父亲般关爱的成年朋友。成长中，母亲和父亲的地位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线索三：自我教育的过程。凯斯特纳的成长主题中，自我教育的基础在于少年成长的痛苦和悲伤。“在完全没有悲伤和痛苦，完全没有不幸和混乱的情况下，成长和自我实现可能吗？” 焦虑导向整合和超越，激情使人的经验更加充实和成熟。悲剧意识不仅不是对人的否定，而且能使人的经验变得高贵深刻[2]。自我教育的过程与成长主体的社会性的过程紧密相关。埃米尔在柏林的经历，是他生命的首次释放。脱离母亲关切的目光，是面向自我教育走出的第一步。在面临困难时，他自由地选择能给他帮助的人。大城市教会了少年要向他人寻求帮助，同时履行自己的责任。正如卢梭的爱弥儿，他也在学习，变成一个社会性的人，“能在社会中生存，而不破坏世界。教育的目标是要成为完整的个人——思想如是，行为自由——这样的个人可以签订一份社会契约，这份契约会让个体存在的社会化过程控制在适当的程度”[3]。成长为一个道德者是成长者最终实现自我教育的重要表现之一。埃米尔等少年的成长过程和成长经历，也是现实中每个人必经的挑战和心理发展历程。埃米尔的善良勇敢、关心他人以及他的责任心，都蕴涵着丰富的人性内涵，表现出一种道德的力量。其实，埃米尔的成长也是对儿童自我价值的认可。他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提示出一个积极的主题：传统美德诸如爱、宽容、责任、团结等永远都是伟大的。自我教育的目的此时在于获得社会交往的能力，发展行为和交流技巧，以便更好地解决矛盾。

　　综上所述，作家通过这些小说展现给读者一个少年成长的故事。“凯斯特纳在小说（指《埃米尔擒贼记》）中引入了经典成长小说和历险小说的元素，只是在内容和功能上做了些改变”[4]。然而，读者虽然可以在上述作品中找到成长小说的影子，比如年轻的男性主人公、注重人格修养和道德教育等，但凯斯特纳笔下的成长主体非单纯的一个人，而是通过不同少年的经历来表现人类意识中的成长主体的不同阶段，德国传统成长小说的模式因此被赋予了凯斯特纳的语言：

　　第一，传统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通常是经过一系列的错误和失望之后，最终实现与客观世界的平衡。凯斯特纳笔下的成长主体也在经历失望和错误，但他们处在人生阶段的初期，刚开始接触客观世界，因此也谈不上最后实现与客观世界的融合。第二，传统成长小说的主人公的成长是个完整的过程，经历苦恼——反叛——适应三个阶段。凯斯特纳的成长主体始终处在成长初期。他们的苦恼笑中带泪，无须像传统成长小说主人公那样必须通过个人叛逆来摆脱成长的烦扰。凯斯特纳的艺术创作手法正好符合他笔下特殊的成长主题，幽默和讽刺中夹杂着淡淡的忧伤。埃米尔、安东和马丁在半推半就中接受成长的必然过程。第三，虽然传统成长小说和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都注重道德塑造，但道德教育的手法有所不同。启蒙运动之前的成长小说，主要通过主观思辨获得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提升。启蒙运动后的成长小说注重成长者的社会化历程。成长不仅是个人的事件，而是民族和国家的公共事件。随着他们社会经历逐渐丰富，成长者通常自主实现道德上的净化，代表作品就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凯斯特纳笔下的成长主体本身已经具备特定的道德素质，在成长过程中也实践着自己曾经受到的道德教育，但由于其发展的特殊阶段，通常需要成人的指导。在这一点上来看，凯斯特纳成长主体的道德本质已经确定，随着与社会和客观世界的接触，他们的道德不断体现出来并得到外界的肯定。比起传统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以埃米尔为代表的主人公较少受到道德抉择的苦恼，他需要完成的是学会如何让自己的道德在客观世界中生存。第四，凯斯特纳在魏玛时期还创作了一部成年小说《法比安》。小说中凯斯特纳一改之前轻松幽默的文风，笔触尖锐严肃，整体基调黑暗。获得博士学位的日耳曼学者法比安不幸失业，他沉湎于柏林的夜生活，穿梭在酒馆饭店之间，经历刻骨铭心的爱情，拥有伴其左右的朋友。但是，表面上的欢愉掩盖不住他内心的迷茫和恐惧。他追求正直的道德，他急于融入城市社会，但多次被拒之门外。女友的背叛，好友自杀，让他更加感受到人生空洞乏味，甚至母亲都无法将其挽回。他实现自身道德价值的最后一次尝试：他自己虽然不识水性，但毅然跳水去救一名落水儿童，自己却不幸溺水身亡。凯斯特纳借助法比安的经历表现的却是一个道德者在现代大都市中无所适从的状态。如果把法比安也作为埃米尔成长的一个阶段，或者埃米尔成长的终极阶段来看，就更加丰富了凯斯特纳作品中的成长主题。埃米尔的成长在发展到成年后的法比安阶段，戛然而止。法比安脱离社会，借生命的终结喻示埃米尔成长的失败。心理学大师荣格用太阳的运动轨迹来形容人的成长，“清晨，他从无意识的夜晚的海上升起，……愈爬愈高，到达苍穹。……中午一到便开始下降。下降的含义便是把早晨他所憧憬的一切理想与价值都一笔勾销了。太阳开始陷入自我矛盾之中。……光与热渐渐地消失，最后终于熄灭”[5]。太阳的陨落可以发生在人生的晚年，中年，甚至青年时期。成长少年埃米尔还处在太阳不断上升的早期，躲在家庭、老师和成年人的保护之下，虽无波澜壮阔的起伏，但也经历着内在和外在的矛盾冲击。长成大人后的法比安注定要踏上下降之路，原因在于“他所憧憬的一切理想与价值都一笔勾销了”。死亡与年龄无关。“生命的终点——死亡，只有当我们觉得人生乏味时，才会觉得乐于去接受”[6]。在现代成长小说或“反成长小说”中，主人公没有得到“幸福”，对未来战战兢兢。同经典成长小说中那些已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相比，他们还未长大成人。凯斯特纳的成人小说《法比安》具有典型的“反成长小说”的结尾：道德者法比安最终未能实现与社会的融合，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水，就是这个杂乱无章的社会。知识分子的道德尝试被“水”吞没，但是从水中爬上岸的小孩，则预示着道德的重生。

结语

凯斯特纳擅长把成长主题进行蒙太奇式的组合，分散到不同的作品中。随着康拉德到马丁进而到成年人法比安的成长，传统道德在经过实践之后，却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价值，道德载体的没落象征传统道德的告终。法比安为救落水儿童不幸自己溺水身亡是小说中的标志性场景。看似悲剧的结尾，同时也隐藏着作家的希望：落水的儿童是会游泳的。他从水里爬上了岸。这个结尾象征着新生力量的适应性。爬上岸的识水性的儿童代表着一种新秩序的产生，体现了整个社会的过渡，或者说重新开始了新的成长之路，对于成长的结果则有一种“拭目以待”的意味。如上分析足以说明，凯斯特纳笔下的成长主题的基点在于，他认为孩子们承载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被称为“乐观现实主义”的幻想，或许这正是凯斯特纳儿童小说的魅力所在。

　　[1][3]Helga Karrenbrock M?rchenkinder-Zeitgenossen Untersuchung zur Kinderlitera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 [M]. M und P Verlag für 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 Stuttgart, 1995.

　　[2]冯川.文学与心理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4]Isa Schikorsky Literarische Erziehung zwischen Realismus und Utopie–Erich K?stners Kinderroman Emil und die Dedetive. In: Betthina Hurrelmann(Hrsg.): Klassicker der Kinder-und Jugendliteratur. Fischer Taschenbuchverlag, Frankfurt am Main,1995, S.216-231.

　　[5][6]〔瑞士〕荣格著. 黄奇铭译.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